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曾发出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帮他找到了答案，这也是作者吴晓波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的完结之作。该书从历史的深度挖掘了政企关系的根源，有益于企业认清我们的环境并有所借鉴地理解和应对市场。
　　
　　早慧的进步
　　其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作者赞同将当时齐国的管仲视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备经济思想的人物，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他在放活微观的同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通过盐铁专营的制度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即国家通过控制关键性生产资料以增加收入，并增强管制经济的能力。这对后世政权产生了巨大且根本性的影响。
　　进入战国，为完成秦朝霸业，便有了“商鞅变法”。商鞅通过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三大措施，把秦国变成了一个战争机器。农耕，就是让农民都去种地，严禁商人贩卖粮食，同时禁止农民购买粮食，并坚持重税负，“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军战，就是建立军爵制度，以杀敌多少来计算，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这是打破贵族制度的进步，但惩罚措施也是极其残忍的。中央集权，便是著名的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推广郡县制。
　　从管仲对中央集权的最初实验，到商鞅的极权主义，作者谈到，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已基本定型。
　　
　　管制的倒退
　　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时，必会出现一次变革，“王安石变法”便是宋代的转折点。均输法，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青苗法，农户每年可向当地官府借贷两次，利息为20%。种种法令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国家与商人争利之意明显。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自王安石以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对于专制型政权，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二：外患和内忧。明朝政府用“闭关锁国”和“男耕女织”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然而，此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洋文明的时代到来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则退步了。
　　
　　工商的困境
　　该是揭晓答案的时候了。作者归纳出了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工商“经典困境”：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其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读史明智，有的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是问题。
　　（本书作者为吴晓波，中信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王 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