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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宋时期官学风气败坏，选拔人才制度混乱，教育异化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叶适从永嘉学派事功思想出发，强调后天教育对人性塑造的作用，并且重视教育实践的检验作用，他从教育的制度层面和具体方法层面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措施，意在重振儒士“内圣外王”之精神内涵，为国培养可用之才。
关键词：叶适;美育思想;永嘉学派;实践
叶适，温州永嘉人（今浙江温州），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是南宋时期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奠定事功学说的大儒。纵观其一生，自他十六岁进村塾执教开始，到出仕任职于太学正、太学博士、国子司业，退休后又重新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直至七十四岁死才终止，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教育有缘。也正是如此，他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教育思想非常值得后世借鉴。《易·系辞》中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本就合为一体，但是到了南宋时期逐渐出现了重道轻器之风。永嘉学派认为空谈心性并不可取，于是为了仕途重新弥合道器分割的局面，提出了以“器”合“道”的观点，重视“器”的实践检验价值。而这种重器、重实践的思想也对叶适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叶适美育思想的提出
叶适的美育思想在《制科》中明确提出，“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1]801。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止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且拥有化育天下的伟大胸怀。这一点与孟子追求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如出一辙，教育不仅要追求自身道德的充实，还需向外散发，重视自身的社会作用，用自身充实而有光辉的品德化育天下。
叶适的美育思想基于永嘉事功学派的哲学思想，强调“道”“器”的合二为一，而这一美育思想的提出与南宋社会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弊端息息相关。当时选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科举;其二制科;其三荐举;其四、荫补。其中，科举是主要的方法，而制科、词科和举荐则作为补充，有效弥补了科举选拔人才中的偶然性。荫补则作为一种特权存在，是一种变相的官僚世袭制度。就其美育思想形成来说，与前三者相关性更大。
在科举方面，社会选拔人才选用科举制度无可厚非，但是南宋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显现出不一样的味道。当时的科举变成了一种出入仕途的工具，使得读书的目的异化为获取功利的手段和工具。叶适对此归纳总结出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是士人只专门诵读程文（科举考试的模范文章），因此文艺不佳……二是过去‘为士则知义’，现在读书目的只是为了做官……三是‘解额’各地有一定的名额。‘百人解一’即一百人中有一人参加州府解试或转运司考试，及格称之为‘发解’，再到京师礼部参加会试。因浙闽读书人很多，‘解额’相对少;江淮一带地广人稀，读书者少，‘解额’很宽，以至将仅能识字成文者充数。”[2]教育失去了对人的文艺、品德等培养的意义，变成了为获取官位的赤裸裸的工具。为了区域公平，又将人才的标准再次下放，严重到选人才只需要识字的地步。
在制科方面，南宋制科沿袭了唐代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延续，主要是填补了科举制度的一些先天性的缺陷，能够起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用。当时制科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二是“博学宏词科”。而实际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宋代并没有发挥其真正该有的作用，据聂崇岐先生根据史料汇集得出的结论记载，“宋代制举之诏虽数数下，而御试则仅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一人。”[3]可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选取人才之数极少，影响甚微。而针对“博学宏词科”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叶适却认为是社会危害大于所得益处。他指出“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1]803儒家强调“藏礼于器”“道器合一”“文质彬彬”，即形式与内容、品德与外表、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但是词科兴起之后，过分强调矫揉造作的形式之美，忽视了仁义道德的内在品质培养。叶适将危害归纳为“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1]803。这一语道破了词科对人才培养的危害。
在荐举方面，如果说词科将人才培养的品质拉到了“不知义、不知方、不中器”的层次，而荐举制度则将人的品德再次拉低。所谓荐举，即由高级官员推荐低级官员。如果说，荐举得当，程序公正无私，倒亦可用。但是，实际上却“成了官场上的一种交易”[2]221，造成了政治腐败。而士人、小官为了得到大官的荐举，“卑身屈体以求之，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荐举制度使得这些人将仁义廉耻抛之脑后，众多士人、官员都已腐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二、叶适美育的实践方法
當现行人才选拔制度使教育变成了一种荼毒人的形式，使得众多人才变成了不知廉耻的伪君子，变成了贪图蝇利的小人。用这样的“人才”治国，其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因此在南宋这样一个生死存亡之际，为了培养匡扶社稷的人才，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对此，叶适主张将改革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视界中，系统化、全方位的改革，包括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在宏观层面要解决教育体制与社会其他制度的相容性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即有效达成美育理念执行的方法。
在制度层面，人才选拔制度的不合理对人才的培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叶适认为：“然犹未至如今之世，既养而不取，虽取而不养，而其养之也常于其所不取，其取之也常于其所不养。”[1]676即主要是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养而不取”和“取而不养”的弊端，因此必须在体制层面厘清两者的关系，使它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养而不取”是指南宋设立的官学非常之多，但是由于“无取士之法，无考察之意，学官与诸生泛泛焉不相知名，无教无劝，幸其岁满，则掉臂而去，既去若素所不至者，盖一官司耳”[1]677。没有正确的从官学中选取人才的制度方法和意愿，以及在教学过程中教官与学生不够亲近，对学生起不到教育与劝导的作用，以至于官学成为废弃人才的地方。至于“取而不养”，叶适指出，“天下多以其词艺为不当得……朝廷既以取之，虽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较，则取而不养，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革者也”[1]676。天下以词科选取人才的方式不得当，但是明知这样选取的人才不堪用，却还是只取而不培养，缺少有效的改革措施。针对上述问题，叶适在体制层面的改革提出了两点解决的措施： （一）“ 法度不立，学为无用。”[1]677法度，即规矩、制度。正是由于缺少取士的有效方法，缺少有效的关系制度，使得学官与诸生相互不了解，以至于影响教学的质量。叶适强调建立官学当中的严格规章制度，并且在教学中强调传统礼文化的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堪用之才。
（二）“宜使考察，或进于太学，或遂官之。”[1]801用适宜的方式加强考察，选拔其中优秀的人才，直接保送太学，或者推荐做官，这一步有效解决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不可持续性。
在教育方法层面，叶适所要做的就是在教育中恢复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先生对“内圣外王”解释道：“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4]“内圣”强调道德品行的锻炼，而“外王”则是向外推行王道，侧重社会责任方面。叶适将“致知”作为成为圣贤基本的、首位的途径，是大学的出发点。如何致知呢？“致知”源于《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其后并无解释。后世多有大儒为其注释，如朱熹、陆九渊、叶适、王守仁、泰州学派王艮等。通过同时代朱熹和陆九渊“致知论”的比较，可以发现叶适的“致知论”在当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朱熹认为，“理”之外别无他物，但是又说性就是理，致知则成为一个向内心探索的过程。陆九渊提出“简易功夫”，致知说一念之功，则很明显受到了禅宗的影响。与上述二人向内追求不同的是，叶适“致知”的途径是“内外交相成”。叶适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跳出了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对立，因此，在教育方法上既不采用类似于程、朱强调心性的做法，也不完全依赖于外界事物的介入，而是从永嘉学派事功思想出发，重视实践检验，他说：“会之以心，验之以物。” [1]694圣人之言，学习之后必须在实践当中检验，实践中如果出错就需要不断改变，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三、结语
叶适美学思想是从永嘉事功学派的哲学观点出发，出于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他看到了当时人才选拔制度，包括科举、制科和举荐等对教育制度的异化作用，使教育成为一种出入仕途的工具，而圣人育人的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荡然无存。为了使教育从功利化的工具中走出，对当时人才选拔制度异化进行纠正，叶适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法，涉及教育制度和方法，意在重拾教育化育天下的偉大胸怀。但是他又同时强调理论须与实践的结合，而非空谈心性，并认为圣人的教诲不仅需要学习，还需将所学放到具体的生活当中检验，如此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1]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周梦江，陈凡男.叶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0.
[3]聂崇岐.宋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1-194.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437.
作者简介： 李正柏，温州商学院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讲师。
王路，《人民艺术家》编辑部。
关键词：叶适;美育思想;永嘉学派;实践
叶适，温州永嘉人（今浙江温州），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是南宋时期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奠定事功学说的大儒。纵观其一生，自他十六岁进村塾执教开始，到出仕任职于太学正、太学博士、国子司业，退休后又重新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直至七十四岁死才终止，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教育有缘。也正是如此，他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教育思想非常值得后世借鉴。《易·系辞》中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本就合为一体，但是到了南宋时期逐渐出现了重道轻器之风。永嘉学派认为空谈心性并不可取，于是为了仕途重新弥合道器分割的局面，提出了以“器”合“道”的观点，重视“器”的实践检验价值。而这种重器、重实践的思想也对叶适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叶适美育思想的提出
叶适的美育思想在《制科》中明确提出，“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1]801。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止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且拥有化育天下的伟大胸怀。这一点与孟子追求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如出一辙，教育不仅要追求自身道德的充实，还需向外散发，重视自身的社会作用，用自身充实而有光辉的品德化育天下。
叶适的美育思想基于永嘉事功学派的哲学思想，强调“道”“器”的合二为一，而这一美育思想的提出与南宋社会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弊端息息相关。当时选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科举;其二制科;其三荐举;其四、荫补。其中，科举是主要的方法，而制科、词科和举荐则作为补充，有效弥补了科举选拔人才中的偶然性。荫补则作为一种特权存在，是一种变相的官僚世袭制度。就其美育思想形成来说，与前三者相关性更大。
在科举方面，社会选拔人才选用科举制度无可厚非，但是南宋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显现出不一样的味道。当时的科举变成了一种出入仕途的工具，使得读书的目的异化为获取功利的手段和工具。叶适对此归纳总结出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是士人只专门诵读程文（科举考试的模范文章），因此文艺不佳……二是过去‘为士则知义’，现在读书目的只是为了做官……三是‘解额’各地有一定的名额。‘百人解一’即一百人中有一人参加州府解试或转运司考试，及格称之为‘发解’，再到京师礼部参加会试。因浙闽读书人很多，‘解额’相对少;江淮一带地广人稀，读书者少，‘解额’很宽，以至将仅能识字成文者充数。”[2]教育失去了对人的文艺、品德等培养的意义，变成了为获取官位的赤裸裸的工具。为了区域公平，又将人才的标准再次下放，严重到选人才只需要识字的地步。
在制科方面，南宋制科沿袭了唐代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延续，主要是填补了科举制度的一些先天性的缺陷，能够起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用。当时制科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二是“博学宏词科”。而实际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宋代并没有发挥其真正该有的作用，据聂崇岐先生根据史料汇集得出的结论记载，“宋代制举之诏虽数数下，而御试则仅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一人。”[3]可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选取人才之数极少，影响甚微。而针对“博学宏词科”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叶适却认为是社会危害大于所得益处。他指出“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1]803儒家强调“藏礼于器”“道器合一”“文质彬彬”，即形式与内容、品德与外表、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但是词科兴起之后，过分强调矫揉造作的形式之美，忽视了仁义道德的内在品质培养。叶适将危害归纳为“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1]803。这一语道破了词科对人才培养的危害。
在荐举方面，如果说词科将人才培养的品质拉到了“不知义、不知方、不中器”的层次，而荐举制度则将人的品德再次拉低。所谓荐举，即由高级官员推荐低级官员。如果说，荐举得当，程序公正无私，倒亦可用。但是，实际上却“成了官场上的一种交易”[2]221，造成了政治腐败。而士人、小官为了得到大官的荐举，“卑身屈体以求之，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荐举制度使得这些人将仁义廉耻抛之脑后，众多士人、官员都已腐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二、叶适美育的实践方法
當现行人才选拔制度使教育变成了一种荼毒人的形式，使得众多人才变成了不知廉耻的伪君子，变成了贪图蝇利的小人。用这样的“人才”治国，其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因此在南宋这样一个生死存亡之际，为了培养匡扶社稷的人才，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对此，叶适主张将改革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视界中，系统化、全方位的改革，包括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在宏观层面要解决教育体制与社会其他制度的相容性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即有效达成美育理念执行的方法。
在制度层面，人才选拔制度的不合理对人才的培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叶适认为：“然犹未至如今之世，既养而不取，虽取而不养，而其养之也常于其所不取，其取之也常于其所不养。”[1]676即主要是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养而不取”和“取而不养”的弊端，因此必须在体制层面厘清两者的关系，使它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养而不取”是指南宋设立的官学非常之多，但是由于“无取士之法，无考察之意，学官与诸生泛泛焉不相知名，无教无劝，幸其岁满，则掉臂而去，既去若素所不至者，盖一官司耳”[1]677。没有正确的从官学中选取人才的制度方法和意愿，以及在教学过程中教官与学生不够亲近，对学生起不到教育与劝导的作用，以至于官学成为废弃人才的地方。至于“取而不养”，叶适指出，“天下多以其词艺为不当得……朝廷既以取之，虽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较，则取而不养，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革者也”[1]676。天下以词科选取人才的方式不得当，但是明知这样选取的人才不堪用，却还是只取而不培养，缺少有效的改革措施。针对上述问题，叶适在体制层面的改革提出了两点解决的措施： （一）“ 法度不立，学为无用。”[1]677法度，即规矩、制度。正是由于缺少取士的有效方法，缺少有效的关系制度，使得学官与诸生相互不了解，以至于影响教学的质量。叶适强调建立官学当中的严格规章制度，并且在教学中强调传统礼文化的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堪用之才。
（二）“宜使考察，或进于太学，或遂官之。”[1]801用适宜的方式加强考察，选拔其中优秀的人才，直接保送太学，或者推荐做官，这一步有效解决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不可持续性。
在教育方法层面，叶适所要做的就是在教育中恢复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先生对“内圣外王”解释道：“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4]“内圣”强调道德品行的锻炼，而“外王”则是向外推行王道，侧重社会责任方面。叶适将“致知”作为成为圣贤基本的、首位的途径，是大学的出发点。如何致知呢？“致知”源于《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其后并无解释。后世多有大儒为其注释，如朱熹、陆九渊、叶适、王守仁、泰州学派王艮等。通过同时代朱熹和陆九渊“致知论”的比较，可以发现叶适的“致知论”在当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朱熹认为，“理”之外别无他物，但是又说性就是理，致知则成为一个向内心探索的过程。陆九渊提出“简易功夫”，致知说一念之功，则很明显受到了禅宗的影响。与上述二人向内追求不同的是，叶适“致知”的途径是“内外交相成”。叶适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跳出了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对立，因此，在教育方法上既不采用类似于程、朱强调心性的做法，也不完全依赖于外界事物的介入，而是从永嘉学派事功思想出发，重视实践检验，他说：“会之以心，验之以物。” [1]694圣人之言，学习之后必须在实践当中检验，实践中如果出错就需要不断改变，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三、结语
叶适美学思想是从永嘉事功学派的哲学观点出发，出于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他看到了当时人才选拔制度，包括科举、制科和举荐等对教育制度的异化作用，使教育成为一种出入仕途的工具，而圣人育人的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荡然无存。为了使教育从功利化的工具中走出，对当时人才选拔制度异化进行纠正，叶适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法，涉及教育制度和方法，意在重拾教育化育天下的偉大胸怀。但是他又同时强调理论须与实践的结合，而非空谈心性，并认为圣人的教诲不仅需要学习，还需将所学放到具体的生活当中检验，如此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1]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周梦江，陈凡男.叶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0.
[3]聂崇岐.宋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1-194.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437.
作者简介： 李正柏，温州商学院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讲师。
王路，《人民艺术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