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包含了一种抽象的秩序，而这种抽象的秩序也不否定个人的作用。这种存在概念把人的自大狂意识与对于抽象秩序的服从结合在一起，把意志自由与人对于秩序的服从结合在一起。这恰恰与阿多诺所理解的神话相一致。而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之中的神话要素与他对于筹划、命运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筹划本来是人的筹划，显示了人的自主性，但海德格尔的筹划却不是人自身的筹划，而是存在的投射，这种存在的投射显示出一种命运的特点。自主的个人最终屈从于命运，争取自由的努力演变为对于自由的恐惧。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话要素还表现出了对自然的崇拜，体现在他的“家园”概念之中，其中潜藏着法西斯主义的意识。然而，由于存在论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存在论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与法西斯主义毫无关系。
关键词：阿多诺;海德格尔;存在;法西斯主义
作者简介：王晓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刘彬彬，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4）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4.004
海德格尔的哲学从其诞生开始，直到今天仍然对许多哲学工作者来说充满了魅力。这种魅力也容易使人忽视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思想的内在关联。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行动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在哲学上被根本决定了的”（philosophically overdetermined），这是个难以解答却又不能回避的问题。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以及《存在论与辩证法》的讲稿中所做出的分析在这两个方面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存在”究竟表达了什么？
要说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之中包含了神话要素，我们就必须说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海德格爾本人却从来没有给存在概念做出任何确切的规定。他只是一再重复，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如果存在被规定了，那么存在就不是存在了，而变成了存在者。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掩盖存在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从而掩盖其中所包含的神话要素。阿多诺致力于揭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的含义。阿多诺首先揭示了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究竟是如何得出来的。我们知道，认识就是人在思维之中进行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在语言上表达为“是”（存在）。比如，“张三是人”就是思维中的综合的一种表达。思维中的综合是不能离开被综合的东西而独立存在的。海德格尔的策略是把思维的这种综合功能与被思维对象分离开来，并把这种综合功能（以现象学的方式）变成直观的对象。本来人必须借助于被综合的对象这种中介才能进行综合，才可能显示这种综合功能，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综合功能变成了思维可以直观地加以把握的对象。他把思维中的这种综合功能绝对化。如果他不把这种综合功能绝对化，那么这种对象也不能按照现象学方法在思维中被直观。他要让这种东西（存在）直接显示出来。存在的这种直接的显示方式被他说成是“解蔽”和“敞亮”。
我们知道，在胡塞尔那里，存在的这种显示方式是意识中内在地发生的。海德格尔则不同，他“更加彻底地打破了意识的内在性”。在胡塞尔那里，这种被意识内在直观的东西具有一种客观性。而海德格尔却不满足于这种内在的客观性，他把人类的精神状况与这种存在结合在一起。于是，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就不是个人意识中的内在的东西，而是人类的精神状况，是早已如此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的人类关系的表现。也就是说，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变成“自在”的东西，变成“早已如此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人类早已如此的精神状况。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这种“早已如此的东西”呢？
在认识过程中，认识的成果是用谓词判断来表达的，这种判断设定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即主体客观地把握了客体。其实，主体在这里并没有完全把握客体。在阿多诺看来，这是不可消除的现象，是理性中的非理性。人在认识中不断否定已有的认识成果，而推进认识。如果海德格尔接受辩证法，那么这种非理性是一种正常现象。在这里，非理性是理性中的一个要素。海德格尔另辟蹊径，他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非同一性、不可还原性概括在“存在”之中，而这个存在直接超越了主客体。在这里，他采取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态度直接超越于主客体之外。在存在之中，主客体之间的分离终结了。阿多诺认为，借助于理性，人类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点。因为只要人进行理性的思考，那么主体和客体始终是存在的。只要人类进行认识和思考，就不可能超出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分离，不可能在这种分离之外直接达到这两者的统一。当海德格尔认为他直接超越了主客体之间分离和对立的时候，他实际上与非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致起来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与认识中的非理性不同。
本来存在表示的是一种人为的状况，类似于一种精神状况——把人类关系包含于其中的精神状况。当海德格尔把这种精神状况客观化、绝对化的时候，他的存在概念就包含了一种先定秩序，是早已存在的东西。如果不是早已存在，海德格尔也无法对它进行直观。这种先定秩序对于每一位存在者来说是必然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结构不过是“所有秩序中最抽象的秩序”。海德格尔把一种主观的东西客观化、绝对化，这是因为他要恢复一种秩序——一种先定秩序。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这种先定秩序呢？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海德格尔一方面强调，存在超越存在者，优先于一切具体的存在者。而存在者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中存在的，而当存在是超越一切存在者的时候，这个存在就是超时间的，是在时间之外的存在。可是，超时间的东西是无法被表达的，因为我们的表达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一旦在时间中表达，存在就变成时间之中的存在者了。于是，海德格尔另一方面又强调，存在也不是完全超时间的，存在也是与时间相联系的，这就如同存在总是要让人想到存在者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总是强调，存在和存在者是无法分离开来的。虽然存在让人想到存在者，但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中所想到的存在者毕竟不是存在者，而是一种所谓的存在者状态。这种存在者状态表示存在者的不可消解性。存在让人想到的就是存在者的这种不可消解性。本来存在者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但是，在存在者状态的意义上时间就变成了时间性，成为抽象的一般时间。于是存在就与时间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既超越时间，又与时间有关。 那么，海德格尔这种既与时间有关又超越时间的秩序究竟是什么呢？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是完全超历史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中世纪的等级秩序。所以，阿多诺说，舍勒的门徒在《中世纪的世界与我们》中公开地赞扬中世纪的秩序，虽然海德格尔没有这样公开地赞扬，但是其中也包含类似于中世纪的东西，只是他更加巧妙和策略而已。为什么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包含了类似于中世纪的秩序要素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世纪的秩序是相对稳定的，时间在那里似乎停顿了下来;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是在时间中存在，并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按照阿多诺的分析，在中世纪的末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威胁，处于动荡的边缘，于是各种存在论应运而生。这些存在论的出现就是要满足人们对于秩序的向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世纪的那些存在论都是不合时宜的理论。而海德格尔哲学的目的也是要恢复这种存在论。
当然，海德格尔不是简单地像舍勒的门徒那样公开地赞扬中世纪秩序，他也不是简单地重复中世纪存在论。他不再坚持中世纪的那种恒定不变的东西，而是要回到最远古的时代。这个最远古的时代不是历史的东西，而是原初的东西。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原初的东西既与历史有关，又超越历史。所以，我们中文译本在翻译海德格尔的“Ursprung”概念的时候，把它翻译为“源始”。这个概念巧妙地既让存在这个概念与时间意义上的原初联系起来，又超越时间意义上的原初。这样，海德格尔的思想就脱离了中世纪的社会背景，人们就不能从历史的意义上去评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能说他的理论不合时宜。因为，它既与时间有关，又超越了时间。如果用概念来表达这种既与时间有关又超越时间的现象，那么只有“时间性”才最合适。阿多诺把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说成是对“对原初或者更新的崇拜”。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这种对于原初的崇拜与他同情甚至参与德国政治的做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外在的。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海德格尔存在概念中的神话要素来加以说明。
二、海德格尔存在概念中的神话要素
阿多诺为什么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中包含了神话的要素呢？这需要从阿多诺所说的神话概念说起。神话概念是阿多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启蒙和神話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启蒙所进行的努力最终回复到神话了。在《存在论与辩证法》中，阿多诺写道：“当我说回复到神话的时候，我特别是指自由被取消。本来主体通过自由而使它自身从盲目的、模糊的、直接的自然联系中解脱出来，从命运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但是自由的这个方面却被取消了。”在原始时代，人对自然充满了恐惧。为了摆脱恐惧，人类就认为自然的规律如同人所不能控制的命运一样是人自己投射到自然上的。阿多诺认为，这表现了人类的自大狂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启蒙和神话中都有所体现。在神话中，特别是古希腊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话中的人物最初也不屈从于命运，不屈从于所谓的神谕。这些神谕其实都是人说出来的。如同俄狄浦斯的神谕的谜底，那就是人。可是当人试图避免这种命运的时候，人最终都要屈从于命运。所以，神话既表现了人的自大狂的特点，又劝说人听从命运。而启蒙（包括广义上的启蒙）也是要人摆脱对于自然的恐惧，但人最终还是要顺从自然。启蒙和神话都认为，自然的必然性、命运的必然性都是人恐惧的结果，由于人恐惧自然、恐惧命运，于是就人为地把这种必然性投射到自然上。虽然神话和启蒙都认为，自然的必然性其实不过是人的投射的结果，但是最后，人却不能不屈从于命运，屈从于自然。本来人是要从命运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获得自由，结果却是自由被取消了。这就是启蒙（神话）的辩证法。
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也包含了这种神话（启蒙）的要素。阿多诺抓住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海德格尔说：“在筹划（Entwurfen）中进行筹划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本身，是把人发送到作为其本质的此之在的绽出之生存中去的存在本身。这种天命作为存在之澄明而发生，而存在即作为这种澄明而存在。”这段话的意思是，本来进行筹划的是人自己，但是，人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结果，进行投射的是存在，而不是人本身，这是人必须接受的天命。存在显现出来就是一种天命。阿多诺从这种天命之中看到了存在概念中的神话要素。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哲学中，人是通过理解存在的方式而生存的。这种生存显示了人的自主性。或者说，人是自我筹划的。而在人理解存在的过程中，人被海德格尔存在论化了。人变成了存在，人是在此存在，即“此在”。当人被存在论化的时候，进行投射的就不是人了，而是存在本身。而这个存在论化了的人，也像人一样包括了自大的要素。阿多诺认为，“首先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之中包含了自大的概念，即人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界限的观念”。由于存在概念包含了自大的概念，没有认识到人的局限，于是，人认为他自己是超出自然的存在，对于自然取得了独特优势的、突出的存在。如果人是突出的存在，那么人就不需要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是结果进行投射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我们前面说过，存在包含了先定的秩序。于是人按照理解存在的方式而生存其实就是人屈从于命运。这就是说，存在概念中包含了神话的要素，即从自大狂变成顺从地屈从于命运。本来人要摆脱命运的控制，结果，人不得不接受盲目的命运的安排。
在这里，阿多诺特别要求我们注意他所说的“自大”。按照阿多诺的解释，本来投射是主体的概念建构，主体把这种概念建构投射到自然界，从而认为自然界具有必然性。主体所进行的这种投射是自大的，是把自己的主观的东西当作是必然的东西。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就包含了这种自大。这种自大表现为人为的、个人思想中的东西被客观化和绝对化。阿多诺说，在这里“被包含在这样一种‘投射’中的许多人的活动……被转换为存在本身的客观的声音”。于是，进行投射的就不是人，而是存在本身。本来投射一定要借助于人这个中介，然而在这里，人这个中介被取消了。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出现了一种诡谲的现象——一种主体主义、观念论的东西却表现为一种反观念论、反主体主义的特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主体忽视了自己的限制，而把自己想象为绝对的东西。这就是说主体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自大狂的特点，他忽视了自己所受到的限制，把自己看作是绝对的。本来，如果主体看到自身所受到的限制，认识到自己的限制，那么主体就可以不断地克服这种限制。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来克服这种限制，主体就可以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主体主义走向极端，强调自己作用的时候忽视了自己所受到的限制，直接把主体绝对化。而这种绝对化恰恰否定了主体。主体只能屈从于这种绝对化客观化的东西。这样，主体就和存在一致起来了。主体被存在所吞没，主体的绝对性变成了存在的绝对性。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指出，“‘筹划’这个说法暴露了他的倾向，出于自由而否定自由：超主体的义务被转移到进行建构的主体的行动之中”。本来，人是通过理解存在而生存的。在生存中人是自由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是当海德格尔把存在转移到主体行动之中的时候，进行投射（筹划）的就不是主体了，而是存在本身了。超主体的义务被转移到主体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体和超主体的义务一致起来。这就是存在概念中的“自大狂”的意思。这个“自大狂”的特点恰恰可以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既然主体和超主体的义务一致起来了，那么主体的声音就可以被看作存在的声音。阿多诺说：“存在作为投射的领域被海德格尔神秘化了。附加在这种神秘化之上的是一种神秘的傲慢，它宣布主体所公布的计划是最高的权威，并可以充当存在的声音。” 在强调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包含了神话要素的同时，阿多诺还强调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把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阿多诺说：“神话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一个东西也可以意指任何其他东西，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单一含义。”神话语言的特点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的特点。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始终不给存在概念任何确定的内容，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疑难概念。这个概念要同时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东西。一方面，存在这个概念表达最抽象、最一般的东西，它是要表达一切事物的抽象存在。这个抽象概念太抽象了，以至于其中不包含任何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存在概念也可以被说成是“无”。所以，阿多诺也认为，存在这个概念表示了纯形式的东西。另一方面，存在这个概念也表示最具体的东西，使一个事物成为它自身的东西。使一个事物成为它自身的东西是非常具体的。只是由于这种具体，一个事物才能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可是，这种具体的东西却不能用概念来表达。如果用概念来表达，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一般的东西了，而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具体性）了。所以，阿多诺把这种东西理解为纯粹的质料。这样，存在这个概念要同时表达两个完全对立的方面，一个是纯形式，一个是纯质料。海德格尔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他把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混淆在一起。这种模糊不清的混淆正是神话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海德格尔存在概念包含了神话要素，而不说它包含了启蒙要素（把模糊的东西区分开来才是启蒙的特点）。
阿多诺指出，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特点是对于具体性的渴望。比如，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指非常具体的在此存在。他常常使用的“生存”就是与本质对立的具体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我们常常看到“此（Da）的澄明”、存在的“筹划”“家园”等。这些概念在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不会成为基本概念的。海德格尔用这些基本概念表明，他不愿意停留在传统哲学的抽象之中，而是要把握具体。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他也要把握非同一的东西。但是，海德格尔的这种具体其实并不真正是具体，而是“具体性”。因此，阿多诺说：“这里的具体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最终是抽象的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阿多诺认为，这与海德格尔处理存在的方式是一致的：一方面他要用存在表达具体，另一方面又要让人感到他所讨论的不是具体。阿多诺形象地说，海德格尔从具体的东西中撇出一层奶油，让人感到他确实抓住了具体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从哲学中撇出一层奶油，让人感到他所说的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阿多诺说海德格尔想“一石二鸟”，同时抓住具体和抽象。然而，当海德格尔把这些具体的东西纳入哲学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成为哲学中的具体性，失去了具体的特征。所以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哲学虽然要避免康德哲学所具有的形式主义的特点，但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就如同康德哲学也讲经验一样，但是经验在康德那里被纳入到范畴之中，最后成为完全抽象的东西。
希望同时得到具体和抽象的做法使海德格尔哲学具有了任意和专断的特点。也就是说，可以任意地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徘徊。他说：“如果哲学利用手段和诀窍而把存在者投射到存在上，那么存在者就被愉快地确证了;如果存在者被蔑视为不过是存在者而已，并受到处罚，那么它就被当作非本质状况而不受阻碍地被驱逐在外。敏感的独裁者恰恰就是如此，他拒绝去探访集中营，而那里的官员却会急切地按照他的指示来办事。”希特勒既很“抽象”，远离集中营，又很“具体”，对集中营的具体事务做出安排。
三、筹划与命运
从存在和命运的关系之中，阿多诺看到了海德格尔“筹划”概念中的“自大”因素，而这种“自大”因素导致了主体的自我丧失，只能屈从于命运。这与希腊神话中神话人物抗拒命运最后又不得不屈从于命运是一致的。在此，我们从存在和命运相结合的视角来说明海德格尔哲学所具有的 20世纪神话的特点。
早在《存在与时间》之中，海德格尔就把人之绽出性地生存和天命（命运）联系起来。而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更具体地阐释了这个思想。他说：“唯当存在之澄明自行发生，存在才转让给人。不过，这个此（Da）自行发生，即作为存在本身之真理的澄明自行发生，这乃是存在本身的天命之发送（Schickung）”;“存在本身就是澄明之天命”。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一方面无法规定，是完全空洞的，于是，理解了存在的人就能够生存，就获得了自由。在这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存在也不是毫无规定的，存在的结构包含了一切秩序中最抽象的秩序。这个秩序就表达了天命。在这里，自由意志和某种秩序结合在一起。或者说，被赋予了命运（天命）特征的存在和自由意志结合在一起。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套说辞，阿多诺有两个方面的批评。这两个方面的批评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海德格尔存在论所包含的法西斯主义要素：一方面，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观念是把古代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变成存在论;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筹划概念具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根源。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的生存（Existenz）不是像具体事物那样存在，而是绽出性地生存（eksistieren）。海德格尔说：“人绽出地生存着置身于存在之天命中。”本来，按照形而上学的传统，生存（实存）与本质是不同的，两者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但是，由于人的生存的特殊性质，人之绽出地生存所说的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海德格尔说：“‘人之绽出’这个表述没有回答人究竟会是怎样这样一个问题，而是回答了人的本质的问题。”或者说，在人的绽出之生存的意义上，生存和本质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阿多诺的批评是，自从巴门尼德开始，形而上学就致力于把实存（Existenz）和本质区别开来。可是海德格尔却要回到比埃利亚学派更古老的伊奥尼亚的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把生存（实存）和本质混同起来。这是一种神话思维。而海德格尔致力于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就是要回复到这样一种神话思维之中。如果人们致力于分析和批判这种思维方式，那么海德格尔就说这是一种堕落，会导致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为了保证存在的尊严就要保持这种未分化的状态。于是，他把这种状态变成了一种存在论上的构想。这种存在论上的构想是超历史的。可是，存在论上所构想的生存又是具体的人的生存，它必须在历史中发生。这就是说，这种存在论上的构想既有历史的要素，又超越了历史。由于海德格尔没有把这种未分化的状态理解为古老的原始状态，这种神话就不是古代的神话，而是现代神话，用阿多诺的话说，也就是“20世纪的神话”。这个20世纪的神话与现代合理化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但正由于它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所以更加引人注目。好像这个被设计出来的 20世纪的神话可以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化问题（主客体二分的问题）。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从历史中抽象某些要素，把这些要素纳入到存在之中，但又排除了对于这些历史要素的回忆。或者说，他把这些历史要素存在论化了。于是，对于人的生存来说，这些要素是预先被规定好的东西。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绽出性地生存就是此种意义上的生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生存能够解决当代人类社会生存中的难题;如果人类吸收了古代社會中的那种实存与本质不分的状况，那么主客体分离中所出现的问题就能够被解决。从表面上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超越了现代社会中主客体关系，解决了合理化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但他的这种存在论的构想本身却又是超历史的。阿多诺挖苦海德格尔说，他所构想起来的这种东西表面上光辉灿烂、力量无穷，而实际上对于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却冷若冰霜。 对于海德格尔的重要概念“筹划”，阿多诺也进行了分析。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投射概念来自于胡塞尔。在哲学史上，哲学家都要对自己思想的开端进行一种理论上的论证。比如，笛卡儿从不可怀疑的怀疑开始，康德从数学、物理学的可能性开始。胡塞尔则不同，他的思想的开端很突然，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阿多诺认为，这是由于胡塞尔受到了数学的影响。数学家都是从自己设定的前提出发来进行推理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把一系列的东西都悬置起来，把自然的世界、经验的自我、上帝以及最后一切孤立的个别事实都悬置起来而直接把握本质。胡塞尔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直接面对事实本身。而当他要直接面对事实本身的时候，他却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于是，他就武断地任意抽取一种立场。而这个任意抽取的行动本身所得到的就是真理，而不需要对它进行任何形式的论证。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类似于人们的拍照那样选择一个位置。这种选择是无法给出理论上的确证的。
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筹划概念的提出来自于胡塞尔的方法。他的哲学试图通过此在的分析来说明这种筹划（投射），但是这种筹划却缺乏理论的根据。本来海德格尔应该从理论上说明这种筹划或者投射的根据，但他却从来没有给出根据。当然，海德格尔还不至于如此愚蠢而不知道这里所存在的问题。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在这里非常狡猾，他玩了一个甚至连马戏团的艺人都会嫉妒的把戏。本来，进行筹划的是个人，这个人不需要任何根据而开始某种行动，进行投射或者筹划。他的这种筹划可以完全不顾及已经被思考过的东西，不需要考虑世界中的具体情况。虽然这些活动涉及到具体的情况，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活动中他都不负责，因为进行筹划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存在本身。在这里，他是理解了存在的此在，而存在本身决定了他的筹划;进行筹划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存在本身。
阿多诺认为，筹划概念表现了一种任意的决断，而这种任意的决断就像一个人武断地宣布自己就是“领袖”一样。对于阿多诺来说，这种任意的决断就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到处充满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色彩。存在概念的无规定性表现了这种非理性的特征，人对于命运的顺从表现了非理性的特征。人争取自由的努力向来需要理论上的反思，通过这种反思而不断地打破限制，而打破这种限制的努力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说，争取自由的努力是会遭受苦难的。海德格尔却把自由的思想看作是不自由的。虽然海德格尔主张人的自我筹划——一种毫无依赖的自我筹划，但这种自我筹划却表现为一种“自大狂”，试图能够立刻达到一种自由。结果人们所达到的不是自由，而是顺从。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宁愿要更坏的状况，而不是要更好的状况。自由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而不是通过海德格尔的自我筹划得以可能。这种自大狂式的自我筹划只能让人对自由失去信心，而顺从地放弃自由。
从思想上来说，海德格尔是从自律走向他律，从启蒙走向神话。表面上，海德格尔强调个人自主，强调个人的自我抉择，实际上恰恰走向了自我抉择的反面。所以，阿多诺说，海德格尔是用“自律的理智手段重新恢复他律”。如果把这种东西联系到现代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从自律的东西中引导出他律来，而不是直接确立他律。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承认人的自律，而借助于自律去确立他律。主体本来是有自发性的，但这种自发性是在与客观性的冲突中显示出来的。海德格尔却让主体直接达到客观性，从而消解了这种自发性。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声音就是存在的声音。主体的投射就是存在的投射，进行投射的不是主体，而是存在本身。这样，自律直接就转换为他律。
存在的命运就是把自律和他律混合在一起，变成盲目意志。由此，存在之中就包含了非理性。这种神秘的、非理性的东西只能被体会，而不能被认识。关于存在之中包含的东西，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于是，在这里，存在的澄明就相当于神话中的神谕或者启示。这种存在的神谕，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和体验。这种无法理解就产生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就是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生存状况。而这种生存状况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特殊的机巧变成了一种勇敢，变成了面对死亡的勇敢。
四、存在论的两面性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中包含了命定性，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种命定性的观念中所包含的对自然的崇拜。对阿多诺来说，存在概念包含了神话的要素，而神话的要素就包含了自然的宗教和对自然的崇拜。海德格尔的家园观念就是与这种自然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与自然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家园观念赋予特殊的地域以及这一地域的人们以特殊的气质和特殊的尊严。海德格尔本人直截了当地承认了他所说的天命观念与“家园”的联系。在海德格尔看来，天命是在存在之澄明中发生的，存在的澄明就有可能让人走向存在的近处，而走向存在的近处就是走向自己的家园。当然，海德格尔所说的“家园”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意义上所说的家园，而是破除了主客体对立状况而达到的人和自然统一意义上的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家园观念包含了自然的崇拜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走到存在的近处就是“还乡”，就是到达自己的“家园”。
阿多诺把海德格尔所说的“家园”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这样做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了呢？海德格尔本人明确地指出：“‘家乡’（Heimat）一词在这里是在一种根本意义上被思的，不是爱国主义的，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存在历史上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不过是试图赢得好感的说辞而已（captatiobenevolentiae）。如果海德格尔真想避免人们把“家园”概念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联系起来，那么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词汇。不选择其他词汇恰恰表明，他的这种神话观念与当代民族主义的倒退趋向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能说，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偶然的。
阿多诺强调，海德格尔的这种20世纪的神话与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联系是一种本质性的内在联系;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已经包含了领袖与‘存在’的同一性”。如果在海德格尔那里，领袖与“存在”是同一的，“存在”不过是领袖的代名词，那么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法西斯主义就不可避免了。阿多诺的这个说法有多少理论上的根据呢？阿多诺本人在《存在论与辩证法》的讲演中没有提供任何说明。这个讲演的整理者在注释中提到，海德格尔1933年在一份学生报纸上写道：“这绝不是原则或‘观念’，它必定会给你提供规则。而领袖本人，而且只有他，在现在和将来都是（存在——引者注）德國的现实和它的法律。”整理者试图用这段文字确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领袖”之间的同一性。反对者会认为，这句话只是说，希特勒的话在德国就是法律。这不过是顺应当时的情况而不得已的附和。笔者认为，如果确实是海德格尔本人在这里把“是”（存在）凸显出来，那么这至少表明，他在思想中有这种意向。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实际上是存在论与历史状况的关系问题。阿多诺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对于我们有着特别的启发意义。阿多诺认为，存在论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完全抽象的理论，与历史无关，但是实际上是与历史有联系的。这种联系非常微妙，需要我们仔细地剖析。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与历史有一种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海德格尔研究的是存在论，是此在的生存，这是历史性，与具体的历史无关;另一方面，他的存在又和存在者状态上的东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又与历史藕断丝连。这种特殊的联系方式使海德格尔哲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总是在存在论上的东西和存在者状态上的东西之间徘徊，在這两者之间变来变去。阿多诺把他的这种变化特征称为“一种闪烁的变换”。由于这种闪烁的变换，凡是在历史中显示出其最强大力量的地方，海德格尔就要求我们服从存在，屈从于存在的力量。阿多诺说，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海德格尔在纳粹早期时代所出版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其论证中存在的力量在历史中表现出来了。
按照这样一种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就是在历史背后发挥作用的东西，就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帮助。为此，阿多诺在他自己的笔记本中说：“存在论是一种正确的虚假意识，即它适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状况，正如后者一样它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西斯主义的需要。但是，正如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一样，这种存在论是错误的。正如这种存在论要回到原始的野蛮历史状况一样（它模仿了现代艺术中的复古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是回到远古历史的野蛮状况。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其中还是包含了一点正确的东西的，而不完全是意识形态。
实际上，海德格尔和纳粹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恰显示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而阿多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从理论上解剖了这种关系。把海德格尔的思想简单地等同于纳粹理论显然不妥，而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纳粹毫无关系也缺乏理论的透视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给纳粹提供了思想资源，但是这种思想资源又不那么明显。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阿多诺来说，虽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表面上与历史无关，其实包含了历史的内容。当阿多诺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时候，他就能够从与历史无关的说法中嗅出其中的法西斯主义味道。从阿多诺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追随纳粹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的投机，而是有思想基础的。如果认为，阿多诺这种做法似乎是把学术思想政治化，这种指责就不太适当。阿多诺并没有把这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是承认存在论之中包含了正确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内在地包含了神话的要素，可以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他的存在论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并简单地否认其存在论的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付洪泉]
Mythic Elements in Heidegger’s Concept of being and Its Socio-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dorno’s Analy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WANG Xiao-sheng， LIU Bin-bin
Abstract：For Adorno， Heidegger’s concept of being contains an abstract order that does not negate the role ofthe individual. This concept of being combines man’s sense of megalomania with his obedience to the abstractorder， and freedom of will with man’s obedience to the order. This is precisely in line with the myth as understood by Adorno. The mythic element in Heidegger’s concept of being is combined with his understanding ofplanning and fate. Planning is originally human planning， showing the autonomy of the human being. However，Heidegger’s planning is not the planning of the human being himself， but the projection of being that shows adestiny. The autonomous individual eventually succumbs to fate，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evolves into afear of freedom. The mythic element in Heidegger’s thought also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worship of nature， embodied in his concept of“home”， in which a sense of Fascism lurks. Nevertheless， since there exists an irrelevancy between ontology and social history， we cannot simply equate ontology with fascism， nor can we simplyassume tha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scism.
Key words： Adorno， Heidegger， being， Fascism
关键词：阿多诺;海德格尔;存在;法西斯主义
作者简介：王晓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刘彬彬，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4）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4.004
海德格尔的哲学从其诞生开始，直到今天仍然对许多哲学工作者来说充满了魅力。这种魅力也容易使人忽视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思想的内在关联。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行动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在哲学上被根本决定了的”（philosophically overdetermined），这是个难以解答却又不能回避的问题。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以及《存在论与辩证法》的讲稿中所做出的分析在这两个方面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存在”究竟表达了什么？
要说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之中包含了神话要素，我们就必须说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海德格爾本人却从来没有给存在概念做出任何确切的规定。他只是一再重复，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如果存在被规定了，那么存在就不是存在了，而变成了存在者。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掩盖存在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从而掩盖其中所包含的神话要素。阿多诺致力于揭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的含义。阿多诺首先揭示了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究竟是如何得出来的。我们知道，认识就是人在思维之中进行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在语言上表达为“是”（存在）。比如，“张三是人”就是思维中的综合的一种表达。思维中的综合是不能离开被综合的东西而独立存在的。海德格尔的策略是把思维的这种综合功能与被思维对象分离开来，并把这种综合功能（以现象学的方式）变成直观的对象。本来人必须借助于被综合的对象这种中介才能进行综合，才可能显示这种综合功能，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综合功能变成了思维可以直观地加以把握的对象。他把思维中的这种综合功能绝对化。如果他不把这种综合功能绝对化，那么这种对象也不能按照现象学方法在思维中被直观。他要让这种东西（存在）直接显示出来。存在的这种直接的显示方式被他说成是“解蔽”和“敞亮”。
我们知道，在胡塞尔那里，存在的这种显示方式是意识中内在地发生的。海德格尔则不同，他“更加彻底地打破了意识的内在性”。在胡塞尔那里，这种被意识内在直观的东西具有一种客观性。而海德格尔却不满足于这种内在的客观性，他把人类的精神状况与这种存在结合在一起。于是，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就不是个人意识中的内在的东西，而是人类的精神状况，是早已如此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的人类关系的表现。也就是说，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变成“自在”的东西，变成“早已如此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人类早已如此的精神状况。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这种“早已如此的东西”呢？
在认识过程中，认识的成果是用谓词判断来表达的，这种判断设定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即主体客观地把握了客体。其实，主体在这里并没有完全把握客体。在阿多诺看来，这是不可消除的现象，是理性中的非理性。人在认识中不断否定已有的认识成果，而推进认识。如果海德格尔接受辩证法，那么这种非理性是一种正常现象。在这里，非理性是理性中的一个要素。海德格尔另辟蹊径，他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非同一性、不可还原性概括在“存在”之中，而这个存在直接超越了主客体。在这里，他采取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态度直接超越于主客体之外。在存在之中，主客体之间的分离终结了。阿多诺认为，借助于理性，人类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点。因为只要人进行理性的思考，那么主体和客体始终是存在的。只要人类进行认识和思考，就不可能超出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分离，不可能在这种分离之外直接达到这两者的统一。当海德格尔认为他直接超越了主客体之间分离和对立的时候，他实际上与非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致起来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与认识中的非理性不同。
本来存在表示的是一种人为的状况，类似于一种精神状况——把人类关系包含于其中的精神状况。当海德格尔把这种精神状况客观化、绝对化的时候，他的存在概念就包含了一种先定秩序，是早已存在的东西。如果不是早已存在，海德格尔也无法对它进行直观。这种先定秩序对于每一位存在者来说是必然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结构不过是“所有秩序中最抽象的秩序”。海德格尔把一种主观的东西客观化、绝对化，这是因为他要恢复一种秩序——一种先定秩序。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这种先定秩序呢？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海德格尔一方面强调，存在超越存在者，优先于一切具体的存在者。而存在者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中存在的，而当存在是超越一切存在者的时候，这个存在就是超时间的，是在时间之外的存在。可是，超时间的东西是无法被表达的，因为我们的表达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一旦在时间中表达，存在就变成时间之中的存在者了。于是，海德格尔另一方面又强调，存在也不是完全超时间的，存在也是与时间相联系的，这就如同存在总是要让人想到存在者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总是强调，存在和存在者是无法分离开来的。虽然存在让人想到存在者，但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中所想到的存在者毕竟不是存在者，而是一种所谓的存在者状态。这种存在者状态表示存在者的不可消解性。存在让人想到的就是存在者的这种不可消解性。本来存在者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但是，在存在者状态的意义上时间就变成了时间性，成为抽象的一般时间。于是存在就与时间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既超越时间，又与时间有关。 那么，海德格尔这种既与时间有关又超越时间的秩序究竟是什么呢？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是完全超历史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中世纪的等级秩序。所以，阿多诺说，舍勒的门徒在《中世纪的世界与我们》中公开地赞扬中世纪的秩序，虽然海德格尔没有这样公开地赞扬，但是其中也包含类似于中世纪的东西，只是他更加巧妙和策略而已。为什么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包含了类似于中世纪的秩序要素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世纪的秩序是相对稳定的，时间在那里似乎停顿了下来;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是在时间中存在，并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按照阿多诺的分析，在中世纪的末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威胁，处于动荡的边缘，于是各种存在论应运而生。这些存在论的出现就是要满足人们对于秩序的向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世纪的那些存在论都是不合时宜的理论。而海德格尔哲学的目的也是要恢复这种存在论。
当然，海德格尔不是简单地像舍勒的门徒那样公开地赞扬中世纪秩序，他也不是简单地重复中世纪存在论。他不再坚持中世纪的那种恒定不变的东西，而是要回到最远古的时代。这个最远古的时代不是历史的东西，而是原初的东西。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原初的东西既与历史有关，又超越历史。所以，我们中文译本在翻译海德格尔的“Ursprung”概念的时候，把它翻译为“源始”。这个概念巧妙地既让存在这个概念与时间意义上的原初联系起来，又超越时间意义上的原初。这样，海德格尔的思想就脱离了中世纪的社会背景，人们就不能从历史的意义上去评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能说他的理论不合时宜。因为，它既与时间有关，又超越了时间。如果用概念来表达这种既与时间有关又超越时间的现象，那么只有“时间性”才最合适。阿多诺把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说成是对“对原初或者更新的崇拜”。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这种对于原初的崇拜与他同情甚至参与德国政治的做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外在的。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海德格尔存在概念中的神话要素来加以说明。
二、海德格尔存在概念中的神话要素
阿多诺为什么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中包含了神话的要素呢？这需要从阿多诺所说的神话概念说起。神话概念是阿多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启蒙和神話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启蒙所进行的努力最终回复到神话了。在《存在论与辩证法》中，阿多诺写道：“当我说回复到神话的时候，我特别是指自由被取消。本来主体通过自由而使它自身从盲目的、模糊的、直接的自然联系中解脱出来，从命运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但是自由的这个方面却被取消了。”在原始时代，人对自然充满了恐惧。为了摆脱恐惧，人类就认为自然的规律如同人所不能控制的命运一样是人自己投射到自然上的。阿多诺认为，这表现了人类的自大狂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启蒙和神话中都有所体现。在神话中，特别是古希腊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话中的人物最初也不屈从于命运，不屈从于所谓的神谕。这些神谕其实都是人说出来的。如同俄狄浦斯的神谕的谜底，那就是人。可是当人试图避免这种命运的时候，人最终都要屈从于命运。所以，神话既表现了人的自大狂的特点，又劝说人听从命运。而启蒙（包括广义上的启蒙）也是要人摆脱对于自然的恐惧，但人最终还是要顺从自然。启蒙和神话都认为，自然的必然性、命运的必然性都是人恐惧的结果，由于人恐惧自然、恐惧命运，于是就人为地把这种必然性投射到自然上。虽然神话和启蒙都认为，自然的必然性其实不过是人的投射的结果，但是最后，人却不能不屈从于命运，屈从于自然。本来人是要从命运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获得自由，结果却是自由被取消了。这就是启蒙（神话）的辩证法。
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也包含了这种神话（启蒙）的要素。阿多诺抓住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海德格尔说：“在筹划（Entwurfen）中进行筹划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本身，是把人发送到作为其本质的此之在的绽出之生存中去的存在本身。这种天命作为存在之澄明而发生，而存在即作为这种澄明而存在。”这段话的意思是，本来进行筹划的是人自己，但是，人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结果，进行投射的是存在，而不是人本身，这是人必须接受的天命。存在显现出来就是一种天命。阿多诺从这种天命之中看到了存在概念中的神话要素。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哲学中，人是通过理解存在的方式而生存的。这种生存显示了人的自主性。或者说，人是自我筹划的。而在人理解存在的过程中，人被海德格尔存在论化了。人变成了存在，人是在此存在，即“此在”。当人被存在论化的时候，进行投射的就不是人了，而是存在本身。而这个存在论化了的人，也像人一样包括了自大的要素。阿多诺认为，“首先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之中包含了自大的概念，即人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界限的观念”。由于存在概念包含了自大的概念，没有认识到人的局限，于是，人认为他自己是超出自然的存在，对于自然取得了独特优势的、突出的存在。如果人是突出的存在，那么人就不需要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是结果进行投射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我们前面说过，存在包含了先定的秩序。于是人按照理解存在的方式而生存其实就是人屈从于命运。这就是说，存在概念中包含了神话的要素，即从自大狂变成顺从地屈从于命运。本来人要摆脱命运的控制，结果，人不得不接受盲目的命运的安排。
在这里，阿多诺特别要求我们注意他所说的“自大”。按照阿多诺的解释，本来投射是主体的概念建构，主体把这种概念建构投射到自然界，从而认为自然界具有必然性。主体所进行的这种投射是自大的，是把自己的主观的东西当作是必然的东西。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就包含了这种自大。这种自大表现为人为的、个人思想中的东西被客观化和绝对化。阿多诺说，在这里“被包含在这样一种‘投射’中的许多人的活动……被转换为存在本身的客观的声音”。于是，进行投射的就不是人，而是存在本身。本来投射一定要借助于人这个中介，然而在这里，人这个中介被取消了。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出现了一种诡谲的现象——一种主体主义、观念论的东西却表现为一种反观念论、反主体主义的特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主体忽视了自己的限制，而把自己想象为绝对的东西。这就是说主体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自大狂的特点，他忽视了自己所受到的限制，把自己看作是绝对的。本来，如果主体看到自身所受到的限制，认识到自己的限制，那么主体就可以不断地克服这种限制。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来克服这种限制，主体就可以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主体主义走向极端，强调自己作用的时候忽视了自己所受到的限制，直接把主体绝对化。而这种绝对化恰恰否定了主体。主体只能屈从于这种绝对化客观化的东西。这样，主体就和存在一致起来了。主体被存在所吞没，主体的绝对性变成了存在的绝对性。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指出，“‘筹划’这个说法暴露了他的倾向，出于自由而否定自由：超主体的义务被转移到进行建构的主体的行动之中”。本来，人是通过理解存在而生存的。在生存中人是自由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是当海德格尔把存在转移到主体行动之中的时候，进行投射（筹划）的就不是主体了，而是存在本身了。超主体的义务被转移到主体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体和超主体的义务一致起来。这就是存在概念中的“自大狂”的意思。这个“自大狂”的特点恰恰可以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既然主体和超主体的义务一致起来了，那么主体的声音就可以被看作存在的声音。阿多诺说：“存在作为投射的领域被海德格尔神秘化了。附加在这种神秘化之上的是一种神秘的傲慢，它宣布主体所公布的计划是最高的权威，并可以充当存在的声音。” 在强调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包含了神话要素的同时，阿多诺还强调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把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阿多诺说：“神话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一个东西也可以意指任何其他东西，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单一含义。”神话语言的特点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的特点。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始终不给存在概念任何确定的内容，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疑难概念。这个概念要同时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东西。一方面，存在这个概念表达最抽象、最一般的东西，它是要表达一切事物的抽象存在。这个抽象概念太抽象了，以至于其中不包含任何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存在概念也可以被说成是“无”。所以，阿多诺也认为，存在这个概念表示了纯形式的东西。另一方面，存在这个概念也表示最具体的东西，使一个事物成为它自身的东西。使一个事物成为它自身的东西是非常具体的。只是由于这种具体，一个事物才能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可是，这种具体的东西却不能用概念来表达。如果用概念来表达，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一般的东西了，而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具体性）了。所以，阿多诺把这种东西理解为纯粹的质料。这样，存在这个概念要同时表达两个完全对立的方面，一个是纯形式，一个是纯质料。海德格尔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他把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混淆在一起。这种模糊不清的混淆正是神话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海德格尔存在概念包含了神话要素，而不说它包含了启蒙要素（把模糊的东西区分开来才是启蒙的特点）。
阿多诺指出，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特点是对于具体性的渴望。比如，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指非常具体的在此存在。他常常使用的“生存”就是与本质对立的具体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我们常常看到“此（Da）的澄明”、存在的“筹划”“家园”等。这些概念在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不会成为基本概念的。海德格尔用这些基本概念表明，他不愿意停留在传统哲学的抽象之中，而是要把握具体。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他也要把握非同一的东西。但是，海德格尔的这种具体其实并不真正是具体，而是“具体性”。因此，阿多诺说：“这里的具体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最终是抽象的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阿多诺认为，这与海德格尔处理存在的方式是一致的：一方面他要用存在表达具体，另一方面又要让人感到他所讨论的不是具体。阿多诺形象地说，海德格尔从具体的东西中撇出一层奶油，让人感到他确实抓住了具体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从哲学中撇出一层奶油，让人感到他所说的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阿多诺说海德格尔想“一石二鸟”，同时抓住具体和抽象。然而，当海德格尔把这些具体的东西纳入哲学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成为哲学中的具体性，失去了具体的特征。所以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哲学虽然要避免康德哲学所具有的形式主义的特点，但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就如同康德哲学也讲经验一样，但是经验在康德那里被纳入到范畴之中，最后成为完全抽象的东西。
希望同时得到具体和抽象的做法使海德格尔哲学具有了任意和专断的特点。也就是说，可以任意地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徘徊。他说：“如果哲学利用手段和诀窍而把存在者投射到存在上，那么存在者就被愉快地确证了;如果存在者被蔑视为不过是存在者而已，并受到处罚，那么它就被当作非本质状况而不受阻碍地被驱逐在外。敏感的独裁者恰恰就是如此，他拒绝去探访集中营，而那里的官员却会急切地按照他的指示来办事。”希特勒既很“抽象”，远离集中营，又很“具体”，对集中营的具体事务做出安排。
三、筹划与命运
从存在和命运的关系之中，阿多诺看到了海德格尔“筹划”概念中的“自大”因素，而这种“自大”因素导致了主体的自我丧失，只能屈从于命运。这与希腊神话中神话人物抗拒命运最后又不得不屈从于命运是一致的。在此，我们从存在和命运相结合的视角来说明海德格尔哲学所具有的 20世纪神话的特点。
早在《存在与时间》之中，海德格尔就把人之绽出性地生存和天命（命运）联系起来。而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更具体地阐释了这个思想。他说：“唯当存在之澄明自行发生，存在才转让给人。不过，这个此（Da）自行发生，即作为存在本身之真理的澄明自行发生，这乃是存在本身的天命之发送（Schickung）”;“存在本身就是澄明之天命”。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一方面无法规定，是完全空洞的，于是，理解了存在的人就能够生存，就获得了自由。在这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存在也不是毫无规定的，存在的结构包含了一切秩序中最抽象的秩序。这个秩序就表达了天命。在这里，自由意志和某种秩序结合在一起。或者说，被赋予了命运（天命）特征的存在和自由意志结合在一起。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套说辞，阿多诺有两个方面的批评。这两个方面的批评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海德格尔存在论所包含的法西斯主义要素：一方面，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观念是把古代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变成存在论;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筹划概念具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根源。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的生存（Existenz）不是像具体事物那样存在，而是绽出性地生存（eksistieren）。海德格尔说：“人绽出地生存着置身于存在之天命中。”本来，按照形而上学的传统，生存（实存）与本质是不同的，两者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但是，由于人的生存的特殊性质，人之绽出地生存所说的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海德格尔说：“‘人之绽出’这个表述没有回答人究竟会是怎样这样一个问题，而是回答了人的本质的问题。”或者说，在人的绽出之生存的意义上，生存和本质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阿多诺的批评是，自从巴门尼德开始，形而上学就致力于把实存（Existenz）和本质区别开来。可是海德格尔却要回到比埃利亚学派更古老的伊奥尼亚的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把生存（实存）和本质混同起来。这是一种神话思维。而海德格尔致力于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就是要回复到这样一种神话思维之中。如果人们致力于分析和批判这种思维方式，那么海德格尔就说这是一种堕落，会导致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为了保证存在的尊严就要保持这种未分化的状态。于是，他把这种状态变成了一种存在论上的构想。这种存在论上的构想是超历史的。可是，存在论上所构想的生存又是具体的人的生存，它必须在历史中发生。这就是说，这种存在论上的构想既有历史的要素，又超越了历史。由于海德格尔没有把这种未分化的状态理解为古老的原始状态，这种神话就不是古代的神话，而是现代神话，用阿多诺的话说，也就是“20世纪的神话”。这个20世纪的神话与现代合理化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但正由于它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所以更加引人注目。好像这个被设计出来的 20世纪的神话可以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化问题（主客体二分的问题）。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从历史中抽象某些要素，把这些要素纳入到存在之中，但又排除了对于这些历史要素的回忆。或者说，他把这些历史要素存在论化了。于是，对于人的生存来说，这些要素是预先被规定好的东西。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绽出性地生存就是此种意义上的生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生存能够解决当代人类社会生存中的难题;如果人类吸收了古代社會中的那种实存与本质不分的状况，那么主客体分离中所出现的问题就能够被解决。从表面上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超越了现代社会中主客体关系，解决了合理化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但他的这种存在论的构想本身却又是超历史的。阿多诺挖苦海德格尔说，他所构想起来的这种东西表面上光辉灿烂、力量无穷，而实际上对于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却冷若冰霜。 对于海德格尔的重要概念“筹划”，阿多诺也进行了分析。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投射概念来自于胡塞尔。在哲学史上，哲学家都要对自己思想的开端进行一种理论上的论证。比如，笛卡儿从不可怀疑的怀疑开始，康德从数学、物理学的可能性开始。胡塞尔则不同，他的思想的开端很突然，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阿多诺认为，这是由于胡塞尔受到了数学的影响。数学家都是从自己设定的前提出发来进行推理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把一系列的东西都悬置起来，把自然的世界、经验的自我、上帝以及最后一切孤立的个别事实都悬置起来而直接把握本质。胡塞尔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直接面对事实本身。而当他要直接面对事实本身的时候，他却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于是，他就武断地任意抽取一种立场。而这个任意抽取的行动本身所得到的就是真理，而不需要对它进行任何形式的论证。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类似于人们的拍照那样选择一个位置。这种选择是无法给出理论上的确证的。
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筹划概念的提出来自于胡塞尔的方法。他的哲学试图通过此在的分析来说明这种筹划（投射），但是这种筹划却缺乏理论的根据。本来海德格尔应该从理论上说明这种筹划或者投射的根据，但他却从来没有给出根据。当然，海德格尔还不至于如此愚蠢而不知道这里所存在的问题。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在这里非常狡猾，他玩了一个甚至连马戏团的艺人都会嫉妒的把戏。本来，进行筹划的是个人，这个人不需要任何根据而开始某种行动，进行投射或者筹划。他的这种筹划可以完全不顾及已经被思考过的东西，不需要考虑世界中的具体情况。虽然这些活动涉及到具体的情况，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活动中他都不负责，因为进行筹划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存在本身。在这里，他是理解了存在的此在，而存在本身决定了他的筹划;进行筹划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存在本身。
阿多诺认为，筹划概念表现了一种任意的决断，而这种任意的决断就像一个人武断地宣布自己就是“领袖”一样。对于阿多诺来说，这种任意的决断就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到处充满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色彩。存在概念的无规定性表现了这种非理性的特征，人对于命运的顺从表现了非理性的特征。人争取自由的努力向来需要理论上的反思，通过这种反思而不断地打破限制，而打破这种限制的努力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说，争取自由的努力是会遭受苦难的。海德格尔却把自由的思想看作是不自由的。虽然海德格尔主张人的自我筹划——一种毫无依赖的自我筹划，但这种自我筹划却表现为一种“自大狂”，试图能够立刻达到一种自由。结果人们所达到的不是自由，而是顺从。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宁愿要更坏的状况，而不是要更好的状况。自由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而不是通过海德格尔的自我筹划得以可能。这种自大狂式的自我筹划只能让人对自由失去信心，而顺从地放弃自由。
从思想上来说，海德格尔是从自律走向他律，从启蒙走向神话。表面上，海德格尔强调个人自主，强调个人的自我抉择，实际上恰恰走向了自我抉择的反面。所以，阿多诺说，海德格尔是用“自律的理智手段重新恢复他律”。如果把这种东西联系到现代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从自律的东西中引导出他律来，而不是直接确立他律。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承认人的自律，而借助于自律去确立他律。主体本来是有自发性的，但这种自发性是在与客观性的冲突中显示出来的。海德格尔却让主体直接达到客观性，从而消解了这种自发性。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声音就是存在的声音。主体的投射就是存在的投射，进行投射的不是主体，而是存在本身。这样，自律直接就转换为他律。
存在的命运就是把自律和他律混合在一起，变成盲目意志。由此，存在之中就包含了非理性。这种神秘的、非理性的东西只能被体会，而不能被认识。关于存在之中包含的东西，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于是，在这里，存在的澄明就相当于神话中的神谕或者启示。这种存在的神谕，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和体验。这种无法理解就产生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就是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生存状况。而这种生存状况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特殊的机巧变成了一种勇敢，变成了面对死亡的勇敢。
四、存在论的两面性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中包含了命定性，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种命定性的观念中所包含的对自然的崇拜。对阿多诺来说，存在概念包含了神话的要素，而神话的要素就包含了自然的宗教和对自然的崇拜。海德格尔的家园观念就是与这种自然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与自然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家园观念赋予特殊的地域以及这一地域的人们以特殊的气质和特殊的尊严。海德格尔本人直截了当地承认了他所说的天命观念与“家园”的联系。在海德格尔看来，天命是在存在之澄明中发生的，存在的澄明就有可能让人走向存在的近处，而走向存在的近处就是走向自己的家园。当然，海德格尔所说的“家园”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意义上所说的家园，而是破除了主客体对立状况而达到的人和自然统一意义上的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家园观念包含了自然的崇拜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走到存在的近处就是“还乡”，就是到达自己的“家园”。
阿多诺把海德格尔所说的“家园”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这样做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了呢？海德格尔本人明确地指出：“‘家乡’（Heimat）一词在这里是在一种根本意义上被思的，不是爱国主义的，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存在历史上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不过是试图赢得好感的说辞而已（captatiobenevolentiae）。如果海德格尔真想避免人们把“家园”概念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联系起来，那么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词汇。不选择其他词汇恰恰表明，他的这种神话观念与当代民族主义的倒退趋向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能说，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偶然的。
阿多诺强调，海德格尔的这种20世纪的神话与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联系是一种本质性的内在联系;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已经包含了领袖与‘存在’的同一性”。如果在海德格尔那里，领袖与“存在”是同一的，“存在”不过是领袖的代名词，那么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法西斯主义就不可避免了。阿多诺的这个说法有多少理论上的根据呢？阿多诺本人在《存在论与辩证法》的讲演中没有提供任何说明。这个讲演的整理者在注释中提到，海德格尔1933年在一份学生报纸上写道：“这绝不是原则或‘观念’，它必定会给你提供规则。而领袖本人，而且只有他，在现在和将来都是（存在——引者注）德國的现实和它的法律。”整理者试图用这段文字确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领袖”之间的同一性。反对者会认为，这句话只是说，希特勒的话在德国就是法律。这不过是顺应当时的情况而不得已的附和。笔者认为，如果确实是海德格尔本人在这里把“是”（存在）凸显出来，那么这至少表明，他在思想中有这种意向。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实际上是存在论与历史状况的关系问题。阿多诺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对于我们有着特别的启发意义。阿多诺认为，存在论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完全抽象的理论，与历史无关，但是实际上是与历史有联系的。这种联系非常微妙，需要我们仔细地剖析。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与历史有一种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海德格尔研究的是存在论，是此在的生存，这是历史性，与具体的历史无关;另一方面，他的存在又和存在者状态上的东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又与历史藕断丝连。这种特殊的联系方式使海德格尔哲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总是在存在论上的东西和存在者状态上的东西之间徘徊，在這两者之间变来变去。阿多诺把他的这种变化特征称为“一种闪烁的变换”。由于这种闪烁的变换，凡是在历史中显示出其最强大力量的地方，海德格尔就要求我们服从存在，屈从于存在的力量。阿多诺说，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海德格尔在纳粹早期时代所出版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其论证中存在的力量在历史中表现出来了。
按照这样一种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就是在历史背后发挥作用的东西，就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帮助。为此，阿多诺在他自己的笔记本中说：“存在论是一种正确的虚假意识，即它适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状况，正如后者一样它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西斯主义的需要。但是，正如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一样，这种存在论是错误的。正如这种存在论要回到原始的野蛮历史状况一样（它模仿了现代艺术中的复古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是回到远古历史的野蛮状况。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其中还是包含了一点正确的东西的，而不完全是意识形态。
实际上，海德格尔和纳粹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恰显示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而阿多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从理论上解剖了这种关系。把海德格尔的思想简单地等同于纳粹理论显然不妥，而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纳粹毫无关系也缺乏理论的透视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给纳粹提供了思想资源，但是这种思想资源又不那么明显。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阿多诺来说，虽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表面上与历史无关，其实包含了历史的内容。当阿多诺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时候，他就能够从与历史无关的说法中嗅出其中的法西斯主义味道。从阿多诺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追随纳粹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的投机，而是有思想基础的。如果认为，阿多诺这种做法似乎是把学术思想政治化，这种指责就不太适当。阿多诺并没有把这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是承认存在论之中包含了正确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内在地包含了神话的要素，可以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他的存在论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并简单地否认其存在论的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付洪泉]
Mythic Elements in Heidegger’s Concept of being and Its Socio-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dorno’s Analy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WANG Xiao-sheng， LIU Bin-bin
Abstract：For Adorno， Heidegger’s concept of being contains an abstract order that does not negate the role ofthe individual. This concept of being combines man’s sense of megalomania with his obedience to the abstractorder， and freedom of will with man’s obedience to the order. This is precisely in line with the myth as understood by Adorno. The mythic element in Heidegger’s concept of being is combined with his understanding ofplanning and fate. Planning is originally human planning， showing the autonomy of the human being. However，Heidegger’s planning is not the planning of the human being himself， but the projection of being that shows adestiny. The autonomous individual eventually succumbs to fate，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evolves into afear of freedom. The mythic element in Heidegger’s thought also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worship of nature， embodied in his concept of“home”， in which a sense of Fascism lurks. Nevertheless， since there exists an irrelevancy between ontology and social history， we cannot simply equate ontology with fascism， nor can we simplyassume tha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scism.
Key words： Adorno， Heidegger， being， Fas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