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老宅贴上封条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机，时间定格在二零一四年八月二日，农历七月初七。小时候读《长恨歌》，总觉得这句诗鬼气森森的，空旷黢黑的宫殿两人窃窃私语，有什么甜蜜可言。几天疾风暴雨的搬家实在伤神，以至于被封之后，竟失了慌，不知所措起来。我拿出前几日淘出来的那盏煤油灯，拧出灯芯，点上火，半个世纪前的煤油竟然兀自燃烧起来。黑暗中，微弱的橙色火苗在铜绿斑斓的灯架上舞蹈，灯芯由于过分干燥，发出哔波的声响，点点火星子溅到雾气层层的灯罩上，过期的煤油味里夹杂着老旧灰尘的气息，这味道在空气中胀大。我在灯下恍惚，眼前尽是陈年千古的故事，我仿佛看到那些人在煤油灯下切切索索地私语，影子在木隔板上晕开，变形。
（一）
他敲了敲八仙桌说：“这是老物什，料子是黄榉，你们？”
我拿着饭碗，挪了挪位置，艰难地咽下饭，喝了口汤：“难道我们搬个家连饭都不吃了？桌子不搬去，蹲着吃饭吗？”
“那碗橱呢？”
“不卖。”
“这烛台呢？”
“也不卖。”
古董贩子一波又一波洞开老宅大门，熟稔地进出老宅，反客为主，如入无人之境。其两眼矍铄，鼻孔翻向上，在空气中蟋索，灵敏地嗅出铜钱的气息。他们有着雷同的装备，清一色的头顶鸭舌帽、手拿电筒，斜跨一只过气丑陋的黑色大包，瞳仁发红，眼神所到之处皆被定价。饥饿——如觅食的鬣狗——凶相且充满攻击性，总被大人吓唬吃饭不乖会卖掉的小孩，定会被吓哭。他们四处翻出书柜、抽屉，不时敲打着阑干，扒着缝隙倾听声音。不放过黑呢大衣口袋里的字画、书信、私章，一次次丈量摩挲那些上了年纪的红木茶几太师椅，褪了色的衣橱碗柜，落满灰尘的梳妆台，挂着破洞帐子的雕花大床以及那些胡乱堆在一旁，好像随时准备出码头的朱漆描金的箱子。
那些沉睡了一百多年，市井凡俗的劳什子似乎在这一刻被唤醒，重新赋予意义。
我站在一旁，看它们一件件被横着或拆得七零八碎抬出楼梯、吊下阁楼，绕过赭红梁柱，来到明堂，穿过中庭，移出大门，搬上卡车，或搬走或寄送或卖掉，突然与这些曾经熟悉的物件产生了陌生的隔阂感，似乎眼前正在进行着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二）
黑暗中，蚊子密密麻麻撞击着小腿肚、胳膊肘、头颈后，一切裸露于衣衫的肌肤上，留下不规则的肿块，似乎蚊子也晓得这是最后的晚餐，正在进行疯狂扑食，将新鲜的、酸腐的血液，一饮而尽。蚊子是夏天老宅中永恒不变的动物，百年阖府人事皆变，似乎只有这嗡隆嗡隆的诡异交响和奇痒难耐的感觉从未改变。
入夜时分，是蚊虫最猖獗之时，爷爷把涂满肥皂的脸盆递给我，这是我们饭后消食的一大特色健身方式，隆隆烈烈的捕蚊运动。我兴兴轰轰地伸手就往桌子底下，后园里，天井里，灶头间，甚至陰森的柴房赶，在空气中忙碌地翻飞脸盆，越是乌暗彻骨的地方越有收获。半小时后，我与爷爷相约在明堂拿出各自沾满密密麻麻蚊子尸体的脸盆，比谁盆子里的蚊子多，我细细数出几百只蚊子，它们透明的翅膀被黏在涂满肥皂的盆壁上，有的并没有死，挣扎蜷缩着的身躯。除了蚊子，常常还有其他的收获，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及蛾子，哪怕私心算上它们，我也还是抵不过祖父盆中的数量。这种收获的快感甚至于超过了黑暗中的恐怖和被蚊子的攻击，这种无谓的大胆如今想起来真是诡异的疯狂。我甚至怀疑那些吸取人精血修炼了百年的蚊子成了精，每年夏天苏醒一次，不动声色地宣告自己才是宅子的主人，我们俨然不过是他们的猎物，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只能是这些捕食者。
天井的水缸里星星点点遍布着翠绿色的水藻，大量孑孓在其间伸缩扭动身子，肆意妄为地生长，迫切渴望赶上这个夏天。我无比烦躁地上下抓挠，把身体扭成一颗绞股糖，在蚊子包上细细刻下一个个“井”字，那祖母遗留给我最古老朴素的方法止痒，然而终究顾此失彼，在黏腻的肌肤上划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红印子。这种燥热与疯狂的瘙痒叫人恨不得揭了皮，简直令我无法专注与老宅告别，严重制约了自我伤感煽情的发挥，只想迅速将细软通通塞进箱子，草草收场作罢。
（三）
灰扑扑的绿电扇在头顶吱嘎吱嘎地旋转，旋转，旋转，空气里弥漫着那切开的半个西瓜的香气以及颓靡燃烧着的李字牌蚊香的味道。这慢悠悠的味道，似乎看不见眼前这一家人为拆迁而搬家的焦虑狂躁，鸦片一般，烟熏火燎地麻痹人的神经，让人沉下去，沉下去，产生地久天长的错觉。
我被这气味催眠得厉害，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我是出生在这里的第五代人，从我记事起，老宅就已经很老很老了，这是高祖的产业，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朱红托盘底下墨笔书写的：
聿德堂朱，慕记，癸亥年置。
那时候的人们恨不得在每一件家私上搭上自家印记，大到正堂门匾、五斗橱、梳妆台、茶几，小到竹篮、碗底、照片、书籍，无一不在浮夸地暗示：私家珍藏，闲人勿动。而我内心是欢喜的，这是少有的能近距离接触先祖的方式。手指一笔一画描摹墨字，仿佛曾祖手把手教我习字，一种唐突的亲切，莫名地感到先人的血液热乎乎地在身体的各个器官流淌，温暖而欢快，在鬼魅的平行时空中与他们产生关联。
高祖的故事实在太过遥远，我总在“叔嗲”“奎太太”这样分不清男女的称呼中晕头转向，茫然出离大人的讲述，然而他留下的这所宅子无疑的真切具象的。
民国二年，高祖从钱公后人手中买过宅子，想来宅子便是前清遗物，在易姓之前便已存在了很多年。钱家一贯是吃瓦片的，传至毛字辈人，抽大烟把家底败个精光，终于为了这袅袅云雾，把最后的宅子也拱手了。其后因烟瘾，曾不断找到高祖借铜钿，高祖不堪其扰。
高祖生八子，曾祖排行老四，虽生八子，乱世生养不易，多年后可寻的唯有曾祖与七叔祖。两房如荣宁两府，分庭而居。曾叔祖居前厅，我们居后堂。最外是门厅水房，依次向内是曾叔祖的天井与正房，正房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皆为正堂，楼上设四个房间，正房东西两侧为厢房，东侧为曾叔祖家的，西侧是我们家的，厢房再侧为披房，常年出租，内部结构鲜为人知。渐次向内的天井与正堂是我们家的，结构与前厅相同，不复赘述。此外其后另有东、西两个后院，主要负责成为四代孩童的成长乐园，解放后西院曾让地于新建的梅泾公园。 至于宅子究竟有多老有多大，我无从考究。曾祖又生八子，然而从我记事起，曾祖父在濮院的后辈只剩大爷爷和嫡亲祖父，大爷爷无后，父亲被过继给大爷爷。因此，事实上后堂也就只剩爷爷这一支了。而曾叔祖少生养，一女早夭，其子为复旦教授，一家定居上海，鲜少露面，因此前厅只有曾叔祖一个独居。想来膝下无欢，甚为寂寥，唯逗趣于我，聊解凄清。他习惯颠倒着叫我的名字，我也乐于接受这独特的叫法，常在前厅拿着祖母给的大蒲扇驱蚊，至于摸索些什么，究竟无甚印象。三岁那年的惊蛰前夕，乍暖还寒，不爱吃午饭的我，早早地在前厅玩耍，只听隔壁“咕咚”一聲，曾叔祖艰难地唤了我一声，我最后一次听到自己颠倒的名字，叔祖因跌倒而谢世了。终于，这宅子只剩下了我们。
老宅最热闹的时候，容纳了二十多口人，热闹异常，晒起衣服来就像蔵家经幡在空中飞舞。孩子们被一个个塞在厢房里，直到要打地铺为止。与生了七八个孩子的高祖和曾祖的恢弘气势相比，祖父两男两女的境况，就惨淡了不少。父亲排行老二，属虎，大爷爷便拈此两者，信手将父亲取名为仲寅，白话一点就是二虎子。但就是这直截了当、古老朴素的取名方式，让这个名字颇具风骨，如“伯夷、仲尼、叔齐”令人倍感清爽。它既不像“建国、卫东、国庆”一早便暴露年代，也不像当下这个时代，取名字用力过猛，恨不得翻烂整部《康熙字典》，使名字集天下之大成。
对于孩子，祖父是颇为严厉，管教方式较为单一，也因子女颇多，怕随意允了人，便失了公允，四个孩子闹将起来，也不可谓不心烦意乱，因此不论羊肉、鸡蛋总是齐齐地分为四份，心想底下的事儿就不与之相干了。愿望是美好的，可孩子们可不是省油的灯。大人眼里均分妥帖，他们眼里可要分出精细高低，纵然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也是别人碗里得要好，况且性别年龄不同，鲜有调和之时，祖父不堪其扰。
父亲生性不羁，顽劣捣蛋，没少让祖父头疼上火。父亲早早的学会了游泳，常常一下午一下午的浸在河里。他是潜泳的高手，潜上二三十米不在话下，从河底的骷髅里摸出一盆子螺蛳。祖父母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了，家里的老太太压根拦不住，等到祖父母下班回家，家里的老太太总是气急又绝望地向他们告状：“我是管不了他的了，你们可以去河里捞了！”直到有一天，父亲终于在潜泳时被玻璃割伤了脚趾的神经，也不敢告诉祖父母，直到那脚趾再也弯不过来。
父亲上头有个姐姐，底下有个妹妹，在叔叔没出生之前，不可谓不“意气风发”，上有长姐宽待，下有妹妹可争。在僧多粥少的日子里，常常去抢妹妹的那一份。小妹吃得省，把中午的鸡蛋留到晚饭，打开橱柜，哪还有她的份，两行眼泪滚下来，申诉也来不及了，鸡蛋只有这么多，又不好立马从园子里捉只鸡，命令它马上下蛋，父亲扒着饭没心肝地对着她坏笑。
清明的时候，祖母做芽麦塌饼，也不知是想吃还是不想吃，父亲竟鬼使神差的将饼藏入裤子口袋里。晚上，祖母洗小孩的衣服，父亲的裤子一浸到水里就好像是在“化脓”，污染了一盆水，摸下去吓了一跳，油腻腻，黏糊糊的东西，翻出来细细一看才发现裤袋里有个不成型的芽麦塌饼。祖母气愤地拉父亲过来，他亦惶惶然说忘了。看着那裤子，他内心也是惋惜的，也不知是怜惜那个融化了的饼，还是那条无端被毁的裤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上学的年纪，开学头一天，祖父给父亲五元钱，由家里的老太太陪同去交学费。一路上，简直无法克制对于第一次拿钱的激动心情，放在口袋里，拿在手里反复摩挲，不知如何是好，亲切友好地与之培养感情。走到学校，却发现手心里空空的，那五块钱怎么也找不到了，衣服口袋里，裤子口袋里，帽子里，哪里都没有。真是令人懊丧。他只好丧气地回家，腆着脸告诉大人五块钱消失了，被狠狠地骂了一顿。然而读书又不能不读，祖父虽然生气还是塞给了父亲五块钱，重新交学费。这是与钱第一次亲密接触而留下的不甚快乐的印象。
但相对幸运的是，父亲可以在大爷爷处讨得些宠爱。大爷爷与祖父是同胞兄弟，祖父是老七，大爷爷是老大。大爷爷字浩官，也曾在米行里做事，因年少时曾入了国民党，在建国后寻事颇为艰难，他陆续在一些药店、酒店里做过账房先生，后因气喘病便退休了。鉴于大爷爷独身一人，父亲被过继给大爷爷，管他叫“阿爷”，我不懂国文里哪个称呼可以与之相配，但并没有人强迫我改口唤他爷爷。记事起就是在“爷爷”两字前冠上个“大”子以便区分祖父，否则今日该唤祖父为“叔伯爷爷”了。
上学后不久，父亲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曾叔祖的连襟是有名的连环画插画师，虽然没过多久便去了上海，但老宅里到底零零散散地留下了一些连环画。这些连环画让父亲很是入迷，整日里抱着翻看。很快，家里的连环画就不够看了，于是他开始常跑书店。除了花血本买只录音机，拎着它大摇大摆地走完整条大街，把《梅兰梅兰我爱你》播得震天响之外，他的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了连环画上。每隔几日，就徘徊在镇上各种书市书摊上淘宝。为了跟祖母讨更多的零用钱，不惜到祖母厂里一屁股哭倒在地撒起泼来，当然这种简单粗暴，不讲技巧的要钱方式，除了一顿打是啥也换不来的。于是，他去央求“阿爷”，“阿爷”总会不甚计较地拿钱给他买连环画。这种奇妙的关系也让父亲跟大爷爷更为亲近。
当叔叔刚生下来的时候，父亲也乐于逗这个小婴儿，但是小婴儿慢慢长大，就慢慢变得具有“破坏性”了。他视连环画为宝贝，他把这些宝贝分门别类地归在不同的箱子里，别人都是不能碰的，女孩子们也不屑于与之计较。当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发现，叔叔翻乱他连环画的时候，小男孩强烈诡异的自尊心使他立马感到被“侵犯”了，不由升起无名怒火，也不言语，只是把连环画统统从楼上扔了下来。
这让我强烈地感到在多子女家庭中生存的危机感，而父亲不知道的是，更大的破坏性在后面。由于家里曾出国民党党籍之人，五爷爷曾效力于台湾当局，因不舍家人，未满两年，回了大陆，不幸的是肃反运动烧到濮镇，五爷爷未能幸免于难。家庭情况不够“清白”，于是一家子在文革时受到了“特殊照顾”。
出门便有人戳着后背说，你家出过“反革命”，祖父原本要升的职位也被人填了缺。可怜祖父的母亲家因地主成分，被抄了个精光。所幸曾祖父早逝，战乱之时土地早已抵了出去，只评到“小土地出租者”，祖父略感幸运地回家告诉祖母，还好，只是“小土地出租者”，是自查。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老宅存在的本身就是个错误，需要洗心革面，重新做房。而那些熟悉的东西要毁在自己手里似乎比毁在别人手里让人更痛苦。瓦当要取下，只能留瓦片，飞檐上石狮子要砸下来，墙体上的刻字用石灰盖掉，明堂的门匾要取下来，红木太师椅椅背上的雕花要挖掉，字画扇子堆到后园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祖父翻出父亲的连环画，紧张地挑出《红楼梦》《白蛇传》《聊斋志异》《苏小妹》《简爱》《三个火枪手》……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不是你买的，你不能动！”父亲声嘶力竭地拉着那箱子一路从楼上哭到后园。
“這也是‘封、资、修’，你还要不要活啦！”祖父压低着声音，把这些书扔进火盆里。
那个时候的老宅，总是被火光映照得通红，彼此的脸都在熊熊燃烧的火光和纷飞飘散的黑烟中变形。这火一烧就是十年，以那些年轻人的青春为养料，借着荷尔蒙的东风，疯狂燃烧，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直到这燃料耗尽，留下一盆呛人的灰烬，风一吹就四处乱飞。
（四）
濮院的旧城改造终究还是来了，老城区的居民，愿意或不愿意，最终都在协议上一笔一笔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大名，按下红手印。
老宅也在改造的范围之中，政府通知，八月前必须迁离。大伙火急火燎地重新装修祖父过去工作单位分配的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小公寓，以便离开老宅，祖父可以搬进去。看着眼前带不走的祖业以及收废品似的收购价，全家人脚底都像粘了胶似的，挪不开步子，但是无处不在的倒计时牌子，分分钟都在提醒着我们面对现实。胳膊拧不过大腿，一家子终于在最后期限前的倒数第八天签下了协议，诚惶诚恐地上缴了房产证。
来不及伤感，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搬家。还要除去最后去办理断水断电断电视的手续，真正留给我们搬家的时间只剩五六天，面对着四进深的老宅，大家都不觉倒吸一口凉气。自从去年说起搬迁，每一次过节，在老宅的每一次聚会，随时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的主题都离不开搬家。从做钉子户坚守故土，到全卖了买新的各种论调不一而足，然而老宅一副泰山崩于前的不改色的姿态，连一张旧报纸都没有减少，谁都不愿意最先动手，然而七月却是就这样结结实实地走到了月末，再不动手就违约了。
那些愤世嫉俗的外乡人以及远在异乡的濮镇人，还在义愤填膺地一声声批判着仓皇搬家的人们背祖弃宗，信誓旦旦地要与老宅共存亡。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样的景象：大型广告牌围住家门，马达声喧天，尘土漫天，隔壁的拆房声震动着老宅的房梁，鼠因为觅食而聚齐老宅，爷爷独自坚守在断水断电的门槛上，坚守抵抗。
这样的场景，着实叫人惊出一身冷汗，搬家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爷爷说搬家前要祭祖，提前过节。家中一年会祭祖多次，除夕、清明、中秋、冬至都少不了，而每年七月半的中元节是最隆重的，今番赶不上中元节了。七月初一行动那天，全家齐聚老宅，做了一桌好菜，进行了老宅中的最后一次祭祖。
祖母在世的时候，祭祖是她一手操办的，从祭祖的饭菜到火化的元宝，总是一人操持妥帖，简直就是传统民俗的活化石。祖母离去之后，祭祖由祖父招集，晚辈分工操持。摆好桌椅，备齐碗筷，端出饭菜，点燃香烛，斟上黄酒，一如既往未省略任何步骤，也许又因为是在老宅的最后一次祭祖，显得格外庄重妥帖。电扇要关掉，不可惊扰仙风。斟酒也颇有讲究，每隔一小时祖孙三辈各斟一次酒，斟满三次，斟酒期间手腕要悬空，身体要沿开椅子一段距离，切不可惊扰了仙人。每斟完一次，全家人跪在那软扑扑的蒲团上轮流磕一遍头。每个人口中都念叨着，子孙不孝，没法留住老宅，叩请仙人，勿要怪罪。若有事相求，则可私心多磕几个头，家有高三考生的婶母，想来就没少磕。酒过三巡，还要上饭，盛饭不能用勺，只将碗倒扣于锅中，翻过来即可。食过了饭，便在园子里化锭。小时候祖母教我折各式各样的元宝，长条如银条型的，站立如冠状的，我热衷于这种朴素而又虔诚的午后消遣方式。明晃晃的锡箔，灰扑扑的黄纸，星星点点的纸屑沾染了满手，指缝间长久地留下香火的味道。至于蜡烛，也不可吹灭，要靠击掌之风灭掉烛火。
眼前这缓慢悠长的仪式，令人丝毫无法与迫在眉睫的搬家联系到一起。我讶异经历过破四旧，竟还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样源自先秦的传统，仍完好地保留在我们的血液里。终于开始理解春秋那日，敌军杀将而来，这一头的军队还在沉着地占卜，定要卜出吉卦方能应战，这样淡定的行为。
（五）
家祭过后，搬家行动就正式开始了。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老宅的二楼有四个房间，从前都是卧室，自从父辈们各自成家，孙辈们不再劳烦祖母照拂，就只剩祖父祖母常年居于此了。自祖母七年前中风，身体偏瘫无法行动自如后，我们便把床拆到楼下的厢房。楼上已经封尘多年了。木质架构的楼梯，踩上去酥嘎嘎，糯笃笃，每走一步都如小儿换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让人不自觉地咬紧牙关。楼梯扶手也因年久失修而与楼梯分离。上楼的时候，似乎是冒着生命危险，每一步都小心谨慎，两人轻易不敢同时登上此楼梯。
楼上总是乌暗彻骨的，正房只点一盏荷叶边的橙色小灯，一旦关了窗，拉了灯，整个世界的黑暗都跑进了这里。如今因长久无人居住，满屋子灰尘气。又因为那日老宅评估，拆了房顶糊纸，黑洞洞的房梁上沾着未撕干净的报纸，远远望上去像一个个蛀洞。红木雕花大床上像一座废弃的行宫，床阑干上沟沟坎坎地刻了些年代久远的《聊斋》故事，一口气看下去像一幅未曾句读的连环画。
没有孩童会喜欢午睡，可是夏日的午后又是如此的悠长，没有尽头。祖母把我抱进大床午睡，里面幽暗清凉，如浸在阴湿的湖底，通体散发着苔藓般墨绿色的阴影。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祖父递给我一个小柚子，说闻着它就能睡着。我抱着小柚子，放在鼻子边嗅嗅，清新微苦的气味令人愈加清醒。
而此时的红木大床暴露在空气中，床上只放了棕绷，上面胡乱摊了些60年代的旧报纸。爷爷说床上的几大包衣物都是他整理好的，我们正庆幸爷爷也为我们减少了一定的工作量，于是将收拾好的衣物放进收纳箱。收拾完床上的衣服，我们打开红木衣柜，却惊异，柜子里的被褥衣物塞得满满当当，未曾撤走毫分，那刚刚收拾的几大包是什么？于是急急将它们重新掏出收纳箱，细细检查，发现几包竟是祖母的大衣和里衣，心中欸乃，祖母过世六年矣，这些衣物大都晦暗沉静，样式单调，因为长久未动衣料而变得硬邦邦的，折痕深重。 还有几大包是儿童的衣帽物什。祖母曾是服装厂的裁缝师，这些衣物多半是祖母所制，抑或母亲所织绒线衫。姑婶们兴奋地指认、抖搂着哪件是自家孩子穿过的衣衫。夏日里孩子们人手一件的五毒衣，道袍似的扑来浓浓的雄黄味道。那顶六面瓜皮地主帽，玄色缎面上绣着织金菊花的样式，帽顶制一个细蒂子，额前金灿灿的“萬”字绣贴，是百日照的必备道具。红底白波点的肚兜是我小时候穿的，面团团，软笃笃，喜气洋洋。还有褪了色的海军衫，屏紧了的丝绵棉袄，明晃晃的老虎布鞋，还有很多很多。几十年来被安放妥帖，无不幽幽地散发着樟脑的气息，胡乱地筑起旧时的明艳欢快，鲜活的院墙，是通向儿时记忆的甬道，而如今我们只能站在墙外，窥视那些曾经属于自己却又并不熟悉的干涩往事。
但是一想到五十坪的小公寓，心肠就瞬间变硬了。联系了收旧货的，四毛六毛钱一斤的收了去。还有一些是一毛钱一斤人家都不肯收的，扔在后园子里，可怜巴巴地堆在一起。
处理完这些，再掀开一只只趟在地板上的箱子，露出深红色的里子，像一只只被宰杀的牛，开膛剖肚供人欣赏，箱颚上白底蓝字的“廣元號”标签，就像盖在牛肉身上的合格印子，标榜着质量保证可追溯。
一只箱子背后的铰链随着箱盖的掀开应声落地，连同旧年的悲喜忧愁一同飘出。各式花团锦簇的被面，被褥，未拆封的，缝缝补补稀烂的，毫无违和的躺在一起；新丝绵、陈棉花、旧鸭绒，一碰就漫天飞舞。箱底垫了一张泛黄的报纸，四周起了毛边。我看了一眼大标题是《全国哀悼毛主席逝世》，下面配了一张硕大的天安门照片前面站了一广場的人，乌泱泱的都只能看见他们的黑脑勺，看不见脸。
“是不是都装完了？”
“这里还有三箱是满的。”
“还有三箱！对革命失去信心了。”叔叔说。
里面有两大袋爷爷的袜子，不少是缝缝补补，甚至是“鸳鸯”的。一袋男式手帕，大抵是百货商店的样式，不少帕子中间一丝一丝地开裂，白色的底纹上散布着大大小小黄色的封印。还有两大袋旧衣服，有祖母早年给他翻的蚕丝棉袄、棉裤、棉背心，两个儿子送给他的西装、羊绒衫、呢子大衣，大多是一次都没穿过，却被蛀掉的。平日里爷爷总穿旧得像满是“波点”的衣服，给他买的新衣服山一样地堆起来，那代人大抵是一套衣服不穿到千疮百孔是不会丢掉的，所以永远都在穿旧衣服。
书房里还有几大箱报纸，几大捆崭新的笔记本，数不清的钢笔头子和墨水，旧本子里密密麻麻地抄写者养生秘籍、各色谜语、电话号码、门牌地址……
楼下还有几十年的年历画、几大盒的相片、到处收集的香烟盒子、全国各地的地图、几大盒的笔，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看过的书，一样不少地被安置着，还有爷爷的营生家伙：十来个大算盘，另有不齐全的麻将、缺牌的扑克若干副，各色蒲扇堆山填海……我们指着那些老物件，问爷爷：“这还要不要？”他都是沉默一会儿，羞赧又坚定地点头：“嗯，这个你们要给我搬过去。”“春凳呢？”“当然要，这是新的，乌拉小时候只能睡破破烂烂的旧春凳，这样崭新的大人都不让睡。对了，还有那套方凳，一共六个，都要搬去。”“这衣服改改还能穿。”问到最后，连小姑姑也加入了祖父怀旧派的作风当中。我们绝望地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丢的，每一样都是宝贝，需要小心谨慎，安放妥帖。祖父试图将老宅里外几百坪，绵延五代人的物品，皆塞到五十坪的公寓里。
平日里去老宅，喝到的常常是陈茶，甚至会发现发了霉的茶叶，而食品柜里一盒一盒堆积着尚未开封的茶叶，超出保质期多年。洋铁皮盒子里还有被虫蛀空的高丽人参、天山雪莲。而潇洒如李太白，霸气如秦始皇，晚年皆热衷于，求仙炼丹。祖父也不能免俗的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银子，献给保健品事业，在各种药丸上豪掷千金，疯狂地追求长生不老。攒下几大箱保健品的空瓶，叔叔拿起一个瓶子给我，“你是英文老师，你看看。”我看着满瓶上下的通体英文保健术语而自惭形秽，什么蛋白，什么什么维生素，大意是说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维他命。日复一日的战斗，血洗，一包一包地处理东西。直到有一天发现那包衣物是如此的眼熟、可疑。“这不就是几天前被我们丢弃在园子里的衣物嘛！”婶母惊呼。爷爷趁着晚上我们不在又会把它们偷偷捡回来，装进要搬走的箱子里！刚开始祖父还对我们的整理不置可否，慢慢地，他警觉起来，也许是我们抄家一般的行径太过残忍，使他心惊肉跳，而后我们只要一动手，他就紧张地来回检查。最后索性连雷打不动的午睡都不睡了，我们前脚丢到园子里，他后脚踏进去捡回来。然而又自觉势单力薄，怕儿女多嘴，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塞回来，谍中谍一般反复多次。
我们无奈地与他说：“你要不要去新家看看？东西不能再放了，真的放不下了，车库也塞满了，房间里总要留着活动的空间。”
他依旧先沉默，搓着手紧张兮兮地说：“我不去。”
那表情如同做错事的小学生，惶恐地等待老师发落，又倔强地不肯认错，叫人着急心疼，却不忍苛责。
我们决定不再把东西丢在后园，或拿到远处丢掉或立即卖掉，眼不见也许就会忘掉，好令祖父断了念想。婶母大刀阔斧地将几大件运回娘家，或立地卖掉，不留后患。我将无处不在的硬板纸盒、茶叶罐子、月饼盒子运出大门，门口正好经过旧物收购小贩，即刻招手喊停，把它们卖掉。以至于姑父拿着祖父的一双运动鞋走到门口说，这应该也不要了吧，我惊呼这个要的，这可属于爷爷的好鞋子。等到傍晚，明堂里空旷了不少，从两眼一抹瞎的满仓状态，看到了希望，正当我们满意地欣赏着劳动成果之时，祖父来来回回，脸色凝重地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上前询问他：“你找什么？”
祖父怒气冲冲地说：“药棉！我打针的药棉你们给我丢到哪里去了！”
祖父患糖尿病，每日需定时注射胰岛素。
“你原本放哪儿了？”
“我就放这里，我每天都放在这里！现在给我弄到哪里都不晓得，这里是谁理的，东西都不见了！”他越说越气急败坏，声音提高了八度，手指颤抖地指着一只茶几，上面空无一物。大家都不做声了。 “这里是叔叔理的。”
“马上打电话给他！”
“别急，这里的东西他都归置起来了，这个不会丢的。我看到了，还在门口，我帮你去拿。”我跑到收纳箱找出完整的药棉，递给祖父。
“不是，不是这个，是拆封过的，带酒精的棉花！”祖父一句句声如洪钟地撞在心上。
“不就是酒精棉花嘛，”姑父说“用我的烧酒消毒也是一样的。”慢慢缓和爷爷激动的情绪。
我无力地坐在角落里，拾起脚边掉在地上的一张标签条，上面工整地写着：小人衣帽，纸片上沾着横七竖八的脚印。内心怅惘，一瓶棉花并何至于让他如此。祖父这是把这些天来看在眼里，看我们把他收集而来的宝贝，统统处理掉而不满的集中爆发。他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一家之长的威严，又怎能允许他婆婆妈妈地央求着晚辈这不要丢，那不要丢。姑母说不要丢掉那副牌九，有几次她看到祖父一个人在玩，而祖父向来是不懂麻将牌九的。
儿时祖母在厨房煮鸡蛋，一时忘记出门到洗衣台洗衣，祖父看到鸡蛋煮沸却无人照料，急急赶去找到祖母，不知所措又面带愠怒地责问祖母：“你的鸡蛋在锅里跳了！”祖母又好气又好笑地赶回家，他宁可老远去找祖母，也不懂马上关掉炉火。
失去祖母后的日子里，祖父愈加沉默了，饭桌上寥寥无语，吃完饭默默上楼。从来如婴孩般被祖母小心妥帖地保护在纷繁人事、琐碎生活外的他是连煤气都不晓得如何关的人，他总是很安心稳妥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懂得做饭，不懂得采购，不懂得在茶馆喝早茶与茶客攀谈，不懂得大爷大妈欢快的广场舞，也不懂与儿孙热络亲密地交谈。
他的爱好多半是孤独的，他喜欢打算盘，他的四个儿女從小都是在噼里啪啦的算盘教育中度过的，父亲一辈每晚温过书都要打一遍算盘才能上楼睡觉，打不出要重新打。小时候祖父也尝试教我用算盘计算三位数的乘法，后来他就放弃了，再严厉的老人对孙辈也总要温和许多。供销社总会计的职业身份让他做一手好账，他会细细将水费电费，家中的一切收入支出完完整整地记下。他喜欢研究地图，退休后带着祖母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旅行中他速度惊人，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同游的年轻人之前。但是，在云南归来之后大病了一场，患上了糖尿病，一下子掉了十多斤肉，吓坏了祖母。那以后儿女们再不敢放心让二老单独出游，于是祖父更加热衷于研究地图，别人每说起一个地点，能够准确描述它的方位、历史以及各色景点，总让孙辈叹为观止，犹如一张活地图。他喜欢健身，但都不是激烈的，而大抵是温和持久的，他一大早会在园子里正走倒走，甩胳膊、摩擦耳朵，拿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在浑身上下敲敲打打，走到哪儿都带着，忙碌地轮流敲打。
而八十多岁眼不花、耳不聋的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则更像一只鸵鸟，把自己埋在层层叠叠的小报里——那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细细研究每一条捕风捉影的消息，包括中缝里歇斯底里的保健品广告，我们讶异于他不懂得买菜，却熟稔快递。百无聊赖之时，想来药品的寄来寄去也是一种有趣的互动。而这事本身一定比儿女稳妥的工作，或是孙辈在重点高中考进全校前五十名这样遥远的慰藉来得鲜活得多。
（六）
搬家那天，有台风登陆，气压很低。老黄历上写着：黄道吉日，诸事皆宜。
全家老少，咸聚老宅，准备好车马，联系好工人，把家具细软一一清点塞进车子里，整装待发。天很暗，云压得很低，激烈地翻滚着。当第一部车子出发，正打算装第二辆车的时候，瓢泼大雨撒了下来。箱子抬到了门房，进退两难。一记炸雷之后，雨势更大了，我们站在门房等待雨停。半个小时后，雨下得更疯狂了，大伙丧气地回屋。
我一个人坐在前厅，看天井被通体浇透，雨水顺着瓦花从四周汹涌而来，像一口四方的井。白而粗的雨，冰棱一样一条条砸下来，角落里的两个水缸很快就满了出来，青石板上积起了浅浅的水洼。
看着看着，眼神就开始迷离，身体轻飘飘的，眼前似乎有很多人在来来回回。我看到了祖母、大爷爷、奎太太，还有好些我不认识的人在我眼前寒暄着走进走出。他们似乎都曾是老宅的主人，这些老灵魂热闹彼此地打招呼，最后向雨里走去，走出老宅。我追上去，在后面大声地喊：“奶奶，奶奶，等等，等等！”他们似乎都听不见，没有回头，越走越快，最后消失在白花花的大雨里。我站在雨中，雨水把我和四周隔离开来，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我大口大口的喘气声显得格外清晰。
我沿着街道往回走，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我朝着老宅的方向，拼命奔跑，头发里、衣服里、鞋子里都灌满了水。天色渐渐暗下去，老镇就像一个空城，没有路灯，没有车辆，没有人影。我歇斯底里地疯狂奔跑，大声呼喊着：“有人吗？有人吗！”四周的房子都是我没有见过的，大门紧闭，没有声响，整个镇子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在鬼魅幽黑的街道回响。我是那个闯入桃花源的渔人，再也寻不到老宅的踪迹。
黑暗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恐惧使我捂住耳朵，张着嘴巴大哭起来。我蜷缩成一团，蹲在原地，一动不敢动。雨渐渐停了，东方泛白，天光逐渐散开。我发现自己坐在一片废墟之上，门洞敞开，堆着些枯床败案，荒如败寺。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一种熟悉的味道，我循着味道往前走，眼前出现一棵大树，树冠巨大如钟罩，树根深深地扎进泥土，树枝绵延四方，树叶不大却密。一阵风过，小鸟惊起，泛黄的树叶随风落地，嫩叶摩挲着发出莎莎的声响，真是好听。
“阿岑，你怎么睡在这里？门窗不关，雨都啄在你身上，作出病来。”母亲温柔地推着我，原来这是一个长长的梦，老桌子上的花纹格子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手臂上。“你看，手上脚上都有溅到雨水了，快擦擦。”我接过母亲手里的毛巾。“脸上都有。”我摸了摸脸，微微发烫，黏黏的一直延至眼角，我不好意思地抹了把脸。
“雨停了。”
“嗯，走吧，第二部车子装箱了。”
车子一辆一辆地开走，再大的宅子在现代化的搬运工具前显得小菜一碟，一段时间后，屋子就被腾空了。我们最后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再检查一遍，看看是否还有东西遗漏。大爷爷房里的红木柜，祖母嫁来的樟木箱还静默着。叔伯太太的梳妆台最终也没挪地，镜面周围的雕花里结满蛛丝儿，镜子里的人从脂正浓、粉正香，转眼两鬓成霜。我走下楼，扣上门闩，过去的哀怨情长都留在了那里。
我走进后园，看见爷爷还没有离开。他低着头，在园子里头绕圈，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我静静地看着他以自己的方式与这片土地、这个家做着最后的告别。终于他停了下来，我走上前，拉住他手说：“爷爷，我们走吧。”
（一）
他敲了敲八仙桌说：“这是老物什，料子是黄榉，你们？”
我拿着饭碗，挪了挪位置，艰难地咽下饭，喝了口汤：“难道我们搬个家连饭都不吃了？桌子不搬去，蹲着吃饭吗？”
“那碗橱呢？”
“不卖。”
“这烛台呢？”
“也不卖。”
古董贩子一波又一波洞开老宅大门，熟稔地进出老宅，反客为主，如入无人之境。其两眼矍铄，鼻孔翻向上，在空气中蟋索，灵敏地嗅出铜钱的气息。他们有着雷同的装备，清一色的头顶鸭舌帽、手拿电筒，斜跨一只过气丑陋的黑色大包，瞳仁发红，眼神所到之处皆被定价。饥饿——如觅食的鬣狗——凶相且充满攻击性，总被大人吓唬吃饭不乖会卖掉的小孩，定会被吓哭。他们四处翻出书柜、抽屉，不时敲打着阑干，扒着缝隙倾听声音。不放过黑呢大衣口袋里的字画、书信、私章，一次次丈量摩挲那些上了年纪的红木茶几太师椅，褪了色的衣橱碗柜，落满灰尘的梳妆台，挂着破洞帐子的雕花大床以及那些胡乱堆在一旁，好像随时准备出码头的朱漆描金的箱子。
那些沉睡了一百多年，市井凡俗的劳什子似乎在这一刻被唤醒，重新赋予意义。
我站在一旁，看它们一件件被横着或拆得七零八碎抬出楼梯、吊下阁楼，绕过赭红梁柱，来到明堂，穿过中庭，移出大门，搬上卡车，或搬走或寄送或卖掉，突然与这些曾经熟悉的物件产生了陌生的隔阂感，似乎眼前正在进行着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二）
黑暗中，蚊子密密麻麻撞击着小腿肚、胳膊肘、头颈后，一切裸露于衣衫的肌肤上，留下不规则的肿块，似乎蚊子也晓得这是最后的晚餐，正在进行疯狂扑食，将新鲜的、酸腐的血液，一饮而尽。蚊子是夏天老宅中永恒不变的动物，百年阖府人事皆变，似乎只有这嗡隆嗡隆的诡异交响和奇痒难耐的感觉从未改变。
入夜时分，是蚊虫最猖獗之时，爷爷把涂满肥皂的脸盆递给我，这是我们饭后消食的一大特色健身方式，隆隆烈烈的捕蚊运动。我兴兴轰轰地伸手就往桌子底下，后园里，天井里，灶头间，甚至陰森的柴房赶，在空气中忙碌地翻飞脸盆，越是乌暗彻骨的地方越有收获。半小时后，我与爷爷相约在明堂拿出各自沾满密密麻麻蚊子尸体的脸盆，比谁盆子里的蚊子多，我细细数出几百只蚊子，它们透明的翅膀被黏在涂满肥皂的盆壁上，有的并没有死，挣扎蜷缩着的身躯。除了蚊子，常常还有其他的收获，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及蛾子，哪怕私心算上它们，我也还是抵不过祖父盆中的数量。这种收获的快感甚至于超过了黑暗中的恐怖和被蚊子的攻击，这种无谓的大胆如今想起来真是诡异的疯狂。我甚至怀疑那些吸取人精血修炼了百年的蚊子成了精，每年夏天苏醒一次，不动声色地宣告自己才是宅子的主人，我们俨然不过是他们的猎物，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只能是这些捕食者。
天井的水缸里星星点点遍布着翠绿色的水藻，大量孑孓在其间伸缩扭动身子，肆意妄为地生长，迫切渴望赶上这个夏天。我无比烦躁地上下抓挠，把身体扭成一颗绞股糖，在蚊子包上细细刻下一个个“井”字，那祖母遗留给我最古老朴素的方法止痒，然而终究顾此失彼，在黏腻的肌肤上划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红印子。这种燥热与疯狂的瘙痒叫人恨不得揭了皮，简直令我无法专注与老宅告别，严重制约了自我伤感煽情的发挥，只想迅速将细软通通塞进箱子，草草收场作罢。
（三）
灰扑扑的绿电扇在头顶吱嘎吱嘎地旋转，旋转，旋转，空气里弥漫着那切开的半个西瓜的香气以及颓靡燃烧着的李字牌蚊香的味道。这慢悠悠的味道，似乎看不见眼前这一家人为拆迁而搬家的焦虑狂躁，鸦片一般，烟熏火燎地麻痹人的神经，让人沉下去，沉下去，产生地久天长的错觉。
我被这气味催眠得厉害，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我是出生在这里的第五代人，从我记事起，老宅就已经很老很老了，这是高祖的产业，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朱红托盘底下墨笔书写的：
聿德堂朱，慕记，癸亥年置。
那时候的人们恨不得在每一件家私上搭上自家印记，大到正堂门匾、五斗橱、梳妆台、茶几，小到竹篮、碗底、照片、书籍，无一不在浮夸地暗示：私家珍藏，闲人勿动。而我内心是欢喜的，这是少有的能近距离接触先祖的方式。手指一笔一画描摹墨字，仿佛曾祖手把手教我习字，一种唐突的亲切，莫名地感到先人的血液热乎乎地在身体的各个器官流淌，温暖而欢快，在鬼魅的平行时空中与他们产生关联。
高祖的故事实在太过遥远，我总在“叔嗲”“奎太太”这样分不清男女的称呼中晕头转向，茫然出离大人的讲述，然而他留下的这所宅子无疑的真切具象的。
民国二年，高祖从钱公后人手中买过宅子，想来宅子便是前清遗物，在易姓之前便已存在了很多年。钱家一贯是吃瓦片的，传至毛字辈人，抽大烟把家底败个精光，终于为了这袅袅云雾，把最后的宅子也拱手了。其后因烟瘾，曾不断找到高祖借铜钿，高祖不堪其扰。
高祖生八子，曾祖排行老四，虽生八子，乱世生养不易，多年后可寻的唯有曾祖与七叔祖。两房如荣宁两府，分庭而居。曾叔祖居前厅，我们居后堂。最外是门厅水房，依次向内是曾叔祖的天井与正房，正房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皆为正堂，楼上设四个房间，正房东西两侧为厢房，东侧为曾叔祖家的，西侧是我们家的，厢房再侧为披房，常年出租，内部结构鲜为人知。渐次向内的天井与正堂是我们家的，结构与前厅相同，不复赘述。此外其后另有东、西两个后院，主要负责成为四代孩童的成长乐园，解放后西院曾让地于新建的梅泾公园。 至于宅子究竟有多老有多大，我无从考究。曾祖又生八子，然而从我记事起，曾祖父在濮院的后辈只剩大爷爷和嫡亲祖父，大爷爷无后，父亲被过继给大爷爷。因此，事实上后堂也就只剩爷爷这一支了。而曾叔祖少生养，一女早夭，其子为复旦教授，一家定居上海，鲜少露面，因此前厅只有曾叔祖一个独居。想来膝下无欢，甚为寂寥，唯逗趣于我，聊解凄清。他习惯颠倒着叫我的名字，我也乐于接受这独特的叫法，常在前厅拿着祖母给的大蒲扇驱蚊，至于摸索些什么，究竟无甚印象。三岁那年的惊蛰前夕，乍暖还寒，不爱吃午饭的我，早早地在前厅玩耍，只听隔壁“咕咚”一聲，曾叔祖艰难地唤了我一声，我最后一次听到自己颠倒的名字，叔祖因跌倒而谢世了。终于，这宅子只剩下了我们。
老宅最热闹的时候，容纳了二十多口人，热闹异常，晒起衣服来就像蔵家经幡在空中飞舞。孩子们被一个个塞在厢房里，直到要打地铺为止。与生了七八个孩子的高祖和曾祖的恢弘气势相比，祖父两男两女的境况，就惨淡了不少。父亲排行老二，属虎，大爷爷便拈此两者，信手将父亲取名为仲寅，白话一点就是二虎子。但就是这直截了当、古老朴素的取名方式，让这个名字颇具风骨，如“伯夷、仲尼、叔齐”令人倍感清爽。它既不像“建国、卫东、国庆”一早便暴露年代，也不像当下这个时代，取名字用力过猛，恨不得翻烂整部《康熙字典》，使名字集天下之大成。
对于孩子，祖父是颇为严厉，管教方式较为单一，也因子女颇多，怕随意允了人，便失了公允，四个孩子闹将起来，也不可谓不心烦意乱，因此不论羊肉、鸡蛋总是齐齐地分为四份，心想底下的事儿就不与之相干了。愿望是美好的，可孩子们可不是省油的灯。大人眼里均分妥帖，他们眼里可要分出精细高低，纵然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也是别人碗里得要好，况且性别年龄不同，鲜有调和之时，祖父不堪其扰。
父亲生性不羁，顽劣捣蛋，没少让祖父头疼上火。父亲早早的学会了游泳，常常一下午一下午的浸在河里。他是潜泳的高手，潜上二三十米不在话下，从河底的骷髅里摸出一盆子螺蛳。祖父母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了，家里的老太太压根拦不住，等到祖父母下班回家，家里的老太太总是气急又绝望地向他们告状：“我是管不了他的了，你们可以去河里捞了！”直到有一天，父亲终于在潜泳时被玻璃割伤了脚趾的神经，也不敢告诉祖父母，直到那脚趾再也弯不过来。
父亲上头有个姐姐，底下有个妹妹，在叔叔没出生之前，不可谓不“意气风发”，上有长姐宽待，下有妹妹可争。在僧多粥少的日子里，常常去抢妹妹的那一份。小妹吃得省，把中午的鸡蛋留到晚饭，打开橱柜，哪还有她的份，两行眼泪滚下来，申诉也来不及了，鸡蛋只有这么多，又不好立马从园子里捉只鸡，命令它马上下蛋，父亲扒着饭没心肝地对着她坏笑。
清明的时候，祖母做芽麦塌饼，也不知是想吃还是不想吃，父亲竟鬼使神差的将饼藏入裤子口袋里。晚上，祖母洗小孩的衣服，父亲的裤子一浸到水里就好像是在“化脓”，污染了一盆水，摸下去吓了一跳，油腻腻，黏糊糊的东西，翻出来细细一看才发现裤袋里有个不成型的芽麦塌饼。祖母气愤地拉父亲过来，他亦惶惶然说忘了。看着那裤子，他内心也是惋惜的，也不知是怜惜那个融化了的饼，还是那条无端被毁的裤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上学的年纪，开学头一天，祖父给父亲五元钱，由家里的老太太陪同去交学费。一路上，简直无法克制对于第一次拿钱的激动心情，放在口袋里，拿在手里反复摩挲，不知如何是好，亲切友好地与之培养感情。走到学校，却发现手心里空空的，那五块钱怎么也找不到了，衣服口袋里，裤子口袋里，帽子里，哪里都没有。真是令人懊丧。他只好丧气地回家，腆着脸告诉大人五块钱消失了，被狠狠地骂了一顿。然而读书又不能不读，祖父虽然生气还是塞给了父亲五块钱，重新交学费。这是与钱第一次亲密接触而留下的不甚快乐的印象。
但相对幸运的是，父亲可以在大爷爷处讨得些宠爱。大爷爷与祖父是同胞兄弟，祖父是老七，大爷爷是老大。大爷爷字浩官，也曾在米行里做事，因年少时曾入了国民党，在建国后寻事颇为艰难，他陆续在一些药店、酒店里做过账房先生，后因气喘病便退休了。鉴于大爷爷独身一人，父亲被过继给大爷爷，管他叫“阿爷”，我不懂国文里哪个称呼可以与之相配，但并没有人强迫我改口唤他爷爷。记事起就是在“爷爷”两字前冠上个“大”子以便区分祖父，否则今日该唤祖父为“叔伯爷爷”了。
上学后不久，父亲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曾叔祖的连襟是有名的连环画插画师，虽然没过多久便去了上海，但老宅里到底零零散散地留下了一些连环画。这些连环画让父亲很是入迷，整日里抱着翻看。很快，家里的连环画就不够看了，于是他开始常跑书店。除了花血本买只录音机，拎着它大摇大摆地走完整条大街，把《梅兰梅兰我爱你》播得震天响之外，他的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了连环画上。每隔几日，就徘徊在镇上各种书市书摊上淘宝。为了跟祖母讨更多的零用钱，不惜到祖母厂里一屁股哭倒在地撒起泼来，当然这种简单粗暴，不讲技巧的要钱方式，除了一顿打是啥也换不来的。于是，他去央求“阿爷”，“阿爷”总会不甚计较地拿钱给他买连环画。这种奇妙的关系也让父亲跟大爷爷更为亲近。
当叔叔刚生下来的时候，父亲也乐于逗这个小婴儿，但是小婴儿慢慢长大，就慢慢变得具有“破坏性”了。他视连环画为宝贝，他把这些宝贝分门别类地归在不同的箱子里，别人都是不能碰的，女孩子们也不屑于与之计较。当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发现，叔叔翻乱他连环画的时候，小男孩强烈诡异的自尊心使他立马感到被“侵犯”了，不由升起无名怒火，也不言语，只是把连环画统统从楼上扔了下来。
这让我强烈地感到在多子女家庭中生存的危机感，而父亲不知道的是，更大的破坏性在后面。由于家里曾出国民党党籍之人，五爷爷曾效力于台湾当局，因不舍家人，未满两年，回了大陆，不幸的是肃反运动烧到濮镇，五爷爷未能幸免于难。家庭情况不够“清白”，于是一家子在文革时受到了“特殊照顾”。
出门便有人戳着后背说，你家出过“反革命”，祖父原本要升的职位也被人填了缺。可怜祖父的母亲家因地主成分，被抄了个精光。所幸曾祖父早逝，战乱之时土地早已抵了出去，只评到“小土地出租者”，祖父略感幸运地回家告诉祖母，还好，只是“小土地出租者”，是自查。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老宅存在的本身就是个错误，需要洗心革面，重新做房。而那些熟悉的东西要毁在自己手里似乎比毁在别人手里让人更痛苦。瓦当要取下，只能留瓦片，飞檐上石狮子要砸下来，墙体上的刻字用石灰盖掉，明堂的门匾要取下来，红木太师椅椅背上的雕花要挖掉，字画扇子堆到后园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祖父翻出父亲的连环画，紧张地挑出《红楼梦》《白蛇传》《聊斋志异》《苏小妹》《简爱》《三个火枪手》……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不是你买的，你不能动！”父亲声嘶力竭地拉着那箱子一路从楼上哭到后园。
“這也是‘封、资、修’，你还要不要活啦！”祖父压低着声音，把这些书扔进火盆里。
那个时候的老宅，总是被火光映照得通红，彼此的脸都在熊熊燃烧的火光和纷飞飘散的黑烟中变形。这火一烧就是十年，以那些年轻人的青春为养料，借着荷尔蒙的东风，疯狂燃烧，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直到这燃料耗尽，留下一盆呛人的灰烬，风一吹就四处乱飞。
（四）
濮院的旧城改造终究还是来了，老城区的居民，愿意或不愿意，最终都在协议上一笔一笔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大名，按下红手印。
老宅也在改造的范围之中，政府通知，八月前必须迁离。大伙火急火燎地重新装修祖父过去工作单位分配的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小公寓，以便离开老宅，祖父可以搬进去。看着眼前带不走的祖业以及收废品似的收购价，全家人脚底都像粘了胶似的，挪不开步子，但是无处不在的倒计时牌子，分分钟都在提醒着我们面对现实。胳膊拧不过大腿，一家子终于在最后期限前的倒数第八天签下了协议，诚惶诚恐地上缴了房产证。
来不及伤感，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搬家。还要除去最后去办理断水断电断电视的手续，真正留给我们搬家的时间只剩五六天，面对着四进深的老宅，大家都不觉倒吸一口凉气。自从去年说起搬迁，每一次过节，在老宅的每一次聚会，随时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的主题都离不开搬家。从做钉子户坚守故土，到全卖了买新的各种论调不一而足，然而老宅一副泰山崩于前的不改色的姿态，连一张旧报纸都没有减少，谁都不愿意最先动手，然而七月却是就这样结结实实地走到了月末，再不动手就违约了。
那些愤世嫉俗的外乡人以及远在异乡的濮镇人，还在义愤填膺地一声声批判着仓皇搬家的人们背祖弃宗，信誓旦旦地要与老宅共存亡。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样的景象：大型广告牌围住家门，马达声喧天，尘土漫天，隔壁的拆房声震动着老宅的房梁，鼠因为觅食而聚齐老宅，爷爷独自坚守在断水断电的门槛上，坚守抵抗。
这样的场景，着实叫人惊出一身冷汗，搬家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爷爷说搬家前要祭祖，提前过节。家中一年会祭祖多次，除夕、清明、中秋、冬至都少不了，而每年七月半的中元节是最隆重的，今番赶不上中元节了。七月初一行动那天，全家齐聚老宅，做了一桌好菜，进行了老宅中的最后一次祭祖。
祖母在世的时候，祭祖是她一手操办的，从祭祖的饭菜到火化的元宝，总是一人操持妥帖，简直就是传统民俗的活化石。祖母离去之后，祭祖由祖父招集，晚辈分工操持。摆好桌椅，备齐碗筷，端出饭菜，点燃香烛，斟上黄酒，一如既往未省略任何步骤，也许又因为是在老宅的最后一次祭祖，显得格外庄重妥帖。电扇要关掉，不可惊扰仙风。斟酒也颇有讲究，每隔一小时祖孙三辈各斟一次酒，斟满三次，斟酒期间手腕要悬空，身体要沿开椅子一段距离，切不可惊扰了仙人。每斟完一次，全家人跪在那软扑扑的蒲团上轮流磕一遍头。每个人口中都念叨着，子孙不孝，没法留住老宅，叩请仙人，勿要怪罪。若有事相求，则可私心多磕几个头，家有高三考生的婶母，想来就没少磕。酒过三巡，还要上饭，盛饭不能用勺，只将碗倒扣于锅中，翻过来即可。食过了饭，便在园子里化锭。小时候祖母教我折各式各样的元宝，长条如银条型的，站立如冠状的，我热衷于这种朴素而又虔诚的午后消遣方式。明晃晃的锡箔，灰扑扑的黄纸，星星点点的纸屑沾染了满手，指缝间长久地留下香火的味道。至于蜡烛，也不可吹灭，要靠击掌之风灭掉烛火。
眼前这缓慢悠长的仪式，令人丝毫无法与迫在眉睫的搬家联系到一起。我讶异经历过破四旧，竟还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样源自先秦的传统，仍完好地保留在我们的血液里。终于开始理解春秋那日，敌军杀将而来，这一头的军队还在沉着地占卜，定要卜出吉卦方能应战，这样淡定的行为。
（五）
家祭过后，搬家行动就正式开始了。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老宅的二楼有四个房间，从前都是卧室，自从父辈们各自成家，孙辈们不再劳烦祖母照拂，就只剩祖父祖母常年居于此了。自祖母七年前中风，身体偏瘫无法行动自如后，我们便把床拆到楼下的厢房。楼上已经封尘多年了。木质架构的楼梯，踩上去酥嘎嘎，糯笃笃，每走一步都如小儿换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让人不自觉地咬紧牙关。楼梯扶手也因年久失修而与楼梯分离。上楼的时候，似乎是冒着生命危险，每一步都小心谨慎，两人轻易不敢同时登上此楼梯。
楼上总是乌暗彻骨的，正房只点一盏荷叶边的橙色小灯，一旦关了窗，拉了灯，整个世界的黑暗都跑进了这里。如今因长久无人居住，满屋子灰尘气。又因为那日老宅评估，拆了房顶糊纸，黑洞洞的房梁上沾着未撕干净的报纸，远远望上去像一个个蛀洞。红木雕花大床上像一座废弃的行宫，床阑干上沟沟坎坎地刻了些年代久远的《聊斋》故事，一口气看下去像一幅未曾句读的连环画。
没有孩童会喜欢午睡，可是夏日的午后又是如此的悠长，没有尽头。祖母把我抱进大床午睡，里面幽暗清凉，如浸在阴湿的湖底，通体散发着苔藓般墨绿色的阴影。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祖父递给我一个小柚子，说闻着它就能睡着。我抱着小柚子，放在鼻子边嗅嗅，清新微苦的气味令人愈加清醒。
而此时的红木大床暴露在空气中，床上只放了棕绷，上面胡乱摊了些60年代的旧报纸。爷爷说床上的几大包衣物都是他整理好的，我们正庆幸爷爷也为我们减少了一定的工作量，于是将收拾好的衣物放进收纳箱。收拾完床上的衣服，我们打开红木衣柜，却惊异，柜子里的被褥衣物塞得满满当当，未曾撤走毫分，那刚刚收拾的几大包是什么？于是急急将它们重新掏出收纳箱，细细检查，发现几包竟是祖母的大衣和里衣，心中欸乃，祖母过世六年矣，这些衣物大都晦暗沉静，样式单调，因为长久未动衣料而变得硬邦邦的，折痕深重。 还有几大包是儿童的衣帽物什。祖母曾是服装厂的裁缝师，这些衣物多半是祖母所制，抑或母亲所织绒线衫。姑婶们兴奋地指认、抖搂着哪件是自家孩子穿过的衣衫。夏日里孩子们人手一件的五毒衣，道袍似的扑来浓浓的雄黄味道。那顶六面瓜皮地主帽，玄色缎面上绣着织金菊花的样式，帽顶制一个细蒂子，额前金灿灿的“萬”字绣贴，是百日照的必备道具。红底白波点的肚兜是我小时候穿的，面团团，软笃笃，喜气洋洋。还有褪了色的海军衫，屏紧了的丝绵棉袄，明晃晃的老虎布鞋，还有很多很多。几十年来被安放妥帖，无不幽幽地散发着樟脑的气息，胡乱地筑起旧时的明艳欢快，鲜活的院墙，是通向儿时记忆的甬道，而如今我们只能站在墙外，窥视那些曾经属于自己却又并不熟悉的干涩往事。
但是一想到五十坪的小公寓，心肠就瞬间变硬了。联系了收旧货的，四毛六毛钱一斤的收了去。还有一些是一毛钱一斤人家都不肯收的，扔在后园子里，可怜巴巴地堆在一起。
处理完这些，再掀开一只只趟在地板上的箱子，露出深红色的里子，像一只只被宰杀的牛，开膛剖肚供人欣赏，箱颚上白底蓝字的“廣元號”标签，就像盖在牛肉身上的合格印子，标榜着质量保证可追溯。
一只箱子背后的铰链随着箱盖的掀开应声落地，连同旧年的悲喜忧愁一同飘出。各式花团锦簇的被面，被褥，未拆封的，缝缝补补稀烂的，毫无违和的躺在一起；新丝绵、陈棉花、旧鸭绒，一碰就漫天飞舞。箱底垫了一张泛黄的报纸，四周起了毛边。我看了一眼大标题是《全国哀悼毛主席逝世》，下面配了一张硕大的天安门照片前面站了一广場的人，乌泱泱的都只能看见他们的黑脑勺，看不见脸。
“是不是都装完了？”
“这里还有三箱是满的。”
“还有三箱！对革命失去信心了。”叔叔说。
里面有两大袋爷爷的袜子，不少是缝缝补补，甚至是“鸳鸯”的。一袋男式手帕，大抵是百货商店的样式，不少帕子中间一丝一丝地开裂，白色的底纹上散布着大大小小黄色的封印。还有两大袋旧衣服，有祖母早年给他翻的蚕丝棉袄、棉裤、棉背心，两个儿子送给他的西装、羊绒衫、呢子大衣，大多是一次都没穿过，却被蛀掉的。平日里爷爷总穿旧得像满是“波点”的衣服，给他买的新衣服山一样地堆起来，那代人大抵是一套衣服不穿到千疮百孔是不会丢掉的，所以永远都在穿旧衣服。
书房里还有几大箱报纸，几大捆崭新的笔记本，数不清的钢笔头子和墨水，旧本子里密密麻麻地抄写者养生秘籍、各色谜语、电话号码、门牌地址……
楼下还有几十年的年历画、几大盒的相片、到处收集的香烟盒子、全国各地的地图、几大盒的笔，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看过的书，一样不少地被安置着，还有爷爷的营生家伙：十来个大算盘，另有不齐全的麻将、缺牌的扑克若干副，各色蒲扇堆山填海……我们指着那些老物件，问爷爷：“这还要不要？”他都是沉默一会儿，羞赧又坚定地点头：“嗯，这个你们要给我搬过去。”“春凳呢？”“当然要，这是新的，乌拉小时候只能睡破破烂烂的旧春凳，这样崭新的大人都不让睡。对了，还有那套方凳，一共六个，都要搬去。”“这衣服改改还能穿。”问到最后，连小姑姑也加入了祖父怀旧派的作风当中。我们绝望地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丢的，每一样都是宝贝，需要小心谨慎，安放妥帖。祖父试图将老宅里外几百坪，绵延五代人的物品，皆塞到五十坪的公寓里。
平日里去老宅，喝到的常常是陈茶，甚至会发现发了霉的茶叶，而食品柜里一盒一盒堆积着尚未开封的茶叶，超出保质期多年。洋铁皮盒子里还有被虫蛀空的高丽人参、天山雪莲。而潇洒如李太白，霸气如秦始皇，晚年皆热衷于，求仙炼丹。祖父也不能免俗的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银子，献给保健品事业，在各种药丸上豪掷千金，疯狂地追求长生不老。攒下几大箱保健品的空瓶，叔叔拿起一个瓶子给我，“你是英文老师，你看看。”我看着满瓶上下的通体英文保健术语而自惭形秽，什么蛋白，什么什么维生素，大意是说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维他命。日复一日的战斗，血洗，一包一包地处理东西。直到有一天发现那包衣物是如此的眼熟、可疑。“这不就是几天前被我们丢弃在园子里的衣物嘛！”婶母惊呼。爷爷趁着晚上我们不在又会把它们偷偷捡回来，装进要搬走的箱子里！刚开始祖父还对我们的整理不置可否，慢慢地，他警觉起来，也许是我们抄家一般的行径太过残忍，使他心惊肉跳，而后我们只要一动手，他就紧张地来回检查。最后索性连雷打不动的午睡都不睡了，我们前脚丢到园子里，他后脚踏进去捡回来。然而又自觉势单力薄，怕儿女多嘴，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塞回来，谍中谍一般反复多次。
我们无奈地与他说：“你要不要去新家看看？东西不能再放了，真的放不下了，车库也塞满了，房间里总要留着活动的空间。”
他依旧先沉默，搓着手紧张兮兮地说：“我不去。”
那表情如同做错事的小学生，惶恐地等待老师发落，又倔强地不肯认错，叫人着急心疼，却不忍苛责。
我们决定不再把东西丢在后园，或拿到远处丢掉或立即卖掉，眼不见也许就会忘掉，好令祖父断了念想。婶母大刀阔斧地将几大件运回娘家，或立地卖掉，不留后患。我将无处不在的硬板纸盒、茶叶罐子、月饼盒子运出大门，门口正好经过旧物收购小贩，即刻招手喊停，把它们卖掉。以至于姑父拿着祖父的一双运动鞋走到门口说，这应该也不要了吧，我惊呼这个要的，这可属于爷爷的好鞋子。等到傍晚，明堂里空旷了不少，从两眼一抹瞎的满仓状态，看到了希望，正当我们满意地欣赏着劳动成果之时，祖父来来回回，脸色凝重地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上前询问他：“你找什么？”
祖父怒气冲冲地说：“药棉！我打针的药棉你们给我丢到哪里去了！”
祖父患糖尿病，每日需定时注射胰岛素。
“你原本放哪儿了？”
“我就放这里，我每天都放在这里！现在给我弄到哪里都不晓得，这里是谁理的，东西都不见了！”他越说越气急败坏，声音提高了八度，手指颤抖地指着一只茶几，上面空无一物。大家都不做声了。 “这里是叔叔理的。”
“马上打电话给他！”
“别急，这里的东西他都归置起来了，这个不会丢的。我看到了，还在门口，我帮你去拿。”我跑到收纳箱找出完整的药棉，递给祖父。
“不是，不是这个，是拆封过的，带酒精的棉花！”祖父一句句声如洪钟地撞在心上。
“不就是酒精棉花嘛，”姑父说“用我的烧酒消毒也是一样的。”慢慢缓和爷爷激动的情绪。
我无力地坐在角落里，拾起脚边掉在地上的一张标签条，上面工整地写着：小人衣帽，纸片上沾着横七竖八的脚印。内心怅惘，一瓶棉花并何至于让他如此。祖父这是把这些天来看在眼里，看我们把他收集而来的宝贝，统统处理掉而不满的集中爆发。他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一家之长的威严，又怎能允许他婆婆妈妈地央求着晚辈这不要丢，那不要丢。姑母说不要丢掉那副牌九，有几次她看到祖父一个人在玩，而祖父向来是不懂麻将牌九的。
儿时祖母在厨房煮鸡蛋，一时忘记出门到洗衣台洗衣，祖父看到鸡蛋煮沸却无人照料，急急赶去找到祖母，不知所措又面带愠怒地责问祖母：“你的鸡蛋在锅里跳了！”祖母又好气又好笑地赶回家，他宁可老远去找祖母，也不懂马上关掉炉火。
失去祖母后的日子里，祖父愈加沉默了，饭桌上寥寥无语，吃完饭默默上楼。从来如婴孩般被祖母小心妥帖地保护在纷繁人事、琐碎生活外的他是连煤气都不晓得如何关的人，他总是很安心稳妥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懂得做饭，不懂得采购，不懂得在茶馆喝早茶与茶客攀谈，不懂得大爷大妈欢快的广场舞，也不懂与儿孙热络亲密地交谈。
他的爱好多半是孤独的，他喜欢打算盘，他的四个儿女從小都是在噼里啪啦的算盘教育中度过的，父亲一辈每晚温过书都要打一遍算盘才能上楼睡觉，打不出要重新打。小时候祖父也尝试教我用算盘计算三位数的乘法，后来他就放弃了，再严厉的老人对孙辈也总要温和许多。供销社总会计的职业身份让他做一手好账，他会细细将水费电费，家中的一切收入支出完完整整地记下。他喜欢研究地图，退休后带着祖母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旅行中他速度惊人，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同游的年轻人之前。但是，在云南归来之后大病了一场，患上了糖尿病，一下子掉了十多斤肉，吓坏了祖母。那以后儿女们再不敢放心让二老单独出游，于是祖父更加热衷于研究地图，别人每说起一个地点，能够准确描述它的方位、历史以及各色景点，总让孙辈叹为观止，犹如一张活地图。他喜欢健身，但都不是激烈的，而大抵是温和持久的，他一大早会在园子里正走倒走，甩胳膊、摩擦耳朵，拿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在浑身上下敲敲打打，走到哪儿都带着，忙碌地轮流敲打。
而八十多岁眼不花、耳不聋的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则更像一只鸵鸟，把自己埋在层层叠叠的小报里——那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细细研究每一条捕风捉影的消息，包括中缝里歇斯底里的保健品广告，我们讶异于他不懂得买菜，却熟稔快递。百无聊赖之时，想来药品的寄来寄去也是一种有趣的互动。而这事本身一定比儿女稳妥的工作，或是孙辈在重点高中考进全校前五十名这样遥远的慰藉来得鲜活得多。
（六）
搬家那天，有台风登陆，气压很低。老黄历上写着：黄道吉日，诸事皆宜。
全家老少，咸聚老宅，准备好车马，联系好工人，把家具细软一一清点塞进车子里，整装待发。天很暗，云压得很低，激烈地翻滚着。当第一部车子出发，正打算装第二辆车的时候，瓢泼大雨撒了下来。箱子抬到了门房，进退两难。一记炸雷之后，雨势更大了，我们站在门房等待雨停。半个小时后，雨下得更疯狂了，大伙丧气地回屋。
我一个人坐在前厅，看天井被通体浇透，雨水顺着瓦花从四周汹涌而来，像一口四方的井。白而粗的雨，冰棱一样一条条砸下来，角落里的两个水缸很快就满了出来，青石板上积起了浅浅的水洼。
看着看着，眼神就开始迷离，身体轻飘飘的，眼前似乎有很多人在来来回回。我看到了祖母、大爷爷、奎太太，还有好些我不认识的人在我眼前寒暄着走进走出。他们似乎都曾是老宅的主人，这些老灵魂热闹彼此地打招呼，最后向雨里走去，走出老宅。我追上去，在后面大声地喊：“奶奶，奶奶，等等，等等！”他们似乎都听不见，没有回头，越走越快，最后消失在白花花的大雨里。我站在雨中，雨水把我和四周隔离开来，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我大口大口的喘气声显得格外清晰。
我沿着街道往回走，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我朝着老宅的方向，拼命奔跑，头发里、衣服里、鞋子里都灌满了水。天色渐渐暗下去，老镇就像一个空城，没有路灯，没有车辆，没有人影。我歇斯底里地疯狂奔跑，大声呼喊着：“有人吗？有人吗！”四周的房子都是我没有见过的，大门紧闭，没有声响，整个镇子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在鬼魅幽黑的街道回响。我是那个闯入桃花源的渔人，再也寻不到老宅的踪迹。
黑暗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恐惧使我捂住耳朵，张着嘴巴大哭起来。我蜷缩成一团，蹲在原地，一动不敢动。雨渐渐停了，东方泛白，天光逐渐散开。我发现自己坐在一片废墟之上，门洞敞开，堆着些枯床败案，荒如败寺。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一种熟悉的味道，我循着味道往前走，眼前出现一棵大树，树冠巨大如钟罩，树根深深地扎进泥土，树枝绵延四方，树叶不大却密。一阵风过，小鸟惊起，泛黄的树叶随风落地，嫩叶摩挲着发出莎莎的声响，真是好听。
“阿岑，你怎么睡在这里？门窗不关，雨都啄在你身上，作出病来。”母亲温柔地推着我，原来这是一个长长的梦，老桌子上的花纹格子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手臂上。“你看，手上脚上都有溅到雨水了，快擦擦。”我接过母亲手里的毛巾。“脸上都有。”我摸了摸脸，微微发烫，黏黏的一直延至眼角，我不好意思地抹了把脸。
“雨停了。”
“嗯，走吧，第二部车子装箱了。”
车子一辆一辆地开走，再大的宅子在现代化的搬运工具前显得小菜一碟，一段时间后，屋子就被腾空了。我们最后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再检查一遍，看看是否还有东西遗漏。大爷爷房里的红木柜，祖母嫁来的樟木箱还静默着。叔伯太太的梳妆台最终也没挪地，镜面周围的雕花里结满蛛丝儿，镜子里的人从脂正浓、粉正香，转眼两鬓成霜。我走下楼，扣上门闩，过去的哀怨情长都留在了那里。
我走进后园，看见爷爷还没有离开。他低着头，在园子里头绕圈，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我静静地看着他以自己的方式与这片土地、这个家做着最后的告别。终于他停了下来，我走上前，拉住他手说：“爷爷，我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