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经济学中的拍卖问题似曾相识，但主要与富人相关，一是房地产商参与土地拍卖，二是土豪参加艺术品竞拍。
　　其实，拍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问题，对它的深入研究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日就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拍卖问题的研究大师—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两名获奖者研究了拍卖的运作方式，以深刻的洞察力，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例如无线电频率）设计了崭新的拍卖形式，其研究成果使全世界的买方卖方和纳税人受益。
　　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颁奖，截至2020年10月一共颁发了52次，共有86人获奖。回溯这些获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启迪了人类的思考，或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很多人看来，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处在社会科学领域，评奖标准难以量化，所以经常曝出“冷门”。不过，这个奖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微观经济学的“新军”

　　首先，必须明确拍卖理论在经济学整体框架中的地位。按照大致划分，经济学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范畴，所有的经济学学派都可以纳入这两大领域。
　　微观经济学是主要以市场主体（厂商、消费者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分析它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理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拍卖理论以竞拍者、拍卖者以及拍卖行为、拍卖市场为研究对象，因此也应纳入微观经济学的范畴。
　　拍卖市场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市场。在微观经济学中，根据供需双方的结构，可以将市场分为四类：垄断市场，如土地、自来水供应市场；寡头市场，如电信、燃油供应市场；垄断竞争，如超级品牌和小厂商共存的日化市场；最后一类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一般不存在，但农贸市场等没有进入门槛的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的状态。
　　显然，拍卖主要存在于垄断市场。这是一个市场上只存在一个供给者，却有众多需求者的市场结构。在垄断市场，拍卖对供给者最为有利。
　　垄断市场有三个假设条件，除了只有唯一的供给者之外，还包括两个条件：一是厂商生产的商品没有接近的替代品；二是其他厂商进入该行业极为困难甚至绝无可能，所以垄断厂商可以控制市场价格。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土地供应市场是非常典型的垄断市场。
　　在美国，垄断市场显然不是土地供应市场，因为这个国家土地私有。在电信频谱等公共领域，才存在垄断，并有拍卖的需求。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两位经济学家的贡献，正是为这些领域的拍卖设计出了新的方法和模型，改善了拍卖方式，让竞拍者（电信公司）和拍卖者（代表纳税人的联邦机构，比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双双受益”。
　　那么，他们是如何改善拍卖方式的？这必须从拍卖理论的源流说起。

两名获奖者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例如无线电频率）设计了崭新的拍卖形式，其研究成果使全世界的买方卖方和纳税人受益。

　　在人类历史上，拍卖早已有之。在没有人权观念的古代社会，拍卖奴隶司空见惯，而罗马军队甚至还拍卖过皇帝这一“职务”。然而，由经济学家对拍卖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却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在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之前，另一位諾贝尔奖获得者（1996年获奖）威廉· 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在196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已对拍卖进行过系统性论述。
　　他将拍卖分为四种形式：一是英式拍卖，价格从低到高，这最常见；二是荷兰式拍卖，价格从高到低。为何会有从高到低的拍卖呢？
　　这与荷兰是“郁金香之都”有关。花卉的保质期很短，最先拍到的花卉必然是最新鲜的，价格也自然最高。之后，价格逐渐呈现阶梯式下降，因为花卉临近保质期。对比两种拍卖，很容易发现，英式拍卖是一种价格向上的“价值发现”过程，而荷式拍卖则是价格向下的“价值回归”过程。
　　前两种是价格公开的拍卖，另外两种则是价格保密的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顾名思义，前者是指竞拍者之间并不知道对方出价，而是各自在信封中写下自己的报价，最后价高者得；后者的操作同前者，但最后是报价第二高者得。显然，第二价格密封拍卖是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如果按照第一种，竞拍者担心“赢家诅咒”，会故意压低报价，而第二种方式则缓和了竞拍者的担忧，能够吸引更多的竞拍者参与，也更有利于真实价格的发现。
　　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也被称为“维克里拍卖法”，对拍卖行业无疑提供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价值。不过，这还无法保证维克里拿到诺贝尔奖。维克里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更加广阔的公共部门定价领域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他对税制设计、市政服务定价等方面的创建性研究。

好理论要与时俱进

　　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专门颁给了拍卖理论，因此也被认为是拍卖理论“首次获奖”。为何专门颁给拍卖理论，在学界看来，很大程度是源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在过去，拍卖往往是很简单的，但现在的拍卖开始变得更加复杂。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过去拍卖的商品，其公共属性并不高，拍卖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限。比如，艺术品、古董的拍卖，主要发生在私人领域，而且局限在富人群体之中。到了工业时代，油井和矿山等也加入了拍卖行列，但这些资源型“物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也有限。 　　但现在的情况变了，特别是通讯技术的不断迭代，从2G、3G、4G到5G的不断进步，让通讯领域的特许牌照拍卖变得更加频繁。

　　在绝大多数国家，矿山、油井拍卖的收入是地方性事务，对采掘权利的出售只需要考虑尽可能提高售价以补贴地方财政，同时还要尽可能减少污染的问题。这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线性思考”。但通讯领域的拍卖则事关对全国性市场的影响，更和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信息安全有关。因此，它需要考虑更多方面的因素，注定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拍卖。
　　另外一个不同是，拍卖模型的存在前提正在改变。
　　首先，是拍卖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遭受挑战。在维克里之后，2007年的诺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还提出拍卖品共同价值的概念。他认为，拍卖品对每一位竞拍者来说，的确有着独一无二的私人价值，但也存在“共同价值”。比如，一口油井对所有竞拍者来说，实际储量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共同价值。只是由于竞拍者私人信息的不同，导致了拍卖时出现不同的报价。

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师徒二人生逢其时，迎来了新的拍卖时代，这使得他们得以施展才华，以理论指导实践。

　　此外，私人信息会互相影响。在公开的英式拍卖中，竞拍者获取别人的报价之后，再重新报价，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根据新掌握的信息信号（他人报价）对私人价值进行修正的过程。可以看出，迈尔森提出的共同价值概念是一种不小的创新，更具有很强大的承前启后作用。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形成一整套指导和改善拍卖方法的方法论。这也并不能责怪迈尔森，因为他的研究领域太广了，涉及整个博弈论的方方面面，而拍卖只是博弈论的一个创新应用场景而已。
　　接下来，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师徒二人登场了。他们生逢其时，迎来了新的拍卖时代，这使得他们得以施展才华，以理论指导实践。

政治与经济不可分

　　新的拍卖时代有着两个变化。一是拍卖物的变化，二是拍卖理论的不断创新。实际上，两者也互为推动，师徒二人的研究历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迈尔森的基础上，威尔逊发展了共同价值理论，并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颇具现实性意义的问题—共同价值的不确定性程度和私人信息的多寡，将决定拍卖的效率。当共同价值不确定程度越高，私人掌握的信息越少，那么竞拍者越保守，越倾向于避免“赢家诅咒”。更极端的情况是，竞拍者寥寥，甚至流拍。
　　米尔格罗姆则在迈尔森的基础上，更清晰地提出了“关联评价”概念。他认为，拍卖品的估值固然是由竞标者的私人信息所决定，但私人信息具有相互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竞拍时显得尤为重要—竞标者的估值信息会互相影响，大家不断修正自己的估值，这就是“关联评价”。于是，拍卖也变成了一种基于私人信息不断暴露和交互的博弈过程。
　　不难发现，两位的理论创新都极富有“时代特征”，与信息时代的公共部门定价需求发展几乎保持同步。以频谱拍卖为例，拍卖的频谱对运营商来说很难说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的共同价值在总价值中占比很高，而且也非常不确定；此外，一线新的通讯技术，其商业前景往往难以预料，运营商自己也不一定有底，这就等于运营商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也比较少。
　　这样的背景之下，拍卖可能变得非常没有效率。实际上，1990年代之前，美国运营商取得频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甚至是通过游说政府以象征性的低价取得，市场极不规范。还有人认为，运营商占尽了政府的便宜，本质上是纳税人的利益流失太多。
　　不过，美国政治的转向改变了这一切。
　　总统克林顿（任期1992—2001年）上台之后，开始实施以减少财政赤字、缩减非生产性支出为核心的财政政策改革。在节省支出的同时，联邦政府也想方设法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增税显然不容易，增收却有其他办法。于是，1993年，克林顿签署法令授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频谱进行拍卖。威尔逊、米尔格罗姆等专家也因此被召集，负责设计拍卖规则。

信息时代的技术迭代和政府财政的结构性改革，让公共部门定价研究变得极为重要，而拍卖这一小眾领域也因此不再冷门。

　　这也是所谓“同时加价（多轮）拍卖”（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规则的由来。这一规则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同时，即拍卖方将所有的可供拍卖的牌照同时进行拍卖，竞拍者可以对一个或多个牌照进行报价，报价是保密的，竞拍者互相不知情；二是加价（多轮），第一轮竞价结束，必须进行下一轮。下一轮竞拍必须在前一轮竞拍标的所得最高出价的基础上，再加价5%到15%作为底价，再次进行拍卖。那么，到底进行多少轮呢？必须等到每一个竞拍标的不再有更高的出价，那么拍卖就结束了。
　　这种崭新的规则带来两大好处。第一，将所有的可供拍卖的牌照同时拍卖，等于给了竞拍者购买频谱组合的机会。在同一代通讯技术之中，不同的频谱或不同地区同一频谱，对运营商来说，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可替代性，单个频谱可能价值不高，让竞价者意兴索然。而通过组合的方式，则可以更好地发掘频谱资源的价值，比如相邻地区的频谱组合就比较利于运营商的异地扩张，而人力密集的公共交通设施的频谱牌照也广受欢迎。
　　二是多轮拍卖更利于发现价值，缓解竞拍者对“赢家诅咒”的担忧。每一轮拍卖的价格暴露，都等于将竞拍者的私人信息（对卖品的评价）贡献给市场，市场信息更加充裕，信息不对称将获得极大缓解。而竞拍者在进入下一轮时，也可以选择退出。对比而言，如果按照传统的单轮拍卖，结果可能是买家出于对“赢家诅咒”的担心，选择观望或者合谋，不会将自己的私人信息贡献给市场。
　　毫无疑问，两位大家对拍卖的开创性研究的确改变了这一领域，正如诺奖委员会所说的那样，给买卖双方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利益。
　　统计显示，仅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使用同时加价（多轮）拍卖这一方式，在过去20年间就获得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收益。这一模式还被各国纷纷效仿，如英国、荷兰、印度、奥地利等。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对这一创新模式的运用，各国合计产生的收益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此外，加价（多轮）拍卖还被用于油气、电力等拍卖领域。
　　好的经济学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而更好的经济学—比如诺贝尔奖级别的经济学，不但改变思维方式，还提供了一整套改善社会运行的方法论。当然，对经济学家来说，顺应大势，选对研究领域也很重要。比如，信息时代的技术迭代和政府财政的结构性改革，让公共部门定价研究变得极为重要，而拍卖这一小众领域也因此不再冷门。
　　选对赛道，对任何人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