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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一个不对称资本竞争模型分析地区竞争对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影响，并讨论地区间市场化进程趋同的可能性。分析表明，如果地区间技术水平差距过大，地区竞争不仅导致不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而且会抑止不发达地区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导致地区间市场化进程差距的扩大。在长期中，只有避免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或“改革成本陷阱”，才能保证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趋同，避免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
关键词：地区竞争；市场化；财政分权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11-08
一、引 言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空前的地区经济差距[1][2]，这不仅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反映在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距的扩大。1998年国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相对市场化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3][4]如果用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比重的标准差来度量市场化地区差距，我们发现，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地区差距持续扩大，随后开始缓慢收敛，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改革后各地区市场化差距的持久扩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是否可能趋同？影响趋同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种大幅度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这将意味着“一个国家，两种经济”：一个是高度市场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另一个是市场化程度偏低的内陆地区。这种市场化水平的差距不仅会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3]，而且，由于不同的经济基础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偏好，它进而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区域格局。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解释倒U形变化轨迹产生背后的原因，分析相应的趋同可能性问题。
关于中国市场化或国企民营化进程的理论文献都强调了财政分权下的地区竞争对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作用。Qian和Roland (1998)指出，财政分权和资本市场上的地区竞争提供了有效的承诺机制，使政府能够向国有企业做出硬预算约束承诺，从而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16]文章以此解释1980年代后我国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但是没有考虑地区差距对竞争结果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强调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企激励机制安排的影响，认为产品市场上不同地区企业的竞争促使地方政府采用股权激励或民营化来激励原国企经理人。[5]朱恒鹏（2004）从经验角度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影响，认为1994年以后的国企民营化动力不是来自于产品市场层面上的地区竞争，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6]
尽管产品市场竞争的确会推进国企改革，但1980年代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体现在各地区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尤其是1990年代后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对于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就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市场化重组的道路(注:同时，产品市场竞争会加剧国企对政府援助的依赖性。)。而地方政府对国企的补贴援助政策取决于这种援助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地区竞争提高了地方政府补贴国企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政府的市场化激励。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的实证结果有力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财政压力（即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或出售国有资产增加财政收入）是推动政府国企改革的主要因素。[7]但是，当地区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时，Cai和Treisman（2005）指出，资本市场竞争将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两极化。发达地区会变得对资本更亲善，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不发达地区将会由于竞争劣势而放弃对资本的竞争。[15]所以，地区竞争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激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在Qian和Roland（1998）及Cai和Treisman（2005）的模型基础上，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模型分析表明，地区竞争不仅导致地区之间非国有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且有可能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地区差距，两种影响机制的共同作用将可能导致地区市场化进程差距扩大。市场化地区差距变化的趋势主要受市场化改革成本以及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影响。当考虑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可能出现两极化。根据“干中学”机制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资本积累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越快，而地区竞争下非国有资本积累的两极化及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将反过来扩大地区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从而进一步强化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导致两极化，而不是趋同。同时，一个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成本也会相应的较低，地区竞争下的市场化差距反过来造成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也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出现，在这种两极化稳态均衡下，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发达经济”和一个“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不发达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但是，我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制度为抑制地区竞争、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制度空间，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晋升机制，以及转移支付工具和区域经济技术扶持政策等来控制缩小地区差距。
二、中国市场化进程：经验特征
市场化进程是一个经济全面的转型过程，既涵盖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化，也包括经济主体行为的市场化、政府与市场的适应性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环境的建立。要准确度量市场化存在一定困难，樊纲、王小鲁（2001，2004）构建了一个涵盖以上五个方面的各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8][9]但该指数目前只有1997—2002年的数据，不能概括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特征。为此，我们还采用了一个可得的指标：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这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基础，该指标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
关于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文献普遍认同以下三个经验特征： [5][3]
（1）自1978年后，各地区市场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
（2）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1998年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市场化相对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
（3）东部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明显快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通过分析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我们发现中国市场化进程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经验特征：
（4）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差距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以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的地区标准差为度量指标，自1978—1994年，市场化地区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4年后，差距逐渐缩小。由于1999年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指标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无法刻画之后的变化趋势，但通过樊刚、王小鲁（2001，2004）的相对市场化指数[8][9]，我们可以看到1998年后市场化地区差距仍然有缩小的趋势，但2001年后各项指标变化趋势并不一致，需要更为精确的数据加以明确(注:虽然樊刚等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的绝对值在各年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我们加工后的指标比较的是市场化指数的地区分布在不同年份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市场化指标作为较全面衡量经济转型情况的一种指征，它的变化趋势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最终的区域格局。如果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将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这一经济体制的地区差异将会影响到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的整合，以及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直观的看，1995年前后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但显然地区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趋同速度比较慢(注:由于缺乏更完整的数据，难以对“趋同性假设”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本文意在从理论上讨论趋同条件与可能性。)。这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影响趋同性的因素、以及影响趋同速度的因素是什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框架给出决定市场化地区差距的理论解释，并据此提出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1.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分权框架下的政府—企业动态博弈，每个地区经济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组成。首先，在0期自然决定国有经济状态，在1期，各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国有经济状态同时选择行动，非国有经济观察到政府行动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假设存在M+N个地区经济，在0期每个地区都拥有Q家国有企业，每家国有企业都有一个项目，每个项目产生的收益分为政府税收所得R和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的私人收益B。Q个项目中有v比例是好项目，1-v的比例是差项目。每个好项目在1期产生收益（Rq，Bq）；对于差项目，政府可以选择将企业出售或市场化重组，由此产生收益（RH，BH）；政府也可以选择援助，向该项目再次注入1单位的资金，并产生收益（RS，Bs）。假设BH 非国有经济在1期出现，我们假设在没有地区竞争的情形下，每个地区都将出现相同数量的非国有资本Ki=k，记非国有资本总量为K=(M+N)k。但地区之间非国有经济的技术水平不同，其中，i个地区的生产函数为f(Ki,Ii)=AiKαiIβi，α+β＜1，表示还存在其他固定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同时，令Am=1，λ=An/Am＞1，所以λ越大表示地区技术水平差距越大。Ii是政府为改善本地投资环境的投入，比如，政府职能的转换、法律制度建设等，模型中我们将该投入定义为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且有fKI＞0，基础设施投资将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品。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政府的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对非国有经济征税。所以，给定国有经济状态，政府得到的总收入为Ri ＝vQRq。同时政府的支出分为两项：对差项目的援助补贴Si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Ii，所以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Si＋Ii= Ri
其中，si∈［0,G］，G=(1-v)Q根据设定，补贴一家国企需要1单位的资金，所以，G-Si同时也表示国企被出售的数量。
假设社会总收益由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组成。面对差的国企，地方政府在预算约束下选择Si来最大化社会总收益。显然，对国企的援助补贴将挤出基础设施投资，并降低相应的非国有资本边际产品。当非国有资本不能跨地区流动时，政府不用考虑援助决策对非国有资本数量的影响。所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Wi=Aif(k,Ii)+vQBq+SiBs
从而，没有地区竞争时，最优基础设施投资量I*i或援助数量S*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Bs
如果Aif(k，R-G)Ii＞Aif（k,R）Ii(1.1)
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从（1.2）式可知，当援助国企收益过小或过大时，可以得到类似Qian和Roland（1998）的结论。在两部门经济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由该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以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决定。尤其在地区竞争情形下，地区间非国有资本配置不平衡，将直接导致市场化差距的扩大。但为了简化，我们下面采用的市场化指数侧重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程度，而没有考虑非国有资本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所导致的市场化差距的扩大。这样的处理尽管会对分析结果在量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影响整体性质。
记地区i亏损国企市场化改革指数为δi=1-vQRq-Ii(1-v)Q，定义n地区与m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差距为：Δ＝δn-δm=1(1-v)Q(In-Im)
根据（1.2）式和市场化定义，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推论：
（1）国企改革成本越低，市场化水平会越高。如果将模型中非国有资本数量和国企改革成本内生化，前者随资本的边际产品增加而提高，后者会随着非国有经济规模扩大而降低，那么，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企改革之间就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国企民营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而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反过来又通过降低国企改革成本推进国企改革。但同样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坏的均衡，较小规模的非国有经济以及较低程度的国企市场化。这两种均衡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它们的可能性以及决定因素直接关系着“两种经济”并存的可能性，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2）地区生产力越高，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率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更有可能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是决定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市场化差距的基本因素之一。
（3）亏损国企比重(1-v)增加时，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强化，政府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边际价值更高，援助的数量降低。所以，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越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激励越强，这与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郭凯和姚洋（2004）的实证结果基本吻合。[7］［10]
（4）非国有资本量越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越高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越高，相应的政府实施市场化的激励也越强。由此可以解释1990年代FDI大规模增加以及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解释初始状态差异对市场化路径的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初始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那么一方面，援助成本会较高，另一方面援助的收益也较低，从而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强；相反，初始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低。它同样可以解释FDI的不平衡分布对市场化路径地区差距的影响。这一点在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模型中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出来。
2.地区竞争与市场化差距
我们现在考虑地区竞争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影响。我们假设非国有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国有资本不能流动。首先，考虑给定每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水平Ii时，资本市场或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我们假设M＋N足够大，地区间形成一个完全竞争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r由市场均衡决定，资本流动均衡由以下两个条件决定：
由（1.3）式得到，Ki/Ii=-fKI/fKK＞0，即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本地区的资本量。
给定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地方政府i选择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影响原有资本边际产品，而且会影响本地区的资本数量，地区i基础设施投资I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i+Aif(Ki,Ii)KiKi(Ii,Ai)Ii=BS(1.5)
因为Ki/Ii＞0，比较条件(1.1)式和条件(1.5)式可知，如果资本配置不发生变化，那么就有Ii＞I*i，地区竞争将提高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从而强化所有地区的国企市场化改革激励。[16]但是，当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存在差距时，地区竞争将导致资本配置的两极化，[15]这将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激励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导致市场化进程的两极化：发达地区由于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加速市场化，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而不发达地区由于资本的流失，基础设施投资激励下降，市场化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由资本流动均衡条件（1.3）、（1.4）和（1.5）式得到，在地区竞争下，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该假设意味着，市场化改革成本不是很低，地区竞争出现前至少不发达地区还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同时市场化改革成本也不是太高，地区竞争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国有企业被市场化了。比较(1.2)和(1.6)式，得到：
四、市场化进程趋同性
1.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条件
给定我们的市场化刻画指标，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取决于该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两种基本因素。
首先，从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地区竞争将扩大地区间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源于两种因素：第一是在存在技术水平地区差距的情形下，落后地区资本流向发达地区，或在竞争中较少的非国有资本流向落后地区；第二，地区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在培育非国有经济方面的投入差距。落后地区由于资本市场竞争劣势而降低了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产品的努力，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对市场经济起支撑作用的制度或法律环境建设。这在模型中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I的地区差距扩大。在国企部分市场化状态下，可以得到类似Cai和Treisman（2005）的结果：
（1.9）式说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主要取决于地区技术水平差距。
其次，命题1说明，在地区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或市场化改革成本较高的情形下，地区竞争同时也将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而且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市场化地区差距扩大趋势越强，给定其他参数，有（Δ-Δ*）λ＞0。
给定上述两种基本力量，结合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要实现市场化进程的趋同需要达到两个基本条件：
（1）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缩小。根据命题1和(1.9)式，如果过高，是不可能降低地区之间的市场化差距的，所以，趋同的前提之一就是非国有经济技术水平的地区差距缩小到一定的水平。从更广泛的含义，或从非国有资本的所有者角度讲，反映了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表示了技术水平的高低，其实还会受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所以，该条件也要求各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不存在大的差距。
（2）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由命题1得到，在给定技术水平差距的情况下，只有当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地区之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差距才会缩小。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以强化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但同时也打开了地区竞争的闸门。在给定地区之间技术差距的前提下，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变化趋势更大程度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高低，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消化国有资产和下岗个人的能力越强，那么市场化改革成本也将越低。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地方政府在实施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中还存在政治上的风险（成本），这种风险的大小取决于经济改革方向以及国企改革战略。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在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成本出现了质的变化：
（1）1992年后FDI大规模进入中国，同时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非国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不仅为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且地区之间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将提高地方政府的国企改革激励。
（2）1993年中央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并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从而大大降低了国企改革的政治成本。
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变化趋势在1995年出现拐点，进入倒U形的下降区间。在这之前，由于市场化成本过高，不发达地区市场化水平滞后，导致了地区竞争下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但是，通过我们的数据以及樊纲等的相对市场化指数，自1995年以来的趋同趋势很微弱，很难判断地区间市场化水平是否会趋同。
2.长期中两极化的可能性
根据趋同性条件分析，要判断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需要讨论技术水平以及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如果在长期中各地区技术与市场化成本收敛，那么，这个动态经济将会出现一个对称的稳态均衡，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实现趋同。反之，如果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或“市场化成本陷阱”，那么，长期中就会导致两极化的不对称稳态均衡，类似于静态模型中的不对称均衡，在长期稳态下会有两种经济并存。
（1）技术水平的内生决定与“技术进步陷阱”。
从命题1和（1.9）式可以看到，地区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地区竞争下市场化水平差距就会越大。在模型中，我们假设是外生变量，但事实上，技术水平受一个地区资本积累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干中学”机制将导致非国有资本积累较高的发达地区技术进步较快，导致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樊纲和陈渝（2003）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各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提高有明显的贡献。[3]
同时，如前所述，λ还反映了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而一个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很大程度上受该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及所占比重的影响，在浙江、广东等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很大，相应的，非国有经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强，受保护程度也越高。所以，在地区竞争下，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很大，相应的产权保护更为完善，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会越高，而不发达地区则由于非国有经济规模较小，保护力量也较弱。这从另一个角度导致了非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距的扩大。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市场化差距反过来扩大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不能实现与发达地区的技术趋同。一旦落入这种技术进步陷阱，那么，在长期中就有可能导致一种两极化稳态均衡：“高技术水平，高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和“低技术水平，低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
（2）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与“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
另一种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因素是内生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成本。市场化改革成本或政府补贴对国企职工的效用取决于国企职工对这份补贴的福利评价，而该评价受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8]，这个环境表现在：①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力量越强，那么非国有经济吸收国有重组资产和下岗工人的能力越强，相应的降低了国企重组的成本；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培育了一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国企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机会，国企职工对重组下岗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随之降低；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国企的经济绩效，以及相应的国企职工福利，降低了国有经济的就业岗位的相对价值。所以，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越大，市场化改革成本就会越低，相应的市场化水平也越高。而地区竞争恰恰是扩大了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以及相应的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将反过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这种循环作用将导致不发达地区落入“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妨碍地区间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从而形成另一种两极化均衡的形成机制。
3.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力量
尽管地区竞争会导致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甚至在长期可能导致两极化，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一些力量和制度安排来抑制这种扩大趋势，推动地区经济趋同。
（1）中国式分权为抑制差距扩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没有考虑中央政府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而中国式的分权特征是在实施财政分权的同时，政治上是高度一体化的，中央对地方官员具有任免权，而且中央政府控制着许多公共政策的决策权。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官员晋升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经济增长指标激励下，地方政府就具有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从而推动地方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央有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区域经济扶持政策来抵消地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东北振兴计划、西部开发战略等政策的实施，通过中央提供的倾斜政策提高了落后地区的比较竞争优势，从而减弱两极化趋势。
（2）“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尽管由于“干中学”等机制使得发达地区技术进步率更高，但是，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通过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流动，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会对不发达地区产生正面的“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不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缩小技术水平的差距。
（3）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助于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成本。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尽管不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较小，但是，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下，本地区的改革成本可以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由发达地区的非国有经济消化不发达地区国企资产和下岗职工，从而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成本。所以，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成本越低，这种成本转移效应就越强。
（4）产品市场竞争不仅有助于推动市场化进程，而且有利于缩小市场化地区差距。
对国有企业而言，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从经验数据上看，市场竞争越激烈的产业，国有经济的比重也越高，而那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往往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国有比例。对此，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通过产品市场竞争与国企激励机制安排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现象。[5]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解释，产品市场竞争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或者说扩大了亏损面。根据我们的模型，不管是否存在资本竞争，这种国企状态的改变，将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从而降低国企援助数量，提高市场化水平，在资本竞争压力下，这种财政约束效应会越强，更大程度上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加入WTO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市场开放预期，从而推动了政府加速市场化改革，以应对预期的市场竞争，避免由于竞争失利所造成的资产损失。
同时，从命题1可知，产品市场竞争越剧烈，v越低，临界值BS越高（见图1），资本竞争下地区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差距收敛条件越弱。在这里，v表示国有经济中好项目的比例，v越大，地区财政收入越高，财政约束越弱，对于给定改革成本，在满足基础设施投资后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补贴国有经济。因此，要实现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所要求的临界改革成本也就会下降，趋同条件变得越强。
所以，只要各个产业具有足够的竞争性，那么，在全国统一产品市场压力下，不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状态会不断恶化，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缩小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
五、结 论
本文通过一些可得的数据提出地区经济体制的收敛性问题，如果现存的市场化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尽管“一国两制”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伟大创举，但在大陆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显然将有碍于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区域政治的整合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一样，这一经济体制的差距同样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一个不对称地区竞争模型说明分权框架下地区竞争对市场化地区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之间存在市场化水平趋同的可能性，但是趋同的速度受技术水平地区差距及国企改革成本大小的影响。当考虑到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存在长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严格讨论将是今后的一项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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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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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区竞争；市场化；财政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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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11-08
一、引 言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空前的地区经济差距[1][2]，这不仅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反映在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距的扩大。1998年国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相对市场化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3][4]如果用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比重的标准差来度量市场化地区差距，我们发现，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地区差距持续扩大，随后开始缓慢收敛，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改革后各地区市场化差距的持久扩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是否可能趋同？影响趋同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种大幅度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这将意味着“一个国家，两种经济”：一个是高度市场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另一个是市场化程度偏低的内陆地区。这种市场化水平的差距不仅会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3]，而且，由于不同的经济基础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偏好，它进而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区域格局。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解释倒U形变化轨迹产生背后的原因，分析相应的趋同可能性问题。
关于中国市场化或国企民营化进程的理论文献都强调了财政分权下的地区竞争对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作用。Qian和Roland (1998)指出，财政分权和资本市场上的地区竞争提供了有效的承诺机制，使政府能够向国有企业做出硬预算约束承诺，从而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16]文章以此解释1980年代后我国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但是没有考虑地区差距对竞争结果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强调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企激励机制安排的影响，认为产品市场上不同地区企业的竞争促使地方政府采用股权激励或民营化来激励原国企经理人。[5]朱恒鹏（2004）从经验角度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影响，认为1994年以后的国企民营化动力不是来自于产品市场层面上的地区竞争，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6]
尽管产品市场竞争的确会推进国企改革，但1980年代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体现在各地区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尤其是1990年代后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对于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就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市场化重组的道路(注:同时，产品市场竞争会加剧国企对政府援助的依赖性。)。而地方政府对国企的补贴援助政策取决于这种援助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地区竞争提高了地方政府补贴国企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政府的市场化激励。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的实证结果有力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财政压力（即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或出售国有资产增加财政收入）是推动政府国企改革的主要因素。[7]但是，当地区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时，Cai和Treisman（2005）指出，资本市场竞争将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两极化。发达地区会变得对资本更亲善，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不发达地区将会由于竞争劣势而放弃对资本的竞争。[15]所以，地区竞争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激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在Qian和Roland（1998）及Cai和Treisman（2005）的模型基础上，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模型分析表明，地区竞争不仅导致地区之间非国有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且有可能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地区差距，两种影响机制的共同作用将可能导致地区市场化进程差距扩大。市场化地区差距变化的趋势主要受市场化改革成本以及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影响。当考虑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可能出现两极化。根据“干中学”机制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资本积累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越快，而地区竞争下非国有资本积累的两极化及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将反过来扩大地区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从而进一步强化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导致两极化，而不是趋同。同时，一个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成本也会相应的较低，地区竞争下的市场化差距反过来造成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也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出现，在这种两极化稳态均衡下，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发达经济”和一个“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不发达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但是，我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制度为抑制地区竞争、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制度空间，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晋升机制，以及转移支付工具和区域经济技术扶持政策等来控制缩小地区差距。
二、中国市场化进程：经验特征
市场化进程是一个经济全面的转型过程，既涵盖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化，也包括经济主体行为的市场化、政府与市场的适应性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环境的建立。要准确度量市场化存在一定困难，樊纲、王小鲁（2001，2004）构建了一个涵盖以上五个方面的各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8][9]但该指数目前只有1997—2002年的数据，不能概括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特征。为此，我们还采用了一个可得的指标：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这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基础，该指标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
关于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文献普遍认同以下三个经验特征： [5][3]
（1）自1978年后，各地区市场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
（2）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1998年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市场化相对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
（3）东部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明显快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通过分析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我们发现中国市场化进程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经验特征：
（4）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差距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以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的地区标准差为度量指标，自1978—1994年，市场化地区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4年后，差距逐渐缩小。由于1999年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指标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无法刻画之后的变化趋势，但通过樊刚、王小鲁（2001，2004）的相对市场化指数[8][9]，我们可以看到1998年后市场化地区差距仍然有缩小的趋势，但2001年后各项指标变化趋势并不一致，需要更为精确的数据加以明确(注:虽然樊刚等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的绝对值在各年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我们加工后的指标比较的是市场化指数的地区分布在不同年份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市场化指标作为较全面衡量经济转型情况的一种指征，它的变化趋势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最终的区域格局。如果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将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这一经济体制的地区差异将会影响到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的整合，以及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直观的看，1995年前后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但显然地区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趋同速度比较慢(注:由于缺乏更完整的数据，难以对“趋同性假设”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本文意在从理论上讨论趋同条件与可能性。)。这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影响趋同性的因素、以及影响趋同速度的因素是什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框架给出决定市场化地区差距的理论解释，并据此提出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1.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分权框架下的政府—企业动态博弈，每个地区经济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组成。首先，在0期自然决定国有经济状态，在1期，各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国有经济状态同时选择行动，非国有经济观察到政府行动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假设存在M+N个地区经济，在0期每个地区都拥有Q家国有企业，每家国有企业都有一个项目，每个项目产生的收益分为政府税收所得R和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的私人收益B。Q个项目中有v比例是好项目，1-v的比例是差项目。每个好项目在1期产生收益（Rq，Bq）；对于差项目，政府可以选择将企业出售或市场化重组，由此产生收益（RH，BH）；政府也可以选择援助，向该项目再次注入1单位的资金，并产生收益（RS，Bs）。假设BH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政府的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对非国有经济征税。所以，给定国有经济状态，政府得到的总收入为Ri ＝vQRq。同时政府的支出分为两项：对差项目的援助补贴Si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Ii，所以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Si＋Ii= Ri
其中，si∈［0,G］，G=(1-v)Q根据设定，补贴一家国企需要1单位的资金，所以，G-Si同时也表示国企被出售的数量。
假设社会总收益由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组成。面对差的国企，地方政府在预算约束下选择Si来最大化社会总收益。显然，对国企的援助补贴将挤出基础设施投资，并降低相应的非国有资本边际产品。当非国有资本不能跨地区流动时，政府不用考虑援助决策对非国有资本数量的影响。所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Wi=Aif(k,Ii)+vQBq+SiBs
从而，没有地区竞争时，最优基础设施投资量I*i或援助数量S*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Bs
如果Aif(k，R-G)Ii＞Aif（k,R）Ii(1.1)
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从（1.2）式可知，当援助国企收益过小或过大时，可以得到类似Qian和Roland（1998）的结论。在两部门经济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由该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以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决定。尤其在地区竞争情形下，地区间非国有资本配置不平衡，将直接导致市场化差距的扩大。但为了简化，我们下面采用的市场化指数侧重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程度，而没有考虑非国有资本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所导致的市场化差距的扩大。这样的处理尽管会对分析结果在量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影响整体性质。
记地区i亏损国企市场化改革指数为δi=1-vQRq-Ii(1-v)Q，定义n地区与m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差距为：Δ＝δn-δm=1(1-v)Q(In-Im)
根据（1.2）式和市场化定义，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推论：
（1）国企改革成本越低，市场化水平会越高。如果将模型中非国有资本数量和国企改革成本内生化，前者随资本的边际产品增加而提高，后者会随着非国有经济规模扩大而降低，那么，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企改革之间就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国企民营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而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反过来又通过降低国企改革成本推进国企改革。但同样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坏的均衡，较小规模的非国有经济以及较低程度的国企市场化。这两种均衡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它们的可能性以及决定因素直接关系着“两种经济”并存的可能性，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2）地区生产力越高，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率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更有可能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是决定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市场化差距的基本因素之一。
（3）亏损国企比重(1-v)增加时，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强化，政府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边际价值更高，援助的数量降低。所以，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越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激励越强，这与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郭凯和姚洋（2004）的实证结果基本吻合。[7］［10]
（4）非国有资本量越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越高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越高，相应的政府实施市场化的激励也越强。由此可以解释1990年代FDI大规模增加以及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解释初始状态差异对市场化路径的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初始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那么一方面，援助成本会较高，另一方面援助的收益也较低，从而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强；相反，初始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低。它同样可以解释FDI的不平衡分布对市场化路径地区差距的影响。这一点在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模型中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出来。
2.地区竞争与市场化差距
我们现在考虑地区竞争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影响。我们假设非国有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国有资本不能流动。首先，考虑给定每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水平Ii时，资本市场或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我们假设M＋N足够大，地区间形成一个完全竞争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r由市场均衡决定，资本流动均衡由以下两个条件决定：
由（1.3）式得到，Ki/Ii=-fKI/fKK＞0，即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本地区的资本量。
给定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地方政府i选择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影响原有资本边际产品，而且会影响本地区的资本数量，地区i基础设施投资I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i+Aif(Ki,Ii)KiKi(Ii,Ai)Ii=BS(1.5)
因为Ki/Ii＞0，比较条件(1.1)式和条件(1.5)式可知，如果资本配置不发生变化，那么就有Ii＞I*i，地区竞争将提高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从而强化所有地区的国企市场化改革激励。[16]但是，当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存在差距时，地区竞争将导致资本配置的两极化，[15]这将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激励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导致市场化进程的两极化：发达地区由于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加速市场化，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而不发达地区由于资本的流失，基础设施投资激励下降，市场化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由资本流动均衡条件（1.3）、（1.4）和（1.5）式得到，在地区竞争下，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该假设意味着，市场化改革成本不是很低，地区竞争出现前至少不发达地区还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同时市场化改革成本也不是太高，地区竞争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国有企业被市场化了。比较(1.2)和(1.6)式，得到：
四、市场化进程趋同性
1.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条件
给定我们的市场化刻画指标，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取决于该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两种基本因素。
首先，从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地区竞争将扩大地区间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源于两种因素：第一是在存在技术水平地区差距的情形下，落后地区资本流向发达地区，或在竞争中较少的非国有资本流向落后地区；第二，地区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在培育非国有经济方面的投入差距。落后地区由于资本市场竞争劣势而降低了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产品的努力，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对市场经济起支撑作用的制度或法律环境建设。这在模型中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I的地区差距扩大。在国企部分市场化状态下，可以得到类似Cai和Treisman（2005）的结果：
（1.9）式说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主要取决于地区技术水平差距。
其次，命题1说明，在地区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或市场化改革成本较高的情形下，地区竞争同时也将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而且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市场化地区差距扩大趋势越强，给定其他参数，有（Δ-Δ*）λ＞0。
给定上述两种基本力量，结合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要实现市场化进程的趋同需要达到两个基本条件：
（1）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缩小。根据命题1和(1.9)式，如果过高，是不可能降低地区之间的市场化差距的，所以，趋同的前提之一就是非国有经济技术水平的地区差距缩小到一定的水平。从更广泛的含义，或从非国有资本的所有者角度讲，反映了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表示了技术水平的高低，其实还会受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所以，该条件也要求各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不存在大的差距。
（2）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由命题1得到，在给定技术水平差距的情况下，只有当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地区之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差距才会缩小。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以强化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但同时也打开了地区竞争的闸门。在给定地区之间技术差距的前提下，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变化趋势更大程度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高低，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消化国有资产和下岗个人的能力越强，那么市场化改革成本也将越低。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地方政府在实施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中还存在政治上的风险（成本），这种风险的大小取决于经济改革方向以及国企改革战略。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在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成本出现了质的变化：
（1）1992年后FDI大规模进入中国，同时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非国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不仅为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且地区之间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将提高地方政府的国企改革激励。
（2）1993年中央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并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从而大大降低了国企改革的政治成本。
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变化趋势在1995年出现拐点，进入倒U形的下降区间。在这之前，由于市场化成本过高，不发达地区市场化水平滞后，导致了地区竞争下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但是，通过我们的数据以及樊纲等的相对市场化指数，自1995年以来的趋同趋势很微弱，很难判断地区间市场化水平是否会趋同。
2.长期中两极化的可能性
根据趋同性条件分析，要判断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需要讨论技术水平以及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如果在长期中各地区技术与市场化成本收敛，那么，这个动态经济将会出现一个对称的稳态均衡，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实现趋同。反之，如果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或“市场化成本陷阱”，那么，长期中就会导致两极化的不对称稳态均衡，类似于静态模型中的不对称均衡，在长期稳态下会有两种经济并存。
（1）技术水平的内生决定与“技术进步陷阱”。
从命题1和（1.9）式可以看到，地区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地区竞争下市场化水平差距就会越大。在模型中，我们假设是外生变量，但事实上，技术水平受一个地区资本积累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干中学”机制将导致非国有资本积累较高的发达地区技术进步较快，导致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樊纲和陈渝（2003）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各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提高有明显的贡献。[3]
同时，如前所述，λ还反映了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而一个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很大程度上受该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及所占比重的影响，在浙江、广东等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很大，相应的，非国有经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强，受保护程度也越高。所以，在地区竞争下，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很大，相应的产权保护更为完善，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会越高，而不发达地区则由于非国有经济规模较小，保护力量也较弱。这从另一个角度导致了非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距的扩大。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市场化差距反过来扩大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不能实现与发达地区的技术趋同。一旦落入这种技术进步陷阱，那么，在长期中就有可能导致一种两极化稳态均衡：“高技术水平，高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和“低技术水平，低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
（2）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与“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
另一种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因素是内生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成本。市场化改革成本或政府补贴对国企职工的效用取决于国企职工对这份补贴的福利评价，而该评价受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8]，这个环境表现在：①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力量越强，那么非国有经济吸收国有重组资产和下岗工人的能力越强，相应的降低了国企重组的成本；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培育了一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国企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机会，国企职工对重组下岗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随之降低；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国企的经济绩效，以及相应的国企职工福利，降低了国有经济的就业岗位的相对价值。所以，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越大，市场化改革成本就会越低，相应的市场化水平也越高。而地区竞争恰恰是扩大了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以及相应的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将反过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这种循环作用将导致不发达地区落入“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妨碍地区间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从而形成另一种两极化均衡的形成机制。
3.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力量
尽管地区竞争会导致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甚至在长期可能导致两极化，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一些力量和制度安排来抑制这种扩大趋势，推动地区经济趋同。
（1）中国式分权为抑制差距扩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没有考虑中央政府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而中国式的分权特征是在实施财政分权的同时，政治上是高度一体化的，中央对地方官员具有任免权，而且中央政府控制着许多公共政策的决策权。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官员晋升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经济增长指标激励下，地方政府就具有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从而推动地方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央有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区域经济扶持政策来抵消地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东北振兴计划、西部开发战略等政策的实施，通过中央提供的倾斜政策提高了落后地区的比较竞争优势，从而减弱两极化趋势。
（2）“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尽管由于“干中学”等机制使得发达地区技术进步率更高，但是，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通过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流动，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会对不发达地区产生正面的“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不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缩小技术水平的差距。
（3）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助于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成本。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尽管不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较小，但是，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下，本地区的改革成本可以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由发达地区的非国有经济消化不发达地区国企资产和下岗职工，从而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成本。所以，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成本越低，这种成本转移效应就越强。
（4）产品市场竞争不仅有助于推动市场化进程，而且有利于缩小市场化地区差距。
对国有企业而言，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从经验数据上看，市场竞争越激烈的产业，国有经济的比重也越高，而那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往往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国有比例。对此，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通过产品市场竞争与国企激励机制安排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现象。[5]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解释，产品市场竞争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或者说扩大了亏损面。根据我们的模型，不管是否存在资本竞争，这种国企状态的改变，将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从而降低国企援助数量，提高市场化水平，在资本竞争压力下，这种财政约束效应会越强，更大程度上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加入WTO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市场开放预期，从而推动了政府加速市场化改革，以应对预期的市场竞争，避免由于竞争失利所造成的资产损失。
同时，从命题1可知，产品市场竞争越剧烈，v越低，临界值BS越高（见图1），资本竞争下地区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差距收敛条件越弱。在这里，v表示国有经济中好项目的比例，v越大，地区财政收入越高，财政约束越弱，对于给定改革成本，在满足基础设施投资后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补贴国有经济。因此，要实现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所要求的临界改革成本也就会下降，趋同条件变得越强。
所以，只要各个产业具有足够的竞争性，那么，在全国统一产品市场压力下，不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状态会不断恶化，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缩小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
五、结 论
本文通过一些可得的数据提出地区经济体制的收敛性问题，如果现存的市场化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尽管“一国两制”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伟大创举，但在大陆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显然将有碍于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区域政治的整合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一样，这一经济体制的差距同样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一个不对称地区竞争模型说明分权框架下地区竞争对市场化地区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之间存在市场化水平趋同的可能性，但是趋同的速度受技术水平地区差距及国企改革成本大小的影响。当考虑到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存在长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严格讨论将是今后的一项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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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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