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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杏邮有一张照片，身穿军服，脸上一抹坚定的微笑目视前方。如果不认识他的人只看照片，多半会认为这就是一位革命年代的军人。但熟悉的人往往会报出一连串的前缀来形容他，革命家、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文艺评论家，以至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等等。新四军中的文艺骨干颇多，钱杏邨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五四风云踏征程
钱杏邨，原名钱德富，又名钱德赋，笔名阿英、若英、魏如晦等，生于1900年2月6日，安徽蕪湖人。钱杏邨的父亲是一名修钟表的匠人，虽然收入不高，但总能承担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日子也越过越好。钱杏邨所读的徽州小学聘请了卢伯荪、王肖山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当老师，隔壁的安徽公学更是被称为“安徽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幼时的学习经历为钱杏邨奠定了良好的文学基础，他在这些革命师长的熏陶下，在幼小的心灵中洒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期间，钱杏邨还结识了同学校的李克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钱杏邨参加了当地的童子团，第一次有了革命的实践经历。由于公立学校全部停课，父亲将他送进了教会办的圣雅各中学，西式的教育更加打开了钱杏邨的视野。此后，他又先后辗转省立第一商业中学、萃文中学等学校读书。这期间，钱杏邨逐渐确定了文学和戏剧的兴趣方向，他遍读中国文学名著，尝试翻译英美作家短篇名著，参演学校话剧，参加进步团体。高中毕业，从事了短暂的邮差工作后，在亲友的资助下，钱杏邨于1918年前往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就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钱杏邨由于平时表现积极，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出席全市学生代表大会。同时，由于擅长写作，他在上海学生界联合会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杂志担任编辑。这一时期《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发起新文化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思想上走在前列的钱杏邨更是深受感染。他此时不仅热衷于写作，更主动投身革命实践，在校内担任学生会秘书长，一边负责学校组织、宣传和纠察等工作，一边为在外联络奔波的学生会长郑希庄出谋划策。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钱杏邨正式踏上了革命征程，他的思想更加成熟。
当时钱杏邨就读的学校与康有为的住所离得很近。一天，康有为把郑希庄和钱杏邨二人请到家里，闲谈后送给他们《共和评论》等书刊。回来后，钱杏邨对准备阅读这些书刊的郑希庄说道：“这些书不要看，里面有毒。”面对郑希庄的疑问，钱杏邨解释道：“孙中山好不容易将皇帝打倒，他是保皇党，保清朝皇帝的。所以这些书不能看。”他同时认为，康有为让他们俩去谈话并送书，是别有用意，是不安分的表现。
文学“愤青”露头角
1920年，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钱杏邨退学前往合肥，以省立第二中学国文教师的身份参与了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在教学中，钱杏邨舍弃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选择用白话文教材，同时选用革命报刊作为主教材，向同学们传播革命新思想。这种“大逆不道”的做法遭到了当地守旧遗老的反对，他们要求学校严厉处分，但钱杏邨仍不为所动。孔子诞辰日时，他更是在《皖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儒教的文章《孔丘也配称至圣先师吗？》。这篇文章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合肥这个旧思想仍占据统治地位的内陆城市来说无异于公然“反叛”。为此，发表文章的报刊被迫停刊，钱杏邨也不久后离职。
此后，钱杏邨辗转安徽六安、芜湖、当涂等地教书，他一边在课上宣传十月革命，一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时还办夜校、参加当地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在此期间，钱杏邨对共产主义理解更加深刻，内忧外患的国情也愈发激起了他从事革命运动的勇气。因与好友李克农等人创办芜湖民生中学，传播激进思想，学校遭到查封，他们也被当局通缉。钱杏邨与李克农被迫逃亡武汉，在邓中夏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做宣传工作，并于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钱杏邨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组长。1928年，他与蒋光慈、夏衍、杨邨人等在上海组织文学革命团体——“太阳社”。该社主要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也被称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文学社团。该社团以无产阶级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做基础，以推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为己任，先后编辑出版《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刊物，大力倡导无产阶级文学革命，开展文艺批评，提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学创作方向，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而钱杏邨除了是创办人之一外，更是凭借一支好笔，成为太阳社三大主将之一。1928年3月，钱杏邨在《太阳月刊》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直指鲁迅的作品存在“只有过去，充其量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将来”，“怀疑现实，诅咒人生，满口苦闷，找不到出路”等问题，进而声称鲁迅因为其身上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任性，所以《阿Q正传》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阿Q不能放在五四时代、五卅时代与现在大革命时代。因为现在的农民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这一“惊世骇俗”的言论一时间震动了文坛。现在看来，年轻的钱杏邨写的这一文章虽明显激进中带点幼稚，却也透露出一种敢于反抗权威、振臂呼号的激荡精神，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无疑是有益的。
“孤岛”奋战引轰动
虽然年轻的钱杏邨用一篇文章向鲁迅发起了“挑战”，但这种挑战是站在革命信仰的立场，为着文学服务大众的目的而出现的，丝毫不带有个人利益。也正因为此，就在不久之后，钱杏邨等人与鲁迅共同合作办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主要筹备人，钱杏邨还奉命前往田汉、洪深处争取他们的支持，田汉和洪深最后都参加了左联。
在党组织的支持和鲁迅、钱杏邨、蒋光慈、夏衍、洪灵菲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大会主席团成员由鲁迅、夏衍、钱杏邨组成。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钱杏邮与鲁迅、夏衍、冯乃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7人被选为执行委员。 左联成立后，扛起了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大旗，大力提倡革命文艺创作，在同其他诸如“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等流派的争论中屡占上风，为党守住了重要的宣传阵地。在此期间，钱杏邮忙碌异常，他既要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搜捕，自从到上海后，几乎每半年就要搬一次家，又要从事左联及其他事务性工作。他一边承担左联所属的《拓荒者》等杂志的编辑、创作等任务，一边与夏衍等人创办《文艺讲座》杂志，发表理论研究和翻译，介绍外国马列主义理论等文章。同时，钱杏邨还在党组织安排下，负责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在复旦、光华、暨南等大学内的进步学生，发动他们建立文学研究会等组织，积极吸引学生，扩大影响，在校内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争夺宣传阵地。此后，钱杏邨又担任了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8个团体共同组成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常委。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闸北，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钱杏邨与于伶等留在孤岛继续战斗。为把中共的活动向孤岛群众宣传，他创办了文献出版社，出版《文献》杂志。杂志主要目标是宣传抗战，刊登国共两党方面的文章，重点刊登中共及我党部队、重要会议报告、解放区的抗日等信息。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都是在钱杏邨的主持下刊登发行的。
也正是在这一期间，钱杏邨以魏如晦为笔名先后创作了10部话剧，这些话剧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创作史上的地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称为三大“南明史剧”的《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杨娥传》。其中《海国英雄》的主角是郑成功，该剧刻画了民族英雄郑成功毅然与投降清军的父亲决裂，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百折不挠、反抗到底的刚强意志和民族气节。这些系列剧作，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产生了轰动性的反响，如《碧血花》在璇宫剧院一连公演了一个多月，天天满座，即使当时上海连遭暴雨，街道被淹也无法阻挡观众的热情。而《海国英雄》则被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公认为“有口皆碑，誉腾孤岛”。
深入敌后从戎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钱杏邮等人需要转移。组织上询问钱杏邮是前往大后方还是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在陈毅的安排下，钱杏邨先到达苏中三分区，受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叶飞邀请，暂留旅服务团领导开展文艺工作。服务团的任务一般是战前学习、排练，做宣传鼓动性的演出;战时则担任后勤、打扫战场;战后赶排节目，慰问演出。为提高服务团业务水平，他向大家讲解中国戏剧运动史和表演艺术。他不仅自己常深入战斗一线服务部队、收集资料，还鼓励长子钱毅赴“靖泰战役”前线接受战争考验。
后在陳毅的要求下，钱杏邨离开三分区前往新四军军部。陈毅见到钱杏邨后，对他的选择和到来很是高兴。陈毅如数家珍般地将钱杏邨10余年前的文艺批评文章一一说出，大加赞赏，并对他说：“要您来是我的主意。”陈毅认为，新四军在文艺及戏剧上的建设很是薄弱，人才凋敝，他希望借助钱杏邨的到来能够网罗、培养大批人才，在文艺宣传上做出成绩。
在同陈毅商量后，钱杏邨着手开展工作，他先是组织湖海艺文社，目的是团结当地开明士绅在中共领导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钱杏邮亲自起草了《临时社约》，其中规定，“凡愿以艺文为抗建服务为本社社员。……有破坏抗建行为，经检举证实，本社同人亦共弃之。”在钱杏邨等人的领导下，该社成员以其主编的《盐阜报》文艺副刊《新地》及《新知识》等刊物为阵地，致力于抗日文化活动，对于团结新四军盐阜地区各阶层文化人士参加抗日，促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繁荣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于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之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做了总结。此文被称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重炮”，故被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指责为“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是“为匪张目”。但此文被毛泽东赞赏，并将其作为整风的重要文件之一，在延安和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
为了呼应这一风潮，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提议钱杏邮也利用这一契机，根据《甲申》一文有关内容，编写一个剧本。钱杏邨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找了一些参考资料，三四月间便写出了历史剧《李闯王》，并亲任导演。该剧通过艺术塑造，生动再现了明末农民起义由盛而衰的过程，主要情节集中在李自成人北京后的10余天中，由于听任属下胡作非为、贪图享乐，很快走向腐化的道路。钱杏邨意在展示李自成由朴实豪爽、广纳忠言到称帝后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任用奸佞的思想和性格转化，形象地说明农民革命由于领袖个人的退化走向集团毁灭的必然历史教训。《李闯王》一剧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剧中通过李岩之口，表达出大军胜利后如何防止贪腐的担心，为当时面临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胜利的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该剧公演后，广受好评，在苏中各地巡回上演，解放战争时期更是被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和华北几个文工团同时演出，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就曾报道了《李闯王》的演出盛况：“该剧由张璇文工团连续公演六次，观众约二万余人。许多干部连看四次不感疲倦，自我反省更加深入。”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后，钱杏邨历任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华东局文委书记、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党组成员、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党组成员等职务。他曾把过去出版的战争文集重新整理和补充，出版了一套5本战争文学集。茅盾评价其“您这工作，嘉惠后学匪浅，甚为钦佩”，范文澜称赞其“中国人民100年来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借尊编5部大书而光彩焕发，万年常新”。钱杏邮一生著述甚丰，只公开印行的就已达70余种，涉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日记、学术论著多个领域，被后人评价为“继胡适和鲁迅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1977年6月17日，钱杏邨因病逝世，终年77岁。
（责任编辑：贾茹）
五四风云踏征程
钱杏邨，原名钱德富，又名钱德赋，笔名阿英、若英、魏如晦等，生于1900年2月6日，安徽蕪湖人。钱杏邨的父亲是一名修钟表的匠人，虽然收入不高，但总能承担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日子也越过越好。钱杏邨所读的徽州小学聘请了卢伯荪、王肖山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当老师，隔壁的安徽公学更是被称为“安徽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幼时的学习经历为钱杏邨奠定了良好的文学基础，他在这些革命师长的熏陶下，在幼小的心灵中洒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期间，钱杏邨还结识了同学校的李克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钱杏邨参加了当地的童子团，第一次有了革命的实践经历。由于公立学校全部停课，父亲将他送进了教会办的圣雅各中学，西式的教育更加打开了钱杏邨的视野。此后，他又先后辗转省立第一商业中学、萃文中学等学校读书。这期间，钱杏邨逐渐确定了文学和戏剧的兴趣方向，他遍读中国文学名著，尝试翻译英美作家短篇名著，参演学校话剧，参加进步团体。高中毕业，从事了短暂的邮差工作后，在亲友的资助下，钱杏邨于1918年前往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就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钱杏邨由于平时表现积极，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出席全市学生代表大会。同时，由于擅长写作，他在上海学生界联合会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杂志担任编辑。这一时期《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发起新文化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思想上走在前列的钱杏邨更是深受感染。他此时不仅热衷于写作，更主动投身革命实践，在校内担任学生会秘书长，一边负责学校组织、宣传和纠察等工作，一边为在外联络奔波的学生会长郑希庄出谋划策。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钱杏邨正式踏上了革命征程，他的思想更加成熟。
当时钱杏邨就读的学校与康有为的住所离得很近。一天，康有为把郑希庄和钱杏邨二人请到家里，闲谈后送给他们《共和评论》等书刊。回来后，钱杏邨对准备阅读这些书刊的郑希庄说道：“这些书不要看，里面有毒。”面对郑希庄的疑问，钱杏邨解释道：“孙中山好不容易将皇帝打倒，他是保皇党，保清朝皇帝的。所以这些书不能看。”他同时认为，康有为让他们俩去谈话并送书，是别有用意，是不安分的表现。
文学“愤青”露头角
1920年，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钱杏邨退学前往合肥，以省立第二中学国文教师的身份参与了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在教学中，钱杏邨舍弃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选择用白话文教材，同时选用革命报刊作为主教材，向同学们传播革命新思想。这种“大逆不道”的做法遭到了当地守旧遗老的反对，他们要求学校严厉处分，但钱杏邨仍不为所动。孔子诞辰日时，他更是在《皖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儒教的文章《孔丘也配称至圣先师吗？》。这篇文章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合肥这个旧思想仍占据统治地位的内陆城市来说无异于公然“反叛”。为此，发表文章的报刊被迫停刊，钱杏邨也不久后离职。
此后，钱杏邨辗转安徽六安、芜湖、当涂等地教书，他一边在课上宣传十月革命，一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时还办夜校、参加当地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在此期间，钱杏邨对共产主义理解更加深刻，内忧外患的国情也愈发激起了他从事革命运动的勇气。因与好友李克农等人创办芜湖民生中学，传播激进思想，学校遭到查封，他们也被当局通缉。钱杏邨与李克农被迫逃亡武汉，在邓中夏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做宣传工作，并于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钱杏邨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组长。1928年，他与蒋光慈、夏衍、杨邨人等在上海组织文学革命团体——“太阳社”。该社主要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也被称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文学社团。该社团以无产阶级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做基础，以推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为己任，先后编辑出版《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刊物，大力倡导无产阶级文学革命，开展文艺批评，提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学创作方向，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而钱杏邨除了是创办人之一外，更是凭借一支好笔，成为太阳社三大主将之一。1928年3月，钱杏邨在《太阳月刊》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直指鲁迅的作品存在“只有过去，充其量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将来”，“怀疑现实，诅咒人生，满口苦闷，找不到出路”等问题，进而声称鲁迅因为其身上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任性，所以《阿Q正传》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阿Q不能放在五四时代、五卅时代与现在大革命时代。因为现在的农民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这一“惊世骇俗”的言论一时间震动了文坛。现在看来，年轻的钱杏邨写的这一文章虽明显激进中带点幼稚，却也透露出一种敢于反抗权威、振臂呼号的激荡精神，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无疑是有益的。
“孤岛”奋战引轰动
虽然年轻的钱杏邨用一篇文章向鲁迅发起了“挑战”，但这种挑战是站在革命信仰的立场，为着文学服务大众的目的而出现的，丝毫不带有个人利益。也正因为此，就在不久之后，钱杏邨等人与鲁迅共同合作办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主要筹备人，钱杏邨还奉命前往田汉、洪深处争取他们的支持，田汉和洪深最后都参加了左联。
在党组织的支持和鲁迅、钱杏邨、蒋光慈、夏衍、洪灵菲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大会主席团成员由鲁迅、夏衍、钱杏邨组成。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钱杏邮与鲁迅、夏衍、冯乃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7人被选为执行委员。 左联成立后，扛起了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大旗，大力提倡革命文艺创作，在同其他诸如“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等流派的争论中屡占上风，为党守住了重要的宣传阵地。在此期间，钱杏邮忙碌异常，他既要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搜捕，自从到上海后，几乎每半年就要搬一次家，又要从事左联及其他事务性工作。他一边承担左联所属的《拓荒者》等杂志的编辑、创作等任务，一边与夏衍等人创办《文艺讲座》杂志，发表理论研究和翻译，介绍外国马列主义理论等文章。同时，钱杏邨还在党组织安排下，负责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在复旦、光华、暨南等大学内的进步学生，发动他们建立文学研究会等组织，积极吸引学生，扩大影响，在校内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争夺宣传阵地。此后，钱杏邨又担任了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8个团体共同组成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常委。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闸北，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钱杏邨与于伶等留在孤岛继续战斗。为把中共的活动向孤岛群众宣传，他创办了文献出版社，出版《文献》杂志。杂志主要目标是宣传抗战，刊登国共两党方面的文章，重点刊登中共及我党部队、重要会议报告、解放区的抗日等信息。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都是在钱杏邨的主持下刊登发行的。
也正是在这一期间，钱杏邨以魏如晦为笔名先后创作了10部话剧，这些话剧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创作史上的地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称为三大“南明史剧”的《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杨娥传》。其中《海国英雄》的主角是郑成功，该剧刻画了民族英雄郑成功毅然与投降清军的父亲决裂，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百折不挠、反抗到底的刚强意志和民族气节。这些系列剧作，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产生了轰动性的反响，如《碧血花》在璇宫剧院一连公演了一个多月，天天满座，即使当时上海连遭暴雨，街道被淹也无法阻挡观众的热情。而《海国英雄》则被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公认为“有口皆碑，誉腾孤岛”。
深入敌后从戎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钱杏邮等人需要转移。组织上询问钱杏邮是前往大后方还是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在陈毅的安排下，钱杏邨先到达苏中三分区，受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叶飞邀请，暂留旅服务团领导开展文艺工作。服务团的任务一般是战前学习、排练，做宣传鼓动性的演出;战时则担任后勤、打扫战场;战后赶排节目，慰问演出。为提高服务团业务水平，他向大家讲解中国戏剧运动史和表演艺术。他不仅自己常深入战斗一线服务部队、收集资料，还鼓励长子钱毅赴“靖泰战役”前线接受战争考验。
后在陳毅的要求下，钱杏邨离开三分区前往新四军军部。陈毅见到钱杏邨后，对他的选择和到来很是高兴。陈毅如数家珍般地将钱杏邨10余年前的文艺批评文章一一说出，大加赞赏，并对他说：“要您来是我的主意。”陈毅认为，新四军在文艺及戏剧上的建设很是薄弱，人才凋敝，他希望借助钱杏邨的到来能够网罗、培养大批人才，在文艺宣传上做出成绩。
在同陈毅商量后，钱杏邨着手开展工作，他先是组织湖海艺文社，目的是团结当地开明士绅在中共领导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钱杏邮亲自起草了《临时社约》，其中规定，“凡愿以艺文为抗建服务为本社社员。……有破坏抗建行为，经检举证实，本社同人亦共弃之。”在钱杏邨等人的领导下，该社成员以其主编的《盐阜报》文艺副刊《新地》及《新知识》等刊物为阵地，致力于抗日文化活动，对于团结新四军盐阜地区各阶层文化人士参加抗日，促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繁荣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于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之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做了总结。此文被称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重炮”，故被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指责为“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是“为匪张目”。但此文被毛泽东赞赏，并将其作为整风的重要文件之一，在延安和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
为了呼应这一风潮，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提议钱杏邮也利用这一契机，根据《甲申》一文有关内容，编写一个剧本。钱杏邨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找了一些参考资料，三四月间便写出了历史剧《李闯王》，并亲任导演。该剧通过艺术塑造，生动再现了明末农民起义由盛而衰的过程，主要情节集中在李自成人北京后的10余天中，由于听任属下胡作非为、贪图享乐，很快走向腐化的道路。钱杏邨意在展示李自成由朴实豪爽、广纳忠言到称帝后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任用奸佞的思想和性格转化，形象地说明农民革命由于领袖个人的退化走向集团毁灭的必然历史教训。《李闯王》一剧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剧中通过李岩之口，表达出大军胜利后如何防止贪腐的担心，为当时面临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胜利的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该剧公演后，广受好评，在苏中各地巡回上演，解放战争时期更是被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和华北几个文工团同时演出，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就曾报道了《李闯王》的演出盛况：“该剧由张璇文工团连续公演六次，观众约二万余人。许多干部连看四次不感疲倦，自我反省更加深入。”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后，钱杏邨历任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华东局文委书记、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党组成员、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党组成员等职务。他曾把过去出版的战争文集重新整理和补充，出版了一套5本战争文学集。茅盾评价其“您这工作，嘉惠后学匪浅，甚为钦佩”，范文澜称赞其“中国人民100年来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借尊编5部大书而光彩焕发，万年常新”。钱杏邮一生著述甚丰，只公开印行的就已达70余种，涉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日记、学术论著多个领域，被后人评价为“继胡适和鲁迅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1977年6月17日，钱杏邨因病逝世，终年77岁。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