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正在各地迅速铺开，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亦于日前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种种迹象表明，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借贷开始逐步合法化。
　　上述松动有赖于两点政策诱因：其一，通过前期改革，中国的银行业组织体系趋于健全，机构种类趋于丰富，市场竞争趋于充分，服务功能趋于完善，这种稳定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态势，有助于增量改革渐次推开；其二，相对于金融需求的多样化，中国的金融供给并未同步摆脱同构性，由此形成的金融“错配”日益显著地制约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规模类型的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民间借贷的导入符合增量改革的一贯思路，其可行性与必要性正在伴随经济趋紧而不断上升。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温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不到半天即发放贷款4000多万元，占可贷资金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很显然，这一颇具代表性的现象背后，实则隐藏着大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及大量民间闲置资金寻求合理回报的冲动。
　　尽管供需两旺，但是“只贷不存”的民间借贷至多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媾和作用。究其原因，除了金融企业独有的“竞争悖论”（不竞争不足以提高效率，但完全竞争所导致的破产又会因其巨大的外部性而更难以收拾）很容易诱使监管部门过度管制外，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借贷本身带有的先天不足不允许其扮演金融“扶贫”主力军的角色。
　　民间信贷赖以存在的基础有两条，一是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二是高于常态的贷款利率。就前者而言，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主要源自借贷双方事前结成的地缘、人缘或血缘关系，这种基础只能作用于比较小的范围；就后者而言，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可避免，贷款人的预期收益并不伴随贷款利率简单递增，民间借贷同样面临银行借贷难以破解的难题，即如何确定最佳贷款利率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扭转金融“错配”必须更为倚重存量改革，即在注重培育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体系的同时，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力度改造现有金融体系，理由如下：
　　首先，金融行业具备明显的规模效益，银行风险与银行规模呈反相关关系，同时，银行规模越大，越具有创新能力。即使归结到本文所谈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来，随着全球性银行业不断合并，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银行规模与企业规模逐渐拉大的趋势，因此规模对称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条件。
　　其次，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源自所有制歧视而非信息不对称，其主要表现在产出约占40%的国有经济部门所取得的贷款份额高达80%。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去年年末总资产即达52.6万亿元）继续固守其国有偏好，那么，多为民企的中小企业从中挖掘出的有限资金可想而知。
　　最后，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具备很大的挖潜空间。从技术上看，所有制歧视比信息不对称更容易改善；此外，中国的M2/GDP之高世所罕见（其值约为2），不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0.7的水平，甚至高于长期陷于“流动性陷阱”的日本的水平。因此，乐观地说，金融体系只要部分降低代理成本或部分提高定价水平，其所能够从低收益资产中转出、并用于金融“扶贫”的资金量无疑将是巨大甚至是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