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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中国文坛从“伤痕热”“知青热”“武打热”“琼瑶热”过渡到了今天的“西部热”。各种各样的流派争鸣、作品争鸣一浪接着一浪，作家、作品铺天盖地，评论者的宣言更是惊世骇俗，更可喜的是在文学作品“西部热”中，我们的作家们越来越注重农民意识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后，我们的作家已经认识到，在文学作品中农民意识的重要性。许多作家已经不再超越生活，不再怕写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登不了大雅之堂。他们正深入广阔的农村，住农家炕、吃农家饭，和憨厚的农民谈心交友，并深入广大农民的心里研究农民、思考农民意识，考察农民意识和农民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许多乡土作家，他们描写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与农民的转变，从鲁迅、赵树理以及周立波的部分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鲁迅的笔下共有两类农民形象，一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型，主要有《祝福》里的祥林嫂、《风波》里的九斤老太等。另一类是完全批判型，主要就是阿Q。这里我主要说一下阿Q的形象。《阿Q正传》以塑造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Q的形象是鲁迅塑造的一个旧中国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质朴愚昧并沾染上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贫穷落后却不觉悟的农民典型。阿Q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深受压迫;在思想上是落后愚昧的。其性格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他从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去观察、思考解放区的人民生活、来反映时代变迁过程中，人民在思想层面上的变化——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家庭内部关系（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的变化，《小二黑结婚》塑造了两代农民的三种典型。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三仙姑。二是新一代中尚未摆脱封建思想约束的青年金旺兄弟。三是幢憬新生活，追求爱情自由的小二黑与小芹。通过新旧两代人在“结婚”这一焦点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来表现农村思想的变化，社会的变动和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团圆”式的喜剧结尾，更是一个时代的提示。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的长篇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描写我国土地改革运动的杰出之作，是一部反映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力作，艺术地再现了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至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如实地再现了大变革时期整个农村社会的社会概貌，更在于揭示了当时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而且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塑就一批新型农民形象。为了掀掉压于农民心上的封建磐石，他们做出了卓绝的斗争，包括流血与牺牲，如郭全海、赵玉林、白玉山等，并塑造了残存落后意识但真心渴望翻身的转化中的老代农民典型老孙头。
描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山乡巨变》及其续篇，从中国农民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揭示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艰难和深刻，文笔精致、圆熟，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度。塑造了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年轻共产党员邓秀梅形象，积极为农民开拓新路、引导农民跟随党和政府的农村干部李月辉和刘雨生，建国后忠于党的事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的像征盛淑君，仍未完全摆脱旧社会劣根性的但对党和政府有无限的感激之情的老贫民盛佑亭形象，敌视共产党和它的政策，时时处心积虑地要与党和政府作对，与人民作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龚子元形象。作者选择这些人物，都具有典型性，是当时中国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复杂心态的代表者。
上述的这些农民中，在个形象人的身份定位上，都非常鲜明。除了阿Q代表了中国最深层的国民劣根性及其悲剧性结局及龚子元这一反革命形象之外，其他人不仅是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还是进步、未来、光明、革命的象征。他们都处在了国家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他们的话语，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一时，“播种、收割、稻子、土豆、农田、猪牛羊、鸡鸭鹅、农民、雇农、地主、富农、打倒、自力更生”等等，成了最流行的词汇。
这些农民形象，都是一些正直的、健康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他们形成了这个国家中最先进、最有发言权的特殊阶层。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意识形态构成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好像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进步一落后”、“革命一反革命”这样的大规模的词语。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广大农民健康向上的生活，就其内容的其丰富和热闹程度，远远超出城市里的生活。农村里物质的贫乏，掩盖不住革命的乐观情绪;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朝气蓬勃的，是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料、生产资料，就可以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忙着春耕、秋收，忙着开会、写报告，忙着批斗落后分子，表扬先进人物。总之，很充实——精神上的充实，抵消了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不愉快。那个时代的有钱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穷人则兴高采烈，天天都像是在过节。贫穷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种病症，而几乎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资本。不要说以上所说的几位作家在其自己的作品里有血有肉地描写了一个个农民形象，就连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作家贾平凹先生，在他的作品都不同程度的阐释了农民意识。贾平凹曾反复强调，自己这一辈子，出了没有坐过牢，“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其言辞之中，包含着浓烈的凄苦和沧桑。
他在不停地诉说自己一生悲苦的同时，贾平凹还一直在极力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我是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但同时，他又充满了现代愿景，“这么多年，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给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必须加入现代，改变思维，才能用现代的语言来发掘我们文化中的矿藏。”我将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并不是说一个农民就不应该去追求现代意识，而是想突出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农民意识已“乌在了骨头里的”贾平凹，一直在试图建立自己所特独有的现代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现代意识的表达往往具有具像的、抽象的、意象的东西，更注意人的心理感受，讲究意味的形式，就需要去把握原始与现代的精神契合点，把握如何地去诠释传统。”“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現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这里，我不想讨论贾平凹的“现代意识”是否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发现，是否确立了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所具备的一些基本内涵，作为一种艺术“愿景”，这种现代意识在他的创作实践中的确有所表现。但这种表现，始终与他的农民意识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纠缠，以至于人们很难看清他的现代精神，常常将他归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家。 评论家洪治纲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到目前为止，贾平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浮躁》之前的初期阶段，主要表达现实生活中某些显在问题，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保持着同步姿态;《浮躁》至《废都》之前的自我突破阶段，贾平凹开始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审美领地，尤其偏重于商州文化中奇人异事的传奇性表达;《废都》之后的社会“病相”叙事。如果着眼于贾平凹所说的“现代意识”来考察，我以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创作中，他已开始有所努力。特别是随着“寻根文学”大潮的兴起以及域外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大面积登陆，贾平凹开始积极地寻找自身的突破，并由此写出了一系列具有传奇特征的《美好的侏人》《故里》《马角》《古堡》《龙卷风》《美穴地》《五魁》《白朗》等小说。应该说，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小说带着明显的寻根意识，但是，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却又很少将他归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究其因，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立足于“文化反思”的现代立场之上，没有真正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认真地“理一理我们的根”，而是将审美触角探入古老的商州文化中某些具有奇异质色的生活经验，包括奇风异俗、神秘景象以及乡间传说等，借助于文化的猎奇取代了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除了《黑氏》《天狗》等作品在现实人伦上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质疑之外，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是土匪，要么是风水先生，故事离奇曲折，却缺少寻根文学所普遍尊祟的理性审视和文化隐喻意味，而且其叙述也是充满了某种迷恋式的审美情调。
这种迷恋式的叙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贾平凹农民意识的潜在规约。他说：“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饭菜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耐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同样也明白现代意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于是，在很多言谈中，他反复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经典性法则。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进化论法则。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自己深厚的“中学之体”，又如何将西学娴熟地化为“用”，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至少，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年的洋务重臣张之洞之所以抛出这样的言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也就是说，只有骨子里拥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农民意识），只有在精神内部建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才有可能用“西学”来应对世事。但贾平凹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此点。他觉得“中学”和“西学”在文学创作中最终是同一种东西，即终极境界——“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这里，如果我们撇开宗教这一复杂问题，单就哲学来说，无论儒或道，与西方哲学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从胡适、钱穆到牟宗三都早有论及。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追究贾平凹在理性思考上的片面性，而是要说明贾平凹对现代意识的理解过于简单，以为在抽象的精神境界上进行一种综合，就会获得“中西通达”的精神品格。正因如此，在那篇他自己十分看重的《四十岁说》中，无论“中体”还是“西用”，他都想要，但都不清楚如何要，所以语焉不详，一片混沌，最后只好用禅语来进行自我消解。这正是一种农民式的狡猾思维之所在，犹如鲁迅笔下的阿Q，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便使出自己的杀手锏——精神胜利法。如果我们将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农民意识的主要载体，城市文化作为现代意识的关键符号，那么，贾平凹内心的矛盾和分裂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乡村曾经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心神苦累。兩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搅在其中，又怯懦而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救吧。”无论是“呼喊”还是“自救”，就贾平凹本身的创作实践来说，乡土文化的制约要远远大于其现代意识的觉醒。所以，他的很多作品一旦将叙事背景放到了商州，放到了真正底层的乡村社会，其叙述话语便显得安宁、自由甚至放纵;而一旦进入城市，则充满了焦灼、迷惘甚至是怨怼。无论是《土门》《白夜》，还是《废都》《高老庄》，其中的城与乡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价值系统中。在这些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精神只要出了问题，其原委都是来自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就像《土门》中所说的那样，“人为什么生病？”就是因为“离开了土地和地气”;《高老庄》里的大学教授子路回到故乡，试图通过现代思维来解决一些乡村冲突，结果不但一败涂地，而且还弄得夫妻反目。即使是像《秦腔》这样纯粹的乡土小说，也是充满了今与昔的对抗，并且是今不如昔。
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它的往日，这是贾平凹后期小说一直贯穿的价值主题。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在本质上凸现了贾平凹那种带有“狭隘和小小的狡猾”的农民意识，使他从骨子里永远对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甚至是排斥。譬如，他能够意识到创作与现实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磨擦，当然不是和政府，而是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一种磨擦，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把你弄得手足无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这样，好像也不行。”按理，贾平凹如果具有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如果深知现代社会同样充满了各种悖论性的存在，那么，对于这种紧张感他也许并不会产生太多的矛盾心理。但是，如果循着他那“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以前，甚至人不如其它动物”的价值链来省察，我们便会发现，他的这种怀疑和拒绝并非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手段就是向远古和自然皈依——当然，说得好听一点，这叫回归自然，回归本源，就像《土门》中的“我”最后回归到母亲的子宫里，只有那里才是真正的家园，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神禾源”。而这，怡怡是贾平凹农民意识的痼疾之所在。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作家必须对各种充满悖谬的现代社会做出有效的思考，更不能要求他们必须对人类的现代生存困境提供有效的出路，但是，面对这种焦灼和困境，作家有责任在揭示和呈现它们的同时，行使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拯救义务，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不敢说贾平凹对文明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但是，他的“返古式”价值倾向，的确没有给我们展示一种积极的救赎意愿，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现代意识，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现代愿景”，而没有深入到现代精神的内部。 贾平凹的创作存在着很多隐秘的内部矛盾，犹如他本人丰富的内心冲突一样，呈现出各种难以调和的复杂状态。但我要说明的是，贾平凹在创作中所体现的这些无法协调的矛盾，绝不只是他一个人所独有，它们同样或多或少地分布在与他同时代出生的作家群中，只不过贾平凹更显突出、更显集中。这也意味着，任何只关注其矛盾一方面的研究，都会导致判断的片面性，所以，近些年来，贾平凹的作品常常在评论界呈现出两极化的价值评判。
当然这些都是大师们所评判的，我就不在这里花费口舌了。
《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曾在《中国作家》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说，我们知道像城市文学，女性文学，法制文学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因为他们有看点，有卖点，而农村的乡土文学相对只会受到冷落。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乡土文学一直占非常重要的比重。从鲁迅的《故乡》算起，应该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就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对农民的写作是一种批判式的，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农民的身上就体现了中国的农民需要救治，需要启蒙。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50一60年代，那个时候我觉得乡土文学是一种，对农民的态度是歌颂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一批作家，像丁玲等等一大批作家他们努力挖掘农民身上的闪光点，塑造出一大批具有光辉的新的农民形象。那时候的作品都是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光芒。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作家们对农村进行了充分的解读，他们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写作的领域。
杜卫东说，无论哪个时代的作家，应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都留下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很多作品，不能通过生产的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质。我想这些问题的存在，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作家要能够真正生活有关系。我们看到很多作家，有一批作家他们身陷城市当中，成为农村社会的旁观者和观察者，包括一些农耕出来的作家，他们情感上、心里上也有一些疏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乡土文学怎么深入下去？
近日，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给出的结论是读起来不但不倒胃口，反而给人愉悦。如小说《厚土》《农民的儿子》《狗日的粮食》《沙荒》《炊烟》《滑坡》《山调》等，还有影响极大的电影《老井》《红高粱》以及作家杨恒际刊发在《中篇小说选刊》上的《乡村里的企业家》、作家星际的《1960年的乡村》、关仁山发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天壤》、甘肃作家马步升发表在《芙蓉》2010年第一期上的《娘家三千里》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以土地为生命的农民生活，作品中所渗透的农民意识是不言而喻的。
是的，近年反映农村题材的长篇很多，还有如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农村三部曲），李明性的《故园》，党益民的《喧嚣荒原》，冉红的《西部女盲流》，吴文光的《天长地久》，刘醒龙的《弥天》，谢友鄞的《嘶天》，王立纯的《苍天神话》，董立勃的《白豆》，黄佩华的《生生长流》，查舜的《青春绝版》，侯钰鑫的《好爹好娘》，萨仁托娅的《静静的艾敏河》，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近期出版的还有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毕飞宇的《平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庞余亮的《薄荷》，阿来的《空山》，刘玉民的《过龙兵》，李西岳的《百草山》等。在这些作品中有西部小说、知青小说、传奇小说;有宏大叙事、日常叙事、爱情叙事;有深沉渺远的意境，也有酣畅灵动的描写。还有一些在思想与艺术上有独特探索的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李佩甫的《羊的门》、张炜的《九月寓言》等。它表明农村题材写作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不仅存在多种视角的创作，而且.在探索中还存在着叙事和想象的巨大的空间。
据了解，与长篇创作更多地表现历史不同，中、短篇创作更多地关注现实。从近十年三届鲁迅奖获奖中、短篇小说看，农村题材的作品都超过了半数。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何申的《年前年后》，刘恒的《天知地知》，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阎连科的《黄金洞》《年月日》，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清水洗尘》，陈世旭的《镇长之死》，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玉米》，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刘庆邦的《鞋》，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红柯的《吹牛》，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王祥夫的《上边》等获奖中、短篇都是农村题材的创作。另外如《奔跑的火光》（方方），《秋菊开会》（陈源斌），《酒鬼的鱼鹰》（迟子建），《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救灾记》（陈世旭），《马嘶岭血案》（陈应松），《黑石头》（杨显惠），《北京候鸟》《外地人》（荆永鸣），《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白雪猪头》《私宴》（苏童），《收获》（周建新），《为兄弟国瑞善后》（尤凤伟），《拇指铐》（莫言），《鱼》（阿来），《湖道》（漠月）等作品也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承担着不同文学任务的还有报告文学。谭谈的《大山的呼唤》，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蒋巍的《渴》《你代表谁》，梅洁的《创世纪情愫——来自中国西部女童教育的报告》《西部的倾诉》，关仁山的《执政基石》，张坚军、孙群豪的《时代见证——慈溪农民报告》，鲁顺民的《三百八十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还有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便是近年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农村题材报告文学作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作家已不再超越农民了，农民成了他们创作的不尽源泉。
是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0多亿农民生活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他们固守本土，世世代代在祖先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创造者无限的价值，他们最了解土地，他们都知道土地是国民之本，离开了土地，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瞬间就会丧失生命。在这样的国度里，我们的作家如果不懂得土地是国人之命脉，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业，那我敢肯定，他们就根本不了解我们伟大中国的民族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讲，农民的心理和观念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业文化确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现代工业文明时间还很短。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吴秉杰在全国农村题材文学研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说的很深刻。“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的农民兄弟？现在的作家基本上都城市化了。极端的例子总是被我们记在心中，而对于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心理体验则已渐渐离我们远去。作家要进一步表现农村变化，首先要夯实生活的基础。”吴秉杰还说，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文学如何描写农村的基层干部？当今农村小说表现农村干部形象是最薄弱、最概念化、最贫乏的。在艰难曲折的农村变革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写好农村干部，也是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必要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仍需要揭露矛盾？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当前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远少于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农村题材长篇创作的多样性、活力和创造力，仍然是体现在反映当前农村及其矛盾变革上，这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
悲剧为什么失去了感动人心的力量？一些作品的正义感和道德义愤毋庸置疑，可却未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反思和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农村题材创作还是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悲剧作品。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就目前的创作来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有弱化的趋向。在塑造这一时代的农村新人方面，文学尚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也还有很久的路要走。报告文学有着迅速反映现实的优势，可它也面临考验。就创作方法而言，倘若它不能揭露矛盾和深入至人物的心灵世界，那么它写的只能说是好人好事，不能说是文学作品。
上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次生活的长征，它也向作家发出了相邀同行的深情的呼唤。历史、时代与文学在这儿相遇。于是，我们都要回答：文学准备做些什么，文学准备如何做？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不要看城里人牛仔裤、迪斯科、高楼大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腰挂传呼机、手拿大哥大、涂嘴抹粉、祖胸露乳……等等，但他（她）们是否想过、思考过、分析过？他（她）们的祖先在500年前都是农民，他（她）们的骨子里永远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那种刻骨铭心地、无法改变的农民意识或多或少地在他（她）们的心里积淀。
写到这里，肯定还会有人站起来要理直气壮地问我：“那什么是农民意识？”为了弄清这个概念，我不防对这组词先分开来解释一下。“农民”是指长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那么“意识”呢？《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如果了解了以上两个概念，那么我想就不难以可以理解“农民意识”这组词了！但我还是想要强调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意识即农民的行为方式和深层心理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
在多年的创作和采编实践中，我发现这样一个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阶段有些编辑、作家看不起農民，更看不起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有些报刊杂志社的负责人不喜欢看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不要说是文学作品，就连反映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发展面貌的新闻作品也不愿看，所以其文章就很难见诸报端了。党中央都十分关切“三农”问题，我们的报刊杂志都是党领导下的“喉舌”，特别是报纸，不论是目前兴起的都市报还是我们陈规墨守的党报（党报在这方面做的比都市报要好的多），有什么理由不关注“三农”呢？究其原因，他们的理论是农民“笨”，反映农民意识的作品“没意思”，农民中有几个是“读书人”云云。我作过一个小小的调查，一个卖报纸的小摊贩，一天卖掉了150份某都市报，但有120份卖给了农民工，你敢说他们没文化吗？那他们买报纸干吗呢？不就是想通过报纸看到有关“三农”的信息吗？我们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有10多亿农民的国家，农民永远是我们的主体，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这里我可以断言，创造民族文化如果不理会农民意识，那将很难想象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一味追求“走向世界”，但不理会我国的农民意识，那他（她）们的作品将不知“走”到哪里去呢？农民怎么啦？当共和国的历史跨入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这场跨世纪的、史无前例的改革浪潮中，广阔的农村出现了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家、企业家。他们融汇贯通中央改革精神，以超人的胆识和才能捕捉时代脉搏、踊跃投入这场运动，创造了前人所未创造的业绩，迅速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更新了陈旧观念，广阔的农村具有时代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作家应该把目光投向农村，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反映农民呼声，创作出具有农民意识的好作品，这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对得起头顶上的这个耀眼的光环一一“作家”两个字。
文学是人学，这无可非议，而人又是有农民意识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学应该是具有农民意识的文学。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并不是那种陈旧的农民意识，而应该是现代化农村新型农民的当代意识，突破了封建和愚昧的农民意识。
目前，文学界一阵又一阵西北风时时刮来，确实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块沃土，一块生长农民意识的沃土，我相信，这块沃土会使当代文学走向一个更宽的天地。
我们期待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后，我们的作家已经认识到，在文学作品中农民意识的重要性。许多作家已经不再超越生活，不再怕写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登不了大雅之堂。他们正深入广阔的农村，住农家炕、吃农家饭，和憨厚的农民谈心交友，并深入广大农民的心里研究农民、思考农民意识，考察农民意识和农民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许多乡土作家，他们描写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与农民的转变，从鲁迅、赵树理以及周立波的部分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鲁迅的笔下共有两类农民形象，一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型，主要有《祝福》里的祥林嫂、《风波》里的九斤老太等。另一类是完全批判型，主要就是阿Q。这里我主要说一下阿Q的形象。《阿Q正传》以塑造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Q的形象是鲁迅塑造的一个旧中国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质朴愚昧并沾染上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贫穷落后却不觉悟的农民典型。阿Q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深受压迫;在思想上是落后愚昧的。其性格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他从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去观察、思考解放区的人民生活、来反映时代变迁过程中，人民在思想层面上的变化——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家庭内部关系（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的变化，《小二黑结婚》塑造了两代农民的三种典型。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三仙姑。二是新一代中尚未摆脱封建思想约束的青年金旺兄弟。三是幢憬新生活，追求爱情自由的小二黑与小芹。通过新旧两代人在“结婚”这一焦点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来表现农村思想的变化，社会的变动和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团圆”式的喜剧结尾，更是一个时代的提示。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的长篇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描写我国土地改革运动的杰出之作，是一部反映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力作，艺术地再现了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至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如实地再现了大变革时期整个农村社会的社会概貌，更在于揭示了当时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而且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塑就一批新型农民形象。为了掀掉压于农民心上的封建磐石，他们做出了卓绝的斗争，包括流血与牺牲，如郭全海、赵玉林、白玉山等，并塑造了残存落后意识但真心渴望翻身的转化中的老代农民典型老孙头。
描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山乡巨变》及其续篇，从中国农民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揭示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艰难和深刻，文笔精致、圆熟，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度。塑造了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年轻共产党员邓秀梅形象，积极为农民开拓新路、引导农民跟随党和政府的农村干部李月辉和刘雨生，建国后忠于党的事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的像征盛淑君，仍未完全摆脱旧社会劣根性的但对党和政府有无限的感激之情的老贫民盛佑亭形象，敌视共产党和它的政策，时时处心积虑地要与党和政府作对，与人民作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龚子元形象。作者选择这些人物，都具有典型性，是当时中国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复杂心态的代表者。
上述的这些农民中，在个形象人的身份定位上，都非常鲜明。除了阿Q代表了中国最深层的国民劣根性及其悲剧性结局及龚子元这一反革命形象之外，其他人不仅是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还是进步、未来、光明、革命的象征。他们都处在了国家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他们的话语，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一时，“播种、收割、稻子、土豆、农田、猪牛羊、鸡鸭鹅、农民、雇农、地主、富农、打倒、自力更生”等等，成了最流行的词汇。
这些农民形象，都是一些正直的、健康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他们形成了这个国家中最先进、最有发言权的特殊阶层。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意识形态构成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好像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进步一落后”、“革命一反革命”这样的大规模的词语。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广大农民健康向上的生活，就其内容的其丰富和热闹程度，远远超出城市里的生活。农村里物质的贫乏，掩盖不住革命的乐观情绪;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朝气蓬勃的，是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料、生产资料，就可以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忙着春耕、秋收，忙着开会、写报告，忙着批斗落后分子，表扬先进人物。总之，很充实——精神上的充实，抵消了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不愉快。那个时代的有钱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穷人则兴高采烈，天天都像是在过节。贫穷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种病症，而几乎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资本。不要说以上所说的几位作家在其自己的作品里有血有肉地描写了一个个农民形象，就连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作家贾平凹先生，在他的作品都不同程度的阐释了农民意识。贾平凹曾反复强调，自己这一辈子，出了没有坐过牢，“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其言辞之中，包含着浓烈的凄苦和沧桑。
他在不停地诉说自己一生悲苦的同时，贾平凹还一直在极力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我是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但同时，他又充满了现代愿景，“这么多年，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给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必须加入现代，改变思维，才能用现代的语言来发掘我们文化中的矿藏。”我将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并不是说一个农民就不应该去追求现代意识，而是想突出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农民意识已“乌在了骨头里的”贾平凹，一直在试图建立自己所特独有的现代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现代意识的表达往往具有具像的、抽象的、意象的东西，更注意人的心理感受，讲究意味的形式，就需要去把握原始与现代的精神契合点，把握如何地去诠释传统。”“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現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这里，我不想讨论贾平凹的“现代意识”是否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发现，是否确立了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所具备的一些基本内涵，作为一种艺术“愿景”，这种现代意识在他的创作实践中的确有所表现。但这种表现，始终与他的农民意识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纠缠，以至于人们很难看清他的现代精神，常常将他归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家。 评论家洪治纲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到目前为止，贾平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浮躁》之前的初期阶段，主要表达现实生活中某些显在问题，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保持着同步姿态;《浮躁》至《废都》之前的自我突破阶段，贾平凹开始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审美领地，尤其偏重于商州文化中奇人异事的传奇性表达;《废都》之后的社会“病相”叙事。如果着眼于贾平凹所说的“现代意识”来考察，我以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创作中，他已开始有所努力。特别是随着“寻根文学”大潮的兴起以及域外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大面积登陆，贾平凹开始积极地寻找自身的突破，并由此写出了一系列具有传奇特征的《美好的侏人》《故里》《马角》《古堡》《龙卷风》《美穴地》《五魁》《白朗》等小说。应该说，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小说带着明显的寻根意识，但是，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却又很少将他归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究其因，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立足于“文化反思”的现代立场之上，没有真正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认真地“理一理我们的根”，而是将审美触角探入古老的商州文化中某些具有奇异质色的生活经验，包括奇风异俗、神秘景象以及乡间传说等，借助于文化的猎奇取代了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除了《黑氏》《天狗》等作品在现实人伦上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质疑之外，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是土匪，要么是风水先生，故事离奇曲折，却缺少寻根文学所普遍尊祟的理性审视和文化隐喻意味，而且其叙述也是充满了某种迷恋式的审美情调。
这种迷恋式的叙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贾平凹农民意识的潜在规约。他说：“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饭菜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耐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同样也明白现代意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于是，在很多言谈中，他反复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经典性法则。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进化论法则。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自己深厚的“中学之体”，又如何将西学娴熟地化为“用”，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至少，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年的洋务重臣张之洞之所以抛出这样的言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也就是说，只有骨子里拥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农民意识），只有在精神内部建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才有可能用“西学”来应对世事。但贾平凹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此点。他觉得“中学”和“西学”在文学创作中最终是同一种东西，即终极境界——“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这里，如果我们撇开宗教这一复杂问题，单就哲学来说，无论儒或道，与西方哲学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从胡适、钱穆到牟宗三都早有论及。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追究贾平凹在理性思考上的片面性，而是要说明贾平凹对现代意识的理解过于简单，以为在抽象的精神境界上进行一种综合，就会获得“中西通达”的精神品格。正因如此，在那篇他自己十分看重的《四十岁说》中，无论“中体”还是“西用”，他都想要，但都不清楚如何要，所以语焉不详，一片混沌，最后只好用禅语来进行自我消解。这正是一种农民式的狡猾思维之所在，犹如鲁迅笔下的阿Q，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便使出自己的杀手锏——精神胜利法。如果我们将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农民意识的主要载体，城市文化作为现代意识的关键符号，那么，贾平凹内心的矛盾和分裂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乡村曾经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心神苦累。兩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搅在其中，又怯懦而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救吧。”无论是“呼喊”还是“自救”，就贾平凹本身的创作实践来说，乡土文化的制约要远远大于其现代意识的觉醒。所以，他的很多作品一旦将叙事背景放到了商州，放到了真正底层的乡村社会，其叙述话语便显得安宁、自由甚至放纵;而一旦进入城市，则充满了焦灼、迷惘甚至是怨怼。无论是《土门》《白夜》，还是《废都》《高老庄》，其中的城与乡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价值系统中。在这些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精神只要出了问题，其原委都是来自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就像《土门》中所说的那样，“人为什么生病？”就是因为“离开了土地和地气”;《高老庄》里的大学教授子路回到故乡，试图通过现代思维来解决一些乡村冲突，结果不但一败涂地，而且还弄得夫妻反目。即使是像《秦腔》这样纯粹的乡土小说，也是充满了今与昔的对抗，并且是今不如昔。
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它的往日，这是贾平凹后期小说一直贯穿的价值主题。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在本质上凸现了贾平凹那种带有“狭隘和小小的狡猾”的农民意识，使他从骨子里永远对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甚至是排斥。譬如，他能够意识到创作与现实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磨擦，当然不是和政府，而是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一种磨擦，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把你弄得手足无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这样，好像也不行。”按理，贾平凹如果具有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如果深知现代社会同样充满了各种悖论性的存在，那么，对于这种紧张感他也许并不会产生太多的矛盾心理。但是，如果循着他那“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以前，甚至人不如其它动物”的价值链来省察，我们便会发现，他的这种怀疑和拒绝并非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手段就是向远古和自然皈依——当然，说得好听一点，这叫回归自然，回归本源，就像《土门》中的“我”最后回归到母亲的子宫里，只有那里才是真正的家园，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神禾源”。而这，怡怡是贾平凹农民意识的痼疾之所在。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作家必须对各种充满悖谬的现代社会做出有效的思考，更不能要求他们必须对人类的现代生存困境提供有效的出路，但是，面对这种焦灼和困境，作家有责任在揭示和呈现它们的同时，行使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拯救义务，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不敢说贾平凹对文明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但是，他的“返古式”价值倾向，的确没有给我们展示一种积极的救赎意愿，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现代意识，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现代愿景”，而没有深入到现代精神的内部。 贾平凹的创作存在着很多隐秘的内部矛盾，犹如他本人丰富的内心冲突一样，呈现出各种难以调和的复杂状态。但我要说明的是，贾平凹在创作中所体现的这些无法协调的矛盾，绝不只是他一个人所独有，它们同样或多或少地分布在与他同时代出生的作家群中，只不过贾平凹更显突出、更显集中。这也意味着，任何只关注其矛盾一方面的研究，都会导致判断的片面性，所以，近些年来，贾平凹的作品常常在评论界呈现出两极化的价值评判。
当然这些都是大师们所评判的，我就不在这里花费口舌了。
《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曾在《中国作家》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说，我们知道像城市文学，女性文学，法制文学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因为他们有看点，有卖点，而农村的乡土文学相对只会受到冷落。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乡土文学一直占非常重要的比重。从鲁迅的《故乡》算起，应该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就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对农民的写作是一种批判式的，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农民的身上就体现了中国的农民需要救治，需要启蒙。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50一60年代，那个时候我觉得乡土文学是一种，对农民的态度是歌颂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一批作家，像丁玲等等一大批作家他们努力挖掘农民身上的闪光点，塑造出一大批具有光辉的新的农民形象。那时候的作品都是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光芒。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作家们对农村进行了充分的解读，他们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写作的领域。
杜卫东说，无论哪个时代的作家，应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都留下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很多作品，不能通过生产的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质。我想这些问题的存在，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作家要能够真正生活有关系。我们看到很多作家，有一批作家他们身陷城市当中，成为农村社会的旁观者和观察者，包括一些农耕出来的作家，他们情感上、心里上也有一些疏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乡土文学怎么深入下去？
近日，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给出的结论是读起来不但不倒胃口，反而给人愉悦。如小说《厚土》《农民的儿子》《狗日的粮食》《沙荒》《炊烟》《滑坡》《山调》等，还有影响极大的电影《老井》《红高粱》以及作家杨恒际刊发在《中篇小说选刊》上的《乡村里的企业家》、作家星际的《1960年的乡村》、关仁山发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天壤》、甘肃作家马步升发表在《芙蓉》2010年第一期上的《娘家三千里》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以土地为生命的农民生活，作品中所渗透的农民意识是不言而喻的。
是的，近年反映农村题材的长篇很多，还有如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农村三部曲），李明性的《故园》，党益民的《喧嚣荒原》，冉红的《西部女盲流》，吴文光的《天长地久》，刘醒龙的《弥天》，谢友鄞的《嘶天》，王立纯的《苍天神话》，董立勃的《白豆》，黄佩华的《生生长流》，查舜的《青春绝版》，侯钰鑫的《好爹好娘》，萨仁托娅的《静静的艾敏河》，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近期出版的还有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毕飞宇的《平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庞余亮的《薄荷》，阿来的《空山》，刘玉民的《过龙兵》，李西岳的《百草山》等。在这些作品中有西部小说、知青小说、传奇小说;有宏大叙事、日常叙事、爱情叙事;有深沉渺远的意境，也有酣畅灵动的描写。还有一些在思想与艺术上有独特探索的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李佩甫的《羊的门》、张炜的《九月寓言》等。它表明农村题材写作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不仅存在多种视角的创作，而且.在探索中还存在着叙事和想象的巨大的空间。
据了解，与长篇创作更多地表现历史不同，中、短篇创作更多地关注现实。从近十年三届鲁迅奖获奖中、短篇小说看，农村题材的作品都超过了半数。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何申的《年前年后》，刘恒的《天知地知》，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阎连科的《黄金洞》《年月日》，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清水洗尘》，陈世旭的《镇长之死》，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玉米》，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刘庆邦的《鞋》，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红柯的《吹牛》，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王祥夫的《上边》等获奖中、短篇都是农村题材的创作。另外如《奔跑的火光》（方方），《秋菊开会》（陈源斌），《酒鬼的鱼鹰》（迟子建），《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救灾记》（陈世旭），《马嘶岭血案》（陈应松），《黑石头》（杨显惠），《北京候鸟》《外地人》（荆永鸣），《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白雪猪头》《私宴》（苏童），《收获》（周建新），《为兄弟国瑞善后》（尤凤伟），《拇指铐》（莫言），《鱼》（阿来），《湖道》（漠月）等作品也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承担着不同文学任务的还有报告文学。谭谈的《大山的呼唤》，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蒋巍的《渴》《你代表谁》，梅洁的《创世纪情愫——来自中国西部女童教育的报告》《西部的倾诉》，关仁山的《执政基石》，张坚军、孙群豪的《时代见证——慈溪农民报告》，鲁顺民的《三百八十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还有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便是近年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农村题材报告文学作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作家已不再超越农民了，农民成了他们创作的不尽源泉。
是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0多亿农民生活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他们固守本土，世世代代在祖先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创造者无限的价值，他们最了解土地，他们都知道土地是国民之本，离开了土地，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瞬间就会丧失生命。在这样的国度里，我们的作家如果不懂得土地是国人之命脉，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业，那我敢肯定，他们就根本不了解我们伟大中国的民族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讲，农民的心理和观念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业文化确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现代工业文明时间还很短。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吴秉杰在全国农村题材文学研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说的很深刻。“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的农民兄弟？现在的作家基本上都城市化了。极端的例子总是被我们记在心中，而对于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心理体验则已渐渐离我们远去。作家要进一步表现农村变化，首先要夯实生活的基础。”吴秉杰还说，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文学如何描写农村的基层干部？当今农村小说表现农村干部形象是最薄弱、最概念化、最贫乏的。在艰难曲折的农村变革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写好农村干部，也是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必要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仍需要揭露矛盾？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当前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远少于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农村题材长篇创作的多样性、活力和创造力，仍然是体现在反映当前农村及其矛盾变革上，这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
悲剧为什么失去了感动人心的力量？一些作品的正义感和道德义愤毋庸置疑，可却未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反思和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农村题材创作还是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悲剧作品。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就目前的创作来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有弱化的趋向。在塑造这一时代的农村新人方面，文学尚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也还有很久的路要走。报告文学有着迅速反映现实的优势，可它也面临考验。就创作方法而言，倘若它不能揭露矛盾和深入至人物的心灵世界，那么它写的只能说是好人好事，不能说是文学作品。
上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次生活的长征，它也向作家发出了相邀同行的深情的呼唤。历史、时代与文学在这儿相遇。于是，我们都要回答：文学准备做些什么，文学准备如何做？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不要看城里人牛仔裤、迪斯科、高楼大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腰挂传呼机、手拿大哥大、涂嘴抹粉、祖胸露乳……等等，但他（她）们是否想过、思考过、分析过？他（她）们的祖先在500年前都是农民，他（她）们的骨子里永远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那种刻骨铭心地、无法改变的农民意识或多或少地在他（她）们的心里积淀。
写到这里，肯定还会有人站起来要理直气壮地问我：“那什么是农民意识？”为了弄清这个概念，我不防对这组词先分开来解释一下。“农民”是指长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那么“意识”呢？《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如果了解了以上两个概念，那么我想就不难以可以理解“农民意识”这组词了！但我还是想要强调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意识即农民的行为方式和深层心理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
在多年的创作和采编实践中，我发现这样一个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阶段有些编辑、作家看不起農民，更看不起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有些报刊杂志社的负责人不喜欢看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不要说是文学作品，就连反映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发展面貌的新闻作品也不愿看，所以其文章就很难见诸报端了。党中央都十分关切“三农”问题，我们的报刊杂志都是党领导下的“喉舌”，特别是报纸，不论是目前兴起的都市报还是我们陈规墨守的党报（党报在这方面做的比都市报要好的多），有什么理由不关注“三农”呢？究其原因，他们的理论是农民“笨”，反映农民意识的作品“没意思”，农民中有几个是“读书人”云云。我作过一个小小的调查，一个卖报纸的小摊贩，一天卖掉了150份某都市报，但有120份卖给了农民工，你敢说他们没文化吗？那他们买报纸干吗呢？不就是想通过报纸看到有关“三农”的信息吗？我们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有10多亿农民的国家，农民永远是我们的主体，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这里我可以断言，创造民族文化如果不理会农民意识，那将很难想象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一味追求“走向世界”，但不理会我国的农民意识，那他（她）们的作品将不知“走”到哪里去呢？农民怎么啦？当共和国的历史跨入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这场跨世纪的、史无前例的改革浪潮中，广阔的农村出现了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家、企业家。他们融汇贯通中央改革精神，以超人的胆识和才能捕捉时代脉搏、踊跃投入这场运动，创造了前人所未创造的业绩，迅速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更新了陈旧观念，广阔的农村具有时代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作家应该把目光投向农村，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反映农民呼声，创作出具有农民意识的好作品，这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对得起头顶上的这个耀眼的光环一一“作家”两个字。
文学是人学，这无可非议，而人又是有农民意识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学应该是具有农民意识的文学。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反映农民意识的文学作品并不是那种陈旧的农民意识，而应该是现代化农村新型农民的当代意识，突破了封建和愚昧的农民意识。
目前，文学界一阵又一阵西北风时时刮来，确实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块沃土，一块生长农民意识的沃土，我相信，这块沃土会使当代文学走向一个更宽的天地。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