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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失业治理事关国家政局稳定和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开展多种形式的救济工作，恢复发展经济等实践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使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实践中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
关键词：邓小平;西南地区;失业治理;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4-027-04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经济受到重大破坏，尤为突出的是失业人员生活难以为继，惨遭饥饿、瘟疫和死亡等威胁。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失业治理措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了西南地区大部分城市失业问题。深入分析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实践，并梳理这一时期失业治理的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有所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失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大多城市的解放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顺利接管城市和有效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成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此间，西南地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经济受到重大破坏， 约有7 000万的民众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尤为突出的是失业人员生活难以为继，惨遭饥饿、瘟疫和死亡等威胁。195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中规定：“所有失业的工人职员及知识分子，除特务分子及反动有据者外，不问从什么时候起失业，均一律予以救济。”[1]（P.76）因此，西南地区的失业人员由新中国成立前已存在的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无业人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调整过程中新产生的失业人员构成。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威胁着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从造成失业的原因出发，深入推进失业问题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一）国民党政权对经济肆意破坏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面对国内战局的惨败局面，一面为进一步发动国内战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争取更多的军事费用。另一方面把内地大批的工厂机器和运输设备运至香港、台湾地区，对搬不动的厂房、设备、铁路、机车等疯狂轰炸，使国内经济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特别是在1949年11月，蒋介石企图用炸药彻底摧毁重庆，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还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以致西南大部分工商业面临着倒闭或破产的威胁。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1949年以后，随着全国大批城市的解放，社会性质、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也面临着重要转型。在旧时西南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银楼、旅馆、高级服装店、首饰店、舞厅、赌场等专供封建活动或地主官僚阶级奢侈消费的行业，社会通货膨胀、商業投机严重。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指导下，逐步取消了外国特权并没收官僚资本，这使得在西南地区原来的豪门富户受到了打击，社会风气由奢侈转向俭朴。此外，新旧社会制度的变化、市民组织结构和居民心理的变化使原有的市场需求发生了转变，表现特别明显的是古董店、大舞厅、大时装店等纷纷破产和倒闭。
（三）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西南工农业经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中共中央西南局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农村中的大量农民逐步向城市涌入。同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土地长期使用的生产力下降等因素使得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此外，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过大与城市生活的诱惑，加之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私自到农村招收劳动力，使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西南地区主要城市的负担。
（四）部分干部在执行新政策时出现偏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了稳定物价等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物价，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部分干部由于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希望国有经济“无限制发展”，进一步挤掉资本主义，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锐减。1950年上半年，西南地区主要城市工商业发展缓慢，工厂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一部分原因是部分干部专注于开展各项运动，对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漠不关心，城乡交流也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资本家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对自身前途不安，消极悲观。
二、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具体举措
（一）接受旧人员，防止产生失业人员
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对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既统筹全局又从实际出发，积极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包下来”政策，接受旧人员。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西南后，中共中央西南局“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10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10万人”[2]。在接管四川、贵阳等主要城市时收容和安置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军、政、公教人员和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被收编为人民解放军，一部分军政人员被予以留用或派遣到原籍生产生活，有计划地统一调配城市剩余劳动力，有步骤地加以改造，避免城市失业人数的扩大。另外，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努力帮助他们就业并给予适当的安排。西南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成立收容站或资遣站，为愿回原籍者给予资金补贴，并积极为有能力参加生产的劳动者安排工作，收容教养丧失劳动能力者。
（二）开展多种救济方式，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首先，建立救济委员会。邓小平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办法，在西南地区迅速建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下设失业工人救济处。有关失业救助的对象、办法、组织领导机构以及资金均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市劳动局、市总工会和民政局分别负责救济、安置的具体事宜。1950年4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联名向西南地区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发出书面号召，节约开支，捐款救济，全区党政机关先后捐款15.4亿多元，粮食168万多斤，救济失业工人。[3]（P.1831）其次，在以工代赈和返乡生产指导下，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在以工代赈的原则指导下实行政府安置与统一介绍相结合。为解决西南地区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参加修路，最初实行计日工资，每一标准工每日工资为8市斤大米。整个成渝铁路修筑工程中，前后共计投入军工28 646人，失业工人18 981人，民工70 177人。[4]（P.154）最后，政府动员并资助失业人员还乡生产。邓小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会议讨论各级救济委员会如何贯彻失业人员还乡生产的方针政策。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西南地区各地相继动员了部分未脱离农村生产关系的失业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工作。 （三）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失业人员政治觉悟
一般来讲，许多失业人员长期受到封建社会的压迫，失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并不高。为此，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高度重视失业人员的教育问题。首先，创办失业工人训练班。失业工人专业训练班的创办使失业工人在学习的过程中既提升了自身的专业技能，也增强了为新中国努力奉献的责任意识。其次，加强思想引导和政治教育，逐渐消除失业人员的疑虑。在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上向失业工人传达了邓小平在会议上的报告内容，大部分工人认识到和解放军筑路既是光荣又是高贵的任务，深切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深藏于内心巨大的爱国热情爆发出来，成为万众一心建设新社会的巨大力量。最后，培养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大部分失业人员经过思想政治教育之后提升了政治觉悟，对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如部分失业人员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四）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离不开市场和稳定的就业。邓小平为快速恢复西南地区的经济，在治理失业问题的实践中严格贯彻中央制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为进一步解决失业问题奠定基础。其一，缓解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1950年6月，邓小平为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进一步打消资本家顾虑，消除资本家对新政权的怀疑和疑虑，西南局对工人和资本家采取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并采取合理的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工业生产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有效地缓解劳资矛盾。既照顾到了工人的生活，又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其二，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流通，拓宽失业人员就业渠道。当时的西南地区，城市工商业处于停滞或者倒闭状态，农村经济更是难以维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因此，缓解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农村与城市经济的互联互通，使市场在健康稳定发展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三、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基本经验
（一）结合实际制定就业政策
纵观西南地区失业治理的过程不难发现，从1950年6月至1952年底，西南局在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紧急救济的指示》《关于处理失业旧军官旧官吏的方针和办法》等一系列旨在解决失业人员的政策法规的同时，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推进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返乡务农等方针政策。西南各地区在宏观和微观上进一步完善了失业人员的救济与安置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活工作问题。7月20日，四川省自贡市近两千人参加修正市区公路及由自贡到威远的云波大桥等建设工作。此外，重庆北碚区的工人们响应“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号召，工联会在北碚区四百多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开办三个生产合作社：服装合作社、布鞋合作社、建筑业合作社，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难题。
（二）重视开展宣传工作，引导工人再就业
宣传教育工作在引导失业治理的过程中的意义重大。起初，西南各地的救济委员会在登记时没有深入失业人员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加之西南匪患的造谣生事，部分失業人员反而出现了怕“当兵打台湾或到东北开荒”，所以出现了失业人员不愿登记的现象。特别是在川东地区，七天的时间仅有五名失业工人进行了失业登记。随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广泛运用《新华日报》《工人日报》《川西日报》等报刊、广播、电影等对失业人员进行宣传与引导。譬如，在推行劳动保护政策时，工作人员向失业工人揭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所谓慈善事业与今天人民政府保护劳动政策的基本区别，并用生动的事实教育失业工人，使他们明白了广大在业工人对他们的无私援助，这样便可以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提高工会的威信，使工人群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5]（P.246）
在成都地区，当地政府针对失业人员对失业登记、救济措施等方面有埋怨、疑虑的地方，设置专栏进行解疑，登记情况得到了较快的好转。
（三）在组织工作中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与力量源泉，邓小平重视在组织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1950年3月，邓小平在川东扩大会议上提出，城市是工业聚集的中心，没有城市，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的统一的，因此要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基础这两大任务，解决这两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完成中央财委会提出的一切任务;善于组织群众;搞好统一战线。[6]（P.62）因此，一切救济工作的开展围绕失业人员，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发挥各级工会作用。随后，昆明、贵阳等地在举办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时，对于真正急待救济者，各行业各站领导上，根据失业工人的行业、住址、站，有计划地让他们组织起来，在以工代赈的原则下逐步地帮助失业工人转业或者就业。[7]成都地区的救委会与工会之间密切配合，在实践中加强工人的理论和操作学习，逐步推动了失业工人的教育、组织、审查等中心工作，逐步克服工人坐等救济等思想，使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特色显著。
（四）协调城乡发展关系，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
面对严峻的城市就业压力和处境艰难的失业民众，邓小平迎难而上，在农村和城市制定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在“土地改革完成区应把工作的重点迅速转到生产、教育和民主政权的建设三个方面，使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在土地改革胜利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向前迈进，来配合国家与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8]（P.38-39）。1950年1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立即下乡，工作的重点应由城市转移到农村。[6]（P.25）因此，稳定生产秩序、组织教育农民和开展农民训练班是稳定和推动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城市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并为失业人员创造了就业环境，从而配合了部分失业人员的“回乡生产”。
总而言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通过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在组织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等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不仅为西南地区的解放、改造和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也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指导下妥善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基本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N].新华日报，1950-01-31.
[3] 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 吴得民.邓小平主政大西南[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5] 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1950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3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 昆明、贵阳等地举办失业救济工作[N].新华日报，1950-08-04.
[8] 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1951年中国经济论文选（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邓小平;西南地区;失业治理;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4-027-04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经济受到重大破坏，尤为突出的是失业人员生活难以为继，惨遭饥饿、瘟疫和死亡等威胁。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失业治理措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了西南地区大部分城市失业问题。深入分析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实践，并梳理这一时期失业治理的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有所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失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大多城市的解放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顺利接管城市和有效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成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此间，西南地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经济受到重大破坏， 约有7 000万的民众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尤为突出的是失业人员生活难以为继，惨遭饥饿、瘟疫和死亡等威胁。195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中规定：“所有失业的工人职员及知识分子，除特务分子及反动有据者外，不问从什么时候起失业，均一律予以救济。”[1]（P.76）因此，西南地区的失业人员由新中国成立前已存在的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无业人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调整过程中新产生的失业人员构成。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威胁着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从造成失业的原因出发，深入推进失业问题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一）国民党政权对经济肆意破坏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面对国内战局的惨败局面，一面为进一步发动国内战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争取更多的军事费用。另一方面把内地大批的工厂机器和运输设备运至香港、台湾地区，对搬不动的厂房、设备、铁路、机车等疯狂轰炸，使国内经济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特别是在1949年11月，蒋介石企图用炸药彻底摧毁重庆，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还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以致西南大部分工商业面临着倒闭或破产的威胁。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1949年以后，随着全国大批城市的解放，社会性质、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也面临着重要转型。在旧时西南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银楼、旅馆、高级服装店、首饰店、舞厅、赌场等专供封建活动或地主官僚阶级奢侈消费的行业，社会通货膨胀、商業投机严重。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指导下，逐步取消了外国特权并没收官僚资本，这使得在西南地区原来的豪门富户受到了打击，社会风气由奢侈转向俭朴。此外，新旧社会制度的变化、市民组织结构和居民心理的变化使原有的市场需求发生了转变，表现特别明显的是古董店、大舞厅、大时装店等纷纷破产和倒闭。
（三）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西南工农业经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中共中央西南局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农村中的大量农民逐步向城市涌入。同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土地长期使用的生产力下降等因素使得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此外，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过大与城市生活的诱惑，加之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私自到农村招收劳动力，使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西南地区主要城市的负担。
（四）部分干部在执行新政策时出现偏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了稳定物价等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物价，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部分干部由于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希望国有经济“无限制发展”，进一步挤掉资本主义，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锐减。1950年上半年，西南地区主要城市工商业发展缓慢，工厂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一部分原因是部分干部专注于开展各项运动，对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漠不关心，城乡交流也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资本家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对自身前途不安，消极悲观。
二、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具体举措
（一）接受旧人员，防止产生失业人员
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对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既统筹全局又从实际出发，积极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包下来”政策，接受旧人员。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西南后，中共中央西南局“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10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10万人”[2]。在接管四川、贵阳等主要城市时收容和安置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军、政、公教人员和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被收编为人民解放军，一部分军政人员被予以留用或派遣到原籍生产生活，有计划地统一调配城市剩余劳动力，有步骤地加以改造，避免城市失业人数的扩大。另外，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努力帮助他们就业并给予适当的安排。西南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成立收容站或资遣站，为愿回原籍者给予资金补贴，并积极为有能力参加生产的劳动者安排工作，收容教养丧失劳动能力者。
（二）开展多种救济方式，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首先，建立救济委员会。邓小平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办法，在西南地区迅速建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下设失业工人救济处。有关失业救助的对象、办法、组织领导机构以及资金均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市劳动局、市总工会和民政局分别负责救济、安置的具体事宜。1950年4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联名向西南地区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发出书面号召，节约开支，捐款救济，全区党政机关先后捐款15.4亿多元，粮食168万多斤，救济失业工人。[3]（P.1831）其次，在以工代赈和返乡生产指导下，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在以工代赈的原则指导下实行政府安置与统一介绍相结合。为解决西南地区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参加修路，最初实行计日工资，每一标准工每日工资为8市斤大米。整个成渝铁路修筑工程中，前后共计投入军工28 646人，失业工人18 981人，民工70 177人。[4]（P.154）最后，政府动员并资助失业人员还乡生产。邓小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会议讨论各级救济委员会如何贯彻失业人员还乡生产的方针政策。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西南地区各地相继动员了部分未脱离农村生产关系的失业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工作。 （三）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失业人员政治觉悟
一般来讲，许多失业人员长期受到封建社会的压迫，失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并不高。为此，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高度重视失业人员的教育问题。首先，创办失业工人训练班。失业工人专业训练班的创办使失业工人在学习的过程中既提升了自身的专业技能，也增强了为新中国努力奉献的责任意识。其次，加强思想引导和政治教育，逐渐消除失业人员的疑虑。在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上向失业工人传达了邓小平在会议上的报告内容，大部分工人认识到和解放军筑路既是光荣又是高贵的任务，深切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深藏于内心巨大的爱国热情爆发出来，成为万众一心建设新社会的巨大力量。最后，培养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大部分失业人员经过思想政治教育之后提升了政治觉悟，对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如部分失业人员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四）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离不开市场和稳定的就业。邓小平为快速恢复西南地区的经济，在治理失业问题的实践中严格贯彻中央制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为进一步解决失业问题奠定基础。其一，缓解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1950年6月，邓小平为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进一步打消资本家顾虑，消除资本家对新政权的怀疑和疑虑，西南局对工人和资本家采取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并采取合理的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工业生产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有效地缓解劳资矛盾。既照顾到了工人的生活，又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其二，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流通，拓宽失业人员就业渠道。当时的西南地区，城市工商业处于停滞或者倒闭状态，农村经济更是难以维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因此，缓解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农村与城市经济的互联互通，使市场在健康稳定发展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三、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基本经验
（一）结合实际制定就业政策
纵观西南地区失业治理的过程不难发现，从1950年6月至1952年底，西南局在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紧急救济的指示》《关于处理失业旧军官旧官吏的方针和办法》等一系列旨在解决失业人员的政策法规的同时，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推进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返乡务农等方针政策。西南各地区在宏观和微观上进一步完善了失业人员的救济与安置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活工作问题。7月20日，四川省自贡市近两千人参加修正市区公路及由自贡到威远的云波大桥等建设工作。此外，重庆北碚区的工人们响应“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号召，工联会在北碚区四百多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开办三个生产合作社：服装合作社、布鞋合作社、建筑业合作社，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难题。
（二）重视开展宣传工作，引导工人再就业
宣传教育工作在引导失业治理的过程中的意义重大。起初，西南各地的救济委员会在登记时没有深入失业人员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加之西南匪患的造谣生事，部分失業人员反而出现了怕“当兵打台湾或到东北开荒”，所以出现了失业人员不愿登记的现象。特别是在川东地区，七天的时间仅有五名失业工人进行了失业登记。随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广泛运用《新华日报》《工人日报》《川西日报》等报刊、广播、电影等对失业人员进行宣传与引导。譬如，在推行劳动保护政策时，工作人员向失业工人揭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所谓慈善事业与今天人民政府保护劳动政策的基本区别，并用生动的事实教育失业工人，使他们明白了广大在业工人对他们的无私援助，这样便可以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提高工会的威信，使工人群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5]（P.246）
在成都地区，当地政府针对失业人员对失业登记、救济措施等方面有埋怨、疑虑的地方，设置专栏进行解疑，登记情况得到了较快的好转。
（三）在组织工作中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与力量源泉，邓小平重视在组织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1950年3月，邓小平在川东扩大会议上提出，城市是工业聚集的中心，没有城市，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的统一的，因此要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基础这两大任务，解决这两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完成中央财委会提出的一切任务;善于组织群众;搞好统一战线。[6]（P.62）因此，一切救济工作的开展围绕失业人员，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发挥各级工会作用。随后，昆明、贵阳等地在举办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时，对于真正急待救济者，各行业各站领导上，根据失业工人的行业、住址、站，有计划地让他们组织起来，在以工代赈的原则下逐步地帮助失业工人转业或者就业。[7]成都地区的救委会与工会之间密切配合，在实践中加强工人的理论和操作学习，逐步推动了失业工人的教育、组织、审查等中心工作，逐步克服工人坐等救济等思想，使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特色显著。
（四）协调城乡发展关系，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
面对严峻的城市就业压力和处境艰难的失业民众，邓小平迎难而上，在农村和城市制定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在“土地改革完成区应把工作的重点迅速转到生产、教育和民主政权的建设三个方面，使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在土地改革胜利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向前迈进，来配合国家与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8]（P.38-39）。1950年1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立即下乡，工作的重点应由城市转移到农村。[6]（P.25）因此，稳定生产秩序、组织教育农民和开展农民训练班是稳定和推动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城市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并为失业人员创造了就业环境，从而配合了部分失业人员的“回乡生产”。
总而言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通过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在组织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等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不仅为西南地区的解放、改造和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也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指导下妥善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基本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N].新华日报，1950-01-31.
[3] 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 吴得民.邓小平主政大西南[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5] 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1950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3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 昆明、贵阳等地举办失业救济工作[N].新华日报，1950-08-04.
[8] 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1951年中国经济论文选（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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