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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选择对过吧。
你们是十滴新鲜血液
南宁的三月冷暖不定，南海的暖锋与西北的冷锋交替，回南天的墙上便渗出水珠，在不透气的房间里，水汽的温度随着人的呼吸回暖升高，不过几日，便从冬季变为夏季。
宿舍是八十年代的砖房，我的房间前面是个露台，上面稀稀拉拉竖着几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有天我正在露台刷牙，一条红色裤衩从天而降，而后看见大庆噔噔跑下来，害羞地捡起了裤衩，盯了盯我裆部说道： “你也是本命年哦。”
就这样和大庆相识。他住楼上，我们是同一天来公司实习，也是同一天搬进烂尾楼，只是在那之前被夸大说是“豪华单间”。公司隶属世界500强，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人模狗样才对。相约第二天吃饭，在菜单上徘徊了良久，最终我点了份最便宜的柠檬鸭，而他憋了好久说： “借我200呗。”
公司面临市场化改革，处于事业转型期，业务—落干丈。3 000张嘴巴喂不饱，局长一口气去了5所985薅出10个人，说我们是十滴新鲜的血液，十颗冬日的暖阳，从此局里将注入新辉煌。
第二天，领导便带我们去看集资房，市中心，售价只要市场价的二分之一，唯一的条件是，至少为公司服务五年。大庆有点心动，面红耳赤地跑出去打电话，不一会儿又见他垂头丧气回来，对我摇摇头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
有4个人没买，那两个被派去了非洲，说薪资是我们的3倍。我和大庆则名正言顺地被分去了最偏远的项目部，领导拍拍我们的肩： “年轻人要多锻炼锻炼，基层才是最需要你们的地方。”建筑穷一生，水电毁三代
打电话给项目部主任，他是湖北人，一口方言，咕噜了半天没听懂一个字，我们一边查地图一边猜他的话，大概是说让我们坐车到景洪，再到勐仑县城，说会有司机来接。
于是我们在其他人的注目下，拎着两个大箱子障悻地从宿舍搬走，在车站买到最后两张票，就离开生活了四个月的南宁。夜里，车在途中熄火，我打开手机里的高德地图，发现车停在红河州，大庆在上铺叫醒我，他说这里是他的家乡。可是四周一片漆黑，除了月亮，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感觉前面有巍巍的山，陡峭的崖，偶尔车灯闪过，便是一簇簇草丛。好不容易车又发动，可也只是蜿蜒着、缓缓地匀速前进，不敢用力，好像稍加速就会失速似的，我摸了摸安全带，确认是不是系好。
月明星稀，月亮像巨大的圆盘矗立在山头，映照在水波的碎片里，随江河奔流而去。
初来乍到，我们的营地在南班江上游，当地人称之为小黑江，植被被大量砍伐，因此水土流失严重。项目部离勐仑镇还有40公里的路程，每天傍晚我都会和大庆到村外的公路跑步，那段公路连接曼底村和象明乡，其间绵延着数以万计的橡胶林和芭蕉树，我们只能跑一小节便原路返回，我把两块砖立在终点，以此来检验是否达标。深夜里，我又躲在铺盖窝里看阿彼察邦，那些停格的长镜头，热带雨林下的絮语，既在眼前，又像在世界的尽头。时间与空间交织，混沌不清，有时太困，便直接昏睡过去。
我们和另外三个同事住在一栋二层高的板房里，是用钢板搭建的，踩上去会有“咣咣铛铛”的声响。白天在太阳的曝晒下，房间的每一寸肌肤都是那么滚烫。那几个同事从去年基建时候就来，成了老油条，因此谈不上多么努力，他们大都有一个目标，考上一级建造师或者调回局里。“回不去的。”同事拉着我说，“我跟局里面提了几年，也没人搭理。关系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扯——淡！”说到这个问题总是很容易激愤，往往会接着说： “不要学土木工程，不要学测绘，建筑穷一生，水电毁三代……”我假装很理解地点点头，我学新闻，可还不是一样。你努力吧，一定会过上好生活的
大庆学法律，被分在了劳资科，主要工作是负责项目部四百号人的工资。我除了写写文件就是帮主任打下手。我们的主任，一个年逾六十的老汉，已经退休，属于外聘，拿两份工资。他脊椎不好，大多数时候都在宿舍里休息。他的大女儿在深圳成了家，明年一过，他就会去深圳养老顺便带带外孙，使他忧愁的是小儿子， “老大不小，每天吊儿郎当的”。大庆不喜欢主任，嫌他抠门，每次算到他的工资都会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不退休，一个月工资加起来都抵我半年的了。”
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他們为什么要来这里，可我和大庆却不太明白，因此“为什么来”是我和他每天的必修课，就像基督徒总对食物说“阿门”。那些在局里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随电站而栖，风里来雨里去，和外界并没有过多接触。他们吐字不太清晰，却还是会指责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营地停水”“垃圾堆的臭气飘过来了”“接人的司机去哪了”也常常问得我哑口，这些疑问超越了我的专业和人生经验，于是只好一遍遍地跑去找主任。
记得第一天刚到，手机就断了信号，我妈发疯似的给我打电话，以为我遭遇不测。他们说要当地卡才能通话，我索性也懒得去管了，只是猜测如果在野外一不小心被蛇皎，会不会从此无影无踪。我知道大庆比我想离开这里，因为他还有女朋友在念研究所，他是为了她才来这个公司，没想到从此咫尺天涯。
仅有的娱乐便是跑步了，出了傣族风情的村子，便是一望无际的橡胶树，往前走还有一大片水稻田，七月的下旬，绿油油的一片，偶尔会在路上拾到绿绿的百香果和番石榴。如果天黑再回去，只要有水塘的地方就会有成群结队的萤火虫，可是手电筒不能熄灭，要提防田野边的小蛇。 大庆的女朋友是他学妹，花了好大功夫追来的，那时候他穷得叮当响，生活费都不够，月末还得靠她接济，然而两人并没有因此而生罅隙。她说，你努力吧，我们一定会过上好生活的。于是大庆暗自下定决心，要赚足够多的钱。大庆的家，是在红河州的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没念过书，于是就把所有的钱给弟弟买了一辆小货车，现在全家人都指望着他。
“你知道吗，我压力大极了，那年高考，我是全村第一个985，上学那天，村长领着乡亲放了一路鞭炮，爸妈这辈子都没这么长过脸，所有人都以为我来了省城，会赚很多钱，可哪晓得，我却在这虚度青春了。” 大庆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留在城市，不包吃住，还要交房租，在这里，环境虽然差了些，但是可以省下好大一笔。我回他： “只是差了些？你倒有个期盼，她一毕业你也可以买房子了，那时候就是人生赢家。” “她不常联系我了，总是说学业忙，我能理解，可她发朋友圈也总是在玩，说要花钱，我就开始给她寄，我把她当成佛，宠着，供着，生怕她受了委屈。”
“人都是会变的，环境不同，思考的层面也不会相同，尤其像你们分隔两地，她真的会等你直到赚足了钱吗？大庆，钱永远也赚不够的。” 大庆为了省钱，连水果都舍不得买，而我无比热衷于老干妈，因为食堂永远是肥肉炒白菜。由于蛋白质跟不上，我在抽屉里藏了一大盒鸡蛋，有事没事就用烧水壶煮几个，接的自来水是从山谷里的池塘抽出来的，只要～下雨便污浊不堪，有时蛋壳裂开蛋白上就有斑驳的纹路。而我们办公室的饮用水都是专人送的纯净水，那些工人才喝池塘水。 我每天要登记老板送水的桶数，再登记每个办公室取走的数量，有时候有工人来要水，我也会给。
“你给他们水干什么？”主任费解地问。
“这么热的天，他们干了那么久的活，看他们口渴，想着还有多的就给了。”
“以后不要给了，工地上几百号人，每人找你要一桶，我看你怎么办。”
我不确信人生是不是会有好转
渐渐地，大庆也晚归了。常常和同事去邻村唱KTV直到深夜，回来的时候嘟嘟嚷嚷发着牢骚，也听不见说的什么，好像是建议我合群，要我参与他们，不然日子很难挨。
可我根本没想过像这样耗下去，我瞒着他给主任递交了辞职信，主任说： “回去吧，回去也好，这里荒郊野外是留不住你们年轻人的。”每天都有人说，你要学会坚持，那些频繁跳槽的人不会有好结果。也有人说，这里工资高，还有大笔的公积金，没有压榨人的老板。可是，这里面的曲折原委又有谁瞳？
我没有给大庆讲，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常常跟我说：“你们城里的孩子就是娇气，没有我们能吃苦，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了。”我也想过，要不再坚持—下吧，就像我每天跑步的终点，后面会不会有更美的风景，也许明年我就可以被调回去，也许…..无论如何，我已{径做了第—个逃兵。
真的是逃。那天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大庆躺在床上休息，主任帮我叫了一部要去景洪办事的车，我便跑到宿舍跟大庆讲我要走了。
他先是愣了，以为我在骗他，“这么急？”我说：“是的。”
“那我送你。”
他抓起一巴雨伞就跟我走，为了照顾我的行李，他自q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工作找好了？”他问。
“还没有。”我答。
”大庆，你什么时候走，你走的时候跟我说，来成都看我好不好，我请你吃最好的大餐。”
他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我上了车，他把雨伞扔给了我，说： “不知道雨哪时候停，你把伞带上，有机会再见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便一蹦一蹦消失在雨中。
司机在车上放Disco，我戴着耳机，里面响着“Rain and tears all thesame”便止不住的泪流，曾经我无数次地幻想着这一刻，我一定激动得把车窗都摇下来，对着空谷大喊： “我自由了！”可当真正离开，接下来呢，我不确信人生是不是会有好转。
回去了好久，找工作—直不太顺利，刚开始还会和大庆诉说着心事，或者八卦—下那个远去的他乡，谁又辞职谁又升官。他说： “你太坏了，居然走的最后—天才跟我讲，都没有好好告—次别。”我说：“你来送我了呀，还送了我一把伞，后来天就晴了，我撑着这把雨伞走在烈日炎炎的版纳街头。”
从此他的朋友圈会出现一些很励志的鸡汤，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让我惊喜，让我痴迷”。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爱你的人，他一定会找到你，你要等”。
“是吗……”我心里想。
“嗯。”我却回。
我把青春卖了，它值一百万
转眼又到了八月，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终于有了起色，接到大庆的电话，泣不成声。
“她还是跟我分手了，她说不愿等待一个看不见的未来，没想到啊，真不该来，唯一的寄托…都没了…”我说是啊，每个人都有新的相遇，谁还像你不顾一切地痴情。他还告诉我，项目部工资没来得及发，现在的他身无分文。于是我把卡里仅剩的2000元钱全都打给了他，算是上次我无声告别的补偿。
他给我说，局里面派他去非洲了，他决定要去，反正孤身一人了无牵挂，他说一回来就立马辞职，然后开一家店，从此这样过完一生。
我说：“你開店之前记得先把钱还了，最少去几年”
“签的五年，合同一签公司立马给钱。我把青春卖了，它值一百万。”我还是惊了一下， “一百万真不是小数目啊。” 他说： “是啊，不是小数目，那时我们都三十了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那天正是蜀国最热的时候，密不透风的热气笼罩在整个房间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大庆送我上车的那个下午，他瘦弱的身体被大雨淋湿，我却一直没有勇气讲，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选择对过吧。
偶尔我会想起他，想起无数个在热带雨林奔跑的夜晚，因为担心蛇和泥泞并不敢跑得太快，但也坚持着，好像在追向一个笞案。不知道他在世界另一半的非洲，会不会同样奔跑着，会不会问过同一个问题，即使没有答案。
你们是十滴新鲜血液
南宁的三月冷暖不定，南海的暖锋与西北的冷锋交替，回南天的墙上便渗出水珠，在不透气的房间里，水汽的温度随着人的呼吸回暖升高，不过几日，便从冬季变为夏季。
宿舍是八十年代的砖房，我的房间前面是个露台，上面稀稀拉拉竖着几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有天我正在露台刷牙，一条红色裤衩从天而降，而后看见大庆噔噔跑下来，害羞地捡起了裤衩，盯了盯我裆部说道： “你也是本命年哦。”
就这样和大庆相识。他住楼上，我们是同一天来公司实习，也是同一天搬进烂尾楼，只是在那之前被夸大说是“豪华单间”。公司隶属世界500强，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人模狗样才对。相约第二天吃饭，在菜单上徘徊了良久，最终我点了份最便宜的柠檬鸭，而他憋了好久说： “借我200呗。”
公司面临市场化改革，处于事业转型期，业务—落干丈。3 000张嘴巴喂不饱，局长一口气去了5所985薅出10个人，说我们是十滴新鲜的血液，十颗冬日的暖阳，从此局里将注入新辉煌。
第二天，领导便带我们去看集资房，市中心，售价只要市场价的二分之一，唯一的条件是，至少为公司服务五年。大庆有点心动，面红耳赤地跑出去打电话，不一会儿又见他垂头丧气回来，对我摇摇头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
有4个人没买，那两个被派去了非洲，说薪资是我们的3倍。我和大庆则名正言顺地被分去了最偏远的项目部，领导拍拍我们的肩： “年轻人要多锻炼锻炼，基层才是最需要你们的地方。”建筑穷一生，水电毁三代
打电话给项目部主任，他是湖北人，一口方言，咕噜了半天没听懂一个字，我们一边查地图一边猜他的话，大概是说让我们坐车到景洪，再到勐仑县城，说会有司机来接。
于是我们在其他人的注目下，拎着两个大箱子障悻地从宿舍搬走，在车站买到最后两张票，就离开生活了四个月的南宁。夜里，车在途中熄火，我打开手机里的高德地图，发现车停在红河州，大庆在上铺叫醒我，他说这里是他的家乡。可是四周一片漆黑，除了月亮，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感觉前面有巍巍的山，陡峭的崖，偶尔车灯闪过，便是一簇簇草丛。好不容易车又发动，可也只是蜿蜒着、缓缓地匀速前进，不敢用力，好像稍加速就会失速似的，我摸了摸安全带，确认是不是系好。
月明星稀，月亮像巨大的圆盘矗立在山头，映照在水波的碎片里，随江河奔流而去。
初来乍到，我们的营地在南班江上游，当地人称之为小黑江，植被被大量砍伐，因此水土流失严重。项目部离勐仑镇还有40公里的路程，每天傍晚我都会和大庆到村外的公路跑步，那段公路连接曼底村和象明乡，其间绵延着数以万计的橡胶林和芭蕉树，我们只能跑一小节便原路返回，我把两块砖立在终点，以此来检验是否达标。深夜里，我又躲在铺盖窝里看阿彼察邦，那些停格的长镜头，热带雨林下的絮语，既在眼前，又像在世界的尽头。时间与空间交织，混沌不清，有时太困，便直接昏睡过去。
我们和另外三个同事住在一栋二层高的板房里，是用钢板搭建的，踩上去会有“咣咣铛铛”的声响。白天在太阳的曝晒下，房间的每一寸肌肤都是那么滚烫。那几个同事从去年基建时候就来，成了老油条，因此谈不上多么努力，他们大都有一个目标，考上一级建造师或者调回局里。“回不去的。”同事拉着我说，“我跟局里面提了几年，也没人搭理。关系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扯——淡！”说到这个问题总是很容易激愤，往往会接着说： “不要学土木工程，不要学测绘，建筑穷一生，水电毁三代……”我假装很理解地点点头，我学新闻，可还不是一样。你努力吧，一定会过上好生活的
大庆学法律，被分在了劳资科，主要工作是负责项目部四百号人的工资。我除了写写文件就是帮主任打下手。我们的主任，一个年逾六十的老汉，已经退休，属于外聘，拿两份工资。他脊椎不好，大多数时候都在宿舍里休息。他的大女儿在深圳成了家，明年一过，他就会去深圳养老顺便带带外孙，使他忧愁的是小儿子， “老大不小，每天吊儿郎当的”。大庆不喜欢主任，嫌他抠门，每次算到他的工资都会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不退休，一个月工资加起来都抵我半年的了。”
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他們为什么要来这里，可我和大庆却不太明白，因此“为什么来”是我和他每天的必修课，就像基督徒总对食物说“阿门”。那些在局里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随电站而栖，风里来雨里去，和外界并没有过多接触。他们吐字不太清晰，却还是会指责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营地停水”“垃圾堆的臭气飘过来了”“接人的司机去哪了”也常常问得我哑口，这些疑问超越了我的专业和人生经验，于是只好一遍遍地跑去找主任。
记得第一天刚到，手机就断了信号，我妈发疯似的给我打电话，以为我遭遇不测。他们说要当地卡才能通话，我索性也懒得去管了，只是猜测如果在野外一不小心被蛇皎，会不会从此无影无踪。我知道大庆比我想离开这里，因为他还有女朋友在念研究所，他是为了她才来这个公司，没想到从此咫尺天涯。
仅有的娱乐便是跑步了，出了傣族风情的村子，便是一望无际的橡胶树，往前走还有一大片水稻田，七月的下旬，绿油油的一片，偶尔会在路上拾到绿绿的百香果和番石榴。如果天黑再回去，只要有水塘的地方就会有成群结队的萤火虫，可是手电筒不能熄灭，要提防田野边的小蛇。 大庆的女朋友是他学妹，花了好大功夫追来的，那时候他穷得叮当响，生活费都不够，月末还得靠她接济，然而两人并没有因此而生罅隙。她说，你努力吧，我们一定会过上好生活的。于是大庆暗自下定决心，要赚足够多的钱。大庆的家，是在红河州的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没念过书，于是就把所有的钱给弟弟买了一辆小货车，现在全家人都指望着他。
“你知道吗，我压力大极了，那年高考，我是全村第一个985，上学那天，村长领着乡亲放了一路鞭炮，爸妈这辈子都没这么长过脸，所有人都以为我来了省城，会赚很多钱，可哪晓得，我却在这虚度青春了。” 大庆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留在城市，不包吃住，还要交房租，在这里，环境虽然差了些，但是可以省下好大一笔。我回他： “只是差了些？你倒有个期盼，她一毕业你也可以买房子了，那时候就是人生赢家。” “她不常联系我了，总是说学业忙，我能理解，可她发朋友圈也总是在玩，说要花钱，我就开始给她寄，我把她当成佛，宠着，供着，生怕她受了委屈。”
“人都是会变的，环境不同，思考的层面也不会相同，尤其像你们分隔两地，她真的会等你直到赚足了钱吗？大庆，钱永远也赚不够的。” 大庆为了省钱，连水果都舍不得买，而我无比热衷于老干妈，因为食堂永远是肥肉炒白菜。由于蛋白质跟不上，我在抽屉里藏了一大盒鸡蛋，有事没事就用烧水壶煮几个，接的自来水是从山谷里的池塘抽出来的，只要～下雨便污浊不堪，有时蛋壳裂开蛋白上就有斑驳的纹路。而我们办公室的饮用水都是专人送的纯净水，那些工人才喝池塘水。 我每天要登记老板送水的桶数，再登记每个办公室取走的数量，有时候有工人来要水，我也会给。
“你给他们水干什么？”主任费解地问。
“这么热的天，他们干了那么久的活，看他们口渴，想着还有多的就给了。”
“以后不要给了，工地上几百号人，每人找你要一桶，我看你怎么办。”
我不确信人生是不是会有好转
渐渐地，大庆也晚归了。常常和同事去邻村唱KTV直到深夜，回来的时候嘟嘟嚷嚷发着牢骚，也听不见说的什么，好像是建议我合群，要我参与他们，不然日子很难挨。
可我根本没想过像这样耗下去，我瞒着他给主任递交了辞职信，主任说： “回去吧，回去也好，这里荒郊野外是留不住你们年轻人的。”每天都有人说，你要学会坚持，那些频繁跳槽的人不会有好结果。也有人说，这里工资高，还有大笔的公积金，没有压榨人的老板。可是，这里面的曲折原委又有谁瞳？
我没有给大庆讲，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常常跟我说：“你们城里的孩子就是娇气，没有我们能吃苦，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了。”我也想过，要不再坚持—下吧，就像我每天跑步的终点，后面会不会有更美的风景，也许明年我就可以被调回去，也许…..无论如何，我已{径做了第—个逃兵。
真的是逃。那天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大庆躺在床上休息，主任帮我叫了一部要去景洪办事的车，我便跑到宿舍跟大庆讲我要走了。
他先是愣了，以为我在骗他，“这么急？”我说：“是的。”
“那我送你。”
他抓起一巴雨伞就跟我走，为了照顾我的行李，他自q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工作找好了？”他问。
“还没有。”我答。
”大庆，你什么时候走，你走的时候跟我说，来成都看我好不好，我请你吃最好的大餐。”
他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我上了车，他把雨伞扔给了我，说： “不知道雨哪时候停，你把伞带上，有机会再见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便一蹦一蹦消失在雨中。
司机在车上放Disco，我戴着耳机，里面响着“Rain and tears all thesame”便止不住的泪流，曾经我无数次地幻想着这一刻，我一定激动得把车窗都摇下来，对着空谷大喊： “我自由了！”可当真正离开，接下来呢，我不确信人生是不是会有好转。
回去了好久，找工作—直不太顺利，刚开始还会和大庆诉说着心事，或者八卦—下那个远去的他乡，谁又辞职谁又升官。他说： “你太坏了，居然走的最后—天才跟我讲，都没有好好告—次别。”我说：“你来送我了呀，还送了我一把伞，后来天就晴了，我撑着这把雨伞走在烈日炎炎的版纳街头。”
从此他的朋友圈会出现一些很励志的鸡汤，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让我惊喜，让我痴迷”。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爱你的人，他一定会找到你，你要等”。
“是吗……”我心里想。
“嗯。”我却回。
我把青春卖了，它值一百万
转眼又到了八月，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终于有了起色，接到大庆的电话，泣不成声。
“她还是跟我分手了，她说不愿等待一个看不见的未来，没想到啊，真不该来，唯一的寄托…都没了…”我说是啊，每个人都有新的相遇，谁还像你不顾一切地痴情。他还告诉我，项目部工资没来得及发，现在的他身无分文。于是我把卡里仅剩的2000元钱全都打给了他，算是上次我无声告别的补偿。
他给我说，局里面派他去非洲了，他决定要去，反正孤身一人了无牵挂，他说一回来就立马辞职，然后开一家店，从此这样过完一生。
我说：“你開店之前记得先把钱还了，最少去几年”
“签的五年，合同一签公司立马给钱。我把青春卖了，它值一百万。”我还是惊了一下， “一百万真不是小数目啊。” 他说： “是啊，不是小数目，那时我们都三十了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那天正是蜀国最热的时候，密不透风的热气笼罩在整个房间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大庆送我上车的那个下午，他瘦弱的身体被大雨淋湿，我却一直没有勇气讲，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选择对过吧。
偶尔我会想起他，想起无数个在热带雨林奔跑的夜晚，因为担心蛇和泥泞并不敢跑得太快，但也坚持着，好像在追向一个笞案。不知道他在世界另一半的非洲，会不会同样奔跑着，会不会问过同一个问题，即使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