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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三千多万东北同胞成为亡国奴，在日军的铁骑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国土的沦陷亦是民族的奇耻大辱，谁该对此事负责呢?现行初中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实验版)八年级上册《难忘九一八》)的说法是：“九一八事件爆发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军攻占了沈阳城，随后，日军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现行高中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下册第一章第三节《九一八事变》)的陈述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两相对照之下不难看出，初高中教材一致认为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陷。
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行径表现出妥协退让的事实丰富详实，成为无可争议的历史罪人。但教材对当时东北的军事主帅张学良却只字未提，就有些不符常理了：首先，蒋介石名义上是中国的一号领导人物，但他的政令在当时并不能通行全国，张学良将军完全可以自行决断。1930年蒋、冯、阎、桂四大军阀进行的中原大战就是一例。当年张学良于八月挥师入关，支持蒋介石使其最终赢得这场战争。但张学良入关时蒋介石已扭转战场颓势，其用意肯定不是真心护蒋，而是为了趁机打击冯、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一并作个顺水人情。由此可见在张学良眼里，对蒋介石不需要绝对服从。面对日军的入侵他完全可以自主抗战。其次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早有动作，1931年8月，日军的大尉中村震太郎在内蒙古收集情报，被中国驻军逮捕并处决。中日关系非常紧张，日军侵略已如箭在弦上，张学良对此紧张局势不可能不知。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紧要关头，他竟然远在北平，看不出对日本侵略行径有何充分的准备。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模样，通过多方查找资料，事实证明了我的疑问，张学良将军与东北的失陷有直接关系。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借口“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不断挑衅，东北形势已十分紧张，张学良曾于9月6日致电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会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對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辽宁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0页）事变当天，日军入侵，东北军当时驻守北大营的三个团，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没有及时得到撤退指示，被迫抵抗，其余各部皆主动撤退，不战而让出国土，事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进一步指示王铁汉把手下士兵武器上缴入库。
东北军的不抵抗就是接受了这一训示，沈阳就是在这样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于19日沦陷。甚至事变后，张学良仍然坚持不抵抗政策，他于9月19日接见天津大公报记者时公开声称，他下令部队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更强调曾命令北大营的守军把枪械缴库，以避免冲突，防止事态扩大(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
时隔近60年，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再次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以上事实表明张学良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被国人称之为“不抵抗将军”并非凭空捏造，他为何要这样做?
第一，抗战信心不足，认为东北军并无对付日军的实力。张学良在1931年7月8日发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说：“一旦开战，东北必败，日本胜后，必要赔偿。所以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力争。”心理上的胆怯导致了态度的软弱及行动上的溃退。
第二，对敌情判断失误。正如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公开采访时所言：“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他把日本人的进攻准备与进攻行动统统都当作了挑衅，若他能及早发现日本人当时的目标不是寻衅滋事，而是要侵占整个东北的话，他当时定是会下令奋力抵抗的。
第三，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也是默许和支持的，这样使张学良更坚持了自己对战略形势的错误认识。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两天，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事变后第五天，蒋介石仍主张“逆来顺受”，将此事交由国联裁决。因而张、蒋的唱和导致其后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东北军拱手让出了自己的家乡而退到关内。张学良将军一生之中先以东北易帜促进国家统一，后则发动西安事变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名垂青史。然而历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更改，面对东三省的沦陷，张将军应该承担直接责任。
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行径表现出妥协退让的事实丰富详实，成为无可争议的历史罪人。但教材对当时东北的军事主帅张学良却只字未提，就有些不符常理了：首先，蒋介石名义上是中国的一号领导人物，但他的政令在当时并不能通行全国，张学良将军完全可以自行决断。1930年蒋、冯、阎、桂四大军阀进行的中原大战就是一例。当年张学良于八月挥师入关，支持蒋介石使其最终赢得这场战争。但张学良入关时蒋介石已扭转战场颓势，其用意肯定不是真心护蒋，而是为了趁机打击冯、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一并作个顺水人情。由此可见在张学良眼里，对蒋介石不需要绝对服从。面对日军的入侵他完全可以自主抗战。其次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早有动作，1931年8月，日军的大尉中村震太郎在内蒙古收集情报，被中国驻军逮捕并处决。中日关系非常紧张，日军侵略已如箭在弦上，张学良对此紧张局势不可能不知。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紧要关头，他竟然远在北平，看不出对日本侵略行径有何充分的准备。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模样，通过多方查找资料，事实证明了我的疑问，张学良将军与东北的失陷有直接关系。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借口“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不断挑衅，东北形势已十分紧张，张学良曾于9月6日致电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会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對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辽宁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0页）事变当天，日军入侵，东北军当时驻守北大营的三个团，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没有及时得到撤退指示，被迫抵抗，其余各部皆主动撤退，不战而让出国土，事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进一步指示王铁汉把手下士兵武器上缴入库。
东北军的不抵抗就是接受了这一训示，沈阳就是在这样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于19日沦陷。甚至事变后，张学良仍然坚持不抵抗政策，他于9月19日接见天津大公报记者时公开声称，他下令部队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更强调曾命令北大营的守军把枪械缴库，以避免冲突，防止事态扩大(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
时隔近60年，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再次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以上事实表明张学良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被国人称之为“不抵抗将军”并非凭空捏造，他为何要这样做?
第一，抗战信心不足，认为东北军并无对付日军的实力。张学良在1931年7月8日发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说：“一旦开战，东北必败，日本胜后，必要赔偿。所以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力争。”心理上的胆怯导致了态度的软弱及行动上的溃退。
第二，对敌情判断失误。正如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公开采访时所言：“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他把日本人的进攻准备与进攻行动统统都当作了挑衅，若他能及早发现日本人当时的目标不是寻衅滋事，而是要侵占整个东北的话，他当时定是会下令奋力抵抗的。
第三，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也是默许和支持的，这样使张学良更坚持了自己对战略形势的错误认识。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两天，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事变后第五天，蒋介石仍主张“逆来顺受”，将此事交由国联裁决。因而张、蒋的唱和导致其后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东北军拱手让出了自己的家乡而退到关内。张学良将军一生之中先以东北易帜促进国家统一，后则发动西安事变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名垂青史。然而历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更改，面对东三省的沦陷，张将军应该承担直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