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想成为乘龙快婿、蒙破格礼遇，或全靠写一手好诗词。可见中国古诗词的博大精深和超强魅力。拥有3000年强大生命力的古诗词，不仅对民族国家有着双重教化价值，还代替了宗教任务，让人从中寻获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永远是一条打不死的神蛇”
　　中国传统诗词，向来被看作六艺之首，从《诗经》算起，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博大精深、意境美妙、言简意赅、神韵幽远，无不讲求炼字炼句炼意炼象之功。在许多诗词中，换一个字会境界全无，改一个词，则面目全非。这就是中国传统诗词的魅力及其独特之处。
　　因此，每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为基础的中国人，则必须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掌握这种传统文化。这也正是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的真正含意所在。
　　3000多年，中国传统诗词之所以能够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所带给人们的一种特殊美感，是其他的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其平仄交织，抑扬顿挫，铿锵悦耳，便于吟诵；其典雅质朴，内容精巧，和谐蕴籍，独具风韵；其结构之严谨，语言之凝练，韵律之和美，造象之奇特，举世瞩目。这些，无一不深刻、持久地感染和充实着我们，难怪连美国文学家庞德都对我国的传统诗词极为佩服，他认为音节只有七个的“中国诗的短小、精确和集中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是一个诗词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诗意和艺术创造力的伟大民族。因此，历朝历代诗人词家笔下的那些脍炙人口、历久弥新的名篇佳句，不仅成为了中国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瑰宝，而且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艺术珍宝和精神财富。
　　此外，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和时间考验的中华诗词的诗教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正如新加坡诗人潘受所说：“永远是一条打不死的神蛇”。
　　成为血液里的基因，代替宗教任务
　　不管怎么说，中国诗词的独特魅力使其已成为中国人血液里的基因。所以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兒本人的意志，常想挑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而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也可能是因为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
　　中国诗词的魅力还体现在它代替了宗教的任务，因宗教的意义在于人类性灵的发抒，在于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在于对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
　　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是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诗词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人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诗中流露出的对自然之感，常能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有时诗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有时诗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感，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
　　总之，诗词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词完全称的上是中国人的宗教。
　　对民族国家的双重教化价值
　　此外，之所以说中华诗词是中国人的宗教，还体现在诗词本身展现的对民族国家的双重教化价值。
　　中国诗词大致可分两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呐喊出反抗的呼声，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國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官，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无一处不表现其为典型的浪漫人物。
　　中国人具有特殊爱好自然的性情，赋予诗以继续不断的生命。这种情绪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文学。他教导中国人爱悦花鸟，此种情绪比其他民族的一般民众都来得普遍流行。崇拜田园生活的心理，也渲染着中国整个文化，至今官僚者讲到“归田”生活，颇有表示最风雅、最美悦、最熟悉世故生活志趣之意。
　　第二类诗人，莫如以杜甫为代表，用他的悄静宽拓的性情，他的谨饬，他的对于贫苦被压迫者的悲悯、慈爱、同情和他的随时随地厌战思想的流露，完成其完全不同于浪漫诗人的另一典型。
　　中国也还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之类，他们用艺术的美描绘出人们的忧郁，在我们的血液中植入一种人类同情的意识。
　　杜甫生于大混乱的时代，充满着政治的荒败景象，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他们的诗则可以以一种非战思想来安抚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