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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全纳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研究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刊《比较教育研究》编委，西班牙比较教育学会国际会员，西班牙《比较教育杂志》特邀编委，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师范大学、智利塔拉帕卡大学、英国坎特伯雷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和德国洪堡大学合作项目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课程与教学系主任、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外国教育资料》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纳教育、国际教育思潮、教育管理、课程与教学、西方德育、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国家教育、发展中国家教育等；先后主持过多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开展了与西班牙、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国际合作教育研究项目；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国际教育新思想新理念》《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国际教育思潮纵览》《全纳教育——关注所有学生的学习与参与》《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巴西教育》《现代教育管理论》《西方德育原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美国教学论流派》等，在中国、智利、墨西哥、西班牙、英国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100多篇文章。
一、一生的修养目标：
从行者、读者、作者、学者到仁者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曾设立过一个以数字贯穿、朗朗上口的自我修养目标：“行万里路，读千卷书，写百篇文，著十本书，做一个人”。作为一位比较教育学者，在早期寒窗苦读以及行走世界的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经历和感悟对后来的教育研究、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有志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后生晚辈，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黄志成：我认为，作为一名比较教育的研究人员，除了具有教育学专业的背景外，还应该具有国外留学经历、掌握多门语言、熟悉不同文化、善于交流。对我来说，行走游历和读书交流，无论是对于著书立说的研究工作还是生活悦历的积累锻炼，都十分重要。
首先是“行万里路”。作为一个喜欢旅游的行者，我留学智利，访学墨西哥和西班牙，开展合作研究于英国、日本和德国，其间也行走了许多个国家。同时，只要有时间，我总喜欢行走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
其次是“读千卷书”。除了要读本专业的书之外，每去一个国家或地区，我都要阅读有关该国或地区的各种书籍。此外，在遇到问题时，我也是首先从书本间寻找答案。行走与阅读早已成为我人生的两大伴侣。这种行走和阅读，使我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中受益颇多。例如，我在国内最早系统引进和研究拉美解放教育思想和国际全纳教育思想，都得益于在国外的行走和阅读。
再次是“写百篇文，著十本书”。著书立说则是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努力工作的目标。
最后是“做一个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具有知识分子品性气质的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淡泊自居，狷介正直，不为利诱，不为势慑，不谀以升，不曲以荣。这是我一生为之努力的修养目标，也就是从行者、读者、作者、学者到仁者的完善过程。
对于有志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生，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有宽广的视野，有机会就要走出去，到国外去体验生活，了解世界，洞察社会，即使在国内也要多与外国学者交流沟通；二是必须具备扎实的外语运用能力，这是比较教育研究人员的必备本领，也是阅读翻译、比较研究、对外交流的看家工具。
二、比较教育要积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挑战
记者：二战以后比较教育学在各国发展迅速，但学界对于该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甚至学科地位的质疑从未停止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已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前不久，全国比较教育界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社会转型中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高层学术研讨会。那么，您主持召开这样一个高层学术会议的初衷是什么？请您结合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谈一谈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在全球化趋势中的发展方向。
黄志成：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邀请了全国比较教育界的知名学者举办了“社会转型中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高层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是研讨在社会转型中比较教育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比较教育学科的功能和研究分析的框架也在不断转型调整。
我们知道，比较教育经历了从早期到国外游历并对国外教育描述的阶段，到成为一门学科并以借鉴为特征的阶段；从注重对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到近期发展朝向超越国界的全球化教育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并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教育发展规律。
面对比较教育发展的这种趋势和挑战，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探讨了21世纪比较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指出了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比较教育研究出现新的特性和范式转向，重视世界全局性战略思维和发展规律的整体综合研究。因此，比较教育应提供一种全球性的教育形态学，从原先的对单一的国家教育制度研究走向对全球教育问题的研究，以全球的视野分析决定教育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寻找教育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这样就逐渐开辟了多元框架的分析研究形态，在研究范式上更注重规范性、解释性和批判性；在价值旨趣上更注重普世性；在方法上更注重多元性。
第二，回顾了我国比较教育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发展与贡献，认为比较教育率先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教育的最新参考资料；研究了国外重大教育改革并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参照；参与了国家重大的、基础性的教育政策、制度和法令的制定；提供了中外学者交流的平台。比较教育研究已成为教育科学知识的一个源泉，成为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孵化站和实验室。
第三，思考了我国比较教育的现实境遇和发展前景，指出了比较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比较教育本身的学科边界，专业地位受到挑战。比较教育应明确特定的学科知识领域，注重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比较教育应保持稳定的学术团体，并加强对比较教育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国际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人员新老交替，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现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三、促进新时期比较教育发展要有战略眼光
记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院校中最早建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之一，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该所工作，曾与所里许多老一辈的国际与比较教育学者有深入地接触，也亲历躬身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发展壮大历程。目前，您作为该所所长，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什么见解？您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学科发展及研究重点方向又有怎样的设想？
黄志成：人才培养十分重要。在“文革”后，研究人员断层严重。当年，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刘佛年高瞻远瞩，第一批招收的是外语院校毕业的各种语种的外语人才；第二批招收的是师范院校各个学科的专业人才。这两批招收进来的青年教师，经过“缺啥补啥”的在职培训以及逐个送到国外进修学习，他们后来均成为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目前，相对来说，我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来源的面还是比较广的，既有学外语背景的，也有学教育专业和各学科背景的；既有学文科出身的，也有学理科出身的；既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包括港澳台学生），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学生通过大量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并在导师严格的指导下，逐渐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同时，由于我校是“985”高校，每年我所有名额选派若干名优秀学生到国外一流的大学进修和攻读学位。在这些毕业生中，我们会挑选一些人员留在所里工作。近几年，我所较注重招聘在国外高校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才。
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目前我所注重以下四方面的发展。
第一，研究内容的新颖性。追踪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及时把国际最新的教育理论、思想以及各国最新的教育改革介绍和引进给我国的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以使我国的教育决策者、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第二，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我所研究人员专业背景丰富，来源于多种学科，掌握多种语言（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且均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因此，研究对象不仅涉及的国别较多，而且研究专题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如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思潮、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社会学、发达国家教育、发展中国家教育等。
第三，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比较教育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主要运用比较法，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在国别教育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开展全球教育整体综合的比较研究。此外，还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多元框架分析的路径。
第四，研究成果的适用性。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为本国、本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服务。在进行纯学理探讨的同时，比较教育还关注实践性较强、有针对性的问题开展实践研究；坚持与我国基础学校加强联系，建立实验基地，使研究成果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
四、拉美国家民主教育意识普遍强烈、
民众教育思想根深蒂固
记者：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多集中在对欧美的英语国家，而您长期一直关注和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育，并担任中国拉丁美洲研究会理事。您在拉丁美洲国家学习和生活过很长时间，请谈谈拉美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黄志成：因为我以前学过西班牙语，所以我一直对拉丁美洲魂牵梦绕、情有独钟。后来有机会到拉美国家留学、访学和工作，我对拉丁美洲更是产生了特殊的情怀。这也成为我选择研究拉美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丁文化丰富多彩，拉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也参差不齐，既有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一批较发达的国家，也有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等一批贫穷国家。拉美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均展现出各自的特色。
拉美国家教育发展主要特色有二。一是民主教育意识普遍强烈。拉美人性格热情奔放，追求自由民主，尽管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军人专制执政，但是最后总是回归于民主的道路。尤其近些年来，拉美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执政，实行名目各异的“社会主义”，基本从广大贫穷民众的立场出发，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教育的状况。拉美许多国家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拉美许多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均超过4%；制订针对弱势群体儿童的大量专项教育资助计划；动员社会各种资源，缓和并解决教育中的辍学和留级问题。二是民众教育思想根深蒂固。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就产生了具有其特色的民众主义教育思想，例如墨西哥卡德内斯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阿根廷庇隆的“正义主义教育”思想；巴西弗莱雷的“解放教育”思想等。民众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三：关注民众的利益，在文化上提高他们的地位；政府在民众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注重学习者的现实状况，以改造现实为教育目的。近些年来，拉美民众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更是日益深化，各种有益于民众的教育改革持续不断。
五、理想的教育应是一种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
记者：您在2008年出版的《西方教育思想轨迹——国际教育思潮纵览》一书，介绍和分析了20世纪影响教育领域的十多种思潮，着重指出了国际教育发展中已形成了一股全民参与、民主平等的力量并势不可挡。那么，您心中的教育理想是什么？
黄志成：从国际教育发展的走向来看，整个20世纪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追求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
从20世纪初教育民主的提出，到20世纪末教育民主的大力弘扬，其中各种教育思潮涌现，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教育民主的理念相关联；从教育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明显表明了教育民主的发展成果；从教育只是学校部门的事，到教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表明教育是需要全民参与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在20世纪末，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已形成一种促进全民参与、追求民主平等的强大思潮，如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全纳教育、女性主义教育、国际理解教育、跨文化教育等。无论是国际组织的章程、协议、宣言，还是各国制定的法律、政策、措施，均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
因此，我们可以说，引领20世纪教育发展走向的乃教育民主之理念，并且这种理念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主要思潮，也将会影响和贯穿于21世纪的教育发展过程。
我从事教育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从一个学外语出身、初涉教育学领域的青年教师，到逐渐对教育学产生兴趣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些许成果，以及一辈子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研究人员，我也在一直思考什么是教育？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怎样一个图景？在长期的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通过对国际教育思潮的探究与比较，通过对各国教育实践的考察与分析，我个人认为，教育应追求一种“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表明教育不仅仅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而更应为所有人服务；全纳教育表明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不应歧视和排斥任何人，教育要适应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到教育的过程中去；终身教育表明人的一生都是学习的过程，社会有义务为人的发展提供终身教育。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倡导的就是由教育的对象——人出发，从人的纵向面（从出生到死亡），到人的横向面（所有的人），在受教育的机会上，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学校接纳所有人，不存在歧视和排斥的现象，教育适应和满足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终身教育。
六、全纳教育不能混同于特殊教育，
其关注点是普通学校的改革
和全社会思相观念的转变
记者：在您追求的“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之理想中，全纳教育对国内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您作为我国研究全纳教育的专家，在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了全纳教育研究中心，将全纳教育思想引进国内，并出版了著作《全纳教育——关注所有学生的学习与参与》。有人把全纳教育混同于特殊教育，也有人认为全纳教育是一种“必要的幻象”，您是如何看待这类说法的？我国实施全纳教育与国外相比，存在哪些客观上的差距？您认为我国在发展全纳教育应注意哪些方面？
黄志成：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全纳教育。当时，我正在与英国的专家探讨教育合作研究协议，最后商定的题目就是“全纳教育的比较研究”。在随后的赴英访学考察以及与英国专家研讨的过程中，我们系统地对全纳教育的产生背景、基本理念、学校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本了解了全纳教育的发展过程，准确把握了全纳教育的精髓。
有人将全纳教育等同于特殊教育，这虽然是一种误解，但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全纳教育的发展确实与特殊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全纳教育是从特殊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行了特殊教育的重大改革，也就是打破传统的特殊学校隔离式教育的篱笆，将残疾学生纳入到普通学校学习，这在英国叫“一体化教育”。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也开展了类似的改革，只是名称不同，叫“随班就读”。这种将残疾学生纳入到普通学校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的融合教育，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至少可以证明残疾人是可以在普通学校学习的。然而，改革关注的重点仍然局限在残疾学生方面，仅仅帮助他们身体康复或个别指导学习，没有意识到教育更广、更深、更复杂的社会学意义，也更没有涉及对普通教育的整体改革。然而，如果接纳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的教育思想观念没有真正转变，随班就读的学生也只能停留于随班就混，其效果自然无法令人满意。因此，改革在国内外均遭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此基础上，加之国际教育民主和人权思想的促进，遂产生了崭新的全纳教育的思想。
全纳教育的关注点是普通学校的改革以及全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首先，全纳教育是以人权观为基点来分析教育的，认为教育是一种权利，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被这种权利所拒绝。尽管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是很重要的，但这不应压倒个人的权利。因为残疾或学习困难而受到教育的隔离和排斥，就像因为种族和性别而受到隔离一样，是违反人权的。然而，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便实施了随班就读，人们也没有真正认识其中所蕴含的教育权利。
虽然各国法律规定，所有的学生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但在现实的普通学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生是被排斥在学校团体或课程之外，这会极大地影响到这些学生今后的发展。因此，全纳教育提出了要在思想观念、教育体制、学校管理、课程教学以及社会支持、社区环境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树立为了所有人的教育的思想。
此外，全纳教育更关注在接纳了所有的学生后，如何来对待学生的差异性。全纳教育主张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的需求来实施教育，这就要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开发出不同教学模式。
全纳教育在国外已开展很多年了，形成的一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要在我国实施全纳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在思想和观念上，对全纳教育思想的理解还有一个过程；其次，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尽管如此，全纳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是可以实施的。我与国内一些地区的学校合作建立了全纳教育的实验学校，有很多切身的体会。如果在教育界及全社会逐渐树立起全纳教育思想，政府制订出有关实施全纳教育的政策，学校和教师愿意将全纳教育思想落实在教育实践中，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出一番成就的。
（作者单位：徐梦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熊建辉，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实习编辑：尹杰
一、一生的修养目标：
从行者、读者、作者、学者到仁者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曾设立过一个以数字贯穿、朗朗上口的自我修养目标：“行万里路，读千卷书，写百篇文，著十本书，做一个人”。作为一位比较教育学者，在早期寒窗苦读以及行走世界的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经历和感悟对后来的教育研究、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有志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后生晚辈，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黄志成：我认为，作为一名比较教育的研究人员，除了具有教育学专业的背景外，还应该具有国外留学经历、掌握多门语言、熟悉不同文化、善于交流。对我来说，行走游历和读书交流，无论是对于著书立说的研究工作还是生活悦历的积累锻炼，都十分重要。
首先是“行万里路”。作为一个喜欢旅游的行者，我留学智利，访学墨西哥和西班牙，开展合作研究于英国、日本和德国，其间也行走了许多个国家。同时，只要有时间，我总喜欢行走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
其次是“读千卷书”。除了要读本专业的书之外，每去一个国家或地区，我都要阅读有关该国或地区的各种书籍。此外，在遇到问题时，我也是首先从书本间寻找答案。行走与阅读早已成为我人生的两大伴侣。这种行走和阅读，使我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中受益颇多。例如，我在国内最早系统引进和研究拉美解放教育思想和国际全纳教育思想，都得益于在国外的行走和阅读。
再次是“写百篇文，著十本书”。著书立说则是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努力工作的目标。
最后是“做一个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具有知识分子品性气质的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淡泊自居，狷介正直，不为利诱，不为势慑，不谀以升，不曲以荣。这是我一生为之努力的修养目标，也就是从行者、读者、作者、学者到仁者的完善过程。
对于有志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生，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有宽广的视野，有机会就要走出去，到国外去体验生活，了解世界，洞察社会，即使在国内也要多与外国学者交流沟通；二是必须具备扎实的外语运用能力，这是比较教育研究人员的必备本领，也是阅读翻译、比较研究、对外交流的看家工具。
二、比较教育要积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挑战
记者：二战以后比较教育学在各国发展迅速，但学界对于该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甚至学科地位的质疑从未停止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已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前不久，全国比较教育界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社会转型中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高层学术研讨会。那么，您主持召开这样一个高层学术会议的初衷是什么？请您结合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谈一谈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在全球化趋势中的发展方向。
黄志成：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邀请了全国比较教育界的知名学者举办了“社会转型中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高层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是研讨在社会转型中比较教育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比较教育学科的功能和研究分析的框架也在不断转型调整。
我们知道，比较教育经历了从早期到国外游历并对国外教育描述的阶段，到成为一门学科并以借鉴为特征的阶段；从注重对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到近期发展朝向超越国界的全球化教育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并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教育发展规律。
面对比较教育发展的这种趋势和挑战，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探讨了21世纪比较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指出了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比较教育研究出现新的特性和范式转向，重视世界全局性战略思维和发展规律的整体综合研究。因此，比较教育应提供一种全球性的教育形态学，从原先的对单一的国家教育制度研究走向对全球教育问题的研究，以全球的视野分析决定教育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寻找教育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这样就逐渐开辟了多元框架的分析研究形态，在研究范式上更注重规范性、解释性和批判性；在价值旨趣上更注重普世性；在方法上更注重多元性。
第二，回顾了我国比较教育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发展与贡献，认为比较教育率先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教育的最新参考资料；研究了国外重大教育改革并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参照；参与了国家重大的、基础性的教育政策、制度和法令的制定；提供了中外学者交流的平台。比较教育研究已成为教育科学知识的一个源泉，成为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孵化站和实验室。
第三，思考了我国比较教育的现实境遇和发展前景，指出了比较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比较教育本身的学科边界，专业地位受到挑战。比较教育应明确特定的学科知识领域，注重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比较教育应保持稳定的学术团体，并加强对比较教育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国际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人员新老交替，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现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三、促进新时期比较教育发展要有战略眼光
记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院校中最早建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之一，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该所工作，曾与所里许多老一辈的国际与比较教育学者有深入地接触，也亲历躬身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发展壮大历程。目前，您作为该所所长，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什么见解？您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学科发展及研究重点方向又有怎样的设想？
黄志成：人才培养十分重要。在“文革”后，研究人员断层严重。当年，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刘佛年高瞻远瞩，第一批招收的是外语院校毕业的各种语种的外语人才；第二批招收的是师范院校各个学科的专业人才。这两批招收进来的青年教师，经过“缺啥补啥”的在职培训以及逐个送到国外进修学习，他们后来均成为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目前，相对来说，我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来源的面还是比较广的，既有学外语背景的，也有学教育专业和各学科背景的；既有学文科出身的，也有学理科出身的；既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包括港澳台学生），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学生通过大量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并在导师严格的指导下，逐渐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同时，由于我校是“985”高校，每年我所有名额选派若干名优秀学生到国外一流的大学进修和攻读学位。在这些毕业生中，我们会挑选一些人员留在所里工作。近几年，我所较注重招聘在国外高校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才。
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目前我所注重以下四方面的发展。
第一，研究内容的新颖性。追踪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及时把国际最新的教育理论、思想以及各国最新的教育改革介绍和引进给我国的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以使我国的教育决策者、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第二，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我所研究人员专业背景丰富，来源于多种学科，掌握多种语言（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且均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因此，研究对象不仅涉及的国别较多，而且研究专题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如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思潮、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社会学、发达国家教育、发展中国家教育等。
第三，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比较教育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主要运用比较法，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在国别教育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开展全球教育整体综合的比较研究。此外，还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多元框架分析的路径。
第四，研究成果的适用性。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为本国、本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服务。在进行纯学理探讨的同时，比较教育还关注实践性较强、有针对性的问题开展实践研究；坚持与我国基础学校加强联系，建立实验基地，使研究成果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
四、拉美国家民主教育意识普遍强烈、
民众教育思想根深蒂固
记者：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多集中在对欧美的英语国家，而您长期一直关注和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育，并担任中国拉丁美洲研究会理事。您在拉丁美洲国家学习和生活过很长时间，请谈谈拉美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黄志成：因为我以前学过西班牙语，所以我一直对拉丁美洲魂牵梦绕、情有独钟。后来有机会到拉美国家留学、访学和工作，我对拉丁美洲更是产生了特殊的情怀。这也成为我选择研究拉美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丁文化丰富多彩，拉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也参差不齐，既有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一批较发达的国家，也有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等一批贫穷国家。拉美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均展现出各自的特色。
拉美国家教育发展主要特色有二。一是民主教育意识普遍强烈。拉美人性格热情奔放，追求自由民主，尽管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军人专制执政，但是最后总是回归于民主的道路。尤其近些年来，拉美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执政，实行名目各异的“社会主义”，基本从广大贫穷民众的立场出发，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教育的状况。拉美许多国家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拉美许多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均超过4%；制订针对弱势群体儿童的大量专项教育资助计划；动员社会各种资源，缓和并解决教育中的辍学和留级问题。二是民众教育思想根深蒂固。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就产生了具有其特色的民众主义教育思想，例如墨西哥卡德内斯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阿根廷庇隆的“正义主义教育”思想；巴西弗莱雷的“解放教育”思想等。民众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三：关注民众的利益，在文化上提高他们的地位；政府在民众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注重学习者的现实状况，以改造现实为教育目的。近些年来，拉美民众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更是日益深化，各种有益于民众的教育改革持续不断。
五、理想的教育应是一种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
记者：您在2008年出版的《西方教育思想轨迹——国际教育思潮纵览》一书，介绍和分析了20世纪影响教育领域的十多种思潮，着重指出了国际教育发展中已形成了一股全民参与、民主平等的力量并势不可挡。那么，您心中的教育理想是什么？
黄志成：从国际教育发展的走向来看，整个20世纪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追求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
从20世纪初教育民主的提出，到20世纪末教育民主的大力弘扬，其中各种教育思潮涌现，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教育民主的理念相关联；从教育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明显表明了教育民主的发展成果；从教育只是学校部门的事，到教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表明教育是需要全民参与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在20世纪末，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已形成一种促进全民参与、追求民主平等的强大思潮，如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全纳教育、女性主义教育、国际理解教育、跨文化教育等。无论是国际组织的章程、协议、宣言，还是各国制定的法律、政策、措施，均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
因此，我们可以说，引领20世纪教育发展走向的乃教育民主之理念，并且这种理念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主要思潮，也将会影响和贯穿于21世纪的教育发展过程。
我从事教育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从一个学外语出身、初涉教育学领域的青年教师，到逐渐对教育学产生兴趣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些许成果，以及一辈子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研究人员，我也在一直思考什么是教育？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怎样一个图景？在长期的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通过对国际教育思潮的探究与比较，通过对各国教育实践的考察与分析，我个人认为，教育应追求一种“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表明教育不仅仅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而更应为所有人服务；全纳教育表明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不应歧视和排斥任何人，教育要适应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到教育的过程中去；终身教育表明人的一生都是学习的过程，社会有义务为人的发展提供终身教育。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倡导的就是由教育的对象——人出发，从人的纵向面（从出生到死亡），到人的横向面（所有的人），在受教育的机会上，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学校接纳所有人，不存在歧视和排斥的现象，教育适应和满足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终身教育。
六、全纳教育不能混同于特殊教育，
其关注点是普通学校的改革
和全社会思相观念的转变
记者：在您追求的“全民全纳的终身教育”之理想中，全纳教育对国内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您作为我国研究全纳教育的专家，在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了全纳教育研究中心，将全纳教育思想引进国内，并出版了著作《全纳教育——关注所有学生的学习与参与》。有人把全纳教育混同于特殊教育，也有人认为全纳教育是一种“必要的幻象”，您是如何看待这类说法的？我国实施全纳教育与国外相比，存在哪些客观上的差距？您认为我国在发展全纳教育应注意哪些方面？
黄志成：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全纳教育。当时，我正在与英国的专家探讨教育合作研究协议，最后商定的题目就是“全纳教育的比较研究”。在随后的赴英访学考察以及与英国专家研讨的过程中，我们系统地对全纳教育的产生背景、基本理念、学校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本了解了全纳教育的发展过程，准确把握了全纳教育的精髓。
有人将全纳教育等同于特殊教育，这虽然是一种误解，但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全纳教育的发展确实与特殊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全纳教育是从特殊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行了特殊教育的重大改革，也就是打破传统的特殊学校隔离式教育的篱笆，将残疾学生纳入到普通学校学习，这在英国叫“一体化教育”。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也开展了类似的改革，只是名称不同，叫“随班就读”。这种将残疾学生纳入到普通学校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的融合教育，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至少可以证明残疾人是可以在普通学校学习的。然而，改革关注的重点仍然局限在残疾学生方面，仅仅帮助他们身体康复或个别指导学习，没有意识到教育更广、更深、更复杂的社会学意义，也更没有涉及对普通教育的整体改革。然而，如果接纳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的教育思想观念没有真正转变，随班就读的学生也只能停留于随班就混，其效果自然无法令人满意。因此，改革在国内外均遭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此基础上，加之国际教育民主和人权思想的促进，遂产生了崭新的全纳教育的思想。
全纳教育的关注点是普通学校的改革以及全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首先，全纳教育是以人权观为基点来分析教育的，认为教育是一种权利，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被这种权利所拒绝。尽管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是很重要的，但这不应压倒个人的权利。因为残疾或学习困难而受到教育的隔离和排斥，就像因为种族和性别而受到隔离一样，是违反人权的。然而，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便实施了随班就读，人们也没有真正认识其中所蕴含的教育权利。
虽然各国法律规定，所有的学生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但在现实的普通学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生是被排斥在学校团体或课程之外，这会极大地影响到这些学生今后的发展。因此，全纳教育提出了要在思想观念、教育体制、学校管理、课程教学以及社会支持、社区环境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树立为了所有人的教育的思想。
此外，全纳教育更关注在接纳了所有的学生后，如何来对待学生的差异性。全纳教育主张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的需求来实施教育，这就要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开发出不同教学模式。
全纳教育在国外已开展很多年了，形成的一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要在我国实施全纳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在思想和观念上，对全纳教育思想的理解还有一个过程；其次，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尽管如此，全纳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是可以实施的。我与国内一些地区的学校合作建立了全纳教育的实验学校，有很多切身的体会。如果在教育界及全社会逐渐树立起全纳教育思想，政府制订出有关实施全纳教育的政策，学校和教师愿意将全纳教育思想落实在教育实践中，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出一番成就的。
（作者单位：徐梦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熊建辉，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实习编辑：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