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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3日,天上下着小雨,路上有了不少积水。一辆马车驶来,停在天津南开区东马路清修院胡同的“居士林”前。车上下来一人,这人中等身材,短发,白净脸,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小薄片儿嘴,颏下无髯,别看这位长的貌不出众,来头可不小,这就是军阀孙传芳。
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北洋时期曾经担任过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理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可说是威震一方。后来被北伐军打败了,这才韬光养晦,到天津居士林“皈佛诵经”。
这居士林原本叫清修禅院,占地752平米,建筑面积700平米,由大雄宝殿和两侧的配殿组成,当中供奉着两尊宣德年间铸造的鎏金铜佛“毗卢遮那”和“文殊菩萨”,最早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意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又请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了“清修禅院”的匾额。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要把清修禅院买过来,改为“居士林”,李颂巨哪敢不依。于是,清修禅院就变成了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自封为“首席居士”,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
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空彻。孙传芳来到大殿里,看到正面端坐着富明法师,正在和身边的靳云鹏低声说着什么,大殿中三三两两地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
孙传芳来到法师跟前,双手合什作礼,叫了声“富明大师”。
富明大师和靳云鹏一抬头:“哟,还以为今天下雨你不会来了呢,想不到你竟冒雨赶来了。”
孙传芳一笑:“昨天已经约好了,怎么能不来呢,我来的不晚吧?”本来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没事没事,不晚,还没起火呢!”靳云鹏赶紧说。吃过素斋,喝了壶清茶,看看时间,已是下午近3点钟时,富明法师跟靳云鹏、孙传芳商量:“我说,咱们该讲经了吧。”
孙传芳剔着牙点点头:“成,这就开始吧。”
来到大殿,富明法师在讲台后一坐,左边男居士首席坐的是靳云鹏,右边女居士首席上坐着孙传芳。身后一排排坐好了来听经的善男信女。
富明法师开始讲经,说了还没超过10句话,就听见“砰”的一声响,把富明法师吓了一跳,哟,可了不得,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正汩汩地往外流着血。紧接着,“砰”地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孙传芳的右太阳穴而入,穿左额而出。这下富明法师看清楚了,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
听经的早乱套了,连滚带爬往大殿外边跑,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
孙传芳脑浆横流,这女的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打在腰上。
打完3枪,中年妇女长出了口气,抬头看看一旁吓傻了的靳云鹏:“你怎么没跑啊?”
靳云鹏很尴尬:“我尿了裤子了。”“别害怕,我这是替父报仇,绝不牵连别人。”中年妇女坦然地说。靳云鹏一挑大指:“好,巾帼英雄,恩怨分明。”
“你去报警吧,我在这里等着警察来。”中年妇女一点没有要逃脱的意思,找了个坐椅坐了下来。
靳云鹏差了个人去报警,自己到后边儿去换裤子。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上了手铐,带往法院拘禁。这个案子还没审呢,天津已经是街知巷闻,紧跟着全国都轰动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
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施剑翘又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1936年8月23日,南京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来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人又向国民政府请求,施剑翘入狱1年后,国民政府发布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还要从她的父亲施从滨说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从走上社会,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
张宗昌要施从滨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施从滨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这样,施从滨和随从全部被俘。
施从滨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施从滨斩首,并下令将其头颅挂在蚌埠车站示众,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施剑翘只有20岁。施剑翘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父亲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父亲死得那么惨,她当时就决意报仇。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带着母亲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往来;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施剑翘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兄长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施从滨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他。施从滨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
张宗昌兑现诺言,将施中诚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施中诚劝施剑翘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施剑翘性子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施剑翘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施国宪身上。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施从滨手下,也跟施从滨一起被俘,因官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施剑翘并向她求婚,施剑翘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施国宪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施剑翘与施国宪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一个儿子。5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期间施剑翘时常提起复仇的事,但施国宪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
施国宪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施剑翘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施剑翘最终彻底失望,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
1935年初,施剑翘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娘家。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施剑翘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说来也巧,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施剑翘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施剑翘最后通过孙传芳在幼儿园上学的孙女,不仅打听到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她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孙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三个人起进了汽车。施剑翘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
这段时间,施剑翘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10周年的祭日。施剑翘不敢在家里哭,怕母亲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父亲。寺庙里的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施剑翘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
孙传芳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就这样,1933 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因为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施剑翘便化名“董慧”,混进了居士林。
施剑翘了解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施剑翘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是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施剑翘预计下手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她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
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她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
施剑翘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下午3点来钟,施剑翘返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她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然后又朝他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施剑翘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从滨。
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这时孙传芳的随从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手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施剑翘带走。
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父报仇,施剑翘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正所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公道自有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责编 王兵)
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北洋时期曾经担任过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理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可说是威震一方。后来被北伐军打败了,这才韬光养晦,到天津居士林“皈佛诵经”。
这居士林原本叫清修禅院,占地752平米,建筑面积700平米,由大雄宝殿和两侧的配殿组成,当中供奉着两尊宣德年间铸造的鎏金铜佛“毗卢遮那”和“文殊菩萨”,最早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意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又请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了“清修禅院”的匾额。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要把清修禅院买过来,改为“居士林”,李颂巨哪敢不依。于是,清修禅院就变成了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自封为“首席居士”,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
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空彻。孙传芳来到大殿里,看到正面端坐着富明法师,正在和身边的靳云鹏低声说着什么,大殿中三三两两地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
孙传芳来到法师跟前,双手合什作礼,叫了声“富明大师”。
富明大师和靳云鹏一抬头:“哟,还以为今天下雨你不会来了呢,想不到你竟冒雨赶来了。”
孙传芳一笑:“昨天已经约好了,怎么能不来呢,我来的不晚吧?”本来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没事没事,不晚,还没起火呢!”靳云鹏赶紧说。吃过素斋,喝了壶清茶,看看时间,已是下午近3点钟时,富明法师跟靳云鹏、孙传芳商量:“我说,咱们该讲经了吧。”
孙传芳剔着牙点点头:“成,这就开始吧。”
来到大殿,富明法师在讲台后一坐,左边男居士首席坐的是靳云鹏,右边女居士首席上坐着孙传芳。身后一排排坐好了来听经的善男信女。
富明法师开始讲经,说了还没超过10句话,就听见“砰”的一声响,把富明法师吓了一跳,哟,可了不得,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正汩汩地往外流着血。紧接着,“砰”地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孙传芳的右太阳穴而入,穿左额而出。这下富明法师看清楚了,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
听经的早乱套了,连滚带爬往大殿外边跑,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
孙传芳脑浆横流,这女的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打在腰上。
打完3枪,中年妇女长出了口气,抬头看看一旁吓傻了的靳云鹏:“你怎么没跑啊?”
靳云鹏很尴尬:“我尿了裤子了。”“别害怕,我这是替父报仇,绝不牵连别人。”中年妇女坦然地说。靳云鹏一挑大指:“好,巾帼英雄,恩怨分明。”
“你去报警吧,我在这里等着警察来。”中年妇女一点没有要逃脱的意思,找了个坐椅坐了下来。
靳云鹏差了个人去报警,自己到后边儿去换裤子。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上了手铐,带往法院拘禁。这个案子还没审呢,天津已经是街知巷闻,紧跟着全国都轰动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
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施剑翘又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1936年8月23日,南京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来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人又向国民政府请求,施剑翘入狱1年后,国民政府发布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还要从她的父亲施从滨说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从走上社会,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
张宗昌要施从滨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施从滨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这样,施从滨和随从全部被俘。
施从滨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施从滨斩首,并下令将其头颅挂在蚌埠车站示众,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施剑翘只有20岁。施剑翘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父亲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父亲死得那么惨,她当时就决意报仇。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带着母亲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往来;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施剑翘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兄长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施从滨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他。施从滨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
张宗昌兑现诺言,将施中诚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施中诚劝施剑翘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施剑翘性子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施剑翘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施国宪身上。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施从滨手下,也跟施从滨一起被俘,因官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施剑翘并向她求婚,施剑翘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施国宪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施剑翘与施国宪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一个儿子。5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期间施剑翘时常提起复仇的事,但施国宪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
施国宪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施剑翘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施剑翘最终彻底失望,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
1935年初,施剑翘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娘家。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施剑翘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说来也巧,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施剑翘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施剑翘最后通过孙传芳在幼儿园上学的孙女,不仅打听到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她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孙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三个人起进了汽车。施剑翘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
这段时间,施剑翘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10周年的祭日。施剑翘不敢在家里哭,怕母亲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父亲。寺庙里的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施剑翘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
孙传芳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就这样,1933 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因为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施剑翘便化名“董慧”,混进了居士林。
施剑翘了解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施剑翘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是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施剑翘预计下手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她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
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她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
施剑翘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下午3点来钟,施剑翘返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她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然后又朝他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施剑翘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从滨。
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这时孙传芳的随从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手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施剑翘带走。
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父报仇,施剑翘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正所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公道自有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