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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3日，天上下着小雨，路上有了不少积水。一辆马车驶来，停在天津南开区东马路清修院胡同的“居士林”前。车上下来一人，这人中等身材，短发，白净脸，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小薄片儿嘴，颏下无髯，别看这位长的貌不出众，来头可不小，这就是军阀孙传芳。
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北洋时期曾经担任过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理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可说是威震一方。后来被北伐军打败了，这才韬光养晦，到天津居士林“皈佛诵经”。
这居士林原本叫清修禅院，占地752平米，建筑面积700平米，由大雄宝殿和两侧的配殿组成，当中供奉着两尊宣德年间铸造的鎏金铜佛“毗卢遮那”和“文殊菩萨”，最早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意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又请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了“清修禅院”的匾额。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要把清修禅院买过来，改为“居士林”，李颂巨哪敢不依。于是，清修禅院就变成了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自封为“首席居士”，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
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空彻。孙传芳来到大殿里，看到正面端坐着富明法师，正在和身边的靳云鹏低声说着什么，大殿中三三两两地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
孙传芳来到法师跟前，双手合什作礼，叫了声“富明大师”。
富明大师和靳云鹏一抬头：“哟，还以为今天下雨你不会来了呢，想不到你竟冒雨赶来了。”
孙传芳一笑：“昨天已经约好了，怎么能不来呢，我来的不晚吧？”本来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没事没事，不晚，还没起火呢！”靳云鹏赶紧说。吃过素斋，喝了壶清茶，看看时间，已是下午近3点钟时，富明法师跟靳云鹏、孙传芳商量：“我说，咱们该讲经了吧。”
孙传芳剔着牙点点头：“成，这就开始吧。”
来到大殿，富明法师在讲台后一坐，左边男居士首席坐的是靳云鹏，右边女居士首席上坐着孙传芳。身后一排排坐好了来听经的善男信女。
富明法师开始讲经，说了还没超过10句话，就听见“砰”的一声响，把富明法师吓了一跳，哟，可了不得，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正汩汩地往外流着血。紧接着，“砰”地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孙传芳的右太阳穴而入，穿左额而出。这下富明法师看清楚了，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
听经的早乱套了，连滚带爬往大殿外边跑，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
孙传芳脑浆横流，这女的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打在腰上。
打完3枪，中年妇女长出了口气，抬头看看一旁吓傻了的靳云鹏：“你怎么没跑啊？”
靳云鹏很尴尬：“我尿了裤子了。”“别害怕，我这是替父报仇，绝不牵连别人。”中年妇女坦然地说。靳云鹏一挑大指：“好，巾帼英雄，恩怨分明。”
“你去报警吧，我在这里等着警察来。”中年妇女一点没有要逃脱的意思，找了个坐椅坐了下来。
靳云鹏差了个人去报警，自己到后边儿去换裤子。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上了手铐，带往法院拘禁。这个案子还没审呢，天津已经是街知巷闻，紧跟着全国都轰动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
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施剑翘又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1936年8月23日，南京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来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人又向国民政府请求，施剑翘入狱1年后，国民政府发布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还要从她的父亲施从滨说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从走上社会，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
张宗昌要施从滨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施从滨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这样，施从滨和随从全部被俘。
施从滨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施从滨斩首，并下令将其头颅挂在蚌埠车站示众，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施剑翘只有20岁。施剑翘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父亲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父亲死得那么惨，她当时就决意报仇。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带着母亲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往来；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施剑翘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兄长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施从滨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他。施从滨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
张宗昌兑现诺言，将施中诚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施中诚劝施剑翘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施剑翘性子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施剑翘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施国宪身上。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施从滨手下，也跟施从滨一起被俘，因官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施剑翘并向她求婚，施剑翘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施国宪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施剑翘与施国宪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一个儿子。5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期间施剑翘时常提起复仇的事，但施国宪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
施国宪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施剑翘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施剑翘最终彻底失望，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
1935年初，施剑翘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娘家。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施剑翘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说来也巧，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施剑翘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施剑翘最后通过孙传芳在幼儿园上学的孙女，不仅打听到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她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孙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三个人起进了汽车。施剑翘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
这段时间，施剑翘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10周年的祭日。施剑翘不敢在家里哭，怕母亲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父亲。寺庙里的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施剑翘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
孙传芳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就这样，1933 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因为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施剑翘便化名“董慧”，混进了居士林。
施剑翘了解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施剑翘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是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施剑翘预计下手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她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
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她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
施剑翘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下午3点来钟，施剑翘返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她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然后又朝他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施剑翘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从滨。
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这时孙传芳的随从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手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施剑翘带走。
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父报仇，施剑翘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正所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公道自有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责编 王兵）
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北洋时期曾经担任过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理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可说是威震一方。后来被北伐军打败了，这才韬光养晦，到天津居士林“皈佛诵经”。
这居士林原本叫清修禅院，占地752平米，建筑面积700平米，由大雄宝殿和两侧的配殿组成，当中供奉着两尊宣德年间铸造的鎏金铜佛“毗卢遮那”和“文殊菩萨”，最早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意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又请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了“清修禅院”的匾额。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要把清修禅院买过来，改为“居士林”，李颂巨哪敢不依。于是，清修禅院就变成了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自封为“首席居士”，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
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空彻。孙传芳来到大殿里，看到正面端坐着富明法师，正在和身边的靳云鹏低声说着什么，大殿中三三两两地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
孙传芳来到法师跟前，双手合什作礼，叫了声“富明大师”。
富明大师和靳云鹏一抬头：“哟，还以为今天下雨你不会来了呢，想不到你竟冒雨赶来了。”
孙传芳一笑：“昨天已经约好了，怎么能不来呢，我来的不晚吧？”本来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没事没事，不晚，还没起火呢！”靳云鹏赶紧说。吃过素斋，喝了壶清茶，看看时间，已是下午近3点钟时，富明法师跟靳云鹏、孙传芳商量：“我说，咱们该讲经了吧。”
孙传芳剔着牙点点头：“成，这就开始吧。”
来到大殿，富明法师在讲台后一坐，左边男居士首席坐的是靳云鹏，右边女居士首席上坐着孙传芳。身后一排排坐好了来听经的善男信女。
富明法师开始讲经，说了还没超过10句话，就听见“砰”的一声响，把富明法师吓了一跳，哟，可了不得，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正汩汩地往外流着血。紧接着，“砰”地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孙传芳的右太阳穴而入，穿左额而出。这下富明法师看清楚了，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
听经的早乱套了，连滚带爬往大殿外边跑，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
孙传芳脑浆横流，这女的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打在腰上。
打完3枪，中年妇女长出了口气，抬头看看一旁吓傻了的靳云鹏：“你怎么没跑啊？”
靳云鹏很尴尬：“我尿了裤子了。”“别害怕，我这是替父报仇，绝不牵连别人。”中年妇女坦然地说。靳云鹏一挑大指：“好，巾帼英雄，恩怨分明。”
“你去报警吧，我在这里等着警察来。”中年妇女一点没有要逃脱的意思，找了个坐椅坐了下来。
靳云鹏差了个人去报警，自己到后边儿去换裤子。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上了手铐，带往法院拘禁。这个案子还没审呢，天津已经是街知巷闻，紧跟着全国都轰动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
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施剑翘又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1936年8月23日，南京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来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人又向国民政府请求，施剑翘入狱1年后，国民政府发布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还要从她的父亲施从滨说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从走上社会，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
张宗昌要施从滨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施从滨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这样，施从滨和随从全部被俘。
施从滨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施从滨斩首，并下令将其头颅挂在蚌埠车站示众，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施剑翘只有20岁。施剑翘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父亲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父亲死得那么惨，她当时就决意报仇。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带着母亲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往来；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施剑翘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兄长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施从滨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他。施从滨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
张宗昌兑现诺言，将施中诚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施中诚劝施剑翘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施剑翘性子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施剑翘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施国宪身上。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施从滨手下，也跟施从滨一起被俘，因官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施剑翘并向她求婚，施剑翘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施国宪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施剑翘与施国宪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一个儿子。5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期间施剑翘时常提起复仇的事，但施国宪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
施国宪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施剑翘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施剑翘最终彻底失望，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
1935年初，施剑翘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娘家。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施剑翘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说来也巧，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施剑翘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施剑翘最后通过孙传芳在幼儿园上学的孙女，不仅打听到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她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孙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三个人起进了汽车。施剑翘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
这段时间，施剑翘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10周年的祭日。施剑翘不敢在家里哭，怕母亲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父亲。寺庙里的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施剑翘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
孙传芳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就这样，1933 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因为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施剑翘便化名“董慧”，混进了居士林。
施剑翘了解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施剑翘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是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施剑翘预计下手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她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
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她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
施剑翘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下午3点来钟，施剑翘返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她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然后又朝他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施剑翘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从滨。
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这时孙传芳的随从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手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施剑翘带走。
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父报仇，施剑翘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正所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公道自有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