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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她写的《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对很多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但郝景芳并没打算在这条道路上走太远，她說：“我不是全职作者，以后也不会是全职作者。”
大部分日子，她在北京的雾霾中乘坐拥挤的地铁打卡上班。因为工作关系，她会出现在一些高端会议上，见到不少能改变世界的大人物。有时候，她也会到某个偏远山村的贫困农家，聊着这家小孩前途的问题。2017年，她计划做一些过去认为“特别有钱”后才能去做的事，将那个在小说中折叠起来的世界重新打开。
两个“钓鱼台国宾馆”
2016年3月中下旬的几天里，郝景芳得经常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去。
几百名“大人物”在这里讨论着城镇化、中国未来5年大趋势之类的宏大话题，他们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部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政要，还有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沃尔沃集团总裁、英菲尼迪全球总裁等商界精英。
这是“201 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常规会议。看着眼前的这些政要精英，郝景芳不禁感慨：“对于他们，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是喝咖啡那么容易。”
郝景芳见过很多命运需要被改变的人。
郝景芳1984年出生在天津，父母是大学教授，家中生活环境不错。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天津遇到大规模的下岗潮，她的一个姨妈和两个舅舅都受到波及。“一个舅舅下岗后，凌晨3点多就起床做豆包、炸春卷，5点钟就上马路摆摊，到10点钟收摊，回家睡觉，然后重复前一天的活。二姨曾经同时在两三户人家里做家政，甚至埋怨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是男孩，因为觉得女孩一般更喜欢吃菜，可以省下不少买肉的钱。”
這是她对现实中生活艰难的最早认识。“不过他们到底都是天津人，还不至于过得太差。”她对贫困最真切的认知，来自大二时的一次支教。
那是2004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郝景芳未到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羊川镇。与一切常见的学生支教组织一样，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一共3周，工作内容是教初一、初二学生的英语、美术等课程。她发现这些学生家一天三顿都吃土豆，家里教育意识弱，很多女孩虽然考上高中，但家里都不让上，要求她们打工供弟弟上学。几年前，台湾企业家捐来的电脑也几乎没有人会用，白白闲置在那里。她心中说：“他们的出路太窄。”临走时，她觉得非常无力，因为知道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
博士毕业后，郝景芳决定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原因是实习时觉得这单位的会议好高端，可以见到很多重要学者，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儿童发展教育的项目，她希望做相关的事。她接受采访时说：“我正在做的项目是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研究。包括对公平的探讨，比如找弱势群体谈他们的困难感，另外，也会搜集城市中对教育质量的意见，然后向中央政策层面提供改善的建议。”
郝景芳在北京清河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很高，但旁边还有一个棚户区，遍布小馆子和大市场。她有时吃饭时会跟店主聊天，听他们讲家乡孩子的故事，以及在北京看不起病的艰难。
这些场景在她眼前交替循环。2012年年底，她用3天时间写了短篇小说《北京折叠》，随手发在了一个网络论坛水木社区上。
在那篇小说的设定里，北京由3个空间交替折叠，不同的人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周期。第一空间的人每一次折叠有24小时的时间，享受着最好的工作与待遇；第二空间的人每一次折叠有16个小时，拥有中等的权利与待遇；而生活在第三空间的人，只能靠处理另外两个阶层的垃圾为生。每次只能是一个空间的人在活动，此时，另外两个空间的人进入受控制的睡眠，他们的建筑物会被紧紧折叠藏于地底下。3个空间的居民被禁止相互流动。
小说中，来自第三空间的垃圾工初涉第一空间时所到的那个园子，原型正是钓鱼台国宾馆。
“如果我有很多钱”
2016年8月，郝景芳到湖北国家级贫困县鹤峰出差，考察农村儿童“免费营养包”项目的实施情况。
营养包是国家卫计委研制的补充钙、铁、锌和维生素的套装，免费发给贫困县里2岁以下的孩子，以解决普遍存在的贫血和生长迟缓问题。她所在的基金会选了300个贫困县实验验证有效性，希望能推动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
郝景芳与同事们一起与省、县两级卫生、妇女部门座谈，然后进入乡镇，召集相关家庭做问卷，检查孩子的发育情况。她发现这里最稀缺的不是钱，而是意识：“多数家长并不了解婴儿营养知识，不知道微量元素，也不想去了解。如果医生不通知，他们不会想到缺营养。会买少量玩具，但基本不给孩子买书。”
和一个村医聊到留守儿童时，对方表示“没办法，老人不可能提供教育”，而在外打工的父母工资低，在所在的城市无法承担养小孩的成本。
郝景芳知道，工资低是因为孩子留在农村，打工者不用在城市里负担家庭，“因为有这些孩子，才有人口红利，才有我们整个国家的30年繁荣”。但她张张嘴，并没有对那名医生解释这些。
回到北京后，郝景芳仍会想起这段经历。她把这次下乡的经历写了一篇分析，发在微博上。在文末，郝景芳列举了“如果我有很多钱”可以做的事：在城市为打工者建托儿所，并从打工者群体中培训育儿师；拍简单通俗的电视片，讲怎样与婴儿沟通、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在那些美丽的贫困山乡建舒适的度假村，有儿童运动场、图书室、游乐项目，旅游旺季给城市家庭带孩子度假，淡季给当地孩子免费使用。
“可是我没有很多钱，可能也不会有。”发出这篇文章时，郝景芳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梦：当时她没想到，几天后，那篇几年前写下的《北京折叠》获得了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令她的这些幻想具备了变成现实的可能。
雨果奖为她带来了许多此前没想过的资源，各种邀请纷至沓来。某品牌汽车厂商找到她，答应赞助100万人民币，把她此前度假村的设想具体化，一起做一个不会分红的公益项目；中央美院的一个学院，计划为郝景芳的项目设计幼儿艺术创意课；中科院心理所计划派督导参与，建立留守儿童心理案例库；教育培训机构学而思听说她要做教育方面的创业，决定免费为项目所在贫困地区的老师提供远程培训……
打开折叠空间
“好啊，可以先谈30年租约。”2016年12月20日下午，在北京五道营胡同的一家咖啡馆，郝景芳对电话那头说。
此时，几个月前的设想已经变成了一个名为“童行书院”的项目，目前已确定第一个试点：在黔东南的楼纳村，一个正在做旧村改造的建筑师团体与当地政府签了协议，拿到了1.6平方公里的土地，设计了各种建筑，希望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乡建模式。郝景芳会在那里建一个图书馆。
按照郝景芳的计划，暑假里，她会在那里接待城市家庭，为孩子们开设自然探索、山水徒步和艺术课，为父母们讲解心理、自然和社科常识。平时，书院的老师会到周边乡镇的家庭和学校做各类辅导。她发现当地有蜡染、刺绣等民族传统工艺，觉得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当地儿童未来往家居、服饰等产品设计方向发展，为他们在汽修、理发、烹饪、建筑工地小工、流水线工人等行业和工种开拓新的出路，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些可能。
郝景芳的每一步设想都十分具体。为了能让项目可持续发展，她打算开通亲子游，并将收入完全补充给公益部分，让这个项目不依赖募捐、可持续，“其实是一个社会企业。”郝景芳说，“我现在正在为这个书院招老师，打算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每月五六千工资，希望他们结束在那里两年的工作后，可以进入大城市的商业机构教授通识教育。”
郝景芳明白，童行书院这个项目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作用实在有限。她说：“最终问题的解决，还是让他们能在父母的工作地上学。而这涉及城镇化改革中的很多问题，必须由国家层面未做。”她已经计划好，2017年，自己的工作主要放在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影响财政收支预测。她希望能借此推动财政资源覆盖到流动人口，从而改变大量留守儿童的生活。
“只靠民间慈善组织是不行的。”郝景芳说，“它需要有人影响并推动公共政策，只有这样，原本‘折叠’起来、很难向上流动的空间，才能最终打开。”
（摘自《看天下》） （责编 拾谷雨）
大部分日子，她在北京的雾霾中乘坐拥挤的地铁打卡上班。因为工作关系，她会出现在一些高端会议上，见到不少能改变世界的大人物。有时候，她也会到某个偏远山村的贫困农家，聊着这家小孩前途的问题。2017年，她计划做一些过去认为“特别有钱”后才能去做的事，将那个在小说中折叠起来的世界重新打开。
两个“钓鱼台国宾馆”
2016年3月中下旬的几天里，郝景芳得经常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去。
几百名“大人物”在这里讨论着城镇化、中国未来5年大趋势之类的宏大话题，他们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部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政要，还有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沃尔沃集团总裁、英菲尼迪全球总裁等商界精英。
这是“201 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常规会议。看着眼前的这些政要精英，郝景芳不禁感慨：“对于他们，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是喝咖啡那么容易。”
郝景芳见过很多命运需要被改变的人。
郝景芳1984年出生在天津，父母是大学教授，家中生活环境不错。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天津遇到大规模的下岗潮，她的一个姨妈和两个舅舅都受到波及。“一个舅舅下岗后，凌晨3点多就起床做豆包、炸春卷，5点钟就上马路摆摊，到10点钟收摊，回家睡觉，然后重复前一天的活。二姨曾经同时在两三户人家里做家政，甚至埋怨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是男孩，因为觉得女孩一般更喜欢吃菜，可以省下不少买肉的钱。”
這是她对现实中生活艰难的最早认识。“不过他们到底都是天津人，还不至于过得太差。”她对贫困最真切的认知，来自大二时的一次支教。
那是2004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郝景芳未到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羊川镇。与一切常见的学生支教组织一样，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一共3周，工作内容是教初一、初二学生的英语、美术等课程。她发现这些学生家一天三顿都吃土豆，家里教育意识弱，很多女孩虽然考上高中，但家里都不让上，要求她们打工供弟弟上学。几年前，台湾企业家捐来的电脑也几乎没有人会用，白白闲置在那里。她心中说：“他们的出路太窄。”临走时，她觉得非常无力，因为知道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
博士毕业后，郝景芳决定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原因是实习时觉得这单位的会议好高端，可以见到很多重要学者，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儿童发展教育的项目，她希望做相关的事。她接受采访时说：“我正在做的项目是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研究。包括对公平的探讨，比如找弱势群体谈他们的困难感，另外，也会搜集城市中对教育质量的意见，然后向中央政策层面提供改善的建议。”
郝景芳在北京清河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很高，但旁边还有一个棚户区，遍布小馆子和大市场。她有时吃饭时会跟店主聊天，听他们讲家乡孩子的故事，以及在北京看不起病的艰难。
这些场景在她眼前交替循环。2012年年底，她用3天时间写了短篇小说《北京折叠》，随手发在了一个网络论坛水木社区上。
在那篇小说的设定里，北京由3个空间交替折叠，不同的人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周期。第一空间的人每一次折叠有24小时的时间，享受着最好的工作与待遇；第二空间的人每一次折叠有16个小时，拥有中等的权利与待遇；而生活在第三空间的人，只能靠处理另外两个阶层的垃圾为生。每次只能是一个空间的人在活动，此时，另外两个空间的人进入受控制的睡眠，他们的建筑物会被紧紧折叠藏于地底下。3个空间的居民被禁止相互流动。
小说中，来自第三空间的垃圾工初涉第一空间时所到的那个园子，原型正是钓鱼台国宾馆。
“如果我有很多钱”
2016年8月，郝景芳到湖北国家级贫困县鹤峰出差，考察农村儿童“免费营养包”项目的实施情况。
营养包是国家卫计委研制的补充钙、铁、锌和维生素的套装，免费发给贫困县里2岁以下的孩子，以解决普遍存在的贫血和生长迟缓问题。她所在的基金会选了300个贫困县实验验证有效性，希望能推动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
郝景芳与同事们一起与省、县两级卫生、妇女部门座谈，然后进入乡镇，召集相关家庭做问卷，检查孩子的发育情况。她发现这里最稀缺的不是钱，而是意识：“多数家长并不了解婴儿营养知识，不知道微量元素，也不想去了解。如果医生不通知，他们不会想到缺营养。会买少量玩具，但基本不给孩子买书。”
和一个村医聊到留守儿童时，对方表示“没办法，老人不可能提供教育”，而在外打工的父母工资低，在所在的城市无法承担养小孩的成本。
郝景芳知道，工资低是因为孩子留在农村，打工者不用在城市里负担家庭，“因为有这些孩子，才有人口红利，才有我们整个国家的30年繁荣”。但她张张嘴，并没有对那名医生解释这些。
回到北京后，郝景芳仍会想起这段经历。她把这次下乡的经历写了一篇分析，发在微博上。在文末，郝景芳列举了“如果我有很多钱”可以做的事：在城市为打工者建托儿所，并从打工者群体中培训育儿师；拍简单通俗的电视片，讲怎样与婴儿沟通、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在那些美丽的贫困山乡建舒适的度假村，有儿童运动场、图书室、游乐项目，旅游旺季给城市家庭带孩子度假，淡季给当地孩子免费使用。
“可是我没有很多钱，可能也不会有。”发出这篇文章时，郝景芳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梦：当时她没想到，几天后，那篇几年前写下的《北京折叠》获得了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令她的这些幻想具备了变成现实的可能。
雨果奖为她带来了许多此前没想过的资源，各种邀请纷至沓来。某品牌汽车厂商找到她，答应赞助100万人民币，把她此前度假村的设想具体化，一起做一个不会分红的公益项目；中央美院的一个学院，计划为郝景芳的项目设计幼儿艺术创意课；中科院心理所计划派督导参与，建立留守儿童心理案例库；教育培训机构学而思听说她要做教育方面的创业，决定免费为项目所在贫困地区的老师提供远程培训……
打开折叠空间
“好啊，可以先谈30年租约。”2016年12月20日下午，在北京五道营胡同的一家咖啡馆，郝景芳对电话那头说。
此时，几个月前的设想已经变成了一个名为“童行书院”的项目，目前已确定第一个试点：在黔东南的楼纳村，一个正在做旧村改造的建筑师团体与当地政府签了协议，拿到了1.6平方公里的土地，设计了各种建筑，希望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乡建模式。郝景芳会在那里建一个图书馆。
按照郝景芳的计划，暑假里，她会在那里接待城市家庭，为孩子们开设自然探索、山水徒步和艺术课，为父母们讲解心理、自然和社科常识。平时，书院的老师会到周边乡镇的家庭和学校做各类辅导。她发现当地有蜡染、刺绣等民族传统工艺，觉得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当地儿童未来往家居、服饰等产品设计方向发展，为他们在汽修、理发、烹饪、建筑工地小工、流水线工人等行业和工种开拓新的出路，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些可能。
郝景芳的每一步设想都十分具体。为了能让项目可持续发展，她打算开通亲子游，并将收入完全补充给公益部分，让这个项目不依赖募捐、可持续，“其实是一个社会企业。”郝景芳说，“我现在正在为这个书院招老师，打算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每月五六千工资，希望他们结束在那里两年的工作后，可以进入大城市的商业机构教授通识教育。”
郝景芳明白，童行书院这个项目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作用实在有限。她说：“最终问题的解决，还是让他们能在父母的工作地上学。而这涉及城镇化改革中的很多问题，必须由国家层面未做。”她已经计划好，2017年，自己的工作主要放在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影响财政收支预测。她希望能借此推动财政资源覆盖到流动人口，从而改变大量留守儿童的生活。
“只靠民间慈善组织是不行的。”郝景芳说，“它需要有人影响并推动公共政策，只有这样，原本‘折叠’起来、很难向上流动的空间，才能最终打开。”
（摘自《看天下》） （责编 拾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