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有一样本事，凡是“相中”的东西，便要加以“改造”，使之更符合文人式的审美和意趣。这种特别的“实用主义精神”，让传自古代的中国传统物件有了更加开阔的发展途径。
　　对中国文人来说，东西的实用性、好用度固然重要，但对生活的追求需大于生活本身，对生活细节极尽讲究的“贪欲”塑造了中国文人式的文化与工艺传统。
　　晋级
　　中国的量词何其复杂，单单屏风一项，便有两个专属的、不容混淆的量词——架和座。区分其实很简单，据明人所编《天水冰山录》，围屏以“架”计，座屏以“座”计。
　　给屏风安上座，使之更为稳固，本已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能满足使用者与能工巧匠的追求。在传统家具迅猛发展的有明一代，可拆卸的插座式座屏诞生了。插屏以其灵活性、方便性备受宠爱，抢走了其他式样屏风的许多风头。
　　无论是否可以拆卸，座屏显然都是屏风中的主流。到了明代，“屏风”一词甚至已专属于座屏。
　　座屏可为单扇，但更多时候为多扇，较常见的如三扇、五扇，亦称“三屏风”“五屏风”，多为落地大件。而插屏则多为单扇，可大可小，制式、材料上也更加灵活。
　　插屏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家具技法的革新，同时也为屏风本身的设计赋予了更多可能。插屏的座多为木制，屏心可全为木材，加以雕琢或裱以书画：或以木框嵌芯，如使用各类玉石、大理石、瓷板等。后者多为小件。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屏风理应属于大件家具，然而事实上，座屏的大小完全可以根据需求任意更改，高可达数米，矮不足一尺，这大概可算得上尺寸差异最大的传统家具之一了。其中，小件的座屏虽诞生较晚，但无论实用性还是观赏性都丝毫不差于其较大版本。
　　早在宋代，便出现了置于床榻之上的所谓“枕屏”——睡眠时挡风之用。这本是屏风的基础功能之一，但将之缩小而置于枕后，总让人觉得多了几分可玩味之感。而其更多的意趣，还要属文人的“赋能”。
　　熨帖
　　文人“觊觎”屏风的历史由来已久，直至可以追溯到“鼻祖”苏轼。宋代赵希鹄所作《洞天清禄集》中有《研屏辩》五则，其中一则称“古无砚屏，或铭砚多镌于砚之底与侧。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既勒铭于砚，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
　　苏东坡、黄山谷等那一批好友，将“文人”这一概念定义完备，为“文人”这一群体竖起标杆。从文人的艺术创作，如文人画、文人书法，到文人的生活意趣，如赏石、玩砚。自此之后，“文人”成为一个特定的专有名词，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和精神生活。
　　文人式的讲究，在于对生活之微的重视、对生活之味的体会。在平凡生活中，它既是可有可无的，又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超越式的追求，构筑起文人精妙的日常生活的版图。
　　试想：深秋午后，凉风习习，一人于书斋一角的卧榻上小憩，书案上铺着尚未完成的半纸山水，笔架于山，墨陈于床，砚台一侧立有一屏，以阻隔吹进屋内的秋风，使砚中之墨不至于即刻干涸。
　　这是一种何等的熨帖与讲究。
　　为自己的砚台立一座屏风，该是怎样有趣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文人的“疯癫”也正在于此，米芾既能拜石，山谷對砚台墨汁的“呵护”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万物有灵”之论似乎在浪漫主义的文人心中烙印得尤为深刻。
　　如果说枕屏尚可勉强算作家具之一种，那么砚屏则是屏风向文玩转变的标志。挡风的功用虽在，但因为服务对象的变化——从人类到砚台，其实只能被称作文房用具了。
　　事实上，自宋代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案上置屏已属于文人书房的常见摆设。彼时彼地的座屏，已成为全然的陈设品、欣赏品、把玩品，而与其原本的实用功能几无相关了。
　　韵味
　　屏风原本象征的是权力、等级、富贵等宫廷及官宦元素，文人的介入改变了其在人们心中富丽堂皇的贵胄印象，代之以风雅的美学韵味。尽管如此讲究的使用者必然也是非富即贵，但弱化“富”而强化“贵”，使得座屏的文化内涵大大升高和丰富。
　　中国的官宦文化与文人传统本为同源，古代文人除少数格外清高、不问仕途者，大多仍以兼济天下的仕宦之路为目标，即所谓“文人士大夫”。但在艺术、审美、生活理念、精神追求上，“文人”与“士大夫”实则却大相径庭。微缩于座屏一项，立于宰相身后与置于画案之上，其间的差异之大不言自明。虽这两种文化体系并无高低之分，但论及精神内核，文人范畴显然具有更多可深度挖掘的可能。
　　案头的小小座屏，早没了其初期的王霸之气，却多了几分文雅、闲适的悠游之趣。变小了的屏风，变得更加私密和个人化，充满了拥有者独特的审美和气质。从家具变成文玩，这实在是一种有趣的转折。可话又说回来，当其实用价值尚未被完全“剥夺”之前，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型“摆件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