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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訪問澳門，並在2月21日“澳門社會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啟動大會”上發表講話，著重闡述了宣傳推廣基本法的三點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於3月7日參加澳門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團討論會時發表講話，也講了三點意見。兩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高屋建瓴，寓意深刻，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基本法的精神實質。筆者僅針對涉及《澳門基本法》核心理念的若干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總結出幾組辯證關係，以求教於各位專家學者。
“一國兩制”是目的還是途徑？
談到《澳門基本法》（《香港基本法》亦然），就不能不提起“一國兩制”。因為“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體現”。《澳門基本法》“序言”中即明確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這裡提到的“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當首先包括“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吳邦國委員長在講話中強調，“基本法的生命在於實施，基本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中央政府對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既要貫穿基本法實施的全過程，還要作為是否忠實執行基本法的重要檢驗標準”，這一觀點也適用於“一國兩制”方針與基本法的關係。
應當如何恰當地評價“一國兩制”方針及時法律體現《澳門基本法》的性質與意義呢？在較長的時間裡，有人將“一國兩制”方針理解為國家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目的所在。現在看來有失偏頗。吳委員長指出，中央政府制定在澳門的方針政策，“其核心是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其關鍵是保持澳門的穩定和發展，其途徑是採取‘一國兩制’的辦法”。可見“一國兩制”（及其法律體現《澳門基本法》）只是爲了實現一個根本目的或宗旨的有效途徑。
那麼，根本的目的或宗旨是什麽？吳邦國委員長在講話中闡述得非常清楚：“中央政府對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兩條，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二是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一思想於20世紀80年代由鄧小平同志提出，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的時代得到實施，在胡錦濤及其後任主政時期得以延續。
因此，我們應當以堅持“一國兩制”方針、認真貫徹《澳門基本法》為途徑，力求保證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這是擺在澳門特區政府、全體澳門民眾以至全中國人民面前的神聖使命。
“不變”以五十年為限還是永遠有效？
《澳門基本法》中有一條基本原則，即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原則。《澳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的第五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自《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相繼誕生以來，關於資本主義制度在兩個特別行政區“不變”的期限一直是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從邏輯上講，當然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不變”以“五十年”為限，到時候就可能改變；二是“不變”未必受“五十年”限制，到時候可以再討論。儘管目前尚無權威性的結論，但人們的關注始終十分強烈。
吳邦國委員長的講話使我們茅塞頓開。他說：“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同時，在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基於澳門的歷史與現實情況作出的選擇，是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唯一可行辦法，是我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在處理澳門問題上的反映。”這裡使用了一個限制性和感情色彩都很強烈的詞彙：唯一。既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唯一可行辦法，而這個“長期”當然不限於五十年，那麼，五十年後爲了繼續保持澳門的繁榮穩定，理所當然不能改變其實行已久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在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僅有“五十年不變”，而是“永遠不變”。
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永遠不變”，不僅僅能保持澳門自身的利益，而且有利於國家的社會主義主體部份。吳委員長在講話中引用鄧小平同志的話，進行了鮮明的對比：“‘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允許在自己的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可見澳門保持資本主義永遠不變不只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且顧及了整個祖國的大局。
其實，在《澳門基本法》中可以找到這一“永遠不變”思想的依據。《澳門基本法》序言中即開宗明義：“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在這裡，“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與“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存，並沒有“五十年”的限制性時間狀語。這一表述應當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精神實質。可以通俗地說：澳門（香港）特別行政區與資本主義制度共存，特別行政區存在多久，資本主義制度就存在多久。永遠不應改變，也不能改變。
《基本法》是單向規定還是雙向規範？
《澳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吳邦國委員長所指出的，“基本法的內容就是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這在《澳門基本法》的序言中闡述得非常清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被《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在澳門特區實行的制度，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包括國家設立和管理特別行政區的原則，中央政府與特區的關係，特區的政治體制以及經濟、文化、社會事務、對外關係，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以及基本法的解釋與修改等等。沒有《澳門基本法》的種種規定，就沒有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沒有澳門特區的現行體制與運作機制。 然而，萬萬不可將《澳門基本法》片面地理解為只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單向規定，因為它也規範了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實質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即：國家主權，中央授權，高度自治。首先是國家對澳門具有主權權力。吳委員長專門使用了“主權權力”這個詞組，強調了這是中央政府對澳門具有管治權和可以授予澳門自治權的前提。而澳門特區的一切權力都是中央政府授予的，捨此便沒有澳門特區政府的任何特權和任何作為。在這個基礎上，澳門特區政府才能夠在《澳門基本法》的框架內，不受中央政府幹預，自行處理有關事務，從而實現高度自治。
爲了保證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合法進行，《澳門基本法》規定了相應的機制。例如，特區行政長官在負責執行基本法的過程中“既要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必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法定範圍內“可以將有關法律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特區終審法院審理案件時，在法定情況下“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有關條款作出解釋”，等等。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是受到《澳門基本法》規範的。2012年特區政府提出有關兩個選舉辦法修改的“政制發展”問題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就是一個經典的例證。
其實，中央政府在制定《澳門基本法》的同時，也為自己正確處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為制定了規範。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實施授權的行為是十分嚴肅的，正如委員長在講話中著重指出的：“中央的行為也要受基本法約束，這充分保障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考察《澳門基本法》的具體條文，我們對這一點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澳門基本法》中專門設立第二章來規範“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其中的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幹預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征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綜上所述，《澳門基本法》是對澳門特區和中央政府的雙向規範，而絕不是對澳門的單向規定或限制。
“澳人治澳”是絕對戒律還是相對政策？
在涉及澳門政治生活的話語中，“澳人治澳”總是同“一國兩制”相隨相伴，密不可分的。而且在“澳人治澳”後面，還會加上四個字：高度自治。換言之，人們在文獻資料中看到的“標準”表述形式通常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澳門基本法》中的許多內容確實保證了“澳人治澳”精神的貫徹實施。例如，根據基本法有關條文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甚至“公務人員”都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一些關鍵性的崗位還對在澳門居住的年限有特定的要求。對於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澳門特區一向是嚴格遵守，認真執行的。
然而，“澳人治澳”同地方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絕不是一回事。竊以為“澳人治澳”並不是絕對的清規戒律，而是一種相對意義的政策。其相對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澳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從來就沒有“絕對”的“澳人”，因為即便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追溯到四、五百年前，其祖先也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的。根據基本法和澳門的現行政策，“非澳人”可以通過技術移民、婚姻移民（以前還有投資移民）等途徑申請成為“澳人”；符合條件的非永久性澳門居民可以經過7年居留後申請轉為永久性澳門居民。所以說，“澳人”是一個不斷擴大外延，從而內涵也逐漸改變的概念，足以體現其相對性。
其次，治澳的“澳”也是一個相對概念。隨著填海區域的擴大、粵澳合作的深化，“澳”的範圍也在逐漸擴展。君不見，隨著澳大橫琴校區的建成，澳人“治澳”的範圍不是擴大到橫琴去了嗎？隨著澳門在台灣或其他地方設立辦事處、代表處，“治澳”的範圍不是將進一步延伸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澳區人大代表討論會的講話中就包含澳門要走向世界的觀點。他說：“澳門人不一定都在澳門，澳大辦得好，將來很多人會走向世界。新加坡不大，但國際影響力很大；澳門也不大，同樣可以做到。”
將“澳人治澳”理解為一種相對政策而科學地、合理地貫徹執行，是澳門自身的迫切需要。張德江常委在講話中叮囑澳門要“居安思危”，要“增強憂患意識”，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澳門的軟肋。他指出澳門目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博彩業一業獨大”，二是“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任重道遠”，三是“人才特別是各類專業人才缺乏，造成現在人力資源供給不足”。所以張德江同志提出殷切希望：“澳門要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利用當前有利條件統籌資源，為澳門長期繁榮和長治久安奠定堅實基礎。”在“澳人治澳”方針的指引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非澳人），倡導“國人建澳”的大人才觀、大政治地理觀，澳門的明天一定會像我們偉大的祖國一樣，更加美好，更加光輝燦爛。
（作者是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一國兩制”是目的還是途徑？
談到《澳門基本法》（《香港基本法》亦然），就不能不提起“一國兩制”。因為“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體現”。《澳門基本法》“序言”中即明確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這裡提到的“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當首先包括“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吳邦國委員長在講話中強調，“基本法的生命在於實施，基本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中央政府對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既要貫穿基本法實施的全過程，還要作為是否忠實執行基本法的重要檢驗標準”，這一觀點也適用於“一國兩制”方針與基本法的關係。
應當如何恰當地評價“一國兩制”方針及時法律體現《澳門基本法》的性質與意義呢？在較長的時間裡，有人將“一國兩制”方針理解為國家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目的所在。現在看來有失偏頗。吳委員長指出，中央政府制定在澳門的方針政策，“其核心是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其關鍵是保持澳門的穩定和發展，其途徑是採取‘一國兩制’的辦法”。可見“一國兩制”（及其法律體現《澳門基本法》）只是爲了實現一個根本目的或宗旨的有效途徑。
那麼，根本的目的或宗旨是什麽？吳邦國委員長在講話中闡述得非常清楚：“中央政府對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兩條，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二是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一思想於20世紀80年代由鄧小平同志提出，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的時代得到實施，在胡錦濤及其後任主政時期得以延續。
因此，我們應當以堅持“一國兩制”方針、認真貫徹《澳門基本法》為途徑，力求保證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這是擺在澳門特區政府、全體澳門民眾以至全中國人民面前的神聖使命。
“不變”以五十年為限還是永遠有效？
《澳門基本法》中有一條基本原則，即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原則。《澳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的第五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自《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相繼誕生以來，關於資本主義制度在兩個特別行政區“不變”的期限一直是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從邏輯上講，當然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不變”以“五十年”為限，到時候就可能改變；二是“不變”未必受“五十年”限制，到時候可以再討論。儘管目前尚無權威性的結論，但人們的關注始終十分強烈。
吳邦國委員長的講話使我們茅塞頓開。他說：“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同時，在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基於澳門的歷史與現實情況作出的選擇，是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唯一可行辦法，是我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在處理澳門問題上的反映。”這裡使用了一個限制性和感情色彩都很強烈的詞彙：唯一。既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唯一可行辦法，而這個“長期”當然不限於五十年，那麼，五十年後爲了繼續保持澳門的繁榮穩定，理所當然不能改變其實行已久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在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僅有“五十年不變”，而是“永遠不變”。
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永遠不變”，不僅僅能保持澳門自身的利益，而且有利於國家的社會主義主體部份。吳委員長在講話中引用鄧小平同志的話，進行了鮮明的對比：“‘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允許在自己的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可見澳門保持資本主義永遠不變不只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且顧及了整個祖國的大局。
其實，在《澳門基本法》中可以找到這一“永遠不變”思想的依據。《澳門基本法》序言中即開宗明義：“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在這裡，“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與“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存，並沒有“五十年”的限制性時間狀語。這一表述應當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精神實質。可以通俗地說：澳門（香港）特別行政區與資本主義制度共存，特別行政區存在多久，資本主義制度就存在多久。永遠不應改變，也不能改變。
《基本法》是單向規定還是雙向規範？
《澳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吳邦國委員長所指出的，“基本法的內容就是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這在《澳門基本法》的序言中闡述得非常清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被《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在澳門特區實行的制度，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包括國家設立和管理特別行政區的原則，中央政府與特區的關係，特區的政治體制以及經濟、文化、社會事務、對外關係，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以及基本法的解釋與修改等等。沒有《澳門基本法》的種種規定，就沒有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沒有澳門特區的現行體制與運作機制。 然而，萬萬不可將《澳門基本法》片面地理解為只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單向規定，因為它也規範了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實質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即：國家主權，中央授權，高度自治。首先是國家對澳門具有主權權力。吳委員長專門使用了“主權權力”這個詞組，強調了這是中央政府對澳門具有管治權和可以授予澳門自治權的前提。而澳門特區的一切權力都是中央政府授予的，捨此便沒有澳門特區政府的任何特權和任何作為。在這個基礎上，澳門特區政府才能夠在《澳門基本法》的框架內，不受中央政府幹預，自行處理有關事務，從而實現高度自治。
爲了保證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合法進行，《澳門基本法》規定了相應的機制。例如，特區行政長官在負責執行基本法的過程中“既要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必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法定範圍內“可以將有關法律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特區終審法院審理案件時，在法定情況下“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有關條款作出解釋”，等等。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是受到《澳門基本法》規範的。2012年特區政府提出有關兩個選舉辦法修改的“政制發展”問題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就是一個經典的例證。
其實，中央政府在制定《澳門基本法》的同時，也為自己正確處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為制定了規範。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實施授權的行為是十分嚴肅的，正如委員長在講話中著重指出的：“中央的行為也要受基本法約束，這充分保障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考察《澳門基本法》的具體條文，我們對這一點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澳門基本法》中專門設立第二章來規範“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其中的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幹預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征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綜上所述，《澳門基本法》是對澳門特區和中央政府的雙向規範，而絕不是對澳門的單向規定或限制。
“澳人治澳”是絕對戒律還是相對政策？
在涉及澳門政治生活的話語中，“澳人治澳”總是同“一國兩制”相隨相伴，密不可分的。而且在“澳人治澳”後面，還會加上四個字：高度自治。換言之，人們在文獻資料中看到的“標準”表述形式通常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澳門基本法》中的許多內容確實保證了“澳人治澳”精神的貫徹實施。例如，根據基本法有關條文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甚至“公務人員”都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一些關鍵性的崗位還對在澳門居住的年限有特定的要求。對於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澳門特區一向是嚴格遵守，認真執行的。
然而，“澳人治澳”同地方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絕不是一回事。竊以為“澳人治澳”並不是絕對的清規戒律，而是一種相對意義的政策。其相對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澳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從來就沒有“絕對”的“澳人”，因為即便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追溯到四、五百年前，其祖先也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的。根據基本法和澳門的現行政策，“非澳人”可以通過技術移民、婚姻移民（以前還有投資移民）等途徑申請成為“澳人”；符合條件的非永久性澳門居民可以經過7年居留後申請轉為永久性澳門居民。所以說，“澳人”是一個不斷擴大外延，從而內涵也逐漸改變的概念，足以體現其相對性。
其次，治澳的“澳”也是一個相對概念。隨著填海區域的擴大、粵澳合作的深化，“澳”的範圍也在逐漸擴展。君不見，隨著澳大橫琴校區的建成，澳人“治澳”的範圍不是擴大到橫琴去了嗎？隨著澳門在台灣或其他地方設立辦事處、代表處，“治澳”的範圍不是將進一步延伸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澳區人大代表討論會的講話中就包含澳門要走向世界的觀點。他說：“澳門人不一定都在澳門，澳大辦得好，將來很多人會走向世界。新加坡不大，但國際影響力很大；澳門也不大，同樣可以做到。”
將“澳人治澳”理解為一種相對政策而科學地、合理地貫徹執行，是澳門自身的迫切需要。張德江常委在講話中叮囑澳門要“居安思危”，要“增強憂患意識”，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澳門的軟肋。他指出澳門目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博彩業一業獨大”，二是“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任重道遠”，三是“人才特別是各類專業人才缺乏，造成現在人力資源供給不足”。所以張德江同志提出殷切希望：“澳門要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利用當前有利條件統籌資源，為澳門長期繁榮和長治久安奠定堅實基礎。”在“澳人治澳”方針的指引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非澳人），倡導“國人建澳”的大人才觀、大政治地理觀，澳門的明天一定會像我們偉大的祖國一樣，更加美好，更加光輝燦爛。
（作者是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