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一向自闭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关注迥异于自我的“他者”。对外国、外国人的体验构成中国人全新的经验与情感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充满创伤的体验。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带来的是国土沦丧、民不聊生的血泪屈辱；另一方面，强大的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让国人看到了自身的落后。于是，国人对西洋、东洋这类的词语既充满仇恨，又充满畏惧和羡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早期知识分子留学异邦寻求救国之路，并用他们的文字塑造了一系列异国形象。作为弱国子民的一代知识分子踏上完全陌生的国度。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头脑中的异国形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些形象与其说是言说异国，不如说更多的是在言说自我，是对自身传统的观照、反思，并且总与作者的民族、国家意识纠结在一起。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就是一个典型。
　　1913年。郁达夫在人生“最纯美”的年龄——17岁，随长兄郁华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求学生活。当时的日本，经历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寄托政治理想的乌托邦。郁达夫反映留日生活心路历程的小说集《沉沦》以第三人称叙事者的身份，向我们展示了在工业文明背景下，有着“明媚河山”和“如花美女”的岛国里一幕幕中国游子的爱情悲剧。小说中的他者——日本形象背后，都有一个赢弱的、带着“两行清泪”的忧郁的作者自我形象与之对应，这正是一个弱国子民身处异邦的屈辱和悲哀的真实写照。
　　郁达夫是在家蛰居三年之后来到日本的。对国内现实不满和叛逆的他初到日本，被解放的自由带给他短暂的激动与兴奋。美丽的大海、明媚如画的濑户内海、山清水秀的长崎激起了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景仰：“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殖来看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也总要生出神仙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当时正值多情善感、中国岁是十八岁哩!”从自然地域意义上感受到的日本形象，在他眼中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理想色彩。
　　对于处于青春躁动年龄的郁达夫，在商业气息浓厚的日本，美丽的日本女子更是吸引了他的关注。在小说集《沉沦》中塑造了几个不同的日本女性形象，她们带给小说主人公多是正面的感受。《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在妻子去世后无限伤感，唯一能带给他安慰的是一家小酒馆的当炉女——静儿。“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容貌也只是平常，但是她那一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知什么理由，使见过她一面的人，总是忘不了。”心地善良的静儿愿意倾听他对亡妻的思念，像对待一位多年的老友一样劝慰他。得知静儿将要嫁人的消息，主人公无限悲痛，最后，主人公甘愿卖掉自己珍爱的书换钱给静儿买结婚礼物。这个故事中的静儿是一个善良、体贴、柔顺的女性形象，她留给主人公是美好的印象，是“能相互劝慰的知心好友”。《沉沦》中忧郁的中国留学生眼中的日本女学生拥有“活泼的眼神”，天真可爱。旅馆老板的女儿是“长方的脸儿，眼睛大的很，笑起来的时候，面上有两颗笑靥”，甜美动人。《南迁》中文弱的中国留学生伊人眼中的女学生O小姐笑起来的时候“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另外一个女子M则有“一双活眼睛，也大得很”，也是非常美丽的形象。
　　在《沉沦》这个集子的三篇小说中，每一篇都少不了日本女性。这些女子在主人公中国留学生的眼中。即使容貌不是很出众，也是眼神如秋水。笑靥如花，充满诱惑力。她们代表着作者对这个岛国最温柔的、理想色彩浓厚的记忆。日本女子与中国留学生的恋情也就构成了《沉沦》中的基本叙事框架，但这些故事往往又都是以悲剧收场。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横亘在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性之间的，还有一群个性比较模糊的日本男性。与性情孤僻、精神悒郁、多愁善感的中国留学生相比。这些男性形象都是强悍的，总是几乎不要什么行动就可以把作为对手的中国留学生打败。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中国留学生了解到静儿要嫁给“大学前面那一家酒馆的主人”，“他”即使鼓起勇气去找静儿，也只是卖掉珍爱的书换来两件礼物送给她，始终没尝试任何实质的努力来挽回局面。这个日本男人成为作者头脑中强大的日本的代表，他的身份由于其国别身份而得到了强化，虽个体形象模糊，却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民族的落后所造成中国留学生潜意识中的软弱与不自信。
　　同样，《沉沦》中敏感的男主人公觉得周围的人的眼光都充满恶意。射在他的脊背上，“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复仇”这样的字眼在文章中反复出现，反映了一个身处异国的留学生孤单、敏感的心境。郁达夫曾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中国在世界竞技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了中国今后的命运，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为什么主人公总会对见到的日本女子一见钟情，又总在有日本男性的场合之下变得特别的敏感自卑呢?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深刻的作家，郁达夫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男性中心意识，与男性相比，女性毕竟边缘化一些，她们身上的民族身份易被淡化，因而他看待日本女性的眼光会更加温婉、宽容一些，关注更多的往往是她们作为女性的柔美的一面，然而对于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日本男性，他们总是更容易提醒作者自己的民族、国别身份，于是小说中自尊心受挫的中国留学生总会对出现的日本男性充满着复仇的情绪。在《沉沦》中，“他”就本能地把酒楼中的日本男人对侍女的调笑看做是对自己的侮辱与歧视，主人公最后带着悔恨投海自杀时，留下断断续续的呼喊：“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代表强大、发达的日本民族的日本男性总是对作为留学生的主人公起破坏、压迫的作用，他们的笑声、眼神以及对女学生的招呼，他们的有礼无礼都使主人公感到他们是强者日本，而自己是个弱者中国。虽然这三篇小说中没有什么个性鲜明的男性形象，却形成了一个强悍的日本男性群体，这个作为集体想象物的强大的群体，与弱小的中国留学生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其背后，是强大的日本民族。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看似没有多大阻力的情况下，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性的爱情注定没有结果。强大的日本男性集体形象与中国留学生在异国被强化的民族身份、国家意识相对应的，在言说他者的同时，作者更多的是在言说自我。
　　留日期间，郁达夫正是处于充满青春理想与热情的年龄，对于怀揣救亡梦想的中国早期留学生，面对一个强大的日本民族，被强化的异国身份造成了他的敏感与忧郁。然而，他毕竟正值年少，兴盛的日本，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美丽的女子，也曾留给他难忘的感受。小说在言说他者的同时。更多的是反观作为一个中国人身份代表的自我。这些形象总是交织着作者复杂的感情，因此在《归航》一文中，他一方面表示要离开日本，因为曾受了不少凌辱，“不愿意第二次使她来吻我的脚底”，另一方面又说，“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在我脑子里来，怕就是你这岛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