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以本土安全为应对周边核战略态势的首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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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就是要建立核威慑力
  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意味着它在违反联合国涉朝核问题决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朝此次核试后,与朝核问题利益攸关的国家进行了多次实测,没有得出朝成功试爆了氢弹的结论,白宫发言人更是公开表示怀疑。各国专家多认为,朝并不具备拥有成熟制造氢弹技术的能力。有美国学者称,朝此次试爆的可能是介乎核弹和氢弹之间的“加强型原子弹”,有虚张声势的成分。
  
  国际舆论对朝鲜为何要在东北亚内部关系有所缓和、平壤自2014年年中开始的“魅力攻势”和民生改善工程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来这么一下感到费解。日本总研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早稻田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李钟元、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研究员安托万·邦达等都认为,朝此次进行核试主要还是为了巩固金正恩的权力,把朝民众紧密团结在他身边,同时也是为了显示对中国的不满,并且刺激美国坐下来与朝谈判。当然,这背后可能还有朝内部对中美关系近期发展趋势的研判结果在起作用。
  2015年12月10日,金正恩宣称朝鲜已成为一个准备好使用核弹和氢弹的“核强国”。不到一个月,朝就再次进行核试,显示了其成为有核国家的决心不可动摇。金正恩上台后,不仅实现了拥核入宪,而且坚定实施“并举方针”,一手发展核武器,一手改善民生,显示出日益巩固的国内领导力。对于朝的“并举方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连瑰教授发出提醒:这个方针的两手,究竟是一件事的两个侧面,还是可以分开的两件事,人们需要认真观察。
  事已至此,是否可下结论?朝鲜“并举”的两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并非可以分开审视和处理的两件事。朝接连四次核试,使得一些人十数年来对朝核计划意图的判断正式沦空——那种判断并不相信朝鲜真心拥核,而是认为朝只是要借推进核计划撬动大国解决其安全关切,最终用弃核来换取朝美关系正常化等对朝有利的结果。现在看来,朝鲜就是要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确立对邻国和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依靠自己的手段获得持久的政权安全。
  当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朝核问题刚开始冒头时就断定朝鲜就是为了拥核而研核。即便朝鲜自己,也未必在当初启动核计划时就下定了要成为核国家的决心。一个巴掌拍不响,坏的结果从来都是在一步步的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没有美国在政府换届过程中一次次搁置美朝对话成果,没有美国情报部门和新保守派在2005年澳门汇业银行案上小题大做不断收紧对朝金融封锁,朝又怎可能在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中反反复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又怎可能在每取得重大进展的当口陡生挫折?
  尽管朝仍未在名义上放弃半岛无核化目标,但这对其来说不过是个随时取用的标语口号罢了。国际舆论多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制裁迫朝鲜弃核的意图已经失败。法国《费加罗报》1月7日引述“一些专家”的话披露,朝鲜“可能已经有能力制造出至少15枚核弹头”。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去年12月18日发表前助理国防部长沃勒斯坦的署名文章指出,朝鲜可能正在扩大其核储备,“据估计,目前约有6至10枚核武器,到2016年底可能达到20枚或更多,到2020年可能达到50枚或更多。”
  美国不会给朝“正眼”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趋势应当从战略和技术两个层面加以研判。在战略层面上,我们要思考,朝鲜是否准备和能够把其自视为已经拥有的核硬件、核能力转化为与外界接触、谈判的筹码?如果这种接触、谈判得以实现,将会在何方之间进行,朝鲜准备把它引向何方?
  果不其然,第四次核试后不久,朝摆出了希与美、中、韩签署和平协议的外交姿态,进而向美国开出“停止核试验”的要价(请注意是“停止核试验”不是“弃核”)——朝外务省发言人1月15日发表谈话称,朝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因此朝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稳定的局势与和平的环境;“朝提出的以美国停止联合军演换朝鲜停止核试验、朝美缔结和平协议等一切建议依然有效”。
  这个停核“建议”没有把中国放进去,也不提韩国,说明朝并不愿其所憧憬的谈判在中朝或朝韩之间进行——当然这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朝方的核心关切,而是更希望能与美国坐下来直接谈、双边谈,以两个有核国对话的方式谈,谈的内容恐怕是要越过核问题一揽子安排朝鲜半岛的未来。朝方最需要的可能是: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韩国放弃对朝吞并“野心”,以与朝签署双边协定的方式(或许可由其他国家担保见证)向朝做出永久性的安全承诺,经由朝美双边主车道实现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值得注意的是,朝方提出的“美国停止联合军演”条件并不等于要求美军撤出朝鲜半岛,这是否意味着朝想把同意美军继续留驻身边做成一张牌?是否也需要美国管住韩国、日本内心的核研发冲动?目前不得而知。
  然而,美国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给朝鲜“正眼”的。奥巴马执政后半程,对朝奉行所谓“战略耐心”(也译“战略忍耐”)政策,其实质是一种“战略冷漠”,或者说“战略不理睬”。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对中东问题的关注欲罢不能,必须优先处理那个方向上的挑战和隐患,急于寻求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突破。尽管随着伊核问题六方日内瓦协议的达成,这个目标已经阶段性地实现了,但奥巴马有效任期只剩不到一年,就算有心在朝核问题上谋求作为,时间上也已来不及。另一方面,经历了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因朝另辟蹊径搞起铀浓缩而宣告作废、2005年六方会谈达成“9.19共同声明”后不久朝即重启核试、2012年美朝达成“2.29协议”后半岛安全形势发生一系列波折,美国国内无论是主张继续外交谈判的人还是对朝强硬分子,普遍认为朝在“玩弄”、“讹诈”美国,故而对朝信任荡然无存,拒绝向朝做出任何实质性妥协在华盛顿已成“政治正确”。
  “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旗帜,如果与朝做交易,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都势必对外释放出美国在半岛存在度下降的信号,而这事关美国亚太战略的严肃性和国际声威、东北亚同盟体系的稳定和国内政治的基础,奥巴马政府断不会考虑。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朝决定进行第四次核试,未必是冲着奥巴马来的,而是针对后奥巴马时代朝美关系的重大布局,是要在一位比奥巴马更强势有为的美国总统上台前,尽可能多地手握对美打交道的资源和筹码。   朝导计划应引起更多关注
  问题自然延伸至第二个层面——技术层面。这是能真正触动美国的层面。朝不会因“成功”试爆了“氢弹”就给其核计划放假,相反,会加紧推进与核计划相配套的导弹研发计划。朝一直急于为其笨重的核武装置实现“小型化”,装上好用的引爆器和导弹发射“翅膀”。美国是一个视本土安全高于一切的国家,只有朝鲜真正具备了陆基甚至海基的中远程导弹发射能力,美国才会真正开始重视朝核问题。
  朝鲜在1985年的时候还只有射程300多公里的“化城5”型导弹,1990年时研制出了射程90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弹头的“劳动-1”型导弹,这几年又拥有了负载重量1000公斤、有效射程3000至5000公里的“大浦洞-2”型导弹和外界缺乏了解、射程可能达6000公里的KN-08洲际导弹(一般认为这两种远程导弹均未达到服役水平)。朝于2015年5月对其首枚潜射导弹“北极星”KN-11进行了水下发射测试,11月又在移动驳船上对该型导弹进行了飞行测试。尽管测试并不成功,但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朝孜孜以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导弹发射能力的努力。今年1月8日,“氢弹”试验两天后,朝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段金正恩视察潜射导弹发射试验的视频。可以看到身着大衣和呢帽的金正恩立于船头,当导弹冲出水面在半空中划出火光,金正恩露出了微笑。虽然事后有美国专家指此段视频存在作假痕迹,但它向美国传递信号的意味却不可忽略。
  中国处理朝核问题需要路径创新
  自朝核问题成其为问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直接相关各方一直在复杂逻辑思维的困局中苦苦挣扎,现在似乎到了引入“简单逻辑学”的时候。
  中国已成为被“核包围”的大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升高。我的建议是,中国应以本土安全为首要和核心的出发点,并且真正着眼长远,对周边的核战略态势作出应对。既不要把自身战略安全环境改善的希望寄托于利用一国抗衡另一国,也不要指望通过向某国提供核保护伞或长期经济援助来感化、换取它从根本上调整核政策。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都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大国之道和对象国的处世原则,最终会把中国自身安全抵押上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身战略安全归根结底要靠自己来塑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在《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一书中列举了八个外交更加有为的案例,其中之一便是“朝核机制”。他认为,通过在六方会谈中的磨合,中国外交目标得到彰显,即,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现路径必须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他判断:在朝核问题上,只要不让任何一方鲁莽寻衅,时间越长对中国就越有利,美国在东北亚的传统主宰力终将式微,中国作为近邻大国的影响力则会相应上升。不过王逸舟也指出,六方会谈无法强制执行某种措施,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应加强对相关国家的约束力,使之认识到中国不仅不会为它们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也会让它们为之付出必要的代价。
  不确定性已多次呈现,处理朝核问题需要路径创新。中国是否已经开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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