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之于命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以至于让境遇相似的两人走向完全不同的终點，恰如《史记》中同传的屈原与贾谊。
　　屈原的一生，也曾走过“王甚任之”，不幸“谗谄蔽明”而遭疏远放逐，但他“存君兴国”，然“终无可奈何”，当再次被放逐就是“怀石汨罗”，时六十三岁。其波折生平产生的丰沛感情凝成了一颗溢香的仁子，继而被他投入文学创作。老舍的“我说不出来”，这是情到深处的语塞。而屈原却大敞了心胸大开了话匣，书两千七百余字，一篇《离骚》成了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这是经历与学识盈满腔腹，文字如激湍自星君的盂倾泻。末了，“朕”且“抚情效志，冤屈自抑”，谨以此“明告君子”！
　　是的，他看得很明白。他始终清楚自己是一枝香草并且以此为豪。当他反复申述理想诉说所受迫害或批判黑暗描绘幻想时，孝悌与忠信之气溢于言表。他的心中有一口咽不下的气，而这正反应着屈原的性格：逆境却不消沉，悲苦反更坚贞。这性格使其毁灭愈显悲壮，愈为世人所怀所扬。
　　正因此，《屈原贾生列传》才论道：“屈平行正，以事怀王。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章。赋骚见志，怀沙自伤。百年之後，空悲吊湘”。而贾谊却有着不同的结局，令人唏嘘。于此，我且为同为该文主角的贾谊也写几句：“贾生秀才，超迁太中。和洽更法，周灌张冯。適去长沙，赋吊屈平。服鸟引赋，文帝前迎。堕马哀殁，释知遗形。”
　　贾谊与屈原的早期经历相似。风华正茂，众以为能，“一岁之中超迁太中”。无奈何事修傍兴，冯敬属尽进谗言，由此贾谊遭疏適去，“意不自得”。到任三年鵩鸟入舍，乃作《鵩鸟赋》自广。再一年多文帝召回，依旧满腹经纶、一腔热忱，然而“不问苍生问鬼神”。令傅梁王，梁王堕马，由是贾谊自认失职，过度哀恸致死，时仅三十三岁。与屈原义无反顾地一跃相比，贾谊的结局似乎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可笑，生生多出些叹惋。
　　贾谊论“谗谀得志”“方正倒植”，一声“世罔极兮”便是伤己，而“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也足见其郁结烦闷，心绪不宁。他欲借鵩鸟之口，道出对人生及宇宙万物的诸多哲学思考，可贾生已至低谷，这肆意呻吟又如何能涂抹得了失意带来的凄凉？不公让这两人失意，性格却使他们异地——毕竟屈子不移白首，而贾生却已坠青云之志。
　　屈原与贾谊，于前者我们往往赞扬其顽强不屈，于后者我们则是哀其怀才不遇。何以如此？便是性格之于命运的最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