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人类一次次走出非洲，播迁于世界各地，最终形成了以世界五大文明为代表的人类古文明。童年时代的人类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文明，生长在适合农业的地区。
　　在欧亚大陆，这些古文明犹如星星点点的绿洲，总是遭受周边游牧部族的威胁。或者因为气候的变化给山地和草原牧民带来灾难，或者出于对文明国家财富的垂涎，在绵亘东西的北方草原上，在公元前二三千纪—这一特定的时空领域，发生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民族大迁徙，迁移的民众前赴后继、不绝如缕。然而东西流动只是迁移的通道，南下侵入文明城邦或国家才是目的。世界五大古老文明，在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冲击下，或涅槃重生（如印度与中东），或孤苦伶仃以待新生（如地中海的希腊），或交融互补进而发扬光大（如商周时期的中华文明）。

一、人类的诞生与文明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现已进入公元后第三个千年的第三个十年。
　　追根溯源，人类的先祖大约在二百五十万年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而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本身又是大自然亿万年生物进化的结果。
　　早期的人类先祖，虽然能够直立行走，但是脑容量还比较小，他们的肢体还带有猿的特征，所以被称为猿人—像猿的人。但是，在两百多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大约在距今五十万年或更早时，人类的先祖逐渐发明和掌握了三大生存技能，即石器打击技术、人工取火技术、分节语言能力。虽然他们的生活资源依然来自采集和狩猎，但随着工具的进一步改进，开始将火用于取暖、照明、烧煮食物。到了距今二十五万年的旧石器晚期，人类进化到了智人的阶段。
　　智人阶段的人类有更强的迁徙能力，当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非洲，并且于五六万年前到达大洋洲、三万年前到达亚洲、一万多年前到达美洲，已经属于现代人类了。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人类逐渐形成了肤色和体型不同的黑人、白人以及黄种人。现代人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他们躲过了第四季冰川的劫难，在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个时候，威胁人类生命的凶猛动物大大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也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距今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年前全新世的到来，地球的气候逐渐转暖，更加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采集逐渐发展成农耕，狩猎也演进为畜牧业， 这些变化被称为农业革命。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盛期，气候和环境更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这个时候，文明之花首先在适合于农耕的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东亚黄河流域绽放。人类文明进入了茁壮成长的童年时代。
　　农业革命是人类古文明诞生的前提，如：西亚是小麦、大麦的故乡，其种植发生在九千年前;东亚则有粟、黍、水稻、蚕桑，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粟米、南方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距今都有上万年的历史;美洲在公元前七千年就培育了土豆、玉米、红薯等。总体来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温暖湿润适合农耕的河流附近诞生的，其形成的时代至少在距今八千年至五千年之间。
　　苏美尔文明最早在两河流域诞生，楔形文字、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汉谟拉比法典》等使得巴比伦文明熠熠生辉。而两河流域的文明史，从形式上看，就表现为来自北方的印欧人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人争相抢夺此地肥沃的农业资源的历史。
　　与苏美尔文明同时或稍后，尼罗河流域诞生了埃及文明，金字塔、象形文字、发达的王朝管理系统等是其璀璨成果。在上古巴比伦和埃及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带，有南亚的印度和南欧的希腊。印度河流域的本土文明哈拉本文化（早于公元前二千年）、希腊爱琴海周边的米诺斯文明（约前二八五0年至前一四五0年），在与中东上古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互鉴中，产生了变异与创新，逐渐成长为新颖别致的新文明形态。
　　在遥远的中国，则诞生了伟大的华夏文明。二0一九年，良渚文化（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至四千三百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事实。到距今约四千三百年的石峁文化时期，应该说进入了《史記》中的“五帝”时代—司马迁记录的五帝，构建起华夏文化的血缘谱系，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战国的各个诸侯国，都自称黄帝的后裔。而黄河流域半坡仰韶文化、辽河地区红山文化、长江流域凌家滩文化等，也体现出中华各地域文化的原创性特征。现代考古学家用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来形容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的宏大格局。

二、古印欧人的迁徙与文明的汇流

　　世界五大古文明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命运多舛，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文明的周边始终环绕着对农耕文明虎视眈眈的众多游牧民族。
　　公元前二三千纪，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古文明，在蛮族迁徙的推动下出现过一次大的交流。从东部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与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这条由草原铺就的绿色通道，就是当时欧亚文明交流的大舞台。野蛮人的民族大迁徙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新的变化，各个文明之间互相汲取、互相融合，战争与和平交替更迭，文明也在互动中成长。
　　在这个舞台上活跃着的游牧民族，从语言上划分，有汉藏语系的羌人（即后来的吐蕃人），有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人，还有印欧语系的印欧人。厘清这些不同语言的游牧民族的族属、辨别其留下的历史遗痕，是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致力研究的问题。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从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分子生物学、历史文献学上进行的多方面探讨，也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以印欧人为例。印欧语系十分庞大，大体被分为印度—伊朗语支、日耳曼语支、罗曼语支、斯拉夫语支等，其中印度—伊朗语支又可以分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东伊朗语支。希罗多德笔下的塞人（印欧人的一支）讲东伊朗语，吐火罗语也属于印欧语系，但与塞人的东伊朗语支不同。
　　最早的印欧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目前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他们来自高加索地区，另一种则认为来自近东地区。也有人认为这两种观点或许没有绝对的区别，因为近东的印欧人也许最早曾经在里海与黑海以北的草原上生存过（参见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 　　《诗经·商颂·长发》有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相是商朝始祖契的孙子，据说他曾经驯服野马为战马。安阳殷墟里的马车形制以及青铜器风格与西亚以及卡拉苏克文化十分相似。相土的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千年，比武丁又要早近七百年。武丁时期的战车马已经非常成熟，而相土可能是商部族最早驯服马、引进马的人。

三、华夏边地与文明的边疆

　　夏商周时代中原王朝控制的地区还很有限。新疆地区、四川平原等属于华夏文化的边地。
　　新疆地区的地貌特征有三山两盆地之说：三山是北边的阿尔泰山、中间的天山、南边的昆仑山，两盆地是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吐火罗人迁徙到塔里木盆地，组成了许多城邦，《汉书·西域传》所谓三十六国是也。现代学者认为吐火罗语有焉耆语、龟兹语、佉卢语（发现于尼雅，即古楼兰），甚至月氏语也是方言的一种。
　　从考古学的调查来看，约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新疆北部最早的史前遗存便与西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文化相关，来自南西伯利亚的部分高加索人族群—吐火罗人，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公元前二千纪的前半叶，在阿勒泰、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周围、焉耆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塔什库尔干等地，广泛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其分布范围遍及新疆的中西部地区，并在新疆中部一带与东来的文化因素发生交互。到公元前十三至前十二世纪，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兴起，持续对新疆地区施加文化影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八至前七世纪的塔加尔文化阶段。但随着新疆境内本土文化的成长壮大，来自北部的文化影响渐次式微。
　　与甘肃地区主要是羌人的活动地盘不同，新疆地区的古墓葬中不乏印欧人的遗骸。一九七九年， 新疆楼兰遗址附近的古墓沟墓地的四十二座墓葬中，墓中的人头骨具有北欧白种人体质特征—时代距今三千四百年左右，大约在商周时期。楼兰位于塔里木盆地，这里是昆仑玉的出产地。一九七六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出土了數以千计的文物，其中七百五十余件玉雕都是产自新疆的和田玉。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四川平原。三星堆的两个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的青铜雕像和金属权杖便是文明交流的见证。一方面，一号坑出土的以青铜人像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是祖先崇拜的信仰;另一方面，二号坑出土的以太阳形器、神树、眼形器、鸟等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则是太阳崇拜。这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的反映。这一信仰特点也明显出现在稍后的金沙遗址中，而有异于商周文明。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合金术， 无论其选料、配比、熔炼技术还是合金类别的用途， 都自成体系， 与华北商文化有相当区别。
　　此外，三星堆代表性文物之一的金属权杖，其杖首是青铜龙头;二号坑所出的大型青铜立人， 其衣饰的主体部分是龙纹。这些迹象又显示出三星堆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渊源关系。龙在中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多有出现，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龙形玉器。但权杖本身却不是中原文物的特征。在中国西北甚至辽西的赤峰，也曾发现权杖之类的文物，但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是出自西方的影响（李水城：《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源》）。三星堆的权杖不排除有西亚、埃及文化的影响。
　　总之，正像摩尔根（L. H.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是同源的，有着相同的智力原理，因此人类在各地创造的物质文明既具有根本上宏观上的相似性，又在工艺、性质、用材等方面表现出区域性和差异性。这种文化交流的特征，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得更为鲜明。
　　如果从浩渺的星空俯瞰苍穹，地球真的就是“小小寰球”。这小小寰球上，进化出人类这一生物，人类改造大自然，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人类从童年时代发展到今天，不过数千年。可是，进化出人类，生物世界却花了数百万年。人类确实是我们知识所及的宇宙之中的万物之灵，人类今天依然处于童年或少年时代。历史告诉未来，人类自设藩篱的文明边疆必将逐步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迎来更灿烂的青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