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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流派代表人物多利默在其代表作《激进的悲剧》中对莎剧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人性和权力进行批评的。多利默通过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两部悲剧中德性问题的分析，认为德性受到权力的制约。多利默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中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性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而存在。
［关键词］人性；德性；权力；文化唯物主义莎评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110-04
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政治批评倾向，而政治的核心则是权力，学界把这种批评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①，这一批评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多利默，在其代表作《激进的悲剧》中，多利默对莎剧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人性和权力等问题展开的。人性是复杂的，多利默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两部悲剧中德性（Virtus）问题的探讨就清晰地阐明了人性与权力的关系。
在多利默看来德性依然受到社会物质条件，特别是权力的制约，或者说由权力塑造。其实，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剧作家的作品也都涉及了权力问题。在本·琼森的《赛扬努斯》中，西利厄斯为了逃脱蒂伯雷厄斯的迫害，对蒂伯雷厄斯说：“使你强大的手段将不会再现”［1］Act III， Line 311。他所说的“强大手段”指的是当时的权力操作手段，也就是蒂伯雷厄斯所祈祷的“威严的共和国，神圣的法律和权威”［1］Act III， Lines 217-218。在这部剧中，权力对人的作用发挥得非常明显，而在多利默看来，《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中，权力、意识形态对人的身份的塑造则更加复杂。传统上，人们对权力、政治等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的，譬如贵族之所以是贵族那是生来就决定的。《赛扬努斯》中的一句话却颠覆了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观，“区分高贵和低贱已不是靠血缘关系了”［1］Act V， Line 12。这暗示出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正在对传统上关于荣誉、德性的观念发挥作用。巴伯（C．L．Barber）在研究17世纪英国戏剧时就认为，荣誉是一个人德性的体现，特别是人们对战争中的荣誉问题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由各种因素制约的社会问题［2］，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莎士比亚的创作。默文·詹姆斯（Mervyn James）在他的研究中对1485—1642年荣誉观念的深刻变化也作了说明，他认为17世纪早期在平民社会中所存在的荣誉和权力观念与国家和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3］。谈到荣誉和德性，自我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这种观念由于受社会的影响，其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人们对荣誉的重视完全受社会控制，多利默认为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二人的荣誉完全由权力塑造而成，而一旦超出这种权力结构，他们的身份将会断裂而不能得到确认，荣誉也就不存在。可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培根曾形象地形容一些人对荣誉的理解犹如伊索所说的一只苍蝇落到行进中战车的轮轴上骄傲地说是它掀起了滚滚的尘埃［4］。这种理解就忽视了外部因素的作用，反过来也说明荣誉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
多利默认为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历史背景下包含着一种帝国统一的思想，正如恺撒所说的那样：“全面和平的时候已经不远了，但愿今天一战成功，让这三角的世界不再受干戈的骚扰！”（4幕6场）而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为此而服务的，婚姻、爱情、荣誉等等皆都如此。历史上一些批评家像威尔森·奈特（Wilson Knight）认为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爱情是一种伟大的爱情且跨越时空［5］，多利默虽也认为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故事，但他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这部悲剧， 在他看来这种解读的方法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悲剧的根源。多利默认为婚姻和爱情犹如安东尼所说：“为了应付时局的需要”（1幕3场），进一步说一切为了政治的需要。表面看来，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爱情、个人享乐的剧作，里面充斥着浪漫情调、英雄豪迈与儿女私情，而其中的暗线则是政治。对于安东尼与恺撒的妹妹奥克泰维娅的婚姻， 多利默认为， 妹妹的情感，在恺撒看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后来安东尼和恺撒决裂，奥克泰维娅感到不安，而恺撒则把他妹妹的痛苦解释为命运的安排。恺撒具有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决定妹妹的一切，而他对其妹妹痛苦的解释使权力神秘化，这也是他操纵政治的一种手段。
多利默接着指出，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中，美德（virtue）和勇敢（valour）几乎是同一个意思，《科利奥兰纳斯》中的考密涅斯就说“勇敢是世人公认为最大的美德”（2幕2场）。而勇敢必须建立在物质权力基础之上，否则，即便有勇敢的气魄，也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从多利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安东尼是从本质主义立场理解勇敢的含义的，他不考虑实际的政治，他和克莉奥佩特拉都相信勇气是天生不变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能战胜一切。科利奥兰纳斯也被认为是一个美德达到极致的英雄，这种只重视美德而不注重实际权力操作的人，必然成为权力的牺牲品。《赛扬努斯》中的一句话说得比较实际，“国君的权力使他的行为充满美德”［1］Act III， Line 717。其实，英雄人物被赋予的所谓美德，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普通士兵的血肉之躯上的，安东尼的部下将佐文提狄斯就说：“恺撒和安东尼的赫赫功业，大部分是他们的部下替他们立起来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3幕1场）可见，一个人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德性”。可悲的是安东尼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向恺撒挑战时还认为自己的勇气可以战胜恺撒，军事上的连连失利，并没有唤起安东尼对勇气的本质看法（即勇气是由现实权力、政治决定的），凯尼狄斯就说他从不肯量力而行，他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安东尼在与恺撒决战的最后时刻，还认为他的年轻和勇敢是可以战胜恺撒的，他相信克莉奥佩特拉的爱能给他带来无穷的勇气，上战场前他对克莉奥佩特拉说：“今晚我要把美酒灌得从他们的伤疤里流出来。来，我的女王，我们还可以再接再厉。这一次我临阵作战，我要使死神爱我”（3幕8场），他认为恺撒是一个缺乏青春活力的老家伙，他这种不讲计谋的鲁莽做法以至于他的仆人也违背他的命令。恺撒与他则不一样，他讲计谋，懂得如何操纵权力，如何让一切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很自然他也就能够取得胜利，同时作为一个胜利者，他也自然赢得了勇敢的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安东尼和恺撒同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和刘邦有相似之处。楚霸王无限悲伤地和虞姬生死离别，唱着“虞兮虞兮奈若何”，而安东尼则要求克莉奥佩特拉让他把最后一吻放在她的唇上；楚霸王哀叹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安东尼至死都认为他是全世界最伟大、最高贵的君主，安东尼和楚霸王都相信爱和勇气的力量，而不像恺撒和刘邦那样深谙权术。
多利默的分析告诉我们，美德或者说勇气是和权力密切相关的，脱离了权力结构的勇气只能失败，同时这种勇气也只能成为一种令人怜悯的行为。安东尼生活在理想之中，而不像恺撒那样生活在现实的政治之中，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正像恺撒的部将道拉培拉所说：“这样的人是没有的”（5幕2场）。道拉培拉旨在说明安东尼是一个不懂政治权术的人，是一个过于自我的人，而这种纯粹自我的人必然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政治决定了主体的存在，德性是由现实的权力赋予的，而不是凭个人的意愿或神的赋予决定的。
多利默还指出，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都相信高贵和勇气胜于一切，而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伏伦妮娅更相信政治的力量。当科利奥兰纳斯从战场上归来时，伏伦妮娅为她的儿子受伤而感到满意，因为在她看来，受了伤才能当得了英雄，但又祈祷不要受伤太厉害。她希望她的儿子“在民众之前站起来的时候，他可以把很大的伤疤公开展示”（2幕1场），这样可以得到民众的爱戴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而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视“高贵美德”高于一切的本质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多利默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不过我们在该剧第3幕可以找到佐证。在第3幕中，科利奥兰纳斯接到消息说奥菲狄乌斯在安息设立了大本营，准备重新集合起一支军队。正在这时，西西涅斯和勃鲁托斯宣布市民不同意科利奥兰纳斯为执政官，他们指责其反对免费分发谷物给市民。科利奥兰纳斯回答说既然他们不愿意为保卫祖国而战，就不应该得到谷物。被护民官召集起来的愤怒的市民要抓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和元老们想方设法进行阻拦。护民官要求处死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只有好言安抚，答应将他带到广场上去向不满的市民做出答复，但科利奥兰纳斯拒绝米尼涅斯的要求，在科利奥兰纳斯看来那样做违背了他的本性。他母亲伏伦尼娅劝他通权达变，说和平时期与战时一样，荣誉与权谋密不可分，不要在基础未固以前就失去了手中的权力，科利奥兰纳斯最终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当他出现在广场上时，市民们指责他怀有暴君的野心。他忘记了自己曾保证要温和地说话，针对市民和护民官发表了一通言词激烈的演说。科利奥兰纳斯像安东尼一样不懂政治权术，最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明白美德要靠权力作保证，而权力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他们和李尔王又极为相似。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6］，这说明了人的本性是受制于政治的。多利默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的政治学分析，说明了脱离政治、社会的人的本性是不存在的，即便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标榜他们拥有高贵的勇气，那也是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下发生作用。权力塑造了英雄人物，要么促其成功，要么促其灭亡。多利默认为像恺撒这样的君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他的政治观念与马基雅弗利主张的统治权术是一致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体现的政治策略使我们想到了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7］。马基雅弗利认为权力既是国家的核心，又是政治的目的，没有权力就没有统一和稳定。君主要达到政治的根本目的，必须讲究统治的技巧，善于用权术。他向君主建议的统治权术包括：在政治上只应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理会正当与非正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必重视自己的诺言，不必顾及道德的约束，欺骗是君主在政治上必须做的头等事情；不必过多考虑仁慈、善良和宗教之类的事，对人要么抚爱，要么就置于死地，这样他就永远没有报复的力量；应当注重实力，善于运用法律和武力，在法律有所不足时，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他还认为，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自己的狮子和狐狸的兽性，在表面上装出慈悲、忠实、仁爱、公正和笃信宗教的样子。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单纯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而在伪装上，恺撒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当德西塔斯告诉恺撒安东尼“死了，……执法的官吏没有把他宣判死刑，受人雇佣的刺客也没有把他加害，是他那曾经创造了许多丰功伟业，留下不朽的光荣的手，凭着他的心所借给它的勇气，亲自用剑贯穿了他的心胸。”（5幕1场）而恺撒听后则显出慈悲的样子说：“安东尼啊！是我把你逼到这一步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对于我们肌体的疾病开刀，今天倘不是我看见你的没落，就得让你看见我的死亡；在这整个世界之上，我们是无法并立的。可是让我用真诚的血泪哀恸你，你，我的兄弟，我的一切事业的竞争者，我的帝国的分治者，战阵上的朋友和同志，我的身体的股肱，激发我的思想的心灵，我要向你发出由衷的哀悼，因为我们那不可调和的命运，引导我们到了这样分裂的路上。”（5幕1场）恺撒把他的妹妹嫁给安东尼，在战场上声言要活捉安东尼，安东尼死后又采取悲怜策略，而这一切皆为政治目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的动物。
多利默从反本质人文主义①视角对《科利奥兰纳斯》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中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性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而存在。这种反人性论的批评观，丰富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揭示了莎剧中呈现的人性问题的实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人性一旦和财产、权力结合，一旦成为政治功利主义者的工具，人性中美好的因素将会泯灭于物质利益和政治权术之中。当然，多利默通过分析莎剧，并没有明确指出如何才能塑造美好的人性，但他的分析使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关注社会历史中主体的存在，使主体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任何一个人文主义批评者都必须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人性；德性；权力；文化唯物主义莎评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110-04
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政治批评倾向，而政治的核心则是权力，学界把这种批评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①，这一批评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多利默，在其代表作《激进的悲剧》中，多利默对莎剧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人性和权力等问题展开的。人性是复杂的，多利默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两部悲剧中德性（Virtus）问题的探讨就清晰地阐明了人性与权力的关系。
在多利默看来德性依然受到社会物质条件，特别是权力的制约，或者说由权力塑造。其实，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剧作家的作品也都涉及了权力问题。在本·琼森的《赛扬努斯》中，西利厄斯为了逃脱蒂伯雷厄斯的迫害，对蒂伯雷厄斯说：“使你强大的手段将不会再现”［1］Act III， Line 311。他所说的“强大手段”指的是当时的权力操作手段，也就是蒂伯雷厄斯所祈祷的“威严的共和国，神圣的法律和权威”［1］Act III， Lines 217-218。在这部剧中，权力对人的作用发挥得非常明显，而在多利默看来，《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中，权力、意识形态对人的身份的塑造则更加复杂。传统上，人们对权力、政治等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的，譬如贵族之所以是贵族那是生来就决定的。《赛扬努斯》中的一句话却颠覆了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观，“区分高贵和低贱已不是靠血缘关系了”［1］Act V， Line 12。这暗示出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正在对传统上关于荣誉、德性的观念发挥作用。巴伯（C．L．Barber）在研究17世纪英国戏剧时就认为，荣誉是一个人德性的体现，特别是人们对战争中的荣誉问题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由各种因素制约的社会问题［2］，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莎士比亚的创作。默文·詹姆斯（Mervyn James）在他的研究中对1485—1642年荣誉观念的深刻变化也作了说明，他认为17世纪早期在平民社会中所存在的荣誉和权力观念与国家和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3］。谈到荣誉和德性，自我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这种观念由于受社会的影响，其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人们对荣誉的重视完全受社会控制，多利默认为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二人的荣誉完全由权力塑造而成，而一旦超出这种权力结构，他们的身份将会断裂而不能得到确认，荣誉也就不存在。可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培根曾形象地形容一些人对荣誉的理解犹如伊索所说的一只苍蝇落到行进中战车的轮轴上骄傲地说是它掀起了滚滚的尘埃［4］。这种理解就忽视了外部因素的作用，反过来也说明荣誉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
多利默认为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历史背景下包含着一种帝国统一的思想，正如恺撒所说的那样：“全面和平的时候已经不远了，但愿今天一战成功，让这三角的世界不再受干戈的骚扰！”（4幕6场）而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为此而服务的，婚姻、爱情、荣誉等等皆都如此。历史上一些批评家像威尔森·奈特（Wilson Knight）认为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爱情是一种伟大的爱情且跨越时空［5］，多利默虽也认为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故事，但他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这部悲剧， 在他看来这种解读的方法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悲剧的根源。多利默认为婚姻和爱情犹如安东尼所说：“为了应付时局的需要”（1幕3场），进一步说一切为了政治的需要。表面看来，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爱情、个人享乐的剧作，里面充斥着浪漫情调、英雄豪迈与儿女私情，而其中的暗线则是政治。对于安东尼与恺撒的妹妹奥克泰维娅的婚姻， 多利默认为， 妹妹的情感，在恺撒看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后来安东尼和恺撒决裂，奥克泰维娅感到不安，而恺撒则把他妹妹的痛苦解释为命运的安排。恺撒具有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决定妹妹的一切，而他对其妹妹痛苦的解释使权力神秘化，这也是他操纵政治的一种手段。
多利默接着指出，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中，美德（virtue）和勇敢（valour）几乎是同一个意思，《科利奥兰纳斯》中的考密涅斯就说“勇敢是世人公认为最大的美德”（2幕2场）。而勇敢必须建立在物质权力基础之上，否则，即便有勇敢的气魄，也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从多利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安东尼是从本质主义立场理解勇敢的含义的，他不考虑实际的政治，他和克莉奥佩特拉都相信勇气是天生不变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能战胜一切。科利奥兰纳斯也被认为是一个美德达到极致的英雄，这种只重视美德而不注重实际权力操作的人，必然成为权力的牺牲品。《赛扬努斯》中的一句话说得比较实际，“国君的权力使他的行为充满美德”［1］Act III， Line 717。其实，英雄人物被赋予的所谓美德，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普通士兵的血肉之躯上的，安东尼的部下将佐文提狄斯就说：“恺撒和安东尼的赫赫功业，大部分是他们的部下替他们立起来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3幕1场）可见，一个人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德性”。可悲的是安东尼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向恺撒挑战时还认为自己的勇气可以战胜恺撒，军事上的连连失利，并没有唤起安东尼对勇气的本质看法（即勇气是由现实权力、政治决定的），凯尼狄斯就说他从不肯量力而行，他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安东尼在与恺撒决战的最后时刻，还认为他的年轻和勇敢是可以战胜恺撒的，他相信克莉奥佩特拉的爱能给他带来无穷的勇气，上战场前他对克莉奥佩特拉说：“今晚我要把美酒灌得从他们的伤疤里流出来。来，我的女王，我们还可以再接再厉。这一次我临阵作战，我要使死神爱我”（3幕8场），他认为恺撒是一个缺乏青春活力的老家伙，他这种不讲计谋的鲁莽做法以至于他的仆人也违背他的命令。恺撒与他则不一样，他讲计谋，懂得如何操纵权力，如何让一切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很自然他也就能够取得胜利，同时作为一个胜利者，他也自然赢得了勇敢的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安东尼和恺撒同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和刘邦有相似之处。楚霸王无限悲伤地和虞姬生死离别，唱着“虞兮虞兮奈若何”，而安东尼则要求克莉奥佩特拉让他把最后一吻放在她的唇上；楚霸王哀叹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安东尼至死都认为他是全世界最伟大、最高贵的君主，安东尼和楚霸王都相信爱和勇气的力量，而不像恺撒和刘邦那样深谙权术。
多利默的分析告诉我们，美德或者说勇气是和权力密切相关的，脱离了权力结构的勇气只能失败，同时这种勇气也只能成为一种令人怜悯的行为。安东尼生活在理想之中，而不像恺撒那样生活在现实的政治之中，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正像恺撒的部将道拉培拉所说：“这样的人是没有的”（5幕2场）。道拉培拉旨在说明安东尼是一个不懂政治权术的人，是一个过于自我的人，而这种纯粹自我的人必然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政治决定了主体的存在，德性是由现实的权力赋予的，而不是凭个人的意愿或神的赋予决定的。
多利默还指出，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都相信高贵和勇气胜于一切，而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伏伦妮娅更相信政治的力量。当科利奥兰纳斯从战场上归来时，伏伦妮娅为她的儿子受伤而感到满意，因为在她看来，受了伤才能当得了英雄，但又祈祷不要受伤太厉害。她希望她的儿子“在民众之前站起来的时候，他可以把很大的伤疤公开展示”（2幕1场），这样可以得到民众的爱戴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而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视“高贵美德”高于一切的本质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多利默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不过我们在该剧第3幕可以找到佐证。在第3幕中，科利奥兰纳斯接到消息说奥菲狄乌斯在安息设立了大本营，准备重新集合起一支军队。正在这时，西西涅斯和勃鲁托斯宣布市民不同意科利奥兰纳斯为执政官，他们指责其反对免费分发谷物给市民。科利奥兰纳斯回答说既然他们不愿意为保卫祖国而战，就不应该得到谷物。被护民官召集起来的愤怒的市民要抓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和元老们想方设法进行阻拦。护民官要求处死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只有好言安抚，答应将他带到广场上去向不满的市民做出答复，但科利奥兰纳斯拒绝米尼涅斯的要求，在科利奥兰纳斯看来那样做违背了他的本性。他母亲伏伦尼娅劝他通权达变，说和平时期与战时一样，荣誉与权谋密不可分，不要在基础未固以前就失去了手中的权力，科利奥兰纳斯最终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当他出现在广场上时，市民们指责他怀有暴君的野心。他忘记了自己曾保证要温和地说话，针对市民和护民官发表了一通言词激烈的演说。科利奥兰纳斯像安东尼一样不懂政治权术，最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明白美德要靠权力作保证，而权力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他们和李尔王又极为相似。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6］，这说明了人的本性是受制于政治的。多利默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的政治学分析，说明了脱离政治、社会的人的本性是不存在的，即便安东尼和科利奥兰纳斯标榜他们拥有高贵的勇气，那也是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下发生作用。权力塑造了英雄人物，要么促其成功，要么促其灭亡。多利默认为像恺撒这样的君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他的政治观念与马基雅弗利主张的统治权术是一致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体现的政治策略使我们想到了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7］。马基雅弗利认为权力既是国家的核心，又是政治的目的，没有权力就没有统一和稳定。君主要达到政治的根本目的，必须讲究统治的技巧，善于用权术。他向君主建议的统治权术包括：在政治上只应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理会正当与非正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必重视自己的诺言，不必顾及道德的约束，欺骗是君主在政治上必须做的头等事情；不必过多考虑仁慈、善良和宗教之类的事，对人要么抚爱，要么就置于死地，这样他就永远没有报复的力量；应当注重实力，善于运用法律和武力，在法律有所不足时，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他还认为，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自己的狮子和狐狸的兽性，在表面上装出慈悲、忠实、仁爱、公正和笃信宗教的样子。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单纯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而在伪装上，恺撒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当德西塔斯告诉恺撒安东尼“死了，……执法的官吏没有把他宣判死刑，受人雇佣的刺客也没有把他加害，是他那曾经创造了许多丰功伟业，留下不朽的光荣的手，凭着他的心所借给它的勇气，亲自用剑贯穿了他的心胸。”（5幕1场）而恺撒听后则显出慈悲的样子说：“安东尼啊！是我把你逼到这一步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对于我们肌体的疾病开刀，今天倘不是我看见你的没落，就得让你看见我的死亡；在这整个世界之上，我们是无法并立的。可是让我用真诚的血泪哀恸你，你，我的兄弟，我的一切事业的竞争者，我的帝国的分治者，战阵上的朋友和同志，我的身体的股肱，激发我的思想的心灵，我要向你发出由衷的哀悼，因为我们那不可调和的命运，引导我们到了这样分裂的路上。”（5幕1场）恺撒把他的妹妹嫁给安东尼，在战场上声言要活捉安东尼，安东尼死后又采取悲怜策略，而这一切皆为政治目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的动物。
多利默从反本质人文主义①视角对《科利奥兰纳斯》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中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性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而存在。这种反人性论的批评观，丰富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揭示了莎剧中呈现的人性问题的实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人性一旦和财产、权力结合，一旦成为政治功利主义者的工具，人性中美好的因素将会泯灭于物质利益和政治权术之中。当然，多利默通过分析莎剧，并没有明确指出如何才能塑造美好的人性，但他的分析使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关注社会历史中主体的存在，使主体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任何一个人文主义批评者都必须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