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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學经世宗旨是中国传统史學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以史经世的精神在南宋遗民史學中亦有继承和凸显。经历鼎革之痛的他们在反思宋末空疏學风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经邦济世，撰写了《文献通考》、《资治通鉴音注》等史學巨著，凸显了史學经世精神，为元初史學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南宋遗民；以史经世；通儒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98-06
中国传统史學的价值取向中一直就有“经世致用”的旨趣，这是中国传统史學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學术的重要理念。孔子编《春秋》有很强烈的著史以用世的意识，这种经世意识历经两汉魏晋至唐宋时期进一步发展，杜佑的《通典》就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编撰《通典》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而“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资治通鉴》更是以史资政的典范之作。
以史经世的观念在南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现实政治的动荡与理學地位的确立都对南宋时期的史學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南宋时期學者的治史风格出现了三种倾向：一是义理派史學，强调以史“明道”的观念，这体现了史學宗旨向精神境界发展的特征，这种观念事实上也是以史经世的另一个侧面。二是实证派史學，继承传统史學重实录、考异的精神，主张从具体历史兴衰中发挥以史资治功能。三是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派，他们反对用抽象的道德伦理来归纳历史，更加注重实务，侧重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察。南宋遗民的史學直接承继南宋史學发展脉络而来，以上三个史學派别的特点在南宋遗民身上皆有体现。有的遗民侧重继承以史“明道”的观念，还有一部分遗民史家经历鼎革之痛后，在反思宋末空疏學风的基础上，提倡通儒之學，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兴衰，这使以史经世的观念有了新的意蕴。
一
南宋遗民的史學渊源于南宋史學，在史學宗旨问题上，亦一脉相承。
在义理史學的影响下，一部分南宋遗民强调以史“明道”的价值取向，但即使是重视抽象义理的“明道”也意在资治，因为他们认为兴亡治乱的根本在于人的“心术”。三代帝王，心术正，则天理流行，王道大兴；三代以后，帝王心术邪，则人欲横流，霸道大兴。所以他们讲“存天理，灭人欲”，讲天道、人道、修身养性，都是为了让帝王人臣能以此为修身依归，由内圣到外王，实现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这体现了以史教化的观念，也体现了史學高屋建瓴地指导现实政治的宗旨。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就有君心正邪决定历史盛衰的观点，后来的理學家们更是大大加以发展，如朱熹就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南宋遗民“明道”也是劝诫帝王大臣们以史为鉴，注重修身养性，以治国平天下。胡一桂认为古今治乱兴亡在于人君之心术，其著《史纂通要》不仅仅是为了便于初學者學习历史知识，更是为了将来汉族政权恢复时能让人主加以借鉴，达到三代之治，造福万民。他说：“万一使为人上者法，兴鉴亡，谨严心學，跻世唐虞，岂特为国家洪无疆之休，百万亿苍生，亦有无穷之福。”郑思肖在《心史自跋》中说：“合于天理，益于世教，我愿我书终不可坏，垂化无穷；不合天理，不益世教，我愿我书速归于坏，勿误将来。”从是否有益教化人手来看待史學。
侧重明义理心性的“明道”资治经世，虽然能引领人们向善的方向发展，以达到王道盛世的局面，但是这种过于强调“名教”、“义理”的宗旨，容易流于空疏，不着实际，甚至扭曲历史事实来附和其义理思想。这种治史的价值取向固是南宋遗民史學中的一部分，但南宋遗民的经世观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一部分遗民在反思南宋末期理學流于空疏基础上，提倡通儒之學，继承了南宋史學中事功派的积极因素，注重从具体史事中寻找兴亡治乱的教训，将史學经世精神落实到切实可行的层面，不仅仅关注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且还注重内圣之外的制度、经济、军事、地理等与国家治乱、社会生活有关的内容。
两宋理學家们高谈性命天理，所以理學在最初的产生过程中容易流于空疏的缺点便初露端倪。南宋中期理學发展鼎盛时，侧重事功的陈亮、叶适就对这种弊端提出了批评，如叶适说：“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宋末元初的學者对这种學风进行了反省，主张躬行践履，反对空谈，希望能矫正南宋末期程朱理學分体用为二的偏颇之弊，主张体用皆重，恢复传统儒家的治學态度。即不单单要关注内在的道德心性之學，而且还要注重道德伦理以外的经世实用之學，向通儒方向发展。黄震作为程朱理學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不满理學一统天下后朱子后學惟事笔舌、不务践履的空疏之弊，希望后學者能痛省而速返，注重躬行践履，去除空谈之风，他说：“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说，而在躬行！”希望能从理學内部纠正这种空疏之风，使理學真正成为经世之學，以挽救南宋统治的危机。
元初學者们继续矫正这种學风，不仅在朝的士人儒者在反省这种學风，而且痛定思痛的南宋遗民更深刻反省了这种空疏學风，提倡通儒之學。如熊禾肯定了二程、朱熹对儒學发展作出的贡献，并指出他们的學风重在体用并重，既重视道德修养，又重视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學，后學们却只重诵读，不究体用之學，抛弃了程朱的“体其全而用其大”的學风。熊禾希望能够矫正这种偏离体用皆重的治學态度，回归传统。
这种治學上的反省在史學中同样有体现，有的南宋遗民亦从通儒角度出发，指出了史學不应该只关注道德性命之理的阐述，还要注重信而有征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史实考证等，充分发挥史學的经世作用。在这方面进行史學实践，并且作出贡献的南宋遗民主要有马端临、王应麟、胡三省。
马端临的史學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编纂的三百四十八卷的《文献通考》中，康熙帝曾称该书“一展卷问而上下千余年，贡赋之赢绌，人才之进退，规制之沿革，礼乐之废兴，舆图之险易，灾祥之感召，是非隆替，了如指掌，可以为考镜之林，稽古之助矣。”点出了《文献通考》稽古经世之效。元朝统治者认为马端临“知前代之典章，识当时之体要”，《文献通考》是“济世之儒，有用之學。”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也说：“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可见，他编纂该书时就有经邦济世的目的与意愿。 马端临的學术渊源主要来自于师承和家學。他早年曾受业于以博學知名的曹泾。曹泾，字清甫，休宁人，宋咸淳戊辰（1268）进士，入元后为紫阳书院山长。曹泾为學“不专攻举子业，研穷经學，尤精诣于朱氏之书，故为文率皆典古有法”，且注重通儒经世之學，他说：“古者學无不通，而业必以世，一是以儒为命。”“何以通，何以世，儒也。儒无所不知，此《大學》所以首致知格物，而斯文与天地并也。”马端临注重经世的學术可谓系于师承，自有渊源。对马端临影响更大的还是其父马廷鸾。马廷鸾（1222—1289），字翔仲，号碧梧玩叟，江西乐平人。宋度宗咸淳年间曾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后因贾似道当政，对南宋政治现状失去信心，于咸淳五年（1270）辞官归家。入元后，元世祖下诏征之，他坚守臣节，拒不出仕，隐居以终。马廷鸾为學，近于浙东实用派，既研习孔孟儒學，同时对儒學以外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象数、律历和典章制度之學等亦颇有涉猎。尤其是在南宋期间为官多年，积累了很多经世经验。他为官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他起初有重振南宋颓势之志，提出过很多有见地的政论，如他在召试馆时就以强君德、重相权、收直臣为要。另外，在荒政、學校教育、选拔人才方面皆有一定见识。
南宋末年，政治颓败、君弱臣昏，马廷鸾的抱负没有实现，自己面对现实心灰意冷，决定辞官隐居。马廷鸾于国家的颓败之势无能为力，只好将精力转向學术研究。在隐居期间，马廷鸾专心于经史研究和著述，并教授子侄。马廷鸾为學经史并重，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并且对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经學方面著述颇丰，在史學方面主要的著述是《读史旬编》，但是已经散佚，现存只有《碧梧玩芳集》中所收一卷。
马端临學术思想和史學见识都受到了马廷鸾的很多影响，“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以“先公日”的形式记载了其父的论述20余条，《文献通考》的编纂形式也受到其父《读史旬编》的影响，有史有论。
马端临在曹泾和其父马廷鸾的影响下，为學和治史务以通儒为重。他编纂《文献通考》的出发理念就是从通儒角度出发，他说：“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作为一个通儒，治史应该注重和国民生计切实相关的典章制度的考察，同时要做到博闻强识，具体有征，不务空谈。马端临正是在通儒语境中，来探讨从上古到南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他以通儒自居来治史學，主要是为了发挥史學的经世精神。他继承杜佑《通典》“稽古经邦”的著述宗旨，希望《文献通考》可以对将来的治国者起到借鉴作用，在上位的人君大臣可以从中考察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以吸取历史教训，建立更好的、有利于国家统治的典章制度。他在《自序》中指出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号称“善叙述”的陈寿和自称“究悉旧事”的李延寿在他们各自所著的《三国志》和《南史》、《北史》中也没有志。自己不揣简陋，竭尽心力，著成《文献通考》，并不是为了提出新的思想和见解，不过是“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这是马端临的自谦之词，他的“以备遗忘”不仅仅是保存资料文献以便后世君子借此删削修改，更重要的是让后世的人能从中得到治国经验，发挥史學垂训鉴戒的作用。
在通儒语境中编纂的《文献通考》包罗甚广，体大思精，文献资料和思想内容都极其丰富。大处体现了马端临的“因仍会通”的历史思想，小处蕴含了马端临在经济、吏治、教育、文化、天文、地理、礼乐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见解和思想，而这些都是在其经世思想指导下的外延，贯穿着他的经世思想原则和宗旨，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下，才能有如此广博的内容。
《文献通考》取法于《通典》，内容上强调“因仍会通”，但并不是对《通典》的续作，从时间上起自上古迄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问，贯穿古今。在内容上，马端临针对《通典》的不足，融合正史中的志的内容及其他书籍内容，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范围，同时对继承《通典》的内容也加以细化，对每一领域都作细致的剖析，更加注重关系日用民生的经世内容。另外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马端临采摭他书的内容而成，这五门可以说超出了典章制度的范围，增加了文化和天文方面的内容，这主要是根据正史中的志而来。《文献通考》扩大了考察范围，视野开阔，剖析细致，涉及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这都是在其经世精神下的认识和发展，乾隆帝评价《文献通考》说：“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则是编也，诚考据之资，可以羽翼经史，裨益治道，岂浅鲜也哉！”指出了《文献通考》的经世作用。
史學的经世主要是针对史學家生活的当世而发，要更直接、更有效地为当时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就要关注和当世联系更紧密的时段的历史，这就是史學著述详近略远的原则。《文献通考》为了能更好地为当世提供切实、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便贯穿了这一原则。马端临经历了南宋覆亡的痛苦与无奈，作为一个亡国遗民，他自觉地保存两宋历史文献和反省南宋灭亡原因，以寄寓其故国之思。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在南宋为官多年，对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亲身的经历，积累了经邦治国的经验，同时注意收集相关的历史文献。这些都对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马端临自然对两宋时期的典章制度倍加关注，他说：“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可见马端临在其父的教导下，对历史文献多有心得和体会，为了防止文献散佚流失，决定纂修《文献通考》，对两宋时期典章文献的保存是其重心。四库馆臣曾指出《文献通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坚持的详近略远原则，更能联系当世社会的发展，使经世意义具有现实性和时效性。两宋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中，最后导致亡国。马端临对宋亡的思考，主要是分析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积弊，如对赋役制度、官制、军事外交方面的缺失和弊端的分析，都有深刻的见解和总结。这是其经世致用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作为遗民表达故国之思的诉求。
王应麟也是一个以通儒自居，具有博學通识的儒者。在治學上不拘门派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在學术渊源上与南宋后期的朱、吕、陆三大學派都有师承关系。他尊崇并继承了朱熹的理學思想，但是他又继承吕祖谦重文献经制、网罗文献的治學特点。在治學上能兼容并蓄，多实证少空谈，治學严谨。 王应麟年轻时就以通儒自励，他极其不满当时的只重视经籍诵读的科举之业，他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他认为只知诵读的科举士子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通儒才是治理国家的良材。为了更好地效力于国家，转变南宋的积弱之势，王应麟为官期间曾提出过很多有建设性的政治、军事、赋税方面的建议，不过因为当时权臣当道，没能得到实施。宋亡后，杜门著述，深自晦匿，不与世人相接。便将自己对故国的怀念忠爱，以及未能实现的政治抱负，一并融入到學术文化的著述和评论上，包罗文献，博學贯通。当时东南的學者都认为他保有宋三百年问的文献，莫不翕然宗之。
王应麟的通儒之风，反映在史學上便是重视史料的广博、严谨的考证，更重要的是注意史學与现实的联系，充分发挥史學的经世作用。其经世色彩比较浓厚的史著是《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这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征引广博，考证翔实，有总叙，有分述，条理明晰，在政治和军事上皆有借鉴意义，经世精神贯穿其中。四库馆臣评价该书道：“是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陀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列，厘订成编。……其中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得其要领，于史學最为有功。”指出了其在军事地理方面和国家兴亡成败方面的鉴戒意义，以及其在史料征引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和优势。王应麟自序也称：“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谹议，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春秋》书下阳、彭城、虎牢之义也。河湟复而唐衰，燕代割而辽炽，述其事终焉。”王应麟生活在南宋与金、元征战不断，最终被元朝灭亡的时代。宋亡后他著该书总结和梳理历代疆域划分和地理沿革在历代盛衰成败的影响，其实也是在总结南宋灭亡的原因。他在卷末讲到幽云十六州时说：“宣和奸臣与女真夹攻得燕山、云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塗炭矣。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余为之感慨，而通释终焉。”这其中有无奈，有感慨，更有亡国之痛。王应麟以北宋的灭亡影射南宋的灭亡，北宋时与金国结盟攻辽，只收复了燕、云两座空城，最终却导致金朝入主，中原沦陷，宋室南渡。南宋同样与元结盟灭金，最终的结果也是亡于元。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之所以丢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权臣当道，导致国势不振，以致走向灭亡，指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两宋都存在权臣误国的现象。
王应麟在通儒视角下，指出郡国山川，随时而变，因此一地二名、二地一名以及一些地名已非古代所指区域的情况往往存在，对这种“或若异而同，或似是而非”的现象，不能以“博识为玩物”为借口而不加以考证梳理，因为疆域划分、城邑措置是和国家的兴亡成败相关联的，对国家兴亡有借鉴意义，所以必须在博识的基础上加以考察辨析。王应麟在通儒视野中完成该书，贯穿有博闻强识的意识和经世精神，以地理为纲，从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角度来分析城邑郡国、自然山川的战略意义，引用先贤的评论，同时联系现实，以达到鉴戒垂训的目的。
王应麟注重经世征实的治史精神在其笔记《困學纪闻》中也有所体现。《困學纪闻》是王应麟入元以后的著述，内容兼及经、史、诗文。其中考史内容丰富。在卷十六中有《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运考》、《两汉崇儒考》，从中也可以看到王应麟注重经世的精神，与马端临重视典章制度有同工之处。其中的历史评论也体现了王应麟对统治者的劝诫，乾隆帝曾评价说：“应麟博學多闻，著书颇富，而议论皆出于正。是编乃随笔考订，理融辞达，其说经具有渊源，深合内圣外王之旨。偶披说易卷，于凡修辞立诚，阳大阴小，防于未然，恐以致福。未尝不反复而诵，沈潜而思，以为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熟读，而切己体察也。”
王应麟的考史专著《汉制考》四卷和《汉艺文志考》十卷同样是其通儒语境中的史學成果，也具有一定的经世精神。他之所以重视考证征实，就是为了矫正当时高谈性命、只重诵读的空疏學风。明朝危素为《汉艺文志考》作序时说：“盖艺文之见收于前史者，其耳目千载之下，欲考其原本，证其谬误，亦诚难哉。非曲畅旁通，枝分派列亦不得与于斯。即是可以窥公之學矣。”同时王应麟作《汉制考》也是为了追溯三代之制，他认为汉离三代未远，犹有三代遗风，所以不可不考，以备后世追溯考察三代之礼。有保存古代文献、征古鉴今之意，同时也有在异族统治下保存和传承中华文献之意。他说：“君子尚论古之人，以为汉去古未远，诸儒占毕训诂之學，虽未尽识三代旧典，而以汉制证遗经，犹幸有传注在也。冕服、车旗、彝器之类，多以叔孙通礼器制度为据，其所臆度，无以名之，则谓若今某物。及唐儒为疏义，又谓去汉久远，虽汉法亦不可考。盖自西晋板荡之后，见闻放失，习俗流败，汉世之名物称谓知者鲜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义乎？此汉制之仅存于传注者，不可忽之不考也。愚少尝有闻，老弗敢坠，因绌次为编，以俟后之君子自流溯源三代之礼，庶乎其可识矣。”
据《宋元學案》记载，胡三省为王应麟门人，不过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他们的师徒关系。胡三省的治史宗旨确实和王应麟有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通儒之學，不满空疏之學，在史學上属意于注重征实考证，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内容，注重史學的经世精神。
胡三省主要的史學著述是《资治通鉴音注》（简称《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和《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音注》是胡三省穷30年精力完成的，对《资治通鉴》作了详尽的注释，内容丰富，“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因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并且考证明确，不附会以求合，做到了广博赅备，考证有据。稍后于他的袁桷称该注“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胡三省十分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资治经世精神，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世。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上自人君，下至士子、平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吸取经验。他在作注解时，就是本着司马光资治鉴戒的精神来做每一项注释的，力图把司马光资治经世之意剖白于世。 胡三省为充分发挥史學的鉴戒经世精神，而融史论于史注中，以进行劝诫，当然劝诫的原则离不开儒家的纲常伦纪，但是他能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谆谆告诫之意溢于言表。如他对春申君营豪华宫室评价道：“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强，不能为国谋，乃营其都而盛宫室，何足道也。”从宰相的职责出发批评黄歇，认为他不能以国事为重，却只图个人享受，这样的宰相是不称职的。或者他在评价黄歇时也想到了南宋末年贾似道在国难当头时的所作所为，才会有如此的看法和激愤吧。又如卷一百三十八有“壬寅，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胡三省对这种行为评价道：“此亦可谓惠而不知为政矣。见者则给衣食，目所不见者，岂能遍给其衣食哉！古之为政者，孤独废疾者皆有以养之，岂必待身亲见，而后养之也。”从客观角度对最高统治者的治国为政进行了全面评判。又如周亚夫之子“取庸苦之，不与钱”，胡三省注曰：“余谓亚夫之子无识，苦使其人而不与赁钱，致其怀怨而祸及其父。亚夫之死，虽由景帝之少恩，其子亦深可罪也。”从行为处事角度批评周亚夫之子的行为，指出周亚夫之死与其子的行为有关。这些史论都是以彰显司马光的鉴戒精神为原则的。
胡三省的经世精神不只是体现在纲常劝诫上，同时他还很关注与国家治理、人民生活相关的内容。《音注》内容丰富，网罗广博，从典章制度到地理、天文、农业、音乐，甚至草木虫鱼，可谓面面俱到。他认为《资治通鉴》并不仅仅记述治乱兴亡，同时也是一部文化宝库，他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在注释时也是务必做到广博赅备，“盖本其命意所在，而于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矣。”他在自序中指出自己的缺点时说：“今吾所注，博则博矣，返之于约，有未能焉。”这是胡三省的自谦之辞，体现了其通儒精神和注重经世的精神，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才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學财富。
史學经世精神是中国传统史學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两宋史學重要的史學宗旨，在经历南宋灭亡后的遗民史學中也有继承和凸显。他们在经历鼎革之痛后，倾心于史學研究与著述，希望能从历史发展的兴衰中，探寻南宋灭亡的经验教训，发挥史學经世之效，寄寓其亡国之恨、故国之思。正是由于他们治史重经世的宗旨，才编撰出了《文献通考》、《通鉴地理通释》、《汉制考》、《汉艺文志考》、《资治通鉴音注》这些史學巨著，为元代初期的史學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丰富了元代初期的史學思想和史學内容，给我们留下了博大而精深的學术著作。
[责任编辑 张桂霞]
[关键词]南宋遗民；以史经世；通儒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98-06
中国传统史學的价值取向中一直就有“经世致用”的旨趣，这是中国传统史學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學术的重要理念。孔子编《春秋》有很强烈的著史以用世的意识，这种经世意识历经两汉魏晋至唐宋时期进一步发展，杜佑的《通典》就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编撰《通典》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而“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资治通鉴》更是以史资政的典范之作。
以史经世的观念在南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现实政治的动荡与理學地位的确立都对南宋时期的史學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南宋时期學者的治史风格出现了三种倾向：一是义理派史學，强调以史“明道”的观念，这体现了史學宗旨向精神境界发展的特征，这种观念事实上也是以史经世的另一个侧面。二是实证派史學，继承传统史學重实录、考异的精神，主张从具体历史兴衰中发挥以史资治功能。三是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派，他们反对用抽象的道德伦理来归纳历史，更加注重实务，侧重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察。南宋遗民的史學直接承继南宋史學发展脉络而来，以上三个史學派别的特点在南宋遗民身上皆有体现。有的遗民侧重继承以史“明道”的观念，还有一部分遗民史家经历鼎革之痛后，在反思宋末空疏學风的基础上，提倡通儒之學，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兴衰，这使以史经世的观念有了新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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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遗民的史學渊源于南宋史學，在史學宗旨问题上，亦一脉相承。
在义理史學的影响下，一部分南宋遗民强调以史“明道”的价值取向，但即使是重视抽象义理的“明道”也意在资治，因为他们认为兴亡治乱的根本在于人的“心术”。三代帝王，心术正，则天理流行，王道大兴；三代以后，帝王心术邪，则人欲横流，霸道大兴。所以他们讲“存天理，灭人欲”，讲天道、人道、修身养性，都是为了让帝王人臣能以此为修身依归，由内圣到外王，实现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这体现了以史教化的观念，也体现了史學高屋建瓴地指导现实政治的宗旨。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就有君心正邪决定历史盛衰的观点，后来的理學家们更是大大加以发展，如朱熹就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南宋遗民“明道”也是劝诫帝王大臣们以史为鉴，注重修身养性，以治国平天下。胡一桂认为古今治乱兴亡在于人君之心术，其著《史纂通要》不仅仅是为了便于初學者學习历史知识，更是为了将来汉族政权恢复时能让人主加以借鉴，达到三代之治，造福万民。他说：“万一使为人上者法，兴鉴亡，谨严心學，跻世唐虞，岂特为国家洪无疆之休，百万亿苍生，亦有无穷之福。”郑思肖在《心史自跋》中说：“合于天理，益于世教，我愿我书终不可坏，垂化无穷；不合天理，不益世教，我愿我书速归于坏，勿误将来。”从是否有益教化人手来看待史學。
侧重明义理心性的“明道”资治经世，虽然能引领人们向善的方向发展，以达到王道盛世的局面，但是这种过于强调“名教”、“义理”的宗旨，容易流于空疏，不着实际，甚至扭曲历史事实来附和其义理思想。这种治史的价值取向固是南宋遗民史學中的一部分，但南宋遗民的经世观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一部分遗民在反思南宋末期理學流于空疏基础上，提倡通儒之學，继承了南宋史學中事功派的积极因素，注重从具体史事中寻找兴亡治乱的教训，将史學经世精神落实到切实可行的层面，不仅仅关注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且还注重内圣之外的制度、经济、军事、地理等与国家治乱、社会生活有关的内容。
两宋理學家们高谈性命天理，所以理學在最初的产生过程中容易流于空疏的缺点便初露端倪。南宋中期理學发展鼎盛时，侧重事功的陈亮、叶适就对这种弊端提出了批评，如叶适说：“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宋末元初的學者对这种學风进行了反省，主张躬行践履，反对空谈，希望能矫正南宋末期程朱理學分体用为二的偏颇之弊，主张体用皆重，恢复传统儒家的治學态度。即不单单要关注内在的道德心性之學，而且还要注重道德伦理以外的经世实用之學，向通儒方向发展。黄震作为程朱理學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不满理學一统天下后朱子后學惟事笔舌、不务践履的空疏之弊，希望后學者能痛省而速返，注重躬行践履，去除空谈之风，他说：“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说，而在躬行！”希望能从理學内部纠正这种空疏之风，使理學真正成为经世之學，以挽救南宋统治的危机。
元初學者们继续矫正这种學风，不仅在朝的士人儒者在反省这种學风，而且痛定思痛的南宋遗民更深刻反省了这种空疏學风，提倡通儒之學。如熊禾肯定了二程、朱熹对儒學发展作出的贡献，并指出他们的學风重在体用并重，既重视道德修养，又重视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學，后學们却只重诵读，不究体用之學，抛弃了程朱的“体其全而用其大”的學风。熊禾希望能够矫正这种偏离体用皆重的治學态度，回归传统。
这种治學上的反省在史學中同样有体现，有的南宋遗民亦从通儒角度出发，指出了史學不应该只关注道德性命之理的阐述，还要注重信而有征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史实考证等，充分发挥史學的经世作用。在这方面进行史學实践，并且作出贡献的南宋遗民主要有马端临、王应麟、胡三省。
马端临的史學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编纂的三百四十八卷的《文献通考》中，康熙帝曾称该书“一展卷问而上下千余年，贡赋之赢绌，人才之进退，规制之沿革，礼乐之废兴，舆图之险易，灾祥之感召，是非隆替，了如指掌，可以为考镜之林，稽古之助矣。”点出了《文献通考》稽古经世之效。元朝统治者认为马端临“知前代之典章，识当时之体要”，《文献通考》是“济世之儒，有用之學。”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也说：“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可见，他编纂该书时就有经邦济世的目的与意愿。 马端临的學术渊源主要来自于师承和家學。他早年曾受业于以博學知名的曹泾。曹泾，字清甫，休宁人，宋咸淳戊辰（1268）进士，入元后为紫阳书院山长。曹泾为學“不专攻举子业，研穷经學，尤精诣于朱氏之书，故为文率皆典古有法”，且注重通儒经世之學，他说：“古者學无不通，而业必以世，一是以儒为命。”“何以通，何以世，儒也。儒无所不知，此《大學》所以首致知格物，而斯文与天地并也。”马端临注重经世的學术可谓系于师承，自有渊源。对马端临影响更大的还是其父马廷鸾。马廷鸾（1222—1289），字翔仲，号碧梧玩叟，江西乐平人。宋度宗咸淳年间曾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后因贾似道当政，对南宋政治现状失去信心，于咸淳五年（1270）辞官归家。入元后，元世祖下诏征之，他坚守臣节，拒不出仕，隐居以终。马廷鸾为學，近于浙东实用派，既研习孔孟儒學，同时对儒學以外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象数、律历和典章制度之學等亦颇有涉猎。尤其是在南宋期间为官多年，积累了很多经世经验。他为官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他起初有重振南宋颓势之志，提出过很多有见地的政论，如他在召试馆时就以强君德、重相权、收直臣为要。另外，在荒政、學校教育、选拔人才方面皆有一定见识。
南宋末年，政治颓败、君弱臣昏，马廷鸾的抱负没有实现，自己面对现实心灰意冷，决定辞官隐居。马廷鸾于国家的颓败之势无能为力，只好将精力转向學术研究。在隐居期间，马廷鸾专心于经史研究和著述，并教授子侄。马廷鸾为學经史并重，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并且对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经學方面著述颇丰，在史學方面主要的著述是《读史旬编》，但是已经散佚，现存只有《碧梧玩芳集》中所收一卷。
马端临學术思想和史學见识都受到了马廷鸾的很多影响，“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以“先公日”的形式记载了其父的论述20余条，《文献通考》的编纂形式也受到其父《读史旬编》的影响，有史有论。
马端临在曹泾和其父马廷鸾的影响下，为學和治史务以通儒为重。他编纂《文献通考》的出发理念就是从通儒角度出发，他说：“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作为一个通儒，治史应该注重和国民生计切实相关的典章制度的考察，同时要做到博闻强识，具体有征，不务空谈。马端临正是在通儒语境中，来探讨从上古到南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他以通儒自居来治史學，主要是为了发挥史學的经世精神。他继承杜佑《通典》“稽古经邦”的著述宗旨，希望《文献通考》可以对将来的治国者起到借鉴作用，在上位的人君大臣可以从中考察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以吸取历史教训，建立更好的、有利于国家统治的典章制度。他在《自序》中指出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号称“善叙述”的陈寿和自称“究悉旧事”的李延寿在他们各自所著的《三国志》和《南史》、《北史》中也没有志。自己不揣简陋，竭尽心力，著成《文献通考》，并不是为了提出新的思想和见解，不过是“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这是马端临的自谦之词，他的“以备遗忘”不仅仅是保存资料文献以便后世君子借此删削修改，更重要的是让后世的人能从中得到治国经验，发挥史學垂训鉴戒的作用。
在通儒语境中编纂的《文献通考》包罗甚广，体大思精，文献资料和思想内容都极其丰富。大处体现了马端临的“因仍会通”的历史思想，小处蕴含了马端临在经济、吏治、教育、文化、天文、地理、礼乐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见解和思想，而这些都是在其经世思想指导下的外延，贯穿着他的经世思想原则和宗旨，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下，才能有如此广博的内容。
《文献通考》取法于《通典》，内容上强调“因仍会通”，但并不是对《通典》的续作，从时间上起自上古迄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问，贯穿古今。在内容上，马端临针对《通典》的不足，融合正史中的志的内容及其他书籍内容，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范围，同时对继承《通典》的内容也加以细化，对每一领域都作细致的剖析，更加注重关系日用民生的经世内容。另外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马端临采摭他书的内容而成，这五门可以说超出了典章制度的范围，增加了文化和天文方面的内容，这主要是根据正史中的志而来。《文献通考》扩大了考察范围，视野开阔，剖析细致，涉及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这都是在其经世精神下的认识和发展，乾隆帝评价《文献通考》说：“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则是编也，诚考据之资，可以羽翼经史，裨益治道，岂浅鲜也哉！”指出了《文献通考》的经世作用。
史學的经世主要是针对史學家生活的当世而发，要更直接、更有效地为当时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就要关注和当世联系更紧密的时段的历史，这就是史學著述详近略远的原则。《文献通考》为了能更好地为当世提供切实、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便贯穿了这一原则。马端临经历了南宋覆亡的痛苦与无奈，作为一个亡国遗民，他自觉地保存两宋历史文献和反省南宋灭亡原因，以寄寓其故国之思。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在南宋为官多年，对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亲身的经历，积累了经邦治国的经验，同时注意收集相关的历史文献。这些都对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马端临自然对两宋时期的典章制度倍加关注，他说：“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可见马端临在其父的教导下，对历史文献多有心得和体会，为了防止文献散佚流失，决定纂修《文献通考》，对两宋时期典章文献的保存是其重心。四库馆臣曾指出《文献通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坚持的详近略远原则，更能联系当世社会的发展，使经世意义具有现实性和时效性。两宋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中，最后导致亡国。马端临对宋亡的思考，主要是分析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积弊，如对赋役制度、官制、军事外交方面的缺失和弊端的分析，都有深刻的见解和总结。这是其经世致用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作为遗民表达故国之思的诉求。
王应麟也是一个以通儒自居，具有博學通识的儒者。在治學上不拘门派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在學术渊源上与南宋后期的朱、吕、陆三大學派都有师承关系。他尊崇并继承了朱熹的理學思想，但是他又继承吕祖谦重文献经制、网罗文献的治學特点。在治學上能兼容并蓄，多实证少空谈，治學严谨。 王应麟年轻时就以通儒自励，他极其不满当时的只重视经籍诵读的科举之业，他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他认为只知诵读的科举士子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通儒才是治理国家的良材。为了更好地效力于国家，转变南宋的积弱之势，王应麟为官期间曾提出过很多有建设性的政治、军事、赋税方面的建议，不过因为当时权臣当道，没能得到实施。宋亡后，杜门著述，深自晦匿，不与世人相接。便将自己对故国的怀念忠爱，以及未能实现的政治抱负，一并融入到學术文化的著述和评论上，包罗文献，博學贯通。当时东南的學者都认为他保有宋三百年问的文献，莫不翕然宗之。
王应麟的通儒之风，反映在史學上便是重视史料的广博、严谨的考证，更重要的是注意史學与现实的联系，充分发挥史學的经世作用。其经世色彩比较浓厚的史著是《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这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征引广博，考证翔实，有总叙，有分述，条理明晰，在政治和军事上皆有借鉴意义，经世精神贯穿其中。四库馆臣评价该书道：“是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陀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列，厘订成编。……其中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得其要领，于史學最为有功。”指出了其在军事地理方面和国家兴亡成败方面的鉴戒意义，以及其在史料征引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和优势。王应麟自序也称：“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谹议，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春秋》书下阳、彭城、虎牢之义也。河湟复而唐衰，燕代割而辽炽，述其事终焉。”王应麟生活在南宋与金、元征战不断，最终被元朝灭亡的时代。宋亡后他著该书总结和梳理历代疆域划分和地理沿革在历代盛衰成败的影响，其实也是在总结南宋灭亡的原因。他在卷末讲到幽云十六州时说：“宣和奸臣与女真夹攻得燕山、云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塗炭矣。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余为之感慨，而通释终焉。”这其中有无奈，有感慨，更有亡国之痛。王应麟以北宋的灭亡影射南宋的灭亡，北宋时与金国结盟攻辽，只收复了燕、云两座空城，最终却导致金朝入主，中原沦陷，宋室南渡。南宋同样与元结盟灭金，最终的结果也是亡于元。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之所以丢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权臣当道，导致国势不振，以致走向灭亡，指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两宋都存在权臣误国的现象。
王应麟在通儒视角下，指出郡国山川，随时而变，因此一地二名、二地一名以及一些地名已非古代所指区域的情况往往存在，对这种“或若异而同，或似是而非”的现象，不能以“博识为玩物”为借口而不加以考证梳理，因为疆域划分、城邑措置是和国家的兴亡成败相关联的，对国家兴亡有借鉴意义，所以必须在博识的基础上加以考察辨析。王应麟在通儒视野中完成该书，贯穿有博闻强识的意识和经世精神，以地理为纲，从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角度来分析城邑郡国、自然山川的战略意义，引用先贤的评论，同时联系现实，以达到鉴戒垂训的目的。
王应麟注重经世征实的治史精神在其笔记《困學纪闻》中也有所体现。《困學纪闻》是王应麟入元以后的著述，内容兼及经、史、诗文。其中考史内容丰富。在卷十六中有《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运考》、《两汉崇儒考》，从中也可以看到王应麟注重经世的精神，与马端临重视典章制度有同工之处。其中的历史评论也体现了王应麟对统治者的劝诫，乾隆帝曾评价说：“应麟博學多闻，著书颇富，而议论皆出于正。是编乃随笔考订，理融辞达，其说经具有渊源，深合内圣外王之旨。偶披说易卷，于凡修辞立诚，阳大阴小，防于未然，恐以致福。未尝不反复而诵，沈潜而思，以为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熟读，而切己体察也。”
王应麟的考史专著《汉制考》四卷和《汉艺文志考》十卷同样是其通儒语境中的史學成果，也具有一定的经世精神。他之所以重视考证征实，就是为了矫正当时高谈性命、只重诵读的空疏學风。明朝危素为《汉艺文志考》作序时说：“盖艺文之见收于前史者，其耳目千载之下，欲考其原本，证其谬误，亦诚难哉。非曲畅旁通，枝分派列亦不得与于斯。即是可以窥公之學矣。”同时王应麟作《汉制考》也是为了追溯三代之制，他认为汉离三代未远，犹有三代遗风，所以不可不考，以备后世追溯考察三代之礼。有保存古代文献、征古鉴今之意，同时也有在异族统治下保存和传承中华文献之意。他说：“君子尚论古之人，以为汉去古未远，诸儒占毕训诂之學，虽未尽识三代旧典，而以汉制证遗经，犹幸有传注在也。冕服、车旗、彝器之类，多以叔孙通礼器制度为据，其所臆度，无以名之，则谓若今某物。及唐儒为疏义，又谓去汉久远，虽汉法亦不可考。盖自西晋板荡之后，见闻放失，习俗流败，汉世之名物称谓知者鲜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义乎？此汉制之仅存于传注者，不可忽之不考也。愚少尝有闻，老弗敢坠，因绌次为编，以俟后之君子自流溯源三代之礼，庶乎其可识矣。”
据《宋元學案》记载，胡三省为王应麟门人，不过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他们的师徒关系。胡三省的治史宗旨确实和王应麟有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通儒之學，不满空疏之學，在史學上属意于注重征实考证，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内容，注重史學的经世精神。
胡三省主要的史學著述是《资治通鉴音注》（简称《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和《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音注》是胡三省穷30年精力完成的，对《资治通鉴》作了详尽的注释，内容丰富，“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因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并且考证明确，不附会以求合，做到了广博赅备，考证有据。稍后于他的袁桷称该注“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胡三省十分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资治经世精神，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世。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上自人君，下至士子、平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吸取经验。他在作注解时，就是本着司马光资治鉴戒的精神来做每一项注释的，力图把司马光资治经世之意剖白于世。 胡三省为充分发挥史學的鉴戒经世精神，而融史论于史注中，以进行劝诫，当然劝诫的原则离不开儒家的纲常伦纪，但是他能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谆谆告诫之意溢于言表。如他对春申君营豪华宫室评价道：“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强，不能为国谋，乃营其都而盛宫室，何足道也。”从宰相的职责出发批评黄歇，认为他不能以国事为重，却只图个人享受，这样的宰相是不称职的。或者他在评价黄歇时也想到了南宋末年贾似道在国难当头时的所作所为，才会有如此的看法和激愤吧。又如卷一百三十八有“壬寅，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胡三省对这种行为评价道：“此亦可谓惠而不知为政矣。见者则给衣食，目所不见者，岂能遍给其衣食哉！古之为政者，孤独废疾者皆有以养之，岂必待身亲见，而后养之也。”从客观角度对最高统治者的治国为政进行了全面评判。又如周亚夫之子“取庸苦之，不与钱”，胡三省注曰：“余谓亚夫之子无识，苦使其人而不与赁钱，致其怀怨而祸及其父。亚夫之死，虽由景帝之少恩，其子亦深可罪也。”从行为处事角度批评周亚夫之子的行为，指出周亚夫之死与其子的行为有关。这些史论都是以彰显司马光的鉴戒精神为原则的。
胡三省的经世精神不只是体现在纲常劝诫上，同时他还很关注与国家治理、人民生活相关的内容。《音注》内容丰富，网罗广博，从典章制度到地理、天文、农业、音乐，甚至草木虫鱼，可谓面面俱到。他认为《资治通鉴》并不仅仅记述治乱兴亡，同时也是一部文化宝库，他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在注释时也是务必做到广博赅备，“盖本其命意所在，而于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矣。”他在自序中指出自己的缺点时说：“今吾所注，博则博矣，返之于约，有未能焉。”这是胡三省的自谦之辞，体现了其通儒精神和注重经世的精神，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才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學财富。
史學经世精神是中国传统史學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两宋史學重要的史學宗旨，在经历南宋灭亡后的遗民史學中也有继承和凸显。他们在经历鼎革之痛后，倾心于史學研究与著述，希望能从历史发展的兴衰中，探寻南宋灭亡的经验教训，发挥史學经世之效，寄寓其亡国之恨、故国之思。正是由于他们治史重经世的宗旨，才编撰出了《文献通考》、《通鉴地理通释》、《汉制考》、《汉艺文志考》、《资治通鉴音注》这些史學巨著，为元代初期的史學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丰富了元代初期的史學思想和史學内容，给我们留下了博大而精深的學术著作。
[责任编辑 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