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一书中，作者提出“C时代”的原创性命题，指出“人类在21世纪将整体性地迈进‘C时代’，即迈进了城市(City)的世纪、创意(Creativity)的世纪、消费(Consumption)的世纪和传播(Communication)的世纪。”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空间文本化延展消费的重要问题，即城市“无形”空间的符号在场和指涉，启示城市文本媒介接触策略的方法论确定。而城市媒介文本的路径传播进行，同时即是城市文本符号意识形态消费性的提纯。
　　城市传播学的新意既在于前瞻性的预见展望，亦在于对于城市问题全新视域的解读。以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旧城改造”个案分析为例，一旦进行城市传播学的学术追问，则可廓清同时具有“完成时”和“现在时”的“旧城”本质，揭示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学、建筑学所存在的认识盲区，彰显“旧城”所不可替代的符号价值和代际传播功能。《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循此对“旧城改造”进行了富于创见的学术阐释，指出“从城市传播的角度来看，旧城是‘城市记忆’的空间载体，承载着城市代际传播的功能，沟通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彰显者城市‘地脉’与‘文脉’特征并将之传承与延续。……旧城是城市历史的一种‘言说”，既是久远历史的遗存，又始终活在现实当下，具有当下的“生产性”。由此可见，“旧城”和“新城”的性质界定和价值确定具有双重层次。在第一个层次，古代建筑文物等是历史的“旧物”，似乎欠缺“现代性”，而新兴现代建筑之“新城”则是当下的和现代化的。而在第二个层次，大量现代建筑往往是机械复制式的，有着同质性的单调雷同；而古代建筑相对于现代建筑的异质性，和独有的差异化特征正具有质现代奉为圭臬的“小叙述”。在此意义上，古代建筑是对于现代建筑的一种“间离”性媒介，是具有现代建筑匮缺之特殊所指的“新”能指，始终在进行现代性的符号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由此可见，“旧城”作为传播媒介既在进行代际传播，亦在进行现代性关系传播。
　　《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沿循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第三空间”的开放性思路，富于启迪地提出“流城市”(Stream City)的未来城市形态说，即在当前“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的基础上形成的“实体城市内部要素、虚拟城市内部要素以及由实体与虚拟城市相互影响所生成的复合要素之间将呈现出高度流动且复合同构的特征，促使形成实体城市与虚拟城市之间的万象流动与深度融合，两者边界日益消弭，从而建构而成的一种新的城市”，进而详加阐释流城市所具有的去地方性、弱结构化、万象流动性、超变异性的四个基本特征，由此提供一种现代城市发展的未来指向，对现实实践予以启示。由此，城市传播学的“城市文本”解读转化至“城市超文本”解读，由此体现出城市传播学研究的持续必要性。某种意义上，“流城市”理论阐述和“旧城”传播读解一脉相承，同样是对于现有思维框架的超越，使之开放流动而始终保持学术关注的敏感性。
　　作为一门前沿性学科，城市传播学既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意识，又具有逻辑理据反思下的前瞻性指示，集前沿性、前瞻性于一身。同样沿循于如此之学理穿透性和实践的启发性，书中勾勒出的一系列有待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城市传播学命题，需要更多学者和实践人士得以进一步充分阐释和省思，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切实而进亦可由之得以更加深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