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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抗美援朝，人们已经很熟悉了。而与抗美援朝几乎同时进行的援越抗法，对于读者来说则相对陌生。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亚洲二战后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国家，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应越共中央的要求，毅然做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整个援越抗法过程，都凝聚着毛泽东的智慧和心血。
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和莫斯科找毛泽东和斯大林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面对中国构成包围、钳击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此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侵略者凭借军事技术的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1949年12月上旬，胡志明派遣两位越南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毛泽东12月6日起已去苏联访问，周恩来随同出访，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鉴于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通讯和交通极为不畅，刘少奇决定派遣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带着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之间联系。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当晚，刘少奇、朱德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设宴盛情欢迎胡志明主席并进行了会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2月3日晚，胡志明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希望亲自与斯大林和毛泽东商谈关于越南的一些重大问题。2月6日晚，胡志明抵达莫斯科。
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已于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独立，但由于法军的入侵，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请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斯大林则认为这样会刺激各帝国主义国家，增加对越南的压力。毛泽东则认为，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帝国主义的威风。毛泽东很快便兑现了其诺言，中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中国的带头，随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越南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斯大林很清楚胡志明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他希望把援越的重任交给中国来办。毛泽东认为，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中国不一定都能满足其需要。毛泽东希望苏联也给予越南援助，但斯大林怕引起国际纠纷而不同意。
胡志明建议苏联为越南提供10个步兵师和1个高炮团的装备，斯大林不同意，认为应由中国来承担。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的考虑，表示同意：“越南需要10个师的装备抗击法国殖民者，目前须在越北方首先装备6个师。越南可以立即派人前往中国领取武器装备。广西将是越南的直接后方。”胡志明希望像中苏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也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遭到斯大林的拒绝。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一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北京。行程中，胡志明忐忑不安地向毛泽东问起了援越这个敏感的话题。毛泽东表示，作为兄弟党和近邻，援助你们军事物资是应该的，但还要由中央做决定。胡志明诚恳地说：“我们更缺乏懂得战略战术的指挥员，希望中国能派出军、师、团、营各级军事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和指挥作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果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相信他们能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吗？”
毛泽东向胡志明表示，你最好和武元甲同志（按：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商议后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们中央也要具体研究一下，做出正式的决定。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中国援越抗法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也亟待恢复，追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剿匪、接管城市比苏联的困难更大，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的和无偿的援助。
毛泽东说：“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
1950年3月9日，中共中央驻越南联络代表罗贵波与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商议后一致认为，为援助越南，就必须打通中越边界的交通，以保证援越物资能顺利运往越南。越共中央决定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老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歼灭那里的法军。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选调若干军、师、团、营干部担任越军军事顾问的建议。
中共中央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中央领导人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
中央军委在二野、三野和四野挑选了一批干部作为军事顾问，并任命三野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是三野名将，在三野中享有“小诸葛”之称。6月27日，韦国清率军事顾问团20余名顾问、秘书、机要人员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刘少奇、朱德亲切接见了他们，作出具体的指示。因毛泽东夜间持续工作，现在刚刚睡下，大家便没有打扰他。
在接见快结束之时，毛泽东走了进来：“哎，睡不着啊。”毛泽东和顾问团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不熟悉的人的姓名、年龄、职务等个人情况。大家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做出指示。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谈话，对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工作的意义、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作了明确的指示。
对于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毛泽东作了仔细的交代：“怎么当好顾问，这要认真研究。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就是参谋，给人家的领导同志当好参谋。参谋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要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在帮助人家过程中，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接见结束后，韦国清率各级顾问赶赴南宁集中。8月9日，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亲自为他们壮行。8月12日，中国军事顾问抵达越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
9月24日，罗贵波返回北京汇报工作。在接见他时，毛泽东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周恩来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的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当刘少奇插话说要罗贵波当中国援越顾问团的总顾问时，毛泽东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介绍。”
在事关援越重大军事问题上，毛泽东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帮助指挥战役的决策上，毛泽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时予以具体的指导。1950年8月，陈赓到达越南军队即将发动的边界战役的前方指挥所。关于如何选定战役的突破口，越南人民军中从上到下都主张先打法军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高平。陈赓、韦国清和中国军事顾问团认为以越军目前的实力，是无法拿下高平的，主张先打高平的外围据点东溪。经过耐心说服，越军干部接受了这个建议。
9月16日，攻克东溪的战役打响了，翌日便攻克东溪，10月3日，当驻守高平的萨克东兵团弃城南逃，企图与援助的勒巴热兵团会师时，陈赓认为必须首先消灭勒巴热兵团，尔后转移兵力歼灭萨克东兵团，不能让他们会合后南逃。但越军在追击过程中行动迟缓，越军总参谋长武元甲认为部队已连续打了四仗了，非常疲劳，要求休息一下再打。经验丰富的陈赓坚决反对：“这样的仗再不打，就没有仗可打了”。二人僵持不下，陈赓立即致信胡志明主席，同时给毛泽东发电陈述己见。
胡志明支持了陈赓的意见。10月6日，毛泽东复电陈赓指出：“你们除对东溪西南之敌必须迅速、坚决、彻底加以消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估计干部中可能发生此种情况）。此外，并要对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说明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布置。只要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也在胡志明的鼓励下，越南军队士气大振，全歼法军勒巴热兵团和萨克东兵团，打开了中越边界交通线，极大地改变了北部战场的敌我战略态势。
1951年冬，朝鲜战场的局势已趋于平稳，毛泽东得以有较大的精力关注越南的战局。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先开辟越南西北战场，先夺取西北和上寮地区，尔后向中南部发展，夺取红河三角洲。的确，越南西北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夺取了西北地区，便可以与越北解放区联成一片，形成稳固的战略后方。且西北地区法军只有8个营又41个连的兵力，守卫着144个据点，兵力薄弱。
毛泽东与刘少奇商议后，把向越南党中央提出此建议的使命交给了罗贵波。罗贵波向胡志明主席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胡志明接受了这个建议。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关于越南抗法战争总战略的建议。胡志明表示完全赞同。胡志明认为，即将开始的西北战役事关重大，最好请回国养病的韦国清同志再去越南，帮助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到12月10日，西北战役结束，越南人民军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共歼敌1．38万人，解放了2．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5万人口。西北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取得的，正如韦国清在12月17日就西北作战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时所说的“从义路到安州作战，全根据毛（泽东）、彭（德怀）指示原则，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主动发起攻击作战……”
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越南人民军的浴血奋战下，法军在西北和上寮接连遭到惨败，法国驻印支远征军总司令沙朗被撤职，纳瓦尔将军接替了沙朗的职务。纳瓦尔推出其所谓的“纳瓦尔计划”，企图在两三年内扭转战局。法国政府也抽调了12个步、炮兵营增援，使法军在印支共集中了84个营的兵力。美国政府也投入4亿美元，组建越南伪军，支持法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越南战局极为关心。8月下旬，中共中央致电罗贵波，阐述了今后的对策：“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北部地区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及高棉，威胁西贡。这样做，就可以缩小伪兵源、财源，分散法军兵力，使之陷于被动；同时扩大人民军本身，主动地各个歼灭敌人和逐步地削弱敌人。这是夺取越北平原的先决条件。”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所提的战略方针。
为贯彻这个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再派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赴越。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书房中再次接见了韦国清，彭德怀陪同接见。毛泽东问韦国清：“你对纳瓦尔计划有什么看法？”韦国清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问：“中央在8月底给罗贵波的电报你看了吗？”彭德怀说：“我叫人拿给他看了。”毛泽东问道：“罗贵波来电说，胡志明对这个建议是赞成的，他们政治局也作了决定，可是越南军队的冬季作战计划迟迟定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韦国清分析道：“去年西北战役前，越南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可以说多数人不愿意去西北作战。主要是怕艰苦，怕困难，缺乏战略眼光，认为西北地广人稀，是个穷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没有多大意义。越南军队总后勤部主要负责人竟说，顾问团积极主张解放西北，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可以剿灭那里的国民党残匪，不再骚扰云南边境。真是奇谈怪论。”
毛泽东说：“他们想走直路，可是这条路恐怕走不通。目前就解放红河三角洲，条件还不成熟。还是要走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中国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所证明了的。我看越南革命也没有直路可走。你回去后，还要对人民军的高级干部多做些解释说服工作。”毛泽东接着还详细谈了今后应向中南部作战的计划。这实际上就是以后奠边府战役的蓝图。彭德怀还要求韦国清将总参谋部截获的纳瓦尔军事计划的法文文本带回去给越南的同志看看。
10月27日，胡志明接见了返越的韦国清。胡志明说：“纳瓦尔军事计划法文本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在全局上更了解敌人。武元甲同志看过纳瓦尔计划后，受到不小的震动，表示他思想搞通了，完全拥护先解放西北、上寮并逐步向南推进的战略方针。”接着，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等中国军事顾问会同武元甲等越方将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韦国清与武元甲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在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为了实现冬季作战计划，11月19日到24日，越军总军委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也是越南抗法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12月6日，胡志明主持召开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罗贵波、韦国清列席会议，对越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发动奠边府战役，并决定成立以武元甲为书记和总指挥的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以保障战役后勤。
对于奠边府战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予大力支持，答应提供所需的物资供应。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绝。在云南南部，由中国援助的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惟一向越南无偿大量提供援助的国家，从枪炮子弹到瓷杯毛巾是倾其所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枝（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发，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国高炮顾问甚至配属到了越军连一级单位。只要是越方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始终是全力支持。
1954年3月13日，越军发起奠边府战役。5月7日，奠边府法军司令卡斯特里率部投降，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法军1．6万人，击落击毁飞机62架，使法军在印度支那的精锐兵力几乎全部丧尽，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7月22日，越法双方下令停火，历时8年多的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印度支那和平得到恢复。
1954年8月，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9月1日，首任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销中国军事和政治顾问团的建议，越共中央表示同意。根据越方的建议，1955年１２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在撤回军事顾问后，改派军事专家。
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和莫斯科找毛泽东和斯大林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面对中国构成包围、钳击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此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侵略者凭借军事技术的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1949年12月上旬，胡志明派遣两位越南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毛泽东12月6日起已去苏联访问，周恩来随同出访，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鉴于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通讯和交通极为不畅，刘少奇决定派遣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带着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之间联系。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当晚，刘少奇、朱德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设宴盛情欢迎胡志明主席并进行了会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2月3日晚，胡志明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希望亲自与斯大林和毛泽东商谈关于越南的一些重大问题。2月6日晚，胡志明抵达莫斯科。
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已于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独立，但由于法军的入侵，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请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斯大林则认为这样会刺激各帝国主义国家，增加对越南的压力。毛泽东则认为，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帝国主义的威风。毛泽东很快便兑现了其诺言，中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中国的带头，随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越南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斯大林很清楚胡志明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他希望把援越的重任交给中国来办。毛泽东认为，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中国不一定都能满足其需要。毛泽东希望苏联也给予越南援助，但斯大林怕引起国际纠纷而不同意。
胡志明建议苏联为越南提供10个步兵师和1个高炮团的装备，斯大林不同意，认为应由中国来承担。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的考虑，表示同意：“越南需要10个师的装备抗击法国殖民者，目前须在越北方首先装备6个师。越南可以立即派人前往中国领取武器装备。广西将是越南的直接后方。”胡志明希望像中苏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也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遭到斯大林的拒绝。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一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北京。行程中，胡志明忐忑不安地向毛泽东问起了援越这个敏感的话题。毛泽东表示，作为兄弟党和近邻，援助你们军事物资是应该的，但还要由中央做决定。胡志明诚恳地说：“我们更缺乏懂得战略战术的指挥员，希望中国能派出军、师、团、营各级军事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和指挥作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果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相信他们能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吗？”
毛泽东向胡志明表示，你最好和武元甲同志（按：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商议后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们中央也要具体研究一下，做出正式的决定。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中国援越抗法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也亟待恢复，追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剿匪、接管城市比苏联的困难更大，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的和无偿的援助。
毛泽东说：“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
1950年3月9日，中共中央驻越南联络代表罗贵波与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商议后一致认为，为援助越南，就必须打通中越边界的交通，以保证援越物资能顺利运往越南。越共中央决定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老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歼灭那里的法军。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选调若干军、师、团、营干部担任越军军事顾问的建议。
中共中央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中央领导人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
中央军委在二野、三野和四野挑选了一批干部作为军事顾问，并任命三野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是三野名将，在三野中享有“小诸葛”之称。6月27日，韦国清率军事顾问团20余名顾问、秘书、机要人员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刘少奇、朱德亲切接见了他们，作出具体的指示。因毛泽东夜间持续工作，现在刚刚睡下，大家便没有打扰他。
在接见快结束之时，毛泽东走了进来：“哎，睡不着啊。”毛泽东和顾问团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不熟悉的人的姓名、年龄、职务等个人情况。大家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做出指示。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谈话，对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工作的意义、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作了明确的指示。
对于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毛泽东作了仔细的交代：“怎么当好顾问，这要认真研究。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就是参谋，给人家的领导同志当好参谋。参谋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要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在帮助人家过程中，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接见结束后，韦国清率各级顾问赶赴南宁集中。8月9日，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亲自为他们壮行。8月12日，中国军事顾问抵达越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
9月24日，罗贵波返回北京汇报工作。在接见他时，毛泽东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周恩来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的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当刘少奇插话说要罗贵波当中国援越顾问团的总顾问时，毛泽东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介绍。”
在事关援越重大军事问题上，毛泽东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帮助指挥战役的决策上，毛泽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时予以具体的指导。1950年8月，陈赓到达越南军队即将发动的边界战役的前方指挥所。关于如何选定战役的突破口，越南人民军中从上到下都主张先打法军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高平。陈赓、韦国清和中国军事顾问团认为以越军目前的实力，是无法拿下高平的，主张先打高平的外围据点东溪。经过耐心说服，越军干部接受了这个建议。
9月16日，攻克东溪的战役打响了，翌日便攻克东溪，10月3日，当驻守高平的萨克东兵团弃城南逃，企图与援助的勒巴热兵团会师时，陈赓认为必须首先消灭勒巴热兵团，尔后转移兵力歼灭萨克东兵团，不能让他们会合后南逃。但越军在追击过程中行动迟缓，越军总参谋长武元甲认为部队已连续打了四仗了，非常疲劳，要求休息一下再打。经验丰富的陈赓坚决反对：“这样的仗再不打，就没有仗可打了”。二人僵持不下，陈赓立即致信胡志明主席，同时给毛泽东发电陈述己见。
胡志明支持了陈赓的意见。10月6日，毛泽东复电陈赓指出：“你们除对东溪西南之敌必须迅速、坚决、彻底加以消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估计干部中可能发生此种情况）。此外，并要对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说明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布置。只要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也在胡志明的鼓励下，越南军队士气大振，全歼法军勒巴热兵团和萨克东兵团，打开了中越边界交通线，极大地改变了北部战场的敌我战略态势。
1951年冬，朝鲜战场的局势已趋于平稳，毛泽东得以有较大的精力关注越南的战局。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先开辟越南西北战场，先夺取西北和上寮地区，尔后向中南部发展，夺取红河三角洲。的确，越南西北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夺取了西北地区，便可以与越北解放区联成一片，形成稳固的战略后方。且西北地区法军只有8个营又41个连的兵力，守卫着144个据点，兵力薄弱。
毛泽东与刘少奇商议后，把向越南党中央提出此建议的使命交给了罗贵波。罗贵波向胡志明主席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胡志明接受了这个建议。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关于越南抗法战争总战略的建议。胡志明表示完全赞同。胡志明认为，即将开始的西北战役事关重大，最好请回国养病的韦国清同志再去越南，帮助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到12月10日，西北战役结束，越南人民军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共歼敌1．38万人，解放了2．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5万人口。西北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取得的，正如韦国清在12月17日就西北作战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时所说的“从义路到安州作战，全根据毛（泽东）、彭（德怀）指示原则，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主动发起攻击作战……”
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越南人民军的浴血奋战下，法军在西北和上寮接连遭到惨败，法国驻印支远征军总司令沙朗被撤职，纳瓦尔将军接替了沙朗的职务。纳瓦尔推出其所谓的“纳瓦尔计划”，企图在两三年内扭转战局。法国政府也抽调了12个步、炮兵营增援，使法军在印支共集中了84个营的兵力。美国政府也投入4亿美元，组建越南伪军，支持法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越南战局极为关心。8月下旬，中共中央致电罗贵波，阐述了今后的对策：“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北部地区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及高棉，威胁西贡。这样做，就可以缩小伪兵源、财源，分散法军兵力，使之陷于被动；同时扩大人民军本身，主动地各个歼灭敌人和逐步地削弱敌人。这是夺取越北平原的先决条件。”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所提的战略方针。
为贯彻这个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再派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赴越。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书房中再次接见了韦国清，彭德怀陪同接见。毛泽东问韦国清：“你对纳瓦尔计划有什么看法？”韦国清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问：“中央在8月底给罗贵波的电报你看了吗？”彭德怀说：“我叫人拿给他看了。”毛泽东问道：“罗贵波来电说，胡志明对这个建议是赞成的，他们政治局也作了决定，可是越南军队的冬季作战计划迟迟定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韦国清分析道：“去年西北战役前，越南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可以说多数人不愿意去西北作战。主要是怕艰苦，怕困难，缺乏战略眼光，认为西北地广人稀，是个穷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没有多大意义。越南军队总后勤部主要负责人竟说，顾问团积极主张解放西北，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可以剿灭那里的国民党残匪，不再骚扰云南边境。真是奇谈怪论。”
毛泽东说：“他们想走直路，可是这条路恐怕走不通。目前就解放红河三角洲，条件还不成熟。还是要走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中国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所证明了的。我看越南革命也没有直路可走。你回去后，还要对人民军的高级干部多做些解释说服工作。”毛泽东接着还详细谈了今后应向中南部作战的计划。这实际上就是以后奠边府战役的蓝图。彭德怀还要求韦国清将总参谋部截获的纳瓦尔军事计划的法文文本带回去给越南的同志看看。
10月27日，胡志明接见了返越的韦国清。胡志明说：“纳瓦尔军事计划法文本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在全局上更了解敌人。武元甲同志看过纳瓦尔计划后，受到不小的震动，表示他思想搞通了，完全拥护先解放西北、上寮并逐步向南推进的战略方针。”接着，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等中国军事顾问会同武元甲等越方将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韦国清与武元甲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在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为了实现冬季作战计划，11月19日到24日，越军总军委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也是越南抗法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12月6日，胡志明主持召开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罗贵波、韦国清列席会议，对越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发动奠边府战役，并决定成立以武元甲为书记和总指挥的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以保障战役后勤。
对于奠边府战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予大力支持，答应提供所需的物资供应。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绝。在云南南部，由中国援助的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惟一向越南无偿大量提供援助的国家，从枪炮子弹到瓷杯毛巾是倾其所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枝（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发，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国高炮顾问甚至配属到了越军连一级单位。只要是越方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始终是全力支持。
1954年3月13日，越军发起奠边府战役。5月7日，奠边府法军司令卡斯特里率部投降，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法军1．6万人，击落击毁飞机62架，使法军在印度支那的精锐兵力几乎全部丧尽，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7月22日，越法双方下令停火，历时8年多的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印度支那和平得到恢复。
1954年8月，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9月1日，首任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销中国军事和政治顾问团的建议，越共中央表示同意。根据越方的建议，1955年１２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在撤回军事顾问后，改派军事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