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蓝绿基层实力实现大反转，国民党大胜，而民进党籍市长郑文灿却成功守住了桃园市，获得连任。郑文灿将其从政经验总结为“郑文灿模式”，为此撰写新书《郑文灿模式：超越对立、翻转桃园》。考察郑文灿的政治立场、言论及其他在桃园市的施政特点，可以说，“郑文灿模式”的本质是集合了民进党内老一辈“学运世代”、绿营思考而成的“广义台独”下“更开放的本土执政路线”，即以维护“台湾主体性”为导向、摆脱蓝绿恶斗、发展与建设优先的“维护现状独立”的施政模式。这样的模式，在郑文灿看来，是一种坚持其“台独”立场及台湾“本土价值”的“温暖”的执政模式，可以达成“团结内部力量一致对外的目的”。在岛内社情民意出现新情势、蔡英文2020选举连任艰困的情势下，这样的执政路线、模式是否会带动民进党对执政路线的新思考，值得关注。

“郑文灿模式”的三大特点

　　郑文灿在桃园市的施政带有三个相当明显的特点。
　　首先，采取选举导向的市政治理。
　　郑文灿在从政早年曾为民进党人士辅选，本身也参加过县议员、“立委”、桃园市长的选举，对于选举规划、竞选议题设定、造势、文宣、配票、募款、政治资源分配等有关选举操作的各方面都较为娴熟，特别是对于国、民两党“政策买票”（利用政策收买人心）这一招，学得很有心得。在2003年花莲县长补选期间，郑文灿亲眼见识了民进党当局如何以行政资源支持民进党政策买票，从而让原住民选民由投蓝转投绿的。他直言，未经过选举洗礼的政治人物是不成熟的。有鉴于此，深谙选举之道的郑文灿，2014年一当选桃园市长，就以连任作为其蓄积未来政治实力之阶段性目标，展现出深厚的选举导向的施政功力。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他为争取支持，通过行政资源的分配，将人、钱、物源源不断注入每个族群、每个阶层、每个领域，并形成各种福利制度。这种将政策利多纳入施政中，且将其普惠化、常态化、制度化，不仅抹去了民进党在选举时期才集中政策绑桩的贿选色彩，还赋予了民进党政策买票的“道德、政治正当性”。
　　其次，在功利算计下“超越对立”。
　　一方面，郑文灿在桃园市的施政上充分展现了“超越对立”的特质。除了政策利多不分蓝绿之外，他对待蓝绿分歧，能以“要建设不要吵架”的原则，协调好桃园市蓝大于绿的府会关系。在2018年地方议员选举中，他的一句“桃园市要选出12席议员，亲民党占一席不会过分”，注释了他在选举中既为民进党籍候选人助选、也为亲民党推荐的候选人林国政站台，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同台亮相等行为。他更明确期许，身为桃园市中信里长的林国政能“再上层楼”。此外，郑文灿还展现出对桃园市多元文化的一体尊重。桃园市有闽南、客家、原住民、新住民（非台籍配偶），以及眷村、马祖、滇缅等各族群。他对每个族群的文化与故事都如数家珍，还亲自出席每个族群的民俗文化节日庆典。在文化领域，他没有搞“去中国化”，展现出超越两岸对立的姿态。他不仅亲自参加中华文化传统民俗庆典，还在移除蒋介石铜像的“去蒋化”问题上，以“慈湖两蒋雕塑公园已经脱离了政治图腾的氛围，成为特殊的观光景点”的姿态，处理这一问题和所谓的“转型正义”问题，将“独派”不时掀起的“反蒋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挡在桃园市之外。在处理陆客“火烧车”事故中，他对大陆罹难游客家属的安抚、慰问等，都展现出较为客观、公道的理性和将心比心的温情。凡此这般，都体现出他提倡的“超越对立”这一理念。
　　但是另一方面，出了桃园市，郑文灿打蓝却毫不手软。这就暴露了其“超越”背后的功利算计与投机倾向。
　　第三，服务型的施政风格。
　　看郑文灿的施政，不仅有对桃园市发展的总体构想和各区建设规划，更有服务民众生活细致入微的贴心措施;大到桃园市各项重点建设的进度，小到桃园市各区景点特产、504位里长的姓名，他都烂熟于心;在记者会与民众座谈会上，无论是政策宣导还是回答民众问题，他都详尽周到。这是自他1998年起在桃园市担任四年议员、后任市长期间，天天下基层累积出来的。他亲自出面与民众座谈，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颁奖活动、工程建设典礼活动等，让民众与他在常见、常来、常往中培养出熟悉感、情感、认同感，让不少民众觉得跟着郑文灿，生活有目标、有希望。

民进党内“学运世代”思考之集大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进党内参与学运的老一辈“学运世代”，在民进党政策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力。在民进党应以何种政策论述达成执政目标的问题上，可以说“学运世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标志即1996年5月“新世代台独纲领运动”的基本精神成就了三年后民进党“全代会”通过的替代“台独党纲”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而民进党的执政论述，包括民进党该如何成为一个既保有民进党核心价值、使其扩展为岛内共识，又真正具有执政思维、并可将核心价值融入施政过程中以巩固扩大民意基础，逐渐成为“学运世代”精英不断思考与探索的议题。1998年2月的党内“中国政策研讨会”、2000年“党纲定义扩大化”讨论、2002年“党纲柔性化”提案、2004年的“新文化论述”、2005年的“新民进党运动”，乃至2006年反陈水扁的“第二共和二次宪改”、2007年初推动的“第三共和修宪案”等几次大的动作，“学运世代”都以其较“基本教义派”更为开阔而前瞻的“国际化视野”，在两岸定位与互动关系上提出了新的务实思考。然而在民进党八年的执政中，“学运世代”大力鼓噪、参与推动的“台独”务实转型路线在选举利益的绑架下中断甚至逆转。部分“学运世代”指标人物进入民进党中央及台当局行政体制内，虽然掌握一定权力，但媒体评论他们“已经失去改革动能，必须藉由同侪力量才能刺激反省”，即便有周奕成等人與陈水扁、民进党高层的激进“台独”路线发生强烈碰撞。2007年5月，周奕成不惜自行筹组“第三社会党”，与民进党彻底决裂。此后，“学运世代”因没有行政资源、没有政治班底、没有世代共识，仓促提出的思考尚不成熟，而世代实力又不足以任其放手一搏。诸多因素影响之下，“学运世代”归于沉寂。

　　作为民进党在上世纪90年代“野百合学运”世代中的骨干，当年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的郑文灿虽然没有站在推动党内路线转型的第一线，但不能不说他是思考民进党路线转型人群中的一员。2004年4月，为消弭族群争议而讨论“新文化论述”的民进党“学运世代”们——罗文嘉、陈其迈、卓荣泰等进一步表示，民进党应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为基础扩充论述，将民进党定位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并将政治、文化完全区隔，“政治上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华文化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文化不能去中国化，新旧住民才能真正去掉隔阂，从过去的内部斗争变成一致对外。”郑文灿表示，“青壮派立委的讨论代表党内愿用真诚反省的态度面对各种挑战，这是非常健康的做法。”可以说，郑的这一表态既代表民进党中央，也有理由认为是郑本人的看法。
　　十年后，“郑文灿模式”不仅让外界将目光重新投射到“学运世代”的思考上，更揭示出“郑文灿模式”吸收了“台湾前途决议文”与“新文化论述”的精神，是民进党“学运世代”思考之集大成者。

“广义台独”下“更开放的本土执政路线”

　　“郑文灿模式”综合了“台湾前途决议文”与“新文化论述”的精神，也吸收了绿营“广义台独”的主张，建构出“广义台独”下一条“更开放的本土执政路线”，并落实到了桃园市的施政中。
　　首先，郑文灿认同“广义台独”理念。
　　郑文灿在上大学时投入学运，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为“守护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而战”，是他的政治立场、主张的出发点。考察郑的言论可以看出，他认同“中华民国是台湾”，认同“民進党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执政党”，认同“台湾前途决议文”中表达的“对两岸和平相处的善意、对现状的尊重、对民主程序的坚持”，认同政治与文化区隔看待，认同“台湾应从过去追求民主化的内部斗争，进步到岛内团结的一致对外”，维护并坚持“台湾主权本土路线、台湾现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信仰”等。他的这些立场、价值观显然没有跳出绿营“广义台独”的框架。
　　所谓“广义台独”，是相较于“狭义台独”（“法理台独”）而言，它是“务实台独”“现状台独”的代名词，它不在乎“国家”的名称，只在乎“确保台湾主权、本土价值下的台湾实质独立”。“广狭义台独”的出笼，既是“台独”理念随着岛内民主化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台独”路线在两岸及国际格局的现实政治情势下，经过陈水扁八年“台独”执政碰壁后，民进党被动反思与重寻出路的结果。由此，“广义台独”不但具体呈现出蔡英文“维持现状”的本质内涵，而且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今岛内政情、社情，特别是相当一部分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现状。
　　其次，郑文灿提出“更开放的本土路线”。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时，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的郑文灿表示，“未来势必会以更开阔、更开放的本土路线来整合更大民意，与国民党的深蓝路线竞争。”这是郑文灿继当年6月之后再次明确提出“以更开放本土路线整合民意”以获得更多人民支持的观点。2006年8月作为台当局发言人的郑文灿表示，“台湾主体路线不应有排他性，而是要有整合性”。直到2014年首任桃园市长，郑文灿终于有机会将“更开放的本土路线”付诸实践。他以“清空一切意识形态包袱、诚恳服务市民”的心态，不仅用“温暖的方式”（超越蓝绿）进行“整合”，更让“每个看似简单的行程背后都有清楚的价值和概念”，“让大家理解，找到共同点”，从而建立起民众的认同感，进而反转桃园蓝大于绿的政治生态结构，引领“台独现状”的民意共识，巩固“台独现状”的执政基础。所以，郑文灿是寄望通过“更开放的本土执政路线”，将“台湾主体性”转换成一种“主体化的生活状态”，并进一步凝聚共识，“团结台湾”，最终达成“守护台湾主体性、抵御大陆影响的目的”。
　　第三，将桃园市建成“广义台独执政”的滩头堡。
　　一方面，凭借桃园市作为台湾工业生产的重要基地、台湾最重要的物流基地、许多外资企业在台湾的首选投资地、大陆台商回流的首要落脚点、台湾人口成长最快城市等台湾少有县市堪与比肩的施政利基，在政治立场上郑文灿不承认“九二共识”，坚持所谓的“广义台独”;在经济上以开拓国际市场取代大陆市场。另一方面，郑文灿以城市交流助力蔡当局达成对外政策目标，也为自己日后 “更上层楼”累积国际支持力量。郑文灿在任桃园市长四年多时间里，访问了很多国家的城市，主要目的除了推动、促进姊妹市双方文化、经贸等交流外，也在于“建立与各国学界、智库等的沟通渠道”，并通过参与侨界活动，紧密台湾与这些国家的连结和交流。在对外交往中，郑文灿以冷战思维展现“台湾民主价值”，强调“民主台湾不应该被改变、不应该被外力胁迫”，希望国际社会“张开双手欢迎台湾”，希望“美国代表的全球民主价值能够支持台湾，让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台湾不会孤单，不会被放弃。”
　　显然，郑文灿是以桃园为基地，全面贯彻蔡当局“台独”执政意图，将桃园做成一块“台湾本土路线”治理的试验田、维持“事实独立”现状的“模范市、示范市”，堪称“广义台独执政”的滩头堡。

未来或为民进党赢得施政回旋空间

　　首先，郑文灿获得过半桃园民众的支持。
　　长期以来，民进党的选举操作及其与蓝营政党的政治恶斗，是社会诟病的主要方面，绿营内有不少人呼吁民进党知识分子应发挥正面领导作用，走出过去的抗争思维，要具有将民进党的价值转换为符合台湾现实、可操作政策的能力。“郑文灿模式”不仅延续了民进党路线转型中“学运世代”的思想脉络，实际上也呼应了绿营部分人士的思考和呼吁，并将其进行了实践。其成果不仅经历了2016年岛内领导人选举的检验，更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再次证明了这一模式可以获得绿营及部分蓝营民众的支持。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在民进党执政崩盘、“韩流”席卷岛内的背景下，蓝绿基层实力实现了大反转，而郑文灿在桃园市仍以13区全胜、54万多票获得连任。这一结果再次说明，民意真正需求的政治人物不在蓝绿颜色，也不在其个人政治特质是“典型”或“非典型”，而在于其是否有能力为大家服务，能为大家谋利益、增福祉，给大家带来希望、愿景。连任后，郑文灿表示，“桃园要建设，不要吵架，我们要把握桃园的黄金时刻，让桃园能够成为市民心中一个好工作、好生活、好就业、好创业的地方，也要成为年轻人追求人生梦想的起点。”这些都正好契合了岛内民众的心声。 　　其次，“郑文灿模式”或将带动民进党对执政路线的反思。
　　面对岛内新的社情民意走向和“九合一”选举后蓝大于绿的地方政治生态，如何在中美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借力美国“印太战略”给台湾释放的机会之窗，利用国际支持力量抵御大陆对台湾影响，引入更多国际资源满足岛内民众生活发展需求，找回流失的支持民众，让民进党赢取2020选举并继续當下的“台独”执政，是蔡英文和民进党高层着手运作的当务之急。
　　作为民进党内现任“新潮流系”总召、桃园市长，郑文灿以其高施政满意度、过半的竞选得票率以及“学运世代”背景，深受蔡英文、苏贞昌等民进党高层的倚重与信任，并由此在权力、民意、人脉等各方面累积的政治资源，成为目前民进党中生代中最具实力的政治人物。在民进党、蔡当局寻找策略手段达成明年选举目标的过程中，郑文灿在幕后运作的斧凿甚深。
　　2019年1月3日，郑文灿提出，政务要革新，需要大破大立，认为“贴近民意、让人民有感、拼经济、拼建设、顾民生、顾台湾这应该是未来兴革的方向”。1月底以来，民进党主席卓荣泰陆续抛出“不排除在9月民进党党庆时提出新的决议文”，并透露该构想来自他在竞选党主席时提出的当选后将举办民进党路线大辩论，以及郑文灿提出的新任党主席上任后应召开执政兴革会议。卓称，两者可以合而为一，并表示，“民进党已经开始启动与社会的大对话，无论是自由、民主、人权、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可以谈，要确保的是台湾的主体意识及和平发展，用这个来守护台湾、壮大台湾……像在两岸关系上维持现状，就要说明白维持什么样的现状……要在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提出民进党的新战略、新共识。”郑文灿在受访时也表示，民进党路线大辩论不只是两岸政策，其他议题也都可以在执政兴革会议中讨论。

　　日前，在岛内四县市共四席区域民意代表补选中，民进党虽守住新北市及台南市，但得票率大幅萎缩。就此，蔡当局明确提出，“最重要是执政党是否努力做事，民进党要以剩最后一口气的心情，拼命把事做好。”显然，“执政兴革”已经纳入民进党中央和蔡英文的考虑，至于如何“维持事实独立的现状”，如何“强化拒统的民意”，如何“维护巩固台湾主体性”（“主权”），一定程度上“郑文灿模式”提供了“现实的答案与操作范本”。在罗文嘉、陈其迈、卓荣泰等民进党“学运世代”全面接班的政治生态下，郑文灿集合“学运世代”、绿营思考而成的“广义台独”下“更开阔的本土执政路线”，自然会在9月民进党“新决议文”或“新共识”中有所体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