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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文学研究，目前有三个任务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中国传统的“文章”与现代意义的“文学”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研究给予更多关注，对二十世纪文学史观及其带来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
一般的认识，“文学”是个西方的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未必全面。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文学”，也就是借鉴西方文学史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一条是宋明人“诗文评”基础上产生的包含经史子集在内、具有“文章学”意义的“文学”观念。前者是西方意义上的literature概念，后者具有中国“文章学”传统，但也包含着曾经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换的尝试色彩。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导源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根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等文，他们倡导的“新文学”，不外乎诗、骚、赋、词、文（包括散文与骈文）、戏曲、小说七大门类，基本上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格局。胡适以白话文重写文学史，他所谓的“文学改良八事”，将经、史、子与集部的大部分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西方文学史架构来界定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畴，为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指定了一个撰写标准。王国维、胡适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则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限定了分期标准。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分期与西方文学史一样，一上来就屈从于政治史与思想史。一句话，文学屈从于历史。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将史书中的材料按照“文学”的标准剥离出来，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古文学史”屈从于“史学”，甚至成了下脚料似的“史料之余”。这种在当时较为“革命”的文学理论，将“文学史”推至文学研究的前沿。直到今天，与世界文学史一样，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前沿阵地仍然是“文学史”。文学研究法中的家族、地域、接受与传播，甚至包括文学文献学领域的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文学家年谱、文学编年等，皆未超越“文学史”范畴。同时，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文学的方法”中的“集收材料的方法”与“推广材料的区域”，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时下仍然盛行的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新史料的发现与刊布、文学文献的辑佚与补编，皆与此有关。
胡适等人引入西方“文学”概念，将中国古代
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世界文学的传统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也被追溯到口头文学与民间创作传统。书面文学是口语无法承载文学叙事任务之后的产物，而民间创作传统如祭祀与礼仪诗、神话与历史传奇则是纯文学产生的基础。[1]（P8-10）正是基于此类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世界文学色彩。
但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学”内涵的讨论，胡适等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也逐渐显示出其知识与思想的局限性。首先，“文学”的概念是广泛的。二战以后的文学文本分析家，大多恪守俄罗斯形式主义早期的基础原则，从语言学角度界定文学。雷吉纳·罗班认为：“文学首先是经典作品，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经得起时尚变迁和不同批评流派评说、进入贤祠的圣贤之作。”[2]（P35）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文学材料”与“文学作品”，就自然将儒学、经学经典作品包括进来，尤其是那些已经“进入贤祠的圣贤之作”。其次，胡适等人强调“纯文学”，实际上是想将意识形态排斥在外，但“文学包括意识形态，其语义价值部分地继续由它们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历史背景所决定”[3]（P284）。这就证明学术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可惜的是，今天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仍然受胡适等人的影响。再次，胡适提出的“文学的方法”，过度追逐新材料与边缘材料，直接导致对主流材料、经典文本的忽视，在当时就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如李源澄《〈论学〉发刊辞》称：“据僻书杂史为秘宝，挟新出古物为奇货，粗者止于骨董，精者不出补遗，而踌躇满志，以为舍此别无学问。盲目之人，翕然和之，正史正经，谁与读者？”[4]（P523）正如李源澄所言，此类研究法，虽然可以给学界带来看似新奇、珍贵的研究资料，但究竟能给文学史带来多大意义上的积极影响，尚未可知，其消极意义则显而易见，即造成了文学研究中重“枝叶”轻“主干”的弊端：研究方向上，研究者过度重视文学文本外围的考察（即使有文本解读，也是与传统经典文本距离较远的边远文本），忽视了对文学文本内部的解读与解析，尤其是忽视了对经典文本的细读；研究选题上，过于重视边远文本、边远史料，忽视了对经典文本、经典文献的研究与解读。
早在胡适等人之前，宋明学者对“诗文评”的认识与研究，其实就有对建立“中国文学”现代学科概念的探索意义。明清与民国时期，甚至追溯到宋明人的“诗文评”，学者们在以“诗文评”和“作文法”打通经、史、子、集的研究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尝试，尤其是在将经、史、子部典籍向“集”部研究转变方面，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如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以及明清人对《左传》、《论语》的评点，实际上涉及他们对经、史、子、集四部向“文学”转化的思考。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也是意图从中国传统四部典籍中找到既符合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性的“文学因素”，沿袭的实际上是《文心雕龙》的“文章学”思想；但晚清民国从文学角度研读四部典籍的尝试，却有将“文章学”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化的探索意义。这种从中国四部典籍提炼“诗文”、“文学”思想体系的尝试，是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在“文学”一脉中的延续。五四以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入，中断了这种传统“文章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的探索，也打断了中国本土“文学”研究传统的继续寻找与建设。我们要想建设具有中国传统与中国特色的、本土的“文学”，必须在当前的“文学”观念中接续这种“文章学”传统。
一般的认识，“文学”是个西方的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未必全面。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文学”，也就是借鉴西方文学史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一条是宋明人“诗文评”基础上产生的包含经史子集在内、具有“文章学”意义的“文学”观念。前者是西方意义上的literature概念，后者具有中国“文章学”传统，但也包含着曾经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换的尝试色彩。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导源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根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等文，他们倡导的“新文学”，不外乎诗、骚、赋、词、文（包括散文与骈文）、戏曲、小说七大门类，基本上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格局。胡适以白话文重写文学史，他所谓的“文学改良八事”，将经、史、子与集部的大部分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西方文学史架构来界定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畴，为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指定了一个撰写标准。王国维、胡适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则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限定了分期标准。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分期与西方文学史一样，一上来就屈从于政治史与思想史。一句话，文学屈从于历史。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将史书中的材料按照“文学”的标准剥离出来，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古文学史”屈从于“史学”，甚至成了下脚料似的“史料之余”。这种在当时较为“革命”的文学理论，将“文学史”推至文学研究的前沿。直到今天，与世界文学史一样，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前沿阵地仍然是“文学史”。文学研究法中的家族、地域、接受与传播，甚至包括文学文献学领域的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文学家年谱、文学编年等，皆未超越“文学史”范畴。同时，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文学的方法”中的“集收材料的方法”与“推广材料的区域”，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时下仍然盛行的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新史料的发现与刊布、文学文献的辑佚与补编，皆与此有关。
胡适等人引入西方“文学”概念，将中国古代
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世界文学的传统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也被追溯到口头文学与民间创作传统。书面文学是口语无法承载文学叙事任务之后的产物，而民间创作传统如祭祀与礼仪诗、神话与历史传奇则是纯文学产生的基础。[1]（P8-10）正是基于此类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世界文学色彩。
但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学”内涵的讨论，胡适等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也逐渐显示出其知识与思想的局限性。首先，“文学”的概念是广泛的。二战以后的文学文本分析家，大多恪守俄罗斯形式主义早期的基础原则，从语言学角度界定文学。雷吉纳·罗班认为：“文学首先是经典作品，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经得起时尚变迁和不同批评流派评说、进入贤祠的圣贤之作。”[2]（P35）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文学材料”与“文学作品”，就自然将儒学、经学经典作品包括进来，尤其是那些已经“进入贤祠的圣贤之作”。其次，胡适等人强调“纯文学”，实际上是想将意识形态排斥在外，但“文学包括意识形态，其语义价值部分地继续由它们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历史背景所决定”[3]（P284）。这就证明学术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可惜的是，今天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仍然受胡适等人的影响。再次，胡适提出的“文学的方法”，过度追逐新材料与边缘材料，直接导致对主流材料、经典文本的忽视，在当时就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如李源澄《〈论学〉发刊辞》称：“据僻书杂史为秘宝，挟新出古物为奇货，粗者止于骨董，精者不出补遗，而踌躇满志，以为舍此别无学问。盲目之人，翕然和之，正史正经，谁与读者？”[4]（P523）正如李源澄所言，此类研究法，虽然可以给学界带来看似新奇、珍贵的研究资料，但究竟能给文学史带来多大意义上的积极影响，尚未可知，其消极意义则显而易见，即造成了文学研究中重“枝叶”轻“主干”的弊端：研究方向上，研究者过度重视文学文本外围的考察（即使有文本解读，也是与传统经典文本距离较远的边远文本），忽视了对文学文本内部的解读与解析，尤其是忽视了对经典文本的细读；研究选题上，过于重视边远文本、边远史料，忽视了对经典文本、经典文献的研究与解读。
早在胡适等人之前，宋明学者对“诗文评”的认识与研究，其实就有对建立“中国文学”现代学科概念的探索意义。明清与民国时期，甚至追溯到宋明人的“诗文评”，学者们在以“诗文评”和“作文法”打通经、史、子、集的研究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尝试，尤其是在将经、史、子部典籍向“集”部研究转变方面，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如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以及明清人对《左传》、《论语》的评点，实际上涉及他们对经、史、子、集四部向“文学”转化的思考。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也是意图从中国传统四部典籍中找到既符合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性的“文学因素”，沿袭的实际上是《文心雕龙》的“文章学”思想；但晚清民国从文学角度研读四部典籍的尝试，却有将“文章学”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化的探索意义。这种从中国四部典籍提炼“诗文”、“文学”思想体系的尝试，是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在“文学”一脉中的延续。五四以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入，中断了这种传统“文章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的探索，也打断了中国本土“文学”研究传统的继续寻找与建设。我们要想建设具有中国传统与中国特色的、本土的“文学”，必须在当前的“文学”观念中接续这种“文章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