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丝绸之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条从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汉代建元年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想必家喻户晓。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一望无际残暴荒芜的沙漠以及步履蹒跚的骆驼商队，成为这条道路最典型的象征。由于经常受到匈奴的骚扰，这条中西方物质交流的通道，使用的时间不长即告中断。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使者设法开辟从四川经过印度通往西方的新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未获成功，于是开辟海上航路成为首选。
　　汉武帝两次海上用兵，向南打通了从长江口直达两广的航线；向北打通了从山东到辽东的航线。把南北两条航线衔接起来，便贯通了中国北起辽东、南至两广的海上航线。在开通沿海航路之后，沿海航运的发展，也促进了从中国沿海经南洋诸岛到达今日印度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从此，“赍黄金杂缯而往”的船舶，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旅通衢。
　　


　　这条起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一直延续到公元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代，为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出口的代表物质除了丝绸之外，还有茶叶和瓷器。在唐以前中国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以丝绸为大宗，瓷器生产与外销则崛起于唐代。到了宋代，瓷器后来居上，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瓷器由于笨重易碎，比丝绸更适合船运。因此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之为“海上丝瓷之路”或“海上瓷器之路”。中国的精美陶瓷，由广州或泉州出发，经由南海而行销东南亚、西亚、北非乃至东非沿岸各港埠。
　　元承宋制。宋代的诸海港，仍是元代的重要海港。元朝不断地派出使节沟通西洋航路，比较著名的有汪大渊两下西洋之举，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内容宏富、记载翔实，为中外海上交通之珍贵史料。元代的海上商旅和远洋海船，还因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远播海外。
　　明成祖朱棣为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明初强大的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海外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推进到了一个鼎盛的新阶段，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郑和率领的船队，28年间7次下西洋；船队大小船只200余艘，宝船最大者长44丈（约140m）、宽18丈（约60m）；官兵人数多达2.7万人以上；最远航程到达非洲东岸即现今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所到国家之多以及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之高，是当时任何国家无法相比的。
　　作为明朝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都会拜访这个国家的元首，并通过赠送礼物来表达明政府愿意和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同时邀请东道国的遣使来华。每到一处，郑和和他的船队都会入乡随俗，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进行贸易活动。
　　贸易是双向的。在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运销海外的同时，也有大量的番货进入中国。其中最主要的是香料，还有药物、玻璃和金银珠宝等异域珍奇，并把诸如长颈鹿、狮子、鸵鸟和豹子之类的珍稀动物引进了中国。
　　伴随着各种商品的经贸往来，人们还进行精神文化的交流。印度的佛教、西亚的摩尼教、伊斯兰教、欧洲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先后传入中国，西亚、南亚和欧洲的星历学、医药学、建筑学、音乐学等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海上运输以舟船为载体，支撑起海上丝绸之路千年繁荣的是中国古代骄人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有许多重大发明如船尾舵、水密舱壁、车轮舟、指南针等通过海上丝路传播到了西方，对世界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起源于公元前4～3世纪，当时只限于在陆地上应用。在12世纪之初，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将指南针制作成罗盘导航，这在宋代的《萍洲可谈》中首次明确提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
　　中国的这种先进的导航技术，迅速被阿拉伯、波斯的同行学习、传播；西欧民族出于在地中海和东方商业上竞争的需要，也很快地接受了航海罗盘技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盘西传”。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的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近代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就不会有各国间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更不会带来丰富多彩的近代文明。
　　但令人痛心的是，在郑和下西洋活动停罢之后，明、清政府奉行长期禁海的闭关自守政策，使得中外海上贸易从巅峰跌落以致衰败，经历了500年曲折和300年沉沦，中华民族更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人民可以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
　　如今的中国就像一艘巨大的航船，在新的时代里，劈波斩浪，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