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根据调查分析，重庆十一大社会阶层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阶层间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金字塔”结构。各阶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上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文化程度对社会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应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阶层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调整收入结构。
关键词：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收入结构；层级结构；“金字塔”结构；社会公平；阶层流动
中图分类号：F126.2；D6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0）06-0033-07
Research on Each Hierarchy of Chongqing’sSociety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LI You-jing
(Soc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and analysis, total income gap of Chongqing’s eleven hierarchies is big, the income gap inside the hierarchies is also obvious, the income splitting line between hierarchies emerges, and income level demonstrates five-layer pyramid structu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ach hierarchy income are different,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pper hierarchy in society are age and sex, and cultural level obviously influences the income of middle and lower hierarchies. Chongqing should boost social fairness, narrow the income gap inside hierarchies， and adjust income structure by adjusting high hierarchy income, enlarging middle hierarchy income and raising low hierarchy income.
Key words: social hierarchy; income gap; income structure; hierarchy structure; pyramid structure; social fairness; hierarchy flowing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趋势和社会阶级或阶层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迄今已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各门各派观点林立、说法各异，这充分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阶层分化的动荡局面和社会阶层结构的不稳定状态。本文基于大样本调研数据，对重庆社会各阶层间以及各阶层内的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期说明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现状和层级结构及其合理性，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重庆社会各阶层划分
中国社科院2000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1］划分出了十大阶层，本文以此为依据，并考虑到2005年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后形成的普通公务员群体，无论从“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角度看，皆已具备界限清晰的阶层特征，故将“普通公务员”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阶层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来考量，由此构成了 “十一大社会阶层”。本文将重庆市十一个社会阶层的排序如下：（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2）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3）私营企业主，（4）普通公务员，（5）专业技术人员，（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7）个体工商户，（8）商业服务业人员，（9）产业工人，（10）农业劳动者，（11）无职业人员。李佑静：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
二、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现状
作为2008年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和重庆市委、市政府21个重点调研课题之一，由重庆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重庆社会各阶层状况”进行了2 500份问卷调查分析，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
从总体上看，本次调查中各阶层平均年收入为29 798.03元，中位数为18 000元，标准差为42 466.87；最大值为私营企业主阶层样本，年收入60万元；最小值为农业劳动者阶层样本，年收入1 000元，极差为599 000。从总体相对差距来看，未做人口加权处理的变异系数为1.43，基尼系数为0.49，比较大。
1．各阶层间收入差异
从年收入均值来看，各阶层加权后平均年收入为16 370.71元。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最高，这一阶层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其平均年收入是排在第二位的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平均年收入的2.8倍，是收入最低的无职业人员阶层的17.7倍；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阶层和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他们的年收入均值差不多；接下来是阶层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他们的收入均值都在2万元到3万元之间；排在八到十位的是阶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他们的年收入也相差不大。
从相对差异来看，人口加权后所得变异系数为0.05，基尼系数为0.2，各阶层收入差异还不算大。造成基尼系数比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本次调查是由被访者自己填写收入，收入高的人有填低的可能，收入低的人有填高的可能；二是由于按照每个阶层年收入的平均值计算基尼系数，各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无法体现。
2．各阶层内部差异
从阶层内部差异来看，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内部差异比较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绝对差距最大，标准差远高于其他阶层，调查问卷样本最高年收入为60万元，是最低年收入的50倍。
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的内部差异次之，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普通公务员和产业工人的内部差异更小。内部差异最小的是无职业人员阶层。
3．主要结论
（1）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远高于其他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平均年收入是国家机关等单
位负责人阶层的2.8倍，是收入最低的无职业人员
阶层的17.7倍，拥有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明显高于其他阶层。
（2）阶层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结构
通过方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11大阶层收入的分化界线。第一条界线处于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之间；第二条界线处于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与普通公务员之间，这是上中层的分界线；第三条界线处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阶层和产业工人之间；这是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分界线；第四条界线处于农业劳动者与无职业人员之间。
根据上述的收入分化界线，我们可以把当前阶层收入差距描绘成一个五级结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最上层，占比为0.39%；国家机关等负责人阶层和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阶层在中上层，占比为1.06%；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阶层在中层，占比为10.73%；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在中下层，占比为85.49%，无职业人员在下层，占比为2.26%。从收入等级的形态来看，除开无职业人员阶层，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中下层收入者比例过大。
三、各阶层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考察收入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工作年限、父母职业、认识有钱人与否、认识有权人与否、认识有关系人与否等多个变量计算与年收入的相关关系，最后得出结果，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婚姻状况5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与年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6、-0.098、0.174、0.164、0.061。因此，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i=a0i+b1ix1i+b2ix2i+b3ix3i+b4ix4i+b5ix5i+b6ix6i+εi
其中i为第i阶层的收入，a0i为第i阶层常数项，bji为第i阶层第j项回归系数，x1i、x2i、x3i、x4i、x5i、x6i分别表示第i阶层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年龄平方、户籍变量。重庆市各阶层拟合结果如表3。
总体上看，每个阶层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同，各有差异。年龄对各阶层收入影响趋势一致，劳动年龄与阶层收入呈倒“U”型关系，收入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而增加，当达到一定年龄后逐步下降。文化程度与各阶层收入正相关，男性劳动力的收入高于女性，婚姻状况主要对农业劳动者收入产生影响。
分阶层看，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和普通公务员相同，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年龄平方，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在无论是机关负责人还是普通公务员，年龄大的男性处于更高地位，收入更高。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和私营企业主与此相仿，影响收入的因素为年龄和年龄平方，但性别的影响不显著。
影响专业技术人员收入的因素为文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学历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收入更高。
而影响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收入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户籍，说明在办事人员阶层中拥有非农户口、文化程度高的人收入更多。影响个体工商户收入的因素为性别和文化程度，男性的高学历个体户挣得更多。
影响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收的因素相同，为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影响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因素主要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而无职业人员阶层收入差距不大，各影响因素都不显著。
综上所述，所述剔除影响不显著的因素，各阶层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1=-59 432.5-6 935.43x11+5 395.871x31-60.392x51+ε1，F=7.922，R2=0.2
2=-31 126.8+3 813.915x32-45.045x52+ε2，F=3.178，R2=0.1
3=-234 992+18 132.7x33-210.108x53+ε3，F=6.328，R2 =0.1
4=-22 798.5-3 788.398x14+3 145.659x34-38.968x54+ε4，F=8.71，R2=0.2
5=-23 117+3 332.563x25+2 072.996x35-26.178x55+ε5，F=12.364，R2=0.2
6=-26 609.9+3 322.965x26+1 574.922x36-19.813x56+5 287.099x66+ε6，F=9.402，R2=0.2
7=-26 870.35-8 923.878x17+4 651.379x27+ε7，F=12.806，R2=0.2
8=-9 142.009-3 001.819x18+4 021.539x28+1082.247x38-14.039x58+ε8，F=16.466，R2=0.2
9=782.008-1 789.704x19+1 740.174x29+700.366x39-8.323x59+ε9，F=5.851，R2=0.1
10=1 4730.15-5 620.49x110+9 381.702x210+989.124x410+ε10，F=3.983，R2=0.2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影响上层收入的因素主要为年龄和性别。可以看出，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阶层收入的影响因素为年龄、年龄平方和性别，而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入影响因素主要是年龄和年龄平方，对社会上层来说，影响其收入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和性别。
（2）文化程度对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与上层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对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说明文化程度高低成为重庆社会中下层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教育回报在中下层中影响显著。
（3）户籍和婚姻状况对阶层收入影响较小。除办事人员阶层外，户籍对各阶层收入影响均不显著，说明户籍的不同不会造成收入的显著差距；而婚姻状况也仅对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产生影响。
四、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1．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比较明显
总体上看，重庆社会阶层收入总体差异比较大，未做人口加权的基尼系数达到0.49，加权后的基尼系数为0.2，如果加上上下层之间的灰色收入、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贫富差距还将更大。现阶段，我国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过大的贫富差距容易造成、引发社会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比阶层间收入差异更为显著。分阶层看，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差距较大，但除去私营企业主阶层，中间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收入则差距不大，基尼系数比较低。阶层内部差异明显，特别是收入较高的私营企业主、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的内部差异较大，他们因为掌握的经济资本大小不同而收入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因为行业和部门不同内部差异也比较明显；收入较低的农业劳动者，由于打工收入的差距，内部差异也较大。阶层内部收入差异反应了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差异，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但目前垄断与非垄断企业的行业收入差距、不同部门的隐性收入、某些权力腐败也造成了阶层内部过大的收入差异，这些不合理因素如果不加以打击和规范，将会造成社会成员强烈的不公平感，引起社会矛盾。
2．收入层级结构不理想
根据社会学理论，社会阶层结构有两种比较典型的结构形态，一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是比较优越的现代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如白领职业，并享有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另一种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过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
现阶段，重庆收入层级结构的“金字塔型”反应了当前重庆老工业基地和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社会中下层长长的一横是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中处于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而短短的中上层则是代表规模不大的掌握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的城市精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重庆市的中间阶层规模在逐步扩大，但相对于庞大的、处于下层的社会阶层来说，其发展则显得十分缓慢。“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收入增长过于缓慢，长期处于城市社会底层，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普通公务员”这些中间阶层过小，占比仅为10.7%，还不足农业劳动者的1/6。中间阶层规模过小、发展缓慢，对重庆构建现代社会稳定的阶层结构是非常不利的。
3．某些收入影响因素不合理
（1）文化程度对某些阶层收入影响并不显著
应该说，劳动力要素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因素和重要因素，提高文化程度是提高低收入阶层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一个根本途径，而且，教育的回报效应在高收入阶层中更加明显。但在本次调查中，文化程度对上层的国家机关负责人、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普通公务员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在社会上层，文化程度并未对收入起显著影响，这是不正常的，也容易增加上层内部以及社会下层的不公平感，并对改革公务员制度、提高公务员素质起消极影响。
（2）户籍、性别等因素显著影响某些阶层收入
户籍性质不同导致的收入差距在办事人员阶层中影响显著，虽然有农村办事人员收入低于城市办事人员的因素，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城市中某些工作因户籍不同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管理人员（即办事人员阶层）中特别明显，这在重庆统筹城乡建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背景下是不合理的。而性别因素成为国家机关负责人、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的显著影响因素，应该说，在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农业劳动者等阶层的体力劳动中，男性的身体生理优势与能力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是合理的。但在国家机关负责人、普通公务员阶层，女性职务普遍低于男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女性因为性别原因难以获得和男性相同的晋升和增加收入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不平等的存在。
五、对策建议
1．缩小收入差距
（1）促进社会公平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在阶层内部，年龄、性别、户籍等因素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成为阶层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而阶层间由于出身、关系等因素造成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的差距，从而造成收入差距、影响阶层流动的情况也反映出社会的不公平。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机会平等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促进社会公平，才能有效缩小阶层间及阶层内部收入差距。
首先，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机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保障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为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弱势群体向上流动创造条件。其次，完善相关制度，使人们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逐步消除收入分配中的年龄和性别歧视。再次，从制度上尽量消除身份对阶层流动的限制。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的限制有目共睹。虽然近年来户籍制度有所淡化，但其他有形无形的身份限制仍然存在，如体制外的人要进入体制内工作非常困难，企业职工不能调入政府机关工作，等等。身份的限制阻碍了阶层的流动，制约了中下阶层的人向上流动，让人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
（2）改善阶层内部收入差距
从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可以看出，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是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同一阶层内部，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改善阶层内部收入差距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一些垄断行业，如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等行业的较高收入进行合理的限制；二是整顿不合理收入，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三是通过统筹城乡的配套制度改革，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改变因为户籍身份同工不同酬的状况。
2．改善收入阶层结构
目前，重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是不太理想的“金字塔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通过制度创新和积极的政策干预，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收入阶层结构将向比较理想的“橄榄型”进化。为此，要规范分配秩序，在分配中贯彻实施中央关于“调高、扩中、提低”战略，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1）调节高收入阶层收入水平
目前，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非法交易等现象的存在，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成为社会反映最强烈、影响最突出的行为。首先，要加大打击非法收入的力度，对侵吞公有资产、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收入，要坚决依法打击和惩处；其次，对一些垄断行业的较高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再次，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过高人员，对一些收入过高的人员可以利用个人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手段进行调节。
（2）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要提高中间阶层收入水平。二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三是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业劳动者更多地向更高阶层流动。
（3）切实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
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有效提升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二是加强社会保障，要从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为社会中下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财政继续加大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民的帮扶力度，缓解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张翼、薛进军.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J］.甘肃社会科学，2009（1）：1-6.
［4］ 陈春莲.我国当代社会阶层探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12.
［5］ 励娜.重庆市各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研究［J］.重庆统计，2009（3）：21-23.
［6］ 黎泉宏.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分析［J］.商情，2009（8）：60.
（编辑：夏 冬；校对：朱德东）
关键词：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收入结构；层级结构；“金字塔”结构；社会公平；阶层流动
中图分类号：F126.2；D6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0）06-0033-07
Research on Each Hierarchy of Chongqing’sSociety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LI You-jing
(Soc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and analysis, total income gap of Chongqing’s eleven hierarchies is big, the income gap inside the hierarchies is also obvious, the income splitting line between hierarchies emerges, and income level demonstrates five-layer pyramid structu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ach hierarchy income are different,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pper hierarchy in society are age and sex, and cultural level obviously influences the income of middle and lower hierarchies. Chongqing should boost social fairness, narrow the income gap inside hierarchies， and adjust income structure by adjusting high hierarchy income, enlarging middle hierarchy income and raising low hierarchy income.
Key words: social hierarchy; income gap; income structure; hierarchy structure; pyramid structure; social fairness; hierarchy flowing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趋势和社会阶级或阶层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迄今已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各门各派观点林立、说法各异，这充分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阶层分化的动荡局面和社会阶层结构的不稳定状态。本文基于大样本调研数据，对重庆社会各阶层间以及各阶层内的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期说明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现状和层级结构及其合理性，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重庆社会各阶层划分
中国社科院2000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1］划分出了十大阶层，本文以此为依据，并考虑到2005年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后形成的普通公务员群体，无论从“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角度看，皆已具备界限清晰的阶层特征，故将“普通公务员”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阶层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来考量，由此构成了 “十一大社会阶层”。本文将重庆市十一个社会阶层的排序如下：（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2）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3）私营企业主，（4）普通公务员，（5）专业技术人员，（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7）个体工商户，（8）商业服务业人员，（9）产业工人，（10）农业劳动者，（11）无职业人员。李佑静：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
二、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现状
作为2008年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和重庆市委、市政府21个重点调研课题之一，由重庆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重庆社会各阶层状况”进行了2 500份问卷调查分析，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
从总体上看，本次调查中各阶层平均年收入为29 798.03元，中位数为18 000元，标准差为42 466.87；最大值为私营企业主阶层样本，年收入60万元；最小值为农业劳动者阶层样本，年收入1 000元，极差为599 000。从总体相对差距来看，未做人口加权处理的变异系数为1.43，基尼系数为0.49，比较大。
1．各阶层间收入差异
从年收入均值来看，各阶层加权后平均年收入为16 370.71元。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最高，这一阶层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其平均年收入是排在第二位的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平均年收入的2.8倍，是收入最低的无职业人员阶层的17.7倍；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阶层和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他们的年收入均值差不多；接下来是阶层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他们的收入均值都在2万元到3万元之间；排在八到十位的是阶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他们的年收入也相差不大。
从相对差异来看，人口加权后所得变异系数为0.05，基尼系数为0.2，各阶层收入差异还不算大。造成基尼系数比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本次调查是由被访者自己填写收入，收入高的人有填低的可能，收入低的人有填高的可能；二是由于按照每个阶层年收入的平均值计算基尼系数，各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无法体现。
2．各阶层内部差异
从阶层内部差异来看，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内部差异比较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绝对差距最大，标准差远高于其他阶层，调查问卷样本最高年收入为60万元，是最低年收入的50倍。
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的内部差异次之，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普通公务员和产业工人的内部差异更小。内部差异最小的是无职业人员阶层。
3．主要结论
（1）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远高于其他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平均年收入是国家机关等单
位负责人阶层的2.8倍，是收入最低的无职业人员
阶层的17.7倍，拥有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明显高于其他阶层。
（2）阶层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结构
通过方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11大阶层收入的分化界线。第一条界线处于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之间；第二条界线处于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与普通公务员之间，这是上中层的分界线；第三条界线处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阶层和产业工人之间；这是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分界线；第四条界线处于农业劳动者与无职业人员之间。
根据上述的收入分化界线，我们可以把当前阶层收入差距描绘成一个五级结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最上层，占比为0.39%；国家机关等负责人阶层和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阶层在中上层，占比为1.06%；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阶层在中层，占比为10.73%；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在中下层，占比为85.49%，无职业人员在下层，占比为2.26%。从收入等级的形态来看，除开无职业人员阶层，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中下层收入者比例过大。
三、各阶层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考察收入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工作年限、父母职业、认识有钱人与否、认识有权人与否、认识有关系人与否等多个变量计算与年收入的相关关系，最后得出结果，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婚姻状况5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与年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6、-0.098、0.174、0.164、0.061。因此，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i=a0i+b1ix1i+b2ix2i+b3ix3i+b4ix4i+b5ix5i+b6ix6i+εi
其中i为第i阶层的收入，a0i为第i阶层常数项，bji为第i阶层第j项回归系数，x1i、x2i、x3i、x4i、x5i、x6i分别表示第i阶层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年龄平方、户籍变量。重庆市各阶层拟合结果如表3。
总体上看，每个阶层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同，各有差异。年龄对各阶层收入影响趋势一致，劳动年龄与阶层收入呈倒“U”型关系，收入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而增加，当达到一定年龄后逐步下降。文化程度与各阶层收入正相关，男性劳动力的收入高于女性，婚姻状况主要对农业劳动者收入产生影响。
分阶层看，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和普通公务员相同，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年龄平方，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在无论是机关负责人还是普通公务员，年龄大的男性处于更高地位，收入更高。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和私营企业主与此相仿，影响收入的因素为年龄和年龄平方，但性别的影响不显著。
影响专业技术人员收入的因素为文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学历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收入更高。
而影响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收入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户籍，说明在办事人员阶层中拥有非农户口、文化程度高的人收入更多。影响个体工商户收入的因素为性别和文化程度，男性的高学历个体户挣得更多。
影响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收的因素相同，为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影响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因素主要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而无职业人员阶层收入差距不大，各影响因素都不显著。
综上所述，所述剔除影响不显著的因素，各阶层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1=-59 432.5-6 935.43x11+5 395.871x31-60.392x51+ε1，F=7.922，R2=0.2
2=-31 126.8+3 813.915x32-45.045x52+ε2，F=3.178，R2=0.1
3=-234 992+18 132.7x33-210.108x53+ε3，F=6.328，R2 =0.1
4=-22 798.5-3 788.398x14+3 145.659x34-38.968x54+ε4，F=8.71，R2=0.2
5=-23 117+3 332.563x25+2 072.996x35-26.178x55+ε5，F=12.364，R2=0.2
6=-26 609.9+3 322.965x26+1 574.922x36-19.813x56+5 287.099x66+ε6，F=9.402，R2=0.2
7=-26 870.35-8 923.878x17+4 651.379x27+ε7，F=12.806，R2=0.2
8=-9 142.009-3 001.819x18+4 021.539x28+1082.247x38-14.039x58+ε8，F=16.466，R2=0.2
9=782.008-1 789.704x19+1 740.174x29+700.366x39-8.323x59+ε9，F=5.851，R2=0.1
10=1 4730.15-5 620.49x110+9 381.702x210+989.124x410+ε10，F=3.983，R2=0.2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影响上层收入的因素主要为年龄和性别。可以看出，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阶层收入的影响因素为年龄、年龄平方和性别，而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入影响因素主要是年龄和年龄平方，对社会上层来说，影响其收入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和性别。
（2）文化程度对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与上层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对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说明文化程度高低成为重庆社会中下层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教育回报在中下层中影响显著。
（3）户籍和婚姻状况对阶层收入影响较小。除办事人员阶层外，户籍对各阶层收入影响均不显著，说明户籍的不同不会造成收入的显著差距；而婚姻状况也仅对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产生影响。
四、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1．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比较明显
总体上看，重庆社会阶层收入总体差异比较大，未做人口加权的基尼系数达到0.49，加权后的基尼系数为0.2，如果加上上下层之间的灰色收入、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贫富差距还将更大。现阶段，我国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过大的贫富差距容易造成、引发社会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比阶层间收入差异更为显著。分阶层看，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差距较大，但除去私营企业主阶层，中间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收入则差距不大，基尼系数比较低。阶层内部差异明显，特别是收入较高的私营企业主、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的内部差异较大，他们因为掌握的经济资本大小不同而收入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因为行业和部门不同内部差异也比较明显；收入较低的农业劳动者，由于打工收入的差距，内部差异也较大。阶层内部收入差异反应了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差异，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但目前垄断与非垄断企业的行业收入差距、不同部门的隐性收入、某些权力腐败也造成了阶层内部过大的收入差异，这些不合理因素如果不加以打击和规范，将会造成社会成员强烈的不公平感，引起社会矛盾。
2．收入层级结构不理想
根据社会学理论，社会阶层结构有两种比较典型的结构形态，一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是比较优越的现代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如白领职业，并享有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另一种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过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
现阶段，重庆收入层级结构的“金字塔型”反应了当前重庆老工业基地和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社会中下层长长的一横是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中处于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而短短的中上层则是代表规模不大的掌握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的城市精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重庆市的中间阶层规模在逐步扩大，但相对于庞大的、处于下层的社会阶层来说，其发展则显得十分缓慢。“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收入增长过于缓慢，长期处于城市社会底层，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普通公务员”这些中间阶层过小，占比仅为10.7%，还不足农业劳动者的1/6。中间阶层规模过小、发展缓慢，对重庆构建现代社会稳定的阶层结构是非常不利的。
3．某些收入影响因素不合理
（1）文化程度对某些阶层收入影响并不显著
应该说，劳动力要素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因素和重要因素，提高文化程度是提高低收入阶层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一个根本途径，而且，教育的回报效应在高收入阶层中更加明显。但在本次调查中，文化程度对上层的国家机关负责人、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普通公务员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在社会上层，文化程度并未对收入起显著影响，这是不正常的，也容易增加上层内部以及社会下层的不公平感，并对改革公务员制度、提高公务员素质起消极影响。
（2）户籍、性别等因素显著影响某些阶层收入
户籍性质不同导致的收入差距在办事人员阶层中影响显著，虽然有农村办事人员收入低于城市办事人员的因素，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城市中某些工作因户籍不同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管理人员（即办事人员阶层）中特别明显，这在重庆统筹城乡建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背景下是不合理的。而性别因素成为国家机关负责人、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的显著影响因素，应该说，在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农业劳动者等阶层的体力劳动中，男性的身体生理优势与能力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是合理的。但在国家机关负责人、普通公务员阶层，女性职务普遍低于男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女性因为性别原因难以获得和男性相同的晋升和增加收入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不平等的存在。
五、对策建议
1．缩小收入差距
（1）促进社会公平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在阶层内部，年龄、性别、户籍等因素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成为阶层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而阶层间由于出身、关系等因素造成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的差距，从而造成收入差距、影响阶层流动的情况也反映出社会的不公平。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机会平等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促进社会公平，才能有效缩小阶层间及阶层内部收入差距。
首先，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机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保障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为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弱势群体向上流动创造条件。其次，完善相关制度，使人们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逐步消除收入分配中的年龄和性别歧视。再次，从制度上尽量消除身份对阶层流动的限制。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的限制有目共睹。虽然近年来户籍制度有所淡化，但其他有形无形的身份限制仍然存在，如体制外的人要进入体制内工作非常困难，企业职工不能调入政府机关工作，等等。身份的限制阻碍了阶层的流动，制约了中下阶层的人向上流动，让人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
（2）改善阶层内部收入差距
从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可以看出，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是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同一阶层内部，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改善阶层内部收入差距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一些垄断行业，如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等行业的较高收入进行合理的限制；二是整顿不合理收入，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三是通过统筹城乡的配套制度改革，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改变因为户籍身份同工不同酬的状况。
2．改善收入阶层结构
目前，重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是不太理想的“金字塔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通过制度创新和积极的政策干预，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收入阶层结构将向比较理想的“橄榄型”进化。为此，要规范分配秩序，在分配中贯彻实施中央关于“调高、扩中、提低”战略，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1）调节高收入阶层收入水平
目前，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非法交易等现象的存在，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成为社会反映最强烈、影响最突出的行为。首先，要加大打击非法收入的力度，对侵吞公有资产、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收入，要坚决依法打击和惩处；其次，对一些垄断行业的较高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再次，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过高人员，对一些收入过高的人员可以利用个人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手段进行调节。
（2）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要提高中间阶层收入水平。二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三是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业劳动者更多地向更高阶层流动。
（3）切实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
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有效提升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二是加强社会保障，要从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为社会中下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财政继续加大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民的帮扶力度，缓解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张翼、薛进军.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J］.甘肃社会科学，2009（1）：1-6.
［4］ 陈春莲.我国当代社会阶层探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12.
［5］ 励娜.重庆市各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研究［J］.重庆统计，2009（3）：21-23.
［6］ 黎泉宏.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分析［J］.商情，2009（8）：60.
（编辑：夏 冬；校对：朱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