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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伯平谈“快乐书法”十 四
前几天,我接到读者李女士的电话,她说:“无论是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还是当今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男同志。是不是书法这门艺术比较适合男同志呢?……”听了这番话,使我想起了我在两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女子书法散论》,大约有六千字,我想分两次奉献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女书法爱好者们。
我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女诗人、女艺术家,但历史上对她们的研究却显得很不够。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考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记载较少,但是女子书法家在书法艺术史上的地位,有时却是相当突出的。本文翻检了一些资料(特别是集中地参考了前辈学者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书林记事》和祝嘉的《书学史》),对中国女子书法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希望能够提出些许有价值的思考,并有助于加强这个问题的研究。
后汉:女子书法的兴起
后汉时代特别是汉末三国,书法艺术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出现了进行观念探讨、理论研究并积极实践的许多现象,反映了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认识进入到了更高层次。女性书家,也参与到了这个进程中,并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
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可以追溯到后汉。据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四两汉部分收集,前汉皇室仅有孝成许皇后“善史书”(见于《汉书》),而后汉则有五位皇室女子享有书名:章德窦皇后“六岁能书”、和帝阴皇后“少聪慧,善书艺”、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顺烈梁皇后“少好史书”、安帝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书”(俱见《后汉书》)。无论这些记录是否完全可靠,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在后汉皇室,女子善书、好书,基本已经形成风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遗憾的是,《后汉书》仅记载了两位非皇室女子书家,一位是蔡邕之女蔡琰,一位是皇甫规之妻。
蔡琰“得笔法于其父”、后汉著名学者和书法家蔡邕。她被曹操从南匈奴赎回后,自言原来家藏典籍有4000多卷,现能够记忆400余篇。曹操提出派10个文吏帮她整理笔录,她以男女有别婉拒,但是“乞给纸笔”,表示“真草唯命”,于是亲自“缮书送之,文无遗缺”。(《后汉书·列女传》)传世文献有记载说她曾经谈及八分的问题:“臣父造八分书,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取八分。”这段话极有可能出自后人伪托,并不可靠,但这也说明她能够继承家学、擅长隶书的形象,是被后人认可的。黄庭坚《山谷题跋》记录自己曾经见过她的《胡笳十八拍》,认为“极可观”,同时遗憾作品不全,“流落”零散,“仅余两句”,感叹道:“亦似其人身世耶?!”寄托了自己对于蔡氏的赞赏与同情。黄氏以草书著名,能够让他这么欣赏的蔡氏作品,有可能是草书。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蔡氏除了传他父亲所擅长的隶书之外,还精于汉末流行的草书。
而大司农皇甫规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时人怪其工”,可见比她先生的文、字还好;后来张怀瓘说:“扶风马夫人,皇甫规之妻也,有才学,工隶书。”皇甫规死后,董卓欲娉其为妻,不从,被杀,可谓烈女。韦续《九品书人论》列她的“行、隶”人中中品。如果这些材料切实可靠的话,则她同蔡琰一样,也是一个多能的书家。
东晋:女子书法的高峰
东晋时期,书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期。同样,这个时期的女子书法也取得了历史上引人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既表现于出现了卫铄这样的大书法家,又表现在妇女们普遍擅长和热爱书法艺术。
东晋时代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旧有的儒家伦理秩序,一定程度上被突破,妇女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机会相应增加,所以东晋时代的妇女书家特别是士族内部的妇女书家,构成了书法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这一支力量,现存文献围绕王羲之保存了相对丰富的记录,从王羲之的母辈至孙辈,大致有四代:
第一代,王羲之长辈卫铄。
卫氏是三国、两晋时期的重要家族之一,卫铄先人中,卫觊、卫王瓘、卫恒等,均是极有影响的一代名家。张怀瓘《书断》称她:“隶书尤善,规矩锺公。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唐人《书评》等也予以极高的赞誉。历史上还长期流传托名为她的《笔阵图》,虽然不足为信,但就此可知人们对她的书法、书学造诣是由衷倾服的。她是王羲之的老师(王玉池先生甚至推测,她可能就是王羲之《姨母帖》中所悼念的姨母),对于书圣的艺术成长的作用,是极大的。
第二代,王羲之夫人郗璿及其嫂(郗惜之妻)傅夫人。
郗夫人培出自东晋大家族之一的郗家,其父郗鉴善书,兄弟愔、昙也都有书名,故夫人善书当出家学。《书断》认同她善书之说,陈思《书小史》甚至说:“兄(郗)愔弟(郗)昙谓之女中仙笔。”民间还流传一些关于她批评王献之“只有一点像羲之”等一类故事。她作为王羲之的夫人、王献之的母亲,擅长书法,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还可以推想,她在王献之的艺术成长过程中,应当发生过很重要的作用。傅夫人书法被庾肩吾《书品》列入下之下,张怀瓘《书断》也认同她善书这一说法。
第三代,王羲之子王凝之之妻谢道韫。
谢氏也是大家族,其代表人物谢安,与王羲之、王献之关系密切。谢道韫是有名的才女,以柳絮比拟雪花,深得谢安赞赏。李嗣真《书后品》列其书人中下品,并评为“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张怀瓘《书断》评为“有才华,亦善书,甚为舅氏所重”。可惜王凝之是个迂腐的五斗米道教徒,未能给她足够的展示才能的空间。
第四代,王羲之孙女、王献之女安信皇后神爱。
此说见张怀瓘《书断》,虽然可能因为她是皇后而有所溢美,但作为王献之的女儿,擅长书法应当说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的局面,是奠基于当时氏族家庭与氏族之间活跃的书法氛围之上的。女性虽然无法像男子一样,全面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智慧,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熏陶成书法家,是完全可能的。虽然由于传世作品缺乏,我们无从判断她们的艺术高度,但是有一点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她们在艺术的传承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卫夫人、郗夫人等,这份功绩,历史不应忘记。
这种风气,至南朝时代仍有延续。谢氏至南朝时期善书的女子有张怀瓘《书断》所记载的孔琳之妻谢氏;郗氏则有梁武德皇后郗徽;此外有陈的武宣章皇后(见《书小史》)和后主沈皇后(见《述书赋》)。甚至北朝也出现了女性书家,如北魏的高慎之妻李氏和李彪之女,北齐的魏夫人(韦续《墨薮》列其正行书入下下品)等。
田伯平,男,1958年生于河北,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自幼随外祖父学习书法,兼学国画和钢琴、小提琴等,多次在国内举办个人书画展,并先后到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讲学交流。多幅作品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收藏。曾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常常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客座主持节目。他的书法曾搭载神六、神七遨游太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前几天,我接到读者李女士的电话,她说:“无论是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还是当今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男同志。是不是书法这门艺术比较适合男同志呢?……”听了这番话,使我想起了我在两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女子书法散论》,大约有六千字,我想分两次奉献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女书法爱好者们。
我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女诗人、女艺术家,但历史上对她们的研究却显得很不够。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考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记载较少,但是女子书法家在书法艺术史上的地位,有时却是相当突出的。本文翻检了一些资料(特别是集中地参考了前辈学者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书林记事》和祝嘉的《书学史》),对中国女子书法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希望能够提出些许有价值的思考,并有助于加强这个问题的研究。
后汉:女子书法的兴起
后汉时代特别是汉末三国,书法艺术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出现了进行观念探讨、理论研究并积极实践的许多现象,反映了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认识进入到了更高层次。女性书家,也参与到了这个进程中,并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
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可以追溯到后汉。据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四两汉部分收集,前汉皇室仅有孝成许皇后“善史书”(见于《汉书》),而后汉则有五位皇室女子享有书名:章德窦皇后“六岁能书”、和帝阴皇后“少聪慧,善书艺”、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顺烈梁皇后“少好史书”、安帝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书”(俱见《后汉书》)。无论这些记录是否完全可靠,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在后汉皇室,女子善书、好书,基本已经形成风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遗憾的是,《后汉书》仅记载了两位非皇室女子书家,一位是蔡邕之女蔡琰,一位是皇甫规之妻。
蔡琰“得笔法于其父”、后汉著名学者和书法家蔡邕。她被曹操从南匈奴赎回后,自言原来家藏典籍有4000多卷,现能够记忆400余篇。曹操提出派10个文吏帮她整理笔录,她以男女有别婉拒,但是“乞给纸笔”,表示“真草唯命”,于是亲自“缮书送之,文无遗缺”。(《后汉书·列女传》)传世文献有记载说她曾经谈及八分的问题:“臣父造八分书,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取八分。”这段话极有可能出自后人伪托,并不可靠,但这也说明她能够继承家学、擅长隶书的形象,是被后人认可的。黄庭坚《山谷题跋》记录自己曾经见过她的《胡笳十八拍》,认为“极可观”,同时遗憾作品不全,“流落”零散,“仅余两句”,感叹道:“亦似其人身世耶?!”寄托了自己对于蔡氏的赞赏与同情。黄氏以草书著名,能够让他这么欣赏的蔡氏作品,有可能是草书。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蔡氏除了传他父亲所擅长的隶书之外,还精于汉末流行的草书。
而大司农皇甫规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时人怪其工”,可见比她先生的文、字还好;后来张怀瓘说:“扶风马夫人,皇甫规之妻也,有才学,工隶书。”皇甫规死后,董卓欲娉其为妻,不从,被杀,可谓烈女。韦续《九品书人论》列她的“行、隶”人中中品。如果这些材料切实可靠的话,则她同蔡琰一样,也是一个多能的书家。
东晋:女子书法的高峰
东晋时期,书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期。同样,这个时期的女子书法也取得了历史上引人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既表现于出现了卫铄这样的大书法家,又表现在妇女们普遍擅长和热爱书法艺术。
东晋时代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旧有的儒家伦理秩序,一定程度上被突破,妇女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机会相应增加,所以东晋时代的妇女书家特别是士族内部的妇女书家,构成了书法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这一支力量,现存文献围绕王羲之保存了相对丰富的记录,从王羲之的母辈至孙辈,大致有四代:
第一代,王羲之长辈卫铄。
卫氏是三国、两晋时期的重要家族之一,卫铄先人中,卫觊、卫王瓘、卫恒等,均是极有影响的一代名家。张怀瓘《书断》称她:“隶书尤善,规矩锺公。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唐人《书评》等也予以极高的赞誉。历史上还长期流传托名为她的《笔阵图》,虽然不足为信,但就此可知人们对她的书法、书学造诣是由衷倾服的。她是王羲之的老师(王玉池先生甚至推测,她可能就是王羲之《姨母帖》中所悼念的姨母),对于书圣的艺术成长的作用,是极大的。
第二代,王羲之夫人郗璿及其嫂(郗惜之妻)傅夫人。
郗夫人培出自东晋大家族之一的郗家,其父郗鉴善书,兄弟愔、昙也都有书名,故夫人善书当出家学。《书断》认同她善书之说,陈思《书小史》甚至说:“兄(郗)愔弟(郗)昙谓之女中仙笔。”民间还流传一些关于她批评王献之“只有一点像羲之”等一类故事。她作为王羲之的夫人、王献之的母亲,擅长书法,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还可以推想,她在王献之的艺术成长过程中,应当发生过很重要的作用。傅夫人书法被庾肩吾《书品》列入下之下,张怀瓘《书断》也认同她善书这一说法。
第三代,王羲之子王凝之之妻谢道韫。
谢氏也是大家族,其代表人物谢安,与王羲之、王献之关系密切。谢道韫是有名的才女,以柳絮比拟雪花,深得谢安赞赏。李嗣真《书后品》列其书人中下品,并评为“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张怀瓘《书断》评为“有才华,亦善书,甚为舅氏所重”。可惜王凝之是个迂腐的五斗米道教徒,未能给她足够的展示才能的空间。
第四代,王羲之孙女、王献之女安信皇后神爱。
此说见张怀瓘《书断》,虽然可能因为她是皇后而有所溢美,但作为王献之的女儿,擅长书法应当说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的局面,是奠基于当时氏族家庭与氏族之间活跃的书法氛围之上的。女性虽然无法像男子一样,全面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智慧,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熏陶成书法家,是完全可能的。虽然由于传世作品缺乏,我们无从判断她们的艺术高度,但是有一点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她们在艺术的传承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卫夫人、郗夫人等,这份功绩,历史不应忘记。
这种风气,至南朝时代仍有延续。谢氏至南朝时期善书的女子有张怀瓘《书断》所记载的孔琳之妻谢氏;郗氏则有梁武德皇后郗徽;此外有陈的武宣章皇后(见《书小史》)和后主沈皇后(见《述书赋》)。甚至北朝也出现了女性书家,如北魏的高慎之妻李氏和李彪之女,北齐的魏夫人(韦续《墨薮》列其正行书入下下品)等。
田伯平,男,1958年生于河北,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自幼随外祖父学习书法,兼学国画和钢琴、小提琴等,多次在国内举办个人书画展,并先后到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讲学交流。多幅作品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收藏。曾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常常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客座主持节目。他的书法曾搭载神六、神七遨游太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