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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凯瑟琳·安·波特作为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作家之一，也是美国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颠沛波折的人生和从未圆满的感情生活让波特笔下的小说独具魅力，也为她赢得了“女性福克纳”的赞誉。本文选取《玛莉亚·孔塞普西翁》作为分析文本，剖析波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进一步解密波特的文学魅力。
【关键词】 凯瑟琳·安·波特;婚恋观;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24-02
基金项目：本文依托于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女性主义视角下凯瑟琳·安·波特小说的婚恋观研究”（项目编号：2019SJA2190）。
凯瑟琳·安·波特作为美国颇负盛名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文笔犀利、情感细腻。虽然她一生中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其在小说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尤其是她的短篇小说，更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和评论家。1922年波特发表了《玛莉亚·孔塞普西翁》，这是她创作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当时有评论家赞道：“写短篇小说，细节如此精美，结构如此有力，文风如此成熟睿智，波特是当世第一人。”[1]
《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是波特以印第安原始文化生活为背景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仍然十分原始的印第安村庄里，改编自作者听说的一名印第安妇女的真实故事。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在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后杀死了丈夫的情人，并抚养情人所生孩子的故事。
一、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婚姻里的守候者
“她生就一双黑黑的杏眼，由于性格宁静而显得柔媚。她步调从容自然，安闲却又谨慎……她感到十分心满意足，丈夫正在干活，而她带了一些鸡到市场去卖。”[2]此时的玛莉亚·孔塞普西翁还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毕竟她有着完美的婚姻。
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是丈夫的贤内助。但如果将她仅当作“屋内天使”来看，就又太忽视她身上的闪光点了：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她自己完全有独立赚钱的能力，甚至在结婚前就因为存有相当的金币而被心怀不轨者抢劫;她更主动接受了新文明——生病要去药店买药，不迷信巫医给的枭骨;结婚了就花钱买一张可以在教堂里面结婚的许可证，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在教堂外面结婚。“玛莉亚总是很高傲，好像自己是一个大庄园主似的。” [3]
威廉·南斯在《凯瑟琳·安·波特和拒绝的艺术》中提道：“在波特的第一篇作品中，波特通过原始社会看到了自然的神秘力量，发现这些力量通过女性能够更加有力地展现出来。”[4]而這些神秘力量体现在玛莉亚·孔塞普西翁身上就更加凸显了她与众不同的女性特质：混合了西方文明中属于男性气质的秩序和文明——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拥有其他女性所没有的社会权利，因为她可以通过赚钱来养家糊口。“大家都知道，如果她想为自己买一条新披肩或为胡安买一件新衬衫，她总拿得出一袋银币来支付的。”[5]毕竟从古至今，经济基础决定话语权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虽然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是一名印第安妇女，但是她对新文明的接受程度很高，甚至很喜欢西方殖民者的宗教和法律。比如说她为了让自己的婚姻获取合法的地位花钱买到了可以在教堂里结婚的许可证，为此她觉得十分了不起。
但是，随着故事继续深入，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玛莉亚·孔塞普西翁突然间就消失了，就在她目睹了深爱的丈夫出轨的那个瞬间，她就滑向了阳光开朗向上的反面。表面上来看，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对丈夫出轨的行为是盛怒和暴力的，她想要杀死他们！然而一天不到，她就只想杀死她丈夫的情人了！她在丈夫和情人私奔后，依然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只不过她去教堂的频率更高了。“我自己会向上帝祈求我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6]而此时，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已经完完全全将基督教男权主义社会的性别角色内化，彻底地变成了男权制社会所需要的贤妻良母。“当她丈夫离家出走时，她起先的确曾感到不安，但是过后也就不再为他烦恼了。她想，男人总归是这样。她是在教堂里正式结婚的，有她自己的身份。嗯，他终于回到了家里。她去过市场，但是很早就回来了，因为她要替丈夫烧饭。”[7]
在玛莉亚·孔塞普西翁的眼里，她的婚姻应该还是幸福的，虽然孩子早夭、丈夫出轨，但是最终她手刃了情妇，丈夫也回到了自己的身边。“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可以听到胡安的呼吸声。那声音平静地从矮矮的门槛里飘出来，整个屋子就像是忙碌了一天开始休息一样。她的呼吸也很缓慢平静，每吸进一口气就使她充满了安适之感。”[8]至此，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已经完全地变成了丈夫的附属品。
二、玛莉亚·罗莎：爱情里的追逐者
15岁的养蜂姑娘玛莉亚·罗莎和自己的巫医教母住在一起。她没有接受过教育，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很可能都不清楚“第三者”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她就是被胡安迷住了，沉浸在所谓的爱情虚幻里。作为和她一起生活的巫医，她的教母肯定很清楚玛莉亚·罗莎和胡安之间的奸情，但是她并没有提醒玛莉亚·罗莎这样做不对，而是选择了沉默和放纵。作为已婚男性，胡安也没有任何已婚人士该有的自觉，并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少女蓬勃的爱意。在教母眼里，玛莉亚·罗莎就是一个替她养蜂的小姑娘，没有血缘关系。在胡安眼里，玛莉亚·罗莎就是一个年轻的爱慕着他的小姑娘，能够满足他作为男性虚荣心的玩物。“胡安·威利加斯在后面追赶她，发出阵阵怪笑，他咬紧牙关，露出两排发亮的牙齿，当他抓住她时，因为用力过猛，她的衬衫都从肩膀上被扯了下来了。她这时不再笑了，一把推开胡安，一声不响地站着，想用一只手把撕开的袖子拉上去。她尖尖地下颚和深红色地嘴唇似动非动，好像又要笑出来的样子;她那黑色的长睫毛和那一双深邃明亮的眸子不断地闪动着。”[9] 玛莉亚·罗莎作为小说中另一位占有重要位置的女性，她的命运比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更为悲惨、凄凉。她在15岁的美好年华里遇到了胡安，她以为的爱情让还是少女的她一腔孤勇地选择了为爱私奔：跟着胡安参军去了。“胡安当晚没有回家，而是到前线去参战了，玛莉亚·罗莎跟他一道去了。胡安背着一支步枪，腰里挎着两支手枪。玛莉亚·罗莎也有一支步枪，她把枪、毛毡和烧饭的锅都一齐背上。”[10]然而这场让她奋不顾身的爱情不仅带走了她的青春，最后还带走了她的生命。故事的開头是美丽羞涩的玛莉亚·罗莎，故事的中间是私奔参军的玛莉亚·罗莎，故事的后续是骨瘦嶙峋怀着孕的玛莉亚·罗莎，故事的最后是生下孩子却被杀死的玛莉亚·罗莎。“罗莎现在瘦得像条饿狼，还怀着一个待产的婴儿。”[11]“我跑去看玛莉亚·罗莎，她躺在地上，全身蜷缩在一起，从颈子到腹部到处都是刀捅的口子”[12]“覆盖在尸体上的玫瑰色披肩的突出部分不断变动着，好像盖在下面的死者并没有完全安息……棺材里的死者两个嘴角下垂得很厉害，露出一副龇牙咧嘴、快要哭的神态。”这就是玛莉亚·罗莎的一生，从一个年轻的、一个美丽、害羞、经常发出轻松欢快的笑声的十五岁小姑娘到最后成了一具冰冷恐怖的尸体。
然而，最为可悲的是，从故事的开头到故事的结束，小说里都没有出现玛莉亚·罗莎的叙述，玛莉亚·罗莎一直没有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作为一名逐爱者，她的爱情无疑是场悲剧。凯瑟琳·安·波特很可能也是借助这个人物向大家传达：出轨收获的爱情是不被祝福的;盲目追寻的爱情也不会幸福。
三、胡安·威利加斯：情感里的掌控者
作为这场三角情感中的男主角，胡安·威利加斯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还拐走了15岁的少女。然而他本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愧疚和反省，也没有觉得有丝毫不妥。他就是男权制社会所打造出来的典型代表。他将自己的妻子当作一个只是照顾自己生活的工具人，没有考虑过她也是一个有情感有思想的个体。“我对她说‘你来’，于是她就来了。我说‘你去’，于是她很快地去了。但是有时候我看着她不禁要想，‘现在我和这女人在教堂里成了亲，’我就觉得心在沉，似乎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压着。”[14]胡安为自己的家庭地位沾沾自喜。在他心里，他就是家庭的主宰。
胡安不仅轻视自己的妻子，对于情人，他也一样不重视。在他看来，她们两个人都是满足他社会身份和生理需要的物品。“跟玛莉亚·罗莎就完全不同了。她不会默不作声;她有话就说。当她说得太啰唆的时候，我就掴她一掌，并且说，‘住嘴，你这傻瓜！’于是她就哭起来。她这姑娘任我摆弄。你知道她是怎样在蜂房里养着那些又小又干净的蜜蜂吗？她对我说来就像那蜜蜂一样。我可以发誓，我绝不会伤害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因为我和她是在教堂里结的婚;但是，我的主管，我也不会离开罗莎，因为没有别的女人使我更快乐。”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地位低下，被当作是男性的附属品，甚至在女性自己看来，她们也早都默认了这样的事实。“女孩懂得了，无论关系到天主还是关系到一个男人，只有同意忍受最彻底的放弃自主，她才能有强大权势。”[15]
四、结语
凯瑟琳·安·波特借由这篇小说向我们揭示了不平等的爱情和婚姻是百孔千疮的。小说的女主角玛莉亚·孔塞普西翁从故事开始时那个独立的、精力充沛的女性变成了故事结束时那个顺从的、心甘情愿匍匐于丈夫脚下的女性;而玛莉亚·罗莎直接由生到死。故事的结局令人心碎，而这一切发生的又这么自然。女性的自我实现之路特别艰辛，对于没有赚钱能力的女性来说，更是举步维艰。在父权统治之下的她们，无处申诉;又或许，她们也把爱情和婚姻当作人生全部的圆满。
参考文献：
[1]Yvor Winters.Major Fiction[J].Hound & Horn， 1931（4）：303-305.
[2][3][5][6][7][8][9][10][11][12][13][14]凯瑟琳·安·波特.波特中短篇小说集[M].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William L. Nance. Katherine Anne Porter & the Art of Rejection[M].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4.
[15]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作者介绍：陈琼琼，南通大学杏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 凯瑟琳·安·波特;婚恋观;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24-02
基金项目：本文依托于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女性主义视角下凯瑟琳·安·波特小说的婚恋观研究”（项目编号：2019SJA2190）。
凯瑟琳·安·波特作为美国颇负盛名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文笔犀利、情感细腻。虽然她一生中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其在小说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尤其是她的短篇小说，更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和评论家。1922年波特发表了《玛莉亚·孔塞普西翁》，这是她创作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当时有评论家赞道：“写短篇小说，细节如此精美，结构如此有力，文风如此成熟睿智，波特是当世第一人。”[1]
《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是波特以印第安原始文化生活为背景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仍然十分原始的印第安村庄里，改编自作者听说的一名印第安妇女的真实故事。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在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后杀死了丈夫的情人，并抚养情人所生孩子的故事。
一、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婚姻里的守候者
“她生就一双黑黑的杏眼，由于性格宁静而显得柔媚。她步调从容自然，安闲却又谨慎……她感到十分心满意足，丈夫正在干活，而她带了一些鸡到市场去卖。”[2]此时的玛莉亚·孔塞普西翁还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毕竟她有着完美的婚姻。
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是丈夫的贤内助。但如果将她仅当作“屋内天使”来看，就又太忽视她身上的闪光点了：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她自己完全有独立赚钱的能力，甚至在结婚前就因为存有相当的金币而被心怀不轨者抢劫;她更主动接受了新文明——生病要去药店买药，不迷信巫医给的枭骨;结婚了就花钱买一张可以在教堂里面结婚的许可证，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在教堂外面结婚。“玛莉亚总是很高傲，好像自己是一个大庄园主似的。” [3]
威廉·南斯在《凯瑟琳·安·波特和拒绝的艺术》中提道：“在波特的第一篇作品中，波特通过原始社会看到了自然的神秘力量，发现这些力量通过女性能够更加有力地展现出来。”[4]而這些神秘力量体现在玛莉亚·孔塞普西翁身上就更加凸显了她与众不同的女性特质：混合了西方文明中属于男性气质的秩序和文明——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拥有其他女性所没有的社会权利，因为她可以通过赚钱来养家糊口。“大家都知道，如果她想为自己买一条新披肩或为胡安买一件新衬衫，她总拿得出一袋银币来支付的。”[5]毕竟从古至今，经济基础决定话语权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虽然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是一名印第安妇女，但是她对新文明的接受程度很高，甚至很喜欢西方殖民者的宗教和法律。比如说她为了让自己的婚姻获取合法的地位花钱买到了可以在教堂里结婚的许可证，为此她觉得十分了不起。
但是，随着故事继续深入，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玛莉亚·孔塞普西翁突然间就消失了，就在她目睹了深爱的丈夫出轨的那个瞬间，她就滑向了阳光开朗向上的反面。表面上来看，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对丈夫出轨的行为是盛怒和暴力的，她想要杀死他们！然而一天不到，她就只想杀死她丈夫的情人了！她在丈夫和情人私奔后，依然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只不过她去教堂的频率更高了。“我自己会向上帝祈求我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6]而此时，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已经完完全全将基督教男权主义社会的性别角色内化，彻底地变成了男权制社会所需要的贤妻良母。“当她丈夫离家出走时，她起先的确曾感到不安，但是过后也就不再为他烦恼了。她想，男人总归是这样。她是在教堂里正式结婚的，有她自己的身份。嗯，他终于回到了家里。她去过市场，但是很早就回来了，因为她要替丈夫烧饭。”[7]
在玛莉亚·孔塞普西翁的眼里，她的婚姻应该还是幸福的，虽然孩子早夭、丈夫出轨，但是最终她手刃了情妇，丈夫也回到了自己的身边。“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可以听到胡安的呼吸声。那声音平静地从矮矮的门槛里飘出来，整个屋子就像是忙碌了一天开始休息一样。她的呼吸也很缓慢平静，每吸进一口气就使她充满了安适之感。”[8]至此，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已经完全地变成了丈夫的附属品。
二、玛莉亚·罗莎：爱情里的追逐者
15岁的养蜂姑娘玛莉亚·罗莎和自己的巫医教母住在一起。她没有接受过教育，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很可能都不清楚“第三者”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她就是被胡安迷住了，沉浸在所谓的爱情虚幻里。作为和她一起生活的巫医，她的教母肯定很清楚玛莉亚·罗莎和胡安之间的奸情，但是她并没有提醒玛莉亚·罗莎这样做不对，而是选择了沉默和放纵。作为已婚男性，胡安也没有任何已婚人士该有的自觉，并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少女蓬勃的爱意。在教母眼里，玛莉亚·罗莎就是一个替她养蜂的小姑娘，没有血缘关系。在胡安眼里，玛莉亚·罗莎就是一个年轻的爱慕着他的小姑娘，能够满足他作为男性虚荣心的玩物。“胡安·威利加斯在后面追赶她，发出阵阵怪笑，他咬紧牙关，露出两排发亮的牙齿，当他抓住她时，因为用力过猛，她的衬衫都从肩膀上被扯了下来了。她这时不再笑了，一把推开胡安，一声不响地站着，想用一只手把撕开的袖子拉上去。她尖尖地下颚和深红色地嘴唇似动非动，好像又要笑出来的样子;她那黑色的长睫毛和那一双深邃明亮的眸子不断地闪动着。”[9] 玛莉亚·罗莎作为小说中另一位占有重要位置的女性，她的命运比玛莉亚·孔塞普西翁更为悲惨、凄凉。她在15岁的美好年华里遇到了胡安，她以为的爱情让还是少女的她一腔孤勇地选择了为爱私奔：跟着胡安参军去了。“胡安当晚没有回家，而是到前线去参战了，玛莉亚·罗莎跟他一道去了。胡安背着一支步枪，腰里挎着两支手枪。玛莉亚·罗莎也有一支步枪，她把枪、毛毡和烧饭的锅都一齐背上。”[10]然而这场让她奋不顾身的爱情不仅带走了她的青春，最后还带走了她的生命。故事的開头是美丽羞涩的玛莉亚·罗莎，故事的中间是私奔参军的玛莉亚·罗莎，故事的后续是骨瘦嶙峋怀着孕的玛莉亚·罗莎，故事的最后是生下孩子却被杀死的玛莉亚·罗莎。“罗莎现在瘦得像条饿狼，还怀着一个待产的婴儿。”[11]“我跑去看玛莉亚·罗莎，她躺在地上，全身蜷缩在一起，从颈子到腹部到处都是刀捅的口子”[12]“覆盖在尸体上的玫瑰色披肩的突出部分不断变动着，好像盖在下面的死者并没有完全安息……棺材里的死者两个嘴角下垂得很厉害，露出一副龇牙咧嘴、快要哭的神态。”这就是玛莉亚·罗莎的一生，从一个年轻的、一个美丽、害羞、经常发出轻松欢快的笑声的十五岁小姑娘到最后成了一具冰冷恐怖的尸体。
然而，最为可悲的是，从故事的开头到故事的结束，小说里都没有出现玛莉亚·罗莎的叙述，玛莉亚·罗莎一直没有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作为一名逐爱者，她的爱情无疑是场悲剧。凯瑟琳·安·波特很可能也是借助这个人物向大家传达：出轨收获的爱情是不被祝福的;盲目追寻的爱情也不会幸福。
三、胡安·威利加斯：情感里的掌控者
作为这场三角情感中的男主角，胡安·威利加斯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还拐走了15岁的少女。然而他本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愧疚和反省，也没有觉得有丝毫不妥。他就是男权制社会所打造出来的典型代表。他将自己的妻子当作一个只是照顾自己生活的工具人，没有考虑过她也是一个有情感有思想的个体。“我对她说‘你来’，于是她就来了。我说‘你去’，于是她很快地去了。但是有时候我看着她不禁要想，‘现在我和这女人在教堂里成了亲，’我就觉得心在沉，似乎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压着。”[14]胡安为自己的家庭地位沾沾自喜。在他心里，他就是家庭的主宰。
胡安不仅轻视自己的妻子，对于情人，他也一样不重视。在他看来，她们两个人都是满足他社会身份和生理需要的物品。“跟玛莉亚·罗莎就完全不同了。她不会默不作声;她有话就说。当她说得太啰唆的时候，我就掴她一掌，并且说，‘住嘴，你这傻瓜！’于是她就哭起来。她这姑娘任我摆弄。你知道她是怎样在蜂房里养着那些又小又干净的蜜蜂吗？她对我说来就像那蜜蜂一样。我可以发誓，我绝不会伤害玛莉亚·孔塞普西翁，因为我和她是在教堂里结的婚;但是，我的主管，我也不会离开罗莎，因为没有别的女人使我更快乐。”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地位低下，被当作是男性的附属品，甚至在女性自己看来，她们也早都默认了这样的事实。“女孩懂得了，无论关系到天主还是关系到一个男人，只有同意忍受最彻底的放弃自主，她才能有强大权势。”[15]
四、结语
凯瑟琳·安·波特借由这篇小说向我们揭示了不平等的爱情和婚姻是百孔千疮的。小说的女主角玛莉亚·孔塞普西翁从故事开始时那个独立的、精力充沛的女性变成了故事结束时那个顺从的、心甘情愿匍匐于丈夫脚下的女性;而玛莉亚·罗莎直接由生到死。故事的结局令人心碎，而这一切发生的又这么自然。女性的自我实现之路特别艰辛，对于没有赚钱能力的女性来说，更是举步维艰。在父权统治之下的她们，无处申诉;又或许，她们也把爱情和婚姻当作人生全部的圆满。
参考文献：
[1]Yvor Winters.Major Fiction[J].Hound & Horn， 1931（4）：303-305.
[2][3][5][6][7][8][9][10][11][12][13][14]凯瑟琳·安·波特.波特中短篇小说集[M].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William L. Nance. Katherine Anne Porter & the Art of Rejection[M].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4.
[15]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作者介绍：陈琼琼，南通大学杏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