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战纪念日，在很多参加过一战的欧美国家，这一天是法定假日。
　　但这一天，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2018年11月11日，一位学者提醒网友“这一天不仅是‘光棍节’和‘买买买日’”，一些网友则并无恶意地反问：“一战终战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尽管曾经鲜为国人瞩目，但中国与一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不只是一战的参战国和战胜国——甚至，中国本土也是一战的战场之一。

从中立到参战

　　1914年8月，一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将之视作“不相干的遥远战争”：当时执政的北京袁世凯政府在8月6日第一时间宣布“局外善意中立”，试图置身事外。
　　其实，当时中国已被列强势力深入渗透。另外，日本已与英国在1902年结成了所谓“英日同盟”，伺机夺取德国在华利益，尤其是胶州湾以及青岛的控制权。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并和英国联合出兵胶州湾，同时，日本要求设黄河以南为“中立区”，撤走胶济铁路和潍县（今山东潍坊）一带的中国驻军。
　　在日本第二舰队的支援下，日英联军在10月28日即包围青岛要塞。11月7日，德奥联军就战败停火。3天后，德国胶澳总督麦维德签署投降书，将青岛要塞和整个“德国胶州保护领”移交给日本，战争只持续了短短一周多时间。
　　一战战火燃烧在中国国土上，袁世凯政府却束手无策，他求助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后者趁机要求中方“在物质上尽可能支持协约国”，不要给日本进军设置掣肘，否则英国也爱莫能助。袁世凯同意了朱尔典的要求，自此中国虽仍保持“中立”，实际已不得不倾向于协约国一方。
　　袁世凯倒台后的北洋政府，成为以副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相持不下的舞台。皖系在日本支持下主张“参战”，试图借此在战后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利权”;直系则在美国支持下坚持“中立”，认为参战对中国无利可图。
　　直到1917年4月6日，被“无限制潜艇战”激怒的美国宣布参战。8月14日，段祺瑞内阁宣读宣战书，中国自此加入协約国行列，对同盟国正式宣战。

“面子”和“里子”

　　表面上，宣战后的中国“得偿所愿”：协约国和美国相继发表声明，表示“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英、法国对中国劳工在欧洲前线的贡献表示了“感谢”;中国政府取消了德国、奥匈在华治外法权，收回了奥匈在天津的租界;没收德华银行以及德国、奥匈在华全部船舰;解除全部驻“天津—大沽口”一线奥匈军队武装;日本宣布贷款1亿日元给中国作为“参战款”，并提供装备、训练，协助中国组建“参战军”。
　　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军，包括3个师加4个混成旅，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中国政府向法国派遣了一个正式的官方军事调查团，向欧洲和中东战场继续派遣大量华工——战后统计，华工总人数达14万多人。
　　但当时已经到一战末期，“中国参战军”实际上始终未曾参战，中国劳工因此成为中国在一战的“主力参战部队”。由法国政府招募的华工，多数被派往后方和兵工厂，而英国政府招募的华工，则几乎都被派到战场上担负后勤和建筑工作，有些甚至不得不直接卷入战争——约2万华工为此献出了生命。
　　这是一战华工为中国赢来的“面子”。然而“面子”后的“里子”并不那么光鲜。
　　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外交秘密交易中，日本先后和英、法、俄、意四个参战盟国达成谅解，四国在并不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同意承认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全部权利;在英国斡旋下，日本和美国在1917年11月2日秘密达成《兰辛—石井协定》（亦称《日美关于中国的换文》），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日本则尊重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段祺瑞内阁得到最多的“参战资源”，包括贷款等，均来自日本。但日本提出了包括代管三个兵工厂、独家军火供应、贷款和练兵顾问权等一系列秘密条件，段祺瑞内阁都被迫吞下苦果。
　　这一系列“里子”，为战后巴黎和会的危机总爆发埋下了伏笔。

从巴黎到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