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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5日，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不幸病逝的噩耗传来，我不禁为之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百发同志心地善良，性格爽朗，又酷爱体育运动，应该是长命百岁以上之人，怎么能在84岁时就“英年早逝”呢？
手机中一条条悼念百发逝世的微信，证实了这个令人悲痛不已的事实。我和许多人一样，沉浸在深情回忆、默然哀悼的思绪之中。我所接触到的百发这位老领导、好兄长的一件件往事，如同一幕幕电影在脑海中闪过，心中越发充满了对他的崇敬之情、感恩之情、怀念之情。
张百发1935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时到北京三建公司当学徒，后来成为一名钢筋工。1954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5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6年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从一名普通工人、青年突击队队长、劳动模范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写下了人生的精彩传奇。我在本文中仅就百发同志对宣传文化工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追忆几个片段，作为对他的深情纪念。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电视事业逐步发展，电视机也开始更多地进入普通家庭。为了适应首都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北京市领导决定建设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的电视台，最初定名为“首都电视台”，1977年2月开始筹建。由于原属中央广播事业局主管的北京电视台在1978年5月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北京市便把“北京电视台”的名称接了过来，拟建的“首都电视台”正式定名为“北京电视台”，于1979年5月16日用6频道对外播出。
北京电视台建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办公地点是在西城区小西天附近的市成人教育局院内租用的一个小三层楼和师大二附中的两排平房，新闻节目演播室是由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卫生间改建而成的。技术装备上靠中央电视台淘汰的一套黑白电视设备起家，并从外单位借了两部黑白摄像机。播出机房则是租用当时的宣武门饭店第15层的几个房间，发射塔也就设在饭店楼顶上。每天，北京电视台录制完新闻节目，要由司机开车把录像带从小西天送到宣武门饭店的节目播出机房才能播出。
张百发当时担任北京市政府主管基本建设的副市长，他到北京电视台接受采访录制过节目，亲眼看到台里难以想象的简陋条件。他也听过时任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给他讲述的“北京电视台好难找”的故事：有一次，荣高棠要到北京电视台录两盘京剧节目，就跑到了位于复兴门的广播大楼，当他得知北京电视台不在广播大楼里面，就打电话询问北京电视台的地址，转悠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在小西天附近一个很不起眼的院落里找到了北京电视台，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哎呀，这就是北京电视台啊？”张百发心情沉重地对市广播局、电视台的负责人说：“我跑过许多单位，没有一个像北京电视台条件这样差的。”尔后，在市里一些研究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会议上，他就不停地为北京电视台叫苦，为建设北京电视台呼吁。
1983年前后，在张百发和市委、市政府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徐惟诚、白介夫等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北京市决定先在海淀区皂君庙建设北京电视台教育台，之后又规划在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的苏州街建设新的北京电视台，一期工程规划了30亩土地。1986年7月我从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毕业后，回到北京电视台担任台长。这时，北京电视台经过几年艰苦创业，无论是节目内容、播出时间，还是电视剧创作、生产和海外电视剧译制、引进，都在全国地方电视台中产生较大影响。从全市来说，北京市由于获得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举办权，筹办亚运会此时已成为全市上下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与这紧密相关，北京电视台又在争取日本国际协力资金援助项目。诸多因素和条件都决定，新的北京电视台建设项目刻不容缓。
在市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向百发市长和市委宣传部领导分别汇报了加快北京电视台建设的设想，提出由北京电视台作为甲方，直接同负责工程设计的北京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建立联系，安排他们在一家招待所住宿，集中精力做好北京电视台的设计工作，确保质量、加快进度。百发市长对此大力支持，他还特别提出，要把北京电视台建设项目列入亚运会工程。我们都知道他为体现责任担当，讲过“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的豪言壮语。毫无疑问，将北京电视台建设列为亚运会工程项目，这就给我们吃了定心丸，也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市广电局、电视台全力配合工程设计部门抓紧设计，落实工程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8年3月9日，北京電视台正式奠基动工，已担任北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出席奠基仪式。他在奠基仪式现场再次重申了2月27日第11届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关于将北京电视台列为“亚运会同期建设项目”的决定，要求市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北京电视台新台建设。这年的六七月间，北京电视台分别从小西天、宣武门两地迁往皂君庙甲2号过渡性台址办公，从而结束了建台十年来租房办公、制播分处两地的困难局面。
在北京电视台新台建设的全过程中，张百发始终高度重视、精心指导、大力支持。可以说，北京电视台提出的问题，他都是有求必应。1988年9月16日至21日和11月初，日本国际协力事业调查团两次到北京电视台调查，百发市长都亲自会见调查团成员，欢迎日本朋友来北京调查北京电视台接受日本无偿援助资金项目情况，感谢他们对北京电视台的帮助，并承诺市政府确保北京电视台新台亚运会前竣工投入使用。正是在张百发等市领导和国家经贸部、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北京电视台成功申请到日本国际协力资金25亿日元的无偿援助，为满足北京电视台新台建成之后的设备和技术装备需要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京是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就要有浓厚的读书氛围。多年来，北京市的出版发行部门在繁荣图书出版、搞好图书发行、坚持送书下乡等各方面，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书店书市遍京华，浓浓书香飘万家。
要营造浓厚的读书风气，除了繁荣图书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搞好图书发行，把各类优秀的图书送到读者中去，送到广大群众中去。
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和1993年4月至1995年3月兼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间，正赶上图书发行方面的两件大事，一个是建设北京图书大厦，一个是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北京市原有的一些中小书店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旧房屋的拆迁改造工程陆续被拆掉。新华书店的同志不断向我反映这一情况。由于新华书店的一些门市部根本没有房产权，拆掉后很难再改建、重建，结果导致新华书店发行网点锐减，群众买书不方便。张百发和多位市领导都相继关心、过问这件事。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和支持下，1992年后，建设北京图书大厦的工程正式摆上了重要位置。
经过两年的筹备，1993年9月18日，北京图书大厦破土动工。工程经历4年多，1998年5月18日，大厦正式建成并对外营业。北京图书大厦总面积2.5万平方米，图书、音像制品销售面积1.6万平方米，销售图书品种达到25万种，音像制品4万多种，是当时全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大厦。
这里我要特别说说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改建问题。
在位于西长安街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建设过程中，地处东长安街的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拆迁改建也提上了日程。王府井新华书店成立于1949年2月10日，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大书店，也是北京图书大厦未建成前北京新华书店系统的第一店。1994年，由于启动建设东方广场，王府井新华书店需要拆迁。一个书店的拆迁竟惊动了许许多多市民。1994年11月13日，王府井新华书店为答谢各界读者长期以来对书店的厚爱，特意延长营业时间，众多的读者赶到书店来买书或是坐一坐、看一看，表达对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深深情感。有的读者甚至伤心落泪，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书店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曾以《数万读者暂别王府井书店》为题，报道了读者到王府井书店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初期，市新闻出版局和东城区还进行过一番颇费力气的交涉。东城区委、区政府对这件事总体是支持的，但在规划的时候，一是给书店补偿和新建的面积不够理想;二是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大门改在了东单二条的街上，门向北开，在王府井大街上看不到书店了。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领导找到我，他们认为这一改动对书店今后的营业影响极大，要我出面协调。
我深知，在工程建设方面宣传文化系统遇到的困难，首先靠找百发市长。我向他汇报了当时王府井新华书店在拆迁改造中的初步规划，反映了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担忧与想法。听了我的汇报，他立即表示，王府井新华书店是北京新华书店的门面，建店时间早、社会影响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读书人非常关注。在北京长安街，西头有北京图书大厦，东头有王府井新华书店，这是长安街的亮丽文化风景线。王府井是北京著名商业街，同时也应该是北京著名文化街，一定要把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好。百发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出版局、新华书店的意见，保障王府井新华书店在拆迁改建中的足够面积，店大门开到王府井大街上，保障书店的社会影响力。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试着问他：“那就请您出面，我俩一起找陈平同志来商量一下，行不行？”他立即答应说：“可以。”陈平当时任东城区副区长，又负责东方广场整个拆迁改造和建设工程。我想，百发市长和我一起出面找他商量，这事办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记得是一个下午，我拉上百发市长做后台，把陈平请到市政府一个会议室，一起研究商量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的事。陈平已经知道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意见，加上他本人又是搞文化工作出身，当过东城区文化局局长，做副区长后也管过文化工作，对文化工作非常熟悉且很有感情。所以，在这个小会议上，我刚开个头说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方案的修改建议，百发市长还没多讲话，陈平就爽快地答应调整原来的方案，一定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大门仍开在王府井大街上，书店的面积尽可能扩大一些，区里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工程搞好，为首都文化建设增添亮点。百发市长听陈平这么一说，非常高兴，他称赞“陈平不愧是文化人，说话、办事水平高”。他讓陈平回去同区委书记、区长说一下，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方案就按今天我们碰头商量的原则意见办，保证书店营业面积，保证书店放在王府井最抢眼的位置，让到王府井的人多逛逛新华书店。
张百发的关心、协调和陈平的大力支持，把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同志们的担忧和顾虑一下子打消了。东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书店拆迁改建的各项工作。1995年书店开始拆迁，与东方广场同步建设，到2000年9月正式建成。建成后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依然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依然是王府井街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商场。9月26日，焕然一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对外正式营业。书店营业面积近1万平方米，比原来扩大了3倍，销售图书、音像制品品种近30万种，是首都北京的第二大书店。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1990年之前，京剧、评剧、昆曲等戏剧表演主要还是依靠原来的一些老剧场、剧院，数量不多，规模不大，设施陈旧，满足不了戏剧演出的需要，也同改革开放后首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相适应。 张百发不仅自己酷爱京剧，更站在北京必须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功能这样一个高度，把建设一批新的剧场、剧院作为他在主管城市基本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精心谋划，殚精竭虑，为北京的戏剧院团改善演出条件、发展戏剧艺术，为广大群众丰富文化生活，建成若干个新的剧场、戏院。
张百发操心最多的首先是长安大戏院。位于西单的老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是当时北京城建筑水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家剧院。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老一辈梨园名流、大师都曾在这个戏院登台献艺，令许多老北京的戏迷为之倾倒。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在长安大戏院欣赏过京剧国粹艺术。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1990年底，长安大戏院因市政工程拆迁。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长安大戏院这个“老字号”剧场的易地重建工作，把它作为当时市里的重大文化设施予以重点支持。张百发从戏院的规划、选址开始，一一加以指导，经过反复挑选，最后决定把长安大戏院建在位于建国门内大街7号的光华长安大厦内。这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戏院整体面积2.1万多平方米，设有789个座位。戏院在光华长安大厦中居中而置，坐北朝南，建筑风格古色古香，既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又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气息，古朴、典雅、民族风格的内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新的长安大戏院于1996年9月27日竣工重张开业。戏院建成对外演出后，张百发依然十分关心戏院的经营管理和服务工作。他对市文化局和戏院的领导一再强调，长安大戏院这块“金字招牌”要十分珍惜，这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建成的一个地标性文化设施，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经营理念，全力弘扬民族戏剧艺术，使长安大戏院成为全国一流的戏剧演出舞台。长安大戏院的领导和员工没有辜负市委、市政府领导和百发同志的厚望，全力搞好经营管理，热心为戏迷和广大观众服务，戏剧演出始终红红火火，剧场利用率多年年均达130%以上，京城百姓更加认可长安大戏院，外地的一些剧院团也称赞说：戏一到长安大戏院演出就能火起来。
张百发退休之后，继续以满腔的热情关心长安大戏院的经营管理和节目运作等工作，亲自策划推出了“霜叶红于二月花——重阳节京剧老艺术家演唱会”，从2007年开始至2019年，已连续举办了13年;发起创办了“走进长安戏曲之门——京剧票友联谊会”，从2011年11月至2019年10月共举办了111期。这些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联谊活动，既进一步扩大了长安大戏院的影响，又有利于繁荣、发展京剧艺术事业。
北京戏曲学校是北京市政府1953年接管的原私立艺培戏曲学校，著名表演艺术家郝寿臣、马连良、孙毓敏等曾任学校校长。2002年12月，在孙毓敏任校长期间，学校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更名并升格为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作为一所全日制高等艺术职业教育院校，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承担着为首都北京和全国培养戏曲、音乐、舞蹈等艺术表演人才的任务。而学院缺少一个排练厅，严重制约教学和学生的戏曲排练、表演。
还是在1991年孙毓敏担任北京戏校校长后，苦于学校没有自己的排演场地，便将这一困难向百发市长作了汇报。他听了之后立即说：“等我想想办法。”不久，他便请北京城市开发集团在丰台区马家堡东里8号的戏校校址，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帮助戏校建设排演场。从排演场规划立项到开工建设，百发市长亲自过问、亲自指导，还出席了排演场开工奠基仪式。排演场于1997年底竣工，建筑面积达8380平方米，设有796个座位，舞美、灯光、音响等各项设施都堪称上乘。建成这个排演场，学校教学、演出有了自己的舞台，不仅是京剧，学校的影视、音乐、戏剧等各个门类的剧、节目都在这个排演场排练、演出，京剧“音配像”工程的大部分录制工作也是在这个排演场完成的。
2003年6月6日至16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就在这个排演场举行了连续11天的庆祝北京戏曲学校成立50周年校庆演出活动，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贾庆林、丁关根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或出席校庆活动观看演出，或题词祝贺，或发来贺信。在校庆活动中，学校特意安排了一项重要的议程，由孙毓敏校长宣布：“为感谢多年来为学校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大恩大德，特别颁发他‘热心助教，功德无量’杯和特别贡献奖”。在场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百发市长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意。
中国评剧院是北京市属的一家重要文艺院团，成立于1955年3月，剧院拥有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谷文月、戴月琴等著名评剧艺术家，演出了《秦香莲》《花为媒》《杨三姐告状》《金沙江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一批优秀剧目，是国家级的评剧艺术最高殿堂。但多年来剧院没有一个像样的演出剧场，院里把困难向百发市长作了汇报。张百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在同市委宣传部领导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或是在一些会议上，他多次明确表态，要尽力支持中国评剧院建一个好的剧场，满足评剧演出的需要。在他的关心、支持下，中国评剧大剧院1996年开始设计、建设，1999年5月18日建成并正式营业演出。大剧院位于丰台区西罗园四区19号，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剧院设有近800个观众席位。从此，中国评剧院有了自己的专业评剧演出场所，对繁荣、发展评剧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京市，张百发关心体贴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设身处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真心诚意同他们交朋友，这在宣传文化圈里是有口皆碑的。
为艺术家们排忧解难。在北京的各个剧院团，都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这些老艺术家不仅在艺术上造诣很深，成为名家、名角，而且有的还在文艺院团担任了领导职务。工作中，他们遇到什么困难，特别是院团在改善办公、演出条件，推动基建项目方面，都会去向百发市长求援，他通常都是有求必应。张百发视他们如亲人，1997年8月的一天，他在即将从常务副市长岗位退下来时，亲自把市文化局局长于长江和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找去，询问剧院里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市政府帮助解决。王玉珍反映了赵燕侠、李慧芳、李元春等几位老艺术家和王蓉蓉、朱强等优秀青年演员的住房困难，百发同志当场对市房管部门的负责人说，一定要给北京京剧院一些房子，尽快解决老艺术家和優秀青年演员的住房困难。很快，这些同志都分到了市里给的住房。每谈到此，很多艺术家对百发市长都敬重有加，感念不忘。 热情扶植文艺新人。张百发深知，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等北京的主要传统剧种，要不断传承、弘扬、发展、繁荣，必须大力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新人，推出一代又一代的戏剧名角。多年来，北京市也想方设法在各院团里培养年轻的优秀人才，如北京京剧院的王蓉蓉、李宏图，北方昆曲剧院的杨凤一、王英会，中国评剧院的高闯、王冠丽等。鉴于有些行当我们缺少自己的优秀人才，剧院就从全国各地去物色。而这些优秀人才要进北京，都有个进京指标和户口安置等问题。剧院团遇到这样的实际困难，也无不是去找百发市长协调、支持。在他的关心下，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京剧院陆续从河北、辽宁、吉林、山东等地调进了朱强、迟小秋、陈俊杰、年红宾等十几位优秀青年演员，一一给他们解决了北京户口，有的还及时分到了住房。这些调进北京的青年演员，后来都成为北京京剧院的艺术骨干。
在热情扶植艺术新人方面，张百发对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研究生班的大力支持也是值得书上一笔的。
1996年前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在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京剧研究生班。当时的主要考虑是，我国各京剧院团的中青年骨干演员是院团的顶梁柱，是京剧事业承前启后的接班人，但又普遍学历偏低，绝大多数从小学戏，毕业于戏校的较多，有大学学历的只是少数。这就不利于他们在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进步。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中青年骨干演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为京剧院团培养高水平的干部人才队伍，为京剧艺术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丁关根提出了创办京剧研究生班的主张，并决定由教育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共同负责，研究生班办在中国戏曲学院。
丁关根在找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北京市常常是张百发和我去参加，丁关根知道百发喜欢京剧，热心为京剧艺术家办好事。每逢丁关根在会上提出什么要北京市办的事情，张百发总是笑盈盈地和我会应一下然后满口答应，从来没有含糊过。确实，北京市的坚决支持，为京剧研究生班的开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6年10月8日，第一期京剧研究生班在中国戏曲学院开学，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学典礼。北京市参加第一期京剧研究生班的有王蓉蓉、李宏图等著名青年京剧演员。2001年9月29日，丁关根在参加第二期京剧研究生班毕业典礼时明确对我讲，第三期、第四期研究生班要继续办下去，从第三期开始，研究生班的事就完全交给北京市了。接过这个任务，北京市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京剧研究生班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在这个过程中，张百发虽然退出了市政府领导工作岗位，但他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京剧研究生班工作，到中国戏曲学院参加一些重要活动，观看研究生班學员的毕业演出，关心青年京剧演员的成长进步。北京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等多个剧种的十几位知名青年演员，后来都成为京剧研究生班的学员，中国京剧院和全国各地的剧院团也选拔了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到研究生班学习，如袁慧琴、孟广禄、李胜素、迟小秋、汪荃珍等，他们成为首都和全国各省区市繁荣、发展京剧等戏曲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
发起组织“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继续为艺术家们倾情服务。张百发多年来就是京剧票友，对北京京剧和其他戏曲艺术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热情。退出领导岗位之后，他对戏曲艺术的酷爱、对艺术家们的情感有增无减。为了繁荣北京的戏曲艺术，他亲自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全力为戏曲事业的振兴奔走呼号。一方面，张百发利用这个基金会，着力支持京剧院团的演出，尤其是下乡和到外地为基层群众服务的演出活动;同时还为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发展戏曲艺术和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提供支持。在“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这面旗帜下，团结、联络了一大批老的戏曲艺术家和年轻的戏曲演员，大家在一起切磋艺术，交流思想，吹拉弹唱，其乐融融。基金会不仅成了戏曲艺术家的重要活动平台，也为振兴首都和全国的戏曲艺术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张百发和艺术家们心心相印，对首都宣传文化事业情缘深深，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收获的硕果，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许多艺术家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张百发对北京宣传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对首都艺术家们的关爱体贴，会一直铭记在大家的心中，书写在北京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史册上。（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手机中一条条悼念百发逝世的微信，证实了这个令人悲痛不已的事实。我和许多人一样，沉浸在深情回忆、默然哀悼的思绪之中。我所接触到的百发这位老领导、好兄长的一件件往事，如同一幕幕电影在脑海中闪过，心中越发充满了对他的崇敬之情、感恩之情、怀念之情。
张百发1935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时到北京三建公司当学徒，后来成为一名钢筋工。1954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5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6年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从一名普通工人、青年突击队队长、劳动模范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写下了人生的精彩传奇。我在本文中仅就百发同志对宣传文化工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追忆几个片段，作为对他的深情纪念。
为建设北京电视台呕心沥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电视事业逐步发展，电视机也开始更多地进入普通家庭。为了适应首都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北京市领导决定建设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的电视台，最初定名为“首都电视台”，1977年2月开始筹建。由于原属中央广播事业局主管的北京电视台在1978年5月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北京市便把“北京电视台”的名称接了过来，拟建的“首都电视台”正式定名为“北京电视台”，于1979年5月16日用6频道对外播出。
北京电视台建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办公地点是在西城区小西天附近的市成人教育局院内租用的一个小三层楼和师大二附中的两排平房，新闻节目演播室是由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卫生间改建而成的。技术装备上靠中央电视台淘汰的一套黑白电视设备起家，并从外单位借了两部黑白摄像机。播出机房则是租用当时的宣武门饭店第15层的几个房间，发射塔也就设在饭店楼顶上。每天，北京电视台录制完新闻节目，要由司机开车把录像带从小西天送到宣武门饭店的节目播出机房才能播出。
张百发当时担任北京市政府主管基本建设的副市长，他到北京电视台接受采访录制过节目，亲眼看到台里难以想象的简陋条件。他也听过时任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给他讲述的“北京电视台好难找”的故事：有一次，荣高棠要到北京电视台录两盘京剧节目，就跑到了位于复兴门的广播大楼，当他得知北京电视台不在广播大楼里面，就打电话询问北京电视台的地址，转悠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在小西天附近一个很不起眼的院落里找到了北京电视台，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哎呀，这就是北京电视台啊？”张百发心情沉重地对市广播局、电视台的负责人说：“我跑过许多单位，没有一个像北京电视台条件这样差的。”尔后，在市里一些研究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会议上，他就不停地为北京电视台叫苦，为建设北京电视台呼吁。
1983年前后，在张百发和市委、市政府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徐惟诚、白介夫等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北京市决定先在海淀区皂君庙建设北京电视台教育台，之后又规划在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的苏州街建设新的北京电视台，一期工程规划了30亩土地。1986年7月我从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毕业后，回到北京电视台担任台长。这时，北京电视台经过几年艰苦创业，无论是节目内容、播出时间，还是电视剧创作、生产和海外电视剧译制、引进，都在全国地方电视台中产生较大影响。从全市来说，北京市由于获得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举办权，筹办亚运会此时已成为全市上下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与这紧密相关，北京电视台又在争取日本国际协力资金援助项目。诸多因素和条件都决定，新的北京电视台建设项目刻不容缓。
在市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向百发市长和市委宣传部领导分别汇报了加快北京电视台建设的设想，提出由北京电视台作为甲方，直接同负责工程设计的北京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建立联系，安排他们在一家招待所住宿，集中精力做好北京电视台的设计工作，确保质量、加快进度。百发市长对此大力支持，他还特别提出，要把北京电视台建设项目列入亚运会工程。我们都知道他为体现责任担当，讲过“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的豪言壮语。毫无疑问，将北京电视台建设列为亚运会工程项目，这就给我们吃了定心丸，也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市广电局、电视台全力配合工程设计部门抓紧设计，落实工程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8年3月9日，北京電视台正式奠基动工，已担任北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出席奠基仪式。他在奠基仪式现场再次重申了2月27日第11届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关于将北京电视台列为“亚运会同期建设项目”的决定，要求市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北京电视台新台建设。这年的六七月间，北京电视台分别从小西天、宣武门两地迁往皂君庙甲2号过渡性台址办公，从而结束了建台十年来租房办公、制播分处两地的困难局面。
在北京电视台新台建设的全过程中，张百发始终高度重视、精心指导、大力支持。可以说，北京电视台提出的问题，他都是有求必应。1988年9月16日至21日和11月初，日本国际协力事业调查团两次到北京电视台调查，百发市长都亲自会见调查团成员，欢迎日本朋友来北京调查北京电视台接受日本无偿援助资金项目情况，感谢他们对北京电视台的帮助，并承诺市政府确保北京电视台新台亚运会前竣工投入使用。正是在张百发等市领导和国家经贸部、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北京电视台成功申请到日本国际协力资金25亿日元的无偿援助，为满足北京电视台新台建成之后的设备和技术装备需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出谋划策
北京是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就要有浓厚的读书氛围。多年来，北京市的出版发行部门在繁荣图书出版、搞好图书发行、坚持送书下乡等各方面，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书店书市遍京华，浓浓书香飘万家。
要营造浓厚的读书风气，除了繁荣图书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搞好图书发行，把各类优秀的图书送到读者中去，送到广大群众中去。
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和1993年4月至1995年3月兼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间，正赶上图书发行方面的两件大事，一个是建设北京图书大厦，一个是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北京市原有的一些中小书店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旧房屋的拆迁改造工程陆续被拆掉。新华书店的同志不断向我反映这一情况。由于新华书店的一些门市部根本没有房产权，拆掉后很难再改建、重建，结果导致新华书店发行网点锐减，群众买书不方便。张百发和多位市领导都相继关心、过问这件事。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和支持下，1992年后，建设北京图书大厦的工程正式摆上了重要位置。
经过两年的筹备，1993年9月18日，北京图书大厦破土动工。工程经历4年多，1998年5月18日，大厦正式建成并对外营业。北京图书大厦总面积2.5万平方米，图书、音像制品销售面积1.6万平方米，销售图书品种达到25万种，音像制品4万多种，是当时全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大厦。
这里我要特别说说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改建问题。
在位于西长安街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建设过程中，地处东长安街的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拆迁改建也提上了日程。王府井新华书店成立于1949年2月10日，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大书店，也是北京图书大厦未建成前北京新华书店系统的第一店。1994年，由于启动建设东方广场，王府井新华书店需要拆迁。一个书店的拆迁竟惊动了许许多多市民。1994年11月13日，王府井新华书店为答谢各界读者长期以来对书店的厚爱，特意延长营业时间，众多的读者赶到书店来买书或是坐一坐、看一看，表达对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深深情感。有的读者甚至伤心落泪，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书店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曾以《数万读者暂别王府井书店》为题，报道了读者到王府井书店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初期，市新闻出版局和东城区还进行过一番颇费力气的交涉。东城区委、区政府对这件事总体是支持的，但在规划的时候，一是给书店补偿和新建的面积不够理想;二是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大门改在了东单二条的街上，门向北开，在王府井大街上看不到书店了。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领导找到我，他们认为这一改动对书店今后的营业影响极大，要我出面协调。
我深知，在工程建设方面宣传文化系统遇到的困难，首先靠找百发市长。我向他汇报了当时王府井新华书店在拆迁改造中的初步规划，反映了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担忧与想法。听了我的汇报，他立即表示，王府井新华书店是北京新华书店的门面，建店时间早、社会影响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读书人非常关注。在北京长安街，西头有北京图书大厦，东头有王府井新华书店，这是长安街的亮丽文化风景线。王府井是北京著名商业街，同时也应该是北京著名文化街，一定要把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好。百发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出版局、新华书店的意见，保障王府井新华书店在拆迁改建中的足够面积，店大门开到王府井大街上，保障书店的社会影响力。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试着问他：“那就请您出面，我俩一起找陈平同志来商量一下，行不行？”他立即答应说：“可以。”陈平当时任东城区副区长，又负责东方广场整个拆迁改造和建设工程。我想，百发市长和我一起出面找他商量，这事办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记得是一个下午，我拉上百发市长做后台，把陈平请到市政府一个会议室，一起研究商量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的事。陈平已经知道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意见，加上他本人又是搞文化工作出身，当过东城区文化局局长，做副区长后也管过文化工作，对文化工作非常熟悉且很有感情。所以，在这个小会议上，我刚开个头说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方案的修改建议，百发市长还没多讲话，陈平就爽快地答应调整原来的方案，一定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大门仍开在王府井大街上，书店的面积尽可能扩大一些，区里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工程搞好，为首都文化建设增添亮点。百发市长听陈平这么一说，非常高兴，他称赞“陈平不愧是文化人，说话、办事水平高”。他讓陈平回去同区委书记、区长说一下，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方案就按今天我们碰头商量的原则意见办，保证书店营业面积，保证书店放在王府井最抢眼的位置，让到王府井的人多逛逛新华书店。
张百发的关心、协调和陈平的大力支持，把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同志们的担忧和顾虑一下子打消了。东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书店拆迁改建的各项工作。1995年书店开始拆迁，与东方广场同步建设，到2000年9月正式建成。建成后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依然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依然是王府井街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商场。9月26日，焕然一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对外正式营业。书店营业面积近1万平方米，比原来扩大了3倍，销售图书、音像制品品种近30万种，是首都北京的第二大书店。
精心打造戏剧艺术演出殿堂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1990年之前，京剧、评剧、昆曲等戏剧表演主要还是依靠原来的一些老剧场、剧院，数量不多，规模不大，设施陈旧，满足不了戏剧演出的需要，也同改革开放后首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相适应。 张百发不仅自己酷爱京剧，更站在北京必须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功能这样一个高度，把建设一批新的剧场、剧院作为他在主管城市基本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精心谋划，殚精竭虑，为北京的戏剧院团改善演出条件、发展戏剧艺术，为广大群众丰富文化生活，建成若干个新的剧场、戏院。
张百发操心最多的首先是长安大戏院。位于西单的老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是当时北京城建筑水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家剧院。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老一辈梨园名流、大师都曾在这个戏院登台献艺，令许多老北京的戏迷为之倾倒。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在长安大戏院欣赏过京剧国粹艺术。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1990年底，长安大戏院因市政工程拆迁。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长安大戏院这个“老字号”剧场的易地重建工作，把它作为当时市里的重大文化设施予以重点支持。张百发从戏院的规划、选址开始，一一加以指导，经过反复挑选，最后决定把长安大戏院建在位于建国门内大街7号的光华长安大厦内。这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戏院整体面积2.1万多平方米，设有789个座位。戏院在光华长安大厦中居中而置，坐北朝南，建筑风格古色古香，既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又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气息，古朴、典雅、民族风格的内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新的长安大戏院于1996年9月27日竣工重张开业。戏院建成对外演出后，张百发依然十分关心戏院的经营管理和服务工作。他对市文化局和戏院的领导一再强调，长安大戏院这块“金字招牌”要十分珍惜，这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建成的一个地标性文化设施，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经营理念，全力弘扬民族戏剧艺术，使长安大戏院成为全国一流的戏剧演出舞台。长安大戏院的领导和员工没有辜负市委、市政府领导和百发同志的厚望，全力搞好经营管理，热心为戏迷和广大观众服务，戏剧演出始终红红火火，剧场利用率多年年均达130%以上，京城百姓更加认可长安大戏院，外地的一些剧院团也称赞说：戏一到长安大戏院演出就能火起来。
张百发退休之后，继续以满腔的热情关心长安大戏院的经营管理和节目运作等工作，亲自策划推出了“霜叶红于二月花——重阳节京剧老艺术家演唱会”，从2007年开始至2019年，已连续举办了13年;发起创办了“走进长安戏曲之门——京剧票友联谊会”，从2011年11月至2019年10月共举办了111期。这些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联谊活动，既进一步扩大了长安大戏院的影响，又有利于繁荣、发展京剧艺术事业。
北京戏曲学校是北京市政府1953年接管的原私立艺培戏曲学校，著名表演艺术家郝寿臣、马连良、孙毓敏等曾任学校校长。2002年12月，在孙毓敏任校长期间，学校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更名并升格为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作为一所全日制高等艺术职业教育院校，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承担着为首都北京和全国培养戏曲、音乐、舞蹈等艺术表演人才的任务。而学院缺少一个排练厅，严重制约教学和学生的戏曲排练、表演。
还是在1991年孙毓敏担任北京戏校校长后，苦于学校没有自己的排演场地，便将这一困难向百发市长作了汇报。他听了之后立即说：“等我想想办法。”不久，他便请北京城市开发集团在丰台区马家堡东里8号的戏校校址，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帮助戏校建设排演场。从排演场规划立项到开工建设，百发市长亲自过问、亲自指导，还出席了排演场开工奠基仪式。排演场于1997年底竣工，建筑面积达8380平方米，设有796个座位，舞美、灯光、音响等各项设施都堪称上乘。建成这个排演场，学校教学、演出有了自己的舞台，不仅是京剧，学校的影视、音乐、戏剧等各个门类的剧、节目都在这个排演场排练、演出，京剧“音配像”工程的大部分录制工作也是在这个排演场完成的。
2003年6月6日至16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就在这个排演场举行了连续11天的庆祝北京戏曲学校成立50周年校庆演出活动，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贾庆林、丁关根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或出席校庆活动观看演出，或题词祝贺，或发来贺信。在校庆活动中，学校特意安排了一项重要的议程，由孙毓敏校长宣布：“为感谢多年来为学校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大恩大德，特别颁发他‘热心助教，功德无量’杯和特别贡献奖”。在场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百发市长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意。
中国评剧院是北京市属的一家重要文艺院团，成立于1955年3月，剧院拥有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谷文月、戴月琴等著名评剧艺术家，演出了《秦香莲》《花为媒》《杨三姐告状》《金沙江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一批优秀剧目，是国家级的评剧艺术最高殿堂。但多年来剧院没有一个像样的演出剧场，院里把困难向百发市长作了汇报。张百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在同市委宣传部领导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或是在一些会议上，他多次明确表态，要尽力支持中国评剧院建一个好的剧场，满足评剧演出的需要。在他的关心、支持下，中国评剧大剧院1996年开始设计、建设，1999年5月18日建成并正式营业演出。大剧院位于丰台区西罗园四区19号，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剧院设有近800个观众席位。从此，中国评剧院有了自己的专业评剧演出场所，对繁荣、发展评剧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艺术家们的贴心朋友
在北京市，张百发关心体贴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设身处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真心诚意同他们交朋友，这在宣传文化圈里是有口皆碑的。
为艺术家们排忧解难。在北京的各个剧院团，都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这些老艺术家不仅在艺术上造诣很深，成为名家、名角，而且有的还在文艺院团担任了领导职务。工作中，他们遇到什么困难，特别是院团在改善办公、演出条件，推动基建项目方面，都会去向百发市长求援，他通常都是有求必应。张百发视他们如亲人，1997年8月的一天，他在即将从常务副市长岗位退下来时，亲自把市文化局局长于长江和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找去，询问剧院里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市政府帮助解决。王玉珍反映了赵燕侠、李慧芳、李元春等几位老艺术家和王蓉蓉、朱强等优秀青年演员的住房困难，百发同志当场对市房管部门的负责人说，一定要给北京京剧院一些房子，尽快解决老艺术家和優秀青年演员的住房困难。很快，这些同志都分到了市里给的住房。每谈到此，很多艺术家对百发市长都敬重有加，感念不忘。 热情扶植文艺新人。张百发深知，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等北京的主要传统剧种，要不断传承、弘扬、发展、繁荣，必须大力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新人，推出一代又一代的戏剧名角。多年来，北京市也想方设法在各院团里培养年轻的优秀人才，如北京京剧院的王蓉蓉、李宏图，北方昆曲剧院的杨凤一、王英会，中国评剧院的高闯、王冠丽等。鉴于有些行当我们缺少自己的优秀人才，剧院就从全国各地去物色。而这些优秀人才要进北京，都有个进京指标和户口安置等问题。剧院团遇到这样的实际困难，也无不是去找百发市长协调、支持。在他的关心下，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京剧院陆续从河北、辽宁、吉林、山东等地调进了朱强、迟小秋、陈俊杰、年红宾等十几位优秀青年演员，一一给他们解决了北京户口，有的还及时分到了住房。这些调进北京的青年演员，后来都成为北京京剧院的艺术骨干。
在热情扶植艺术新人方面，张百发对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研究生班的大力支持也是值得书上一笔的。
1996年前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在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京剧研究生班。当时的主要考虑是，我国各京剧院团的中青年骨干演员是院团的顶梁柱，是京剧事业承前启后的接班人，但又普遍学历偏低，绝大多数从小学戏，毕业于戏校的较多，有大学学历的只是少数。这就不利于他们在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进步。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中青年骨干演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为京剧院团培养高水平的干部人才队伍，为京剧艺术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丁关根提出了创办京剧研究生班的主张，并决定由教育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共同负责，研究生班办在中国戏曲学院。
丁关根在找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北京市常常是张百发和我去参加，丁关根知道百发喜欢京剧，热心为京剧艺术家办好事。每逢丁关根在会上提出什么要北京市办的事情，张百发总是笑盈盈地和我会应一下然后满口答应，从来没有含糊过。确实，北京市的坚决支持，为京剧研究生班的开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6年10月8日，第一期京剧研究生班在中国戏曲学院开学，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学典礼。北京市参加第一期京剧研究生班的有王蓉蓉、李宏图等著名青年京剧演员。2001年9月29日，丁关根在参加第二期京剧研究生班毕业典礼时明确对我讲，第三期、第四期研究生班要继续办下去，从第三期开始，研究生班的事就完全交给北京市了。接过这个任务，北京市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京剧研究生班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在这个过程中，张百发虽然退出了市政府领导工作岗位，但他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京剧研究生班工作，到中国戏曲学院参加一些重要活动，观看研究生班學员的毕业演出，关心青年京剧演员的成长进步。北京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等多个剧种的十几位知名青年演员，后来都成为京剧研究生班的学员，中国京剧院和全国各地的剧院团也选拔了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到研究生班学习，如袁慧琴、孟广禄、李胜素、迟小秋、汪荃珍等，他们成为首都和全国各省区市繁荣、发展京剧等戏曲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
发起组织“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继续为艺术家们倾情服务。张百发多年来就是京剧票友，对北京京剧和其他戏曲艺术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热情。退出领导岗位之后，他对戏曲艺术的酷爱、对艺术家们的情感有增无减。为了繁荣北京的戏曲艺术，他亲自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全力为戏曲事业的振兴奔走呼号。一方面，张百发利用这个基金会，着力支持京剧院团的演出，尤其是下乡和到外地为基层群众服务的演出活动;同时还为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发展戏曲艺术和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提供支持。在“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这面旗帜下，团结、联络了一大批老的戏曲艺术家和年轻的戏曲演员，大家在一起切磋艺术，交流思想，吹拉弹唱，其乐融融。基金会不仅成了戏曲艺术家的重要活动平台，也为振兴首都和全国的戏曲艺术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张百发和艺术家们心心相印，对首都宣传文化事业情缘深深，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收获的硕果，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许多艺术家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张百发对北京宣传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对首都艺术家们的关爱体贴，会一直铭记在大家的心中，书写在北京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史册上。（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