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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了，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增多，夜晚醉酒的人也多，工作量就更大了。紧张、忙碌、疲惫……这些都是120急救队员日常所经历的。回响在城市上空的120鸣笛声，为许多脆弱无助的病人带来了希望。
连日高温，穿行于大街小巷的120急救车有多忙？
8月17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单日出车1316次，创历史新高。近日，记者跟随120急救车，体验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辛苦而充实的一天。
接到任务，1分钟内出车
一辆救护车上的急救队员，通常由一名急救医生、一名急救员和一名驾驶员组成。接到任务后，急救队员需要在1分钟内出车，并立即打电话给病人家属，询问病人具体情况。
上午10时46分，上海市市医疗急救中心瑞金分站的急救医生王国良接到当天的第4趟任务：一个地下车库有人昏倒。
当急救队员赶到事发地，已经围了许多人，中间一个女性蜷缩在地上（如图），手指痉挛成鸡爪形，她呻吟着：“快救救我，我是不是中风了……”
急救队员一边检查一边安慰她：“没有，你这是太紧张，导致过度通气，慢点儿呼吸，让身体放松。”王国良用急救转运监护仪将她的心电图打印出来。
不一会儿，病人恢复神智，讲述发病经过。急救队员将她抬至救护车上，并为她输液。病人说：“我儿子还小，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王国良一边安抚她没有中风，一边拿出笔填写院前急救病情交接单和病情告知书。
据悉，截至6月底，急救中心有393辆救护车及1133名工作人员，其中一线医生251人，但与每天工作量相比仍然吃紧。
急救员汪自文说：“天气热了，一方面，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增多;另一方面，夜晚醉酒的也越来越多。工作量就更大了。”
人高马大，有时也不方便
很多人并不知道，120救护车主要有两种任务类型：急救组负责处理突发紧急情况，非急救组负责将提前一天预约的、康复出院的老人护送回家。一般情况下，非急救组一天会有八九单接送任务，其中五六单是没有电梯的房子，需要靠人力抬上去。
赶去接人的路上，急救员袁峰坐在车里，眼睛微闭打了一小会盹儿。车速一慢下来，袁峰便警觉地睁开眼睛，随即开始做准备工作。得知老太太骨折，他提前准备好红色“康能”（一种多功能急救气垫）。等把老太太抬上担架后，再用打气筒给“康能”充气。“打气后，里面会变硬一点，能起到固定作用。”
来到老人所住的19楼，大家傻眼了。由于老人家中堆着各种杂物，本就不宽的大门被堵得只能打开“半米宽”。
非急救组的3人决定让身材较高大的袁峰先进家门做接应，司机苏佶成和急救员王宏伟一左一右，每人提着担架的3个拎手，把骨折的老太太抬进门。
在进门那一刻，苏佶成和王宏伟侧身踮脚，一点点挤进去，眼睛时不时还要低头看着老人不要被夹到。先进门的袁峰一个箭步迎上去，帮忙护住老太太的头部。3人穿过狭窄过道，轻手轻脚将老太太抬到床上，这才舒了一口气。
“急救员大多人高马大，力气也大，但有时也不方便。”袁峰额头上有一个新鲜的伤口，双手手臂上也有好几处划痕。他轻描淡写地说：“前几天，抬一个老人时不小心弄破的。”原来，老人住的是年代已久的老房子，地板、楼梯都是木头的，狭小空间内还做了吊柜当碗橱，把老人安全放下后，他猛一抬头，撞到吊柜角，还流了血。简单处理后，袁峰又投入紧张的接送任务中。
病人紧张，担架上讲遗嘱
因为一直在烈日下暴晒，车门时开时关，救护车里的空调作用不明显。回到站点，急救队员才能享受片刻清凉。驾驶员刘赟瘫在沙发上看手机，没一会儿就抱着手机睡着了。睡了不过几分钟，电话再度响起。这次是一个病人来电称鼻子出血不止。
按照病人提供的住址信息，救护车来到一个老小区。
“医生，我不会脑溢血吧？”当这个60多岁的老人被抬上担架后，她抓住王国良的胳膊绝望地摇晃着，“我还有后事没交代，你一定要聽我说，帮我作见证……”
王国良反复安慰，告诉她没有脑溢血症状，应该只是鼻腔损伤。老人仍坚持要他听自己的遗嘱。王国良柔声道：“好的，我听着，帮你记着。”老人交代完家中房产分配事宜，一直悬着的手才肯放下来。
与大众的印象不同，急救队员接到的大多数病人，病情并不严重。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通人缺乏医学专业知识，无法判断病人真实情况。王国良笑道：“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听到病人情况多么危急，比如已昏迷不醒、呼吸微弱等。一路跑过去，一看，没事！”
高温天的120，只要出车，就是一整天“连轴转”。就算闲下来，急救队员也没时间回到站点休息。
长期坐在救护车坚硬狭小的座椅上，最痛苦的是抬病人时需要弯着腰，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就算偶有空闲时间，大家还有不少事要忙，比如检查救护车上药品是否齐全、氧气够不够、心电图电板电池是否充足等。每天任务结束后，急救队员脱下一次性橡皮手套，都能倒出汗水来。
紧张、忙碌、疲惫……这些都是120急救队员日常所经历的。回响在城市上空的120鸣笛声，为许多脆弱无助的病人带来了希望。
（《解放日报》2020.8.20）
连日高温，穿行于大街小巷的120急救车有多忙？
8月17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单日出车1316次，创历史新高。近日，记者跟随120急救车，体验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辛苦而充实的一天。
接到任务，1分钟内出车
一辆救护车上的急救队员，通常由一名急救医生、一名急救员和一名驾驶员组成。接到任务后，急救队员需要在1分钟内出车，并立即打电话给病人家属，询问病人具体情况。
上午10时46分，上海市市医疗急救中心瑞金分站的急救医生王国良接到当天的第4趟任务：一个地下车库有人昏倒。
当急救队员赶到事发地，已经围了许多人，中间一个女性蜷缩在地上（如图），手指痉挛成鸡爪形，她呻吟着：“快救救我，我是不是中风了……”
急救队员一边检查一边安慰她：“没有，你这是太紧张，导致过度通气，慢点儿呼吸，让身体放松。”王国良用急救转运监护仪将她的心电图打印出来。
不一会儿，病人恢复神智，讲述发病经过。急救队员将她抬至救护车上，并为她输液。病人说：“我儿子还小，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王国良一边安抚她没有中风，一边拿出笔填写院前急救病情交接单和病情告知书。
据悉，截至6月底，急救中心有393辆救护车及1133名工作人员，其中一线医生251人，但与每天工作量相比仍然吃紧。
急救员汪自文说：“天气热了，一方面，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增多;另一方面，夜晚醉酒的也越来越多。工作量就更大了。”
人高马大，有时也不方便
很多人并不知道，120救护车主要有两种任务类型：急救组负责处理突发紧急情况，非急救组负责将提前一天预约的、康复出院的老人护送回家。一般情况下，非急救组一天会有八九单接送任务，其中五六单是没有电梯的房子，需要靠人力抬上去。
赶去接人的路上，急救员袁峰坐在车里，眼睛微闭打了一小会盹儿。车速一慢下来，袁峰便警觉地睁开眼睛，随即开始做准备工作。得知老太太骨折，他提前准备好红色“康能”（一种多功能急救气垫）。等把老太太抬上担架后，再用打气筒给“康能”充气。“打气后，里面会变硬一点，能起到固定作用。”
来到老人所住的19楼，大家傻眼了。由于老人家中堆着各种杂物，本就不宽的大门被堵得只能打开“半米宽”。
非急救组的3人决定让身材较高大的袁峰先进家门做接应，司机苏佶成和急救员王宏伟一左一右，每人提着担架的3个拎手，把骨折的老太太抬进门。
在进门那一刻，苏佶成和王宏伟侧身踮脚，一点点挤进去，眼睛时不时还要低头看着老人不要被夹到。先进门的袁峰一个箭步迎上去，帮忙护住老太太的头部。3人穿过狭窄过道，轻手轻脚将老太太抬到床上，这才舒了一口气。
“急救员大多人高马大，力气也大，但有时也不方便。”袁峰额头上有一个新鲜的伤口，双手手臂上也有好几处划痕。他轻描淡写地说：“前几天，抬一个老人时不小心弄破的。”原来，老人住的是年代已久的老房子，地板、楼梯都是木头的，狭小空间内还做了吊柜当碗橱，把老人安全放下后，他猛一抬头，撞到吊柜角，还流了血。简单处理后，袁峰又投入紧张的接送任务中。
病人紧张，担架上讲遗嘱
因为一直在烈日下暴晒，车门时开时关，救护车里的空调作用不明显。回到站点，急救队员才能享受片刻清凉。驾驶员刘赟瘫在沙发上看手机，没一会儿就抱着手机睡着了。睡了不过几分钟，电话再度响起。这次是一个病人来电称鼻子出血不止。
按照病人提供的住址信息，救护车来到一个老小区。
“医生，我不会脑溢血吧？”当这个60多岁的老人被抬上担架后，她抓住王国良的胳膊绝望地摇晃着，“我还有后事没交代，你一定要聽我说，帮我作见证……”
王国良反复安慰，告诉她没有脑溢血症状，应该只是鼻腔损伤。老人仍坚持要他听自己的遗嘱。王国良柔声道：“好的，我听着，帮你记着。”老人交代完家中房产分配事宜，一直悬着的手才肯放下来。
与大众的印象不同，急救队员接到的大多数病人，病情并不严重。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通人缺乏医学专业知识，无法判断病人真实情况。王国良笑道：“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听到病人情况多么危急，比如已昏迷不醒、呼吸微弱等。一路跑过去，一看，没事！”
高温天的120，只要出车，就是一整天“连轴转”。就算闲下来，急救队员也没时间回到站点休息。
长期坐在救护车坚硬狭小的座椅上，最痛苦的是抬病人时需要弯着腰，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就算偶有空闲时间，大家还有不少事要忙，比如检查救护车上药品是否齐全、氧气够不够、心电图电板电池是否充足等。每天任务结束后，急救队员脱下一次性橡皮手套，都能倒出汗水来。
紧张、忙碌、疲惫……这些都是120急救队员日常所经历的。回响在城市上空的120鸣笛声，为许多脆弱无助的病人带来了希望。
（《解放日报》202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