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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正使世界上许多国家蒙受损失，世界各国在积极救市的同时，对当前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事实证明，备受西方国家推崇的市场至上的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拐点。金融危机迫使各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查找风险并出台法律政策来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寻求新的金融市场发展模式。围绕国际金融体系亟待重构的相关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梅松接受了《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联合商报》：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全球参与的民主性，特别是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利益。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对其教训都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要求。在这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中，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
梅松：首先，国际金融体系离不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支持，这场金融危机使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变得更加明显。此次峰会邀请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也说明新兴经济体发挥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承认。新兴经济体应当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规则制定权、调解权，也可以说是应急反应和监督权和更多的话语权，未来世界金融体系也应该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的权益。
在20国集团中有十多个新兴经济体，在所有与会成员中，美国最关注的其实是中国的态度和表现。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拥有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并且中国经济仍在保持相对快速发展。
在英国，相关政府官员和专家在讨论如何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时，无不谈及中国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在世界重要金融决策机构如八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中，中国都不是其成员。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得不考虑中国了，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进入这些机构的进程将加快。
在肯定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作用抱过度的希望，发达国家最终必然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作用达成“共识”，要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现有国际金融格局，还是不现实的。
《中国联合商报》：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改革”固然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也必然会经历阵痛期。从目前来看，国际金融体系要进行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这场变革的阵痛中，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会有何种收获？
梅松：首先，如果放弃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元的创造力掌握在美国货币当局手里，货币创造有了更大地自由。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和解决金融困境，往往会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元供给不断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为满足对外贸易和增加国际清偿力，希望增加持有美元；随着持有美元增加，美元供给过多导致美元贬值对该国的冲击就越大。目前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完全替代美元，即使能够找到这种货币如现在普遍看好欧元，但是这种货币仍然存在类似美元货币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还很难找到一种更加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国际主导货币。
其次是全球的金融监管问题。金融创新和资本流动把全球的金融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并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标准。怎样超越国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改革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调，需要各国领导人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这种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十分有利。危机中各国分歧明显：在欧洲，部分政界和媒体把矛头对准了美国；德国把危机根源归结为美、英等国“无视风险的疯狂投机行为”。当然，美国本身也十分清楚，掌握巨额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价值。显然，从客观和主观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是“水到渠成”。
《中国联合商报》：如果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要求在制度安排上有所突破，特别是要反映金融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以及国际金融版图不断变化的客观事实，这样看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金融体系？
梅松：理想中的国际金融体系，并非一定能使危机免于重演，但至少应确保在危机发生初期即可采取全球一致行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是冷战时期国际金融体系的继承者，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国际金融版图，即使危机没有发生，改革其实也势在必行。
首先，新机制的决策权应扩大范围。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几乎完全基于美国的理念、实力和利益要求来分配决策权。美国监管全球金融体系，谁来监管美国金融体系？当美国发生危机时，巨大的外溢效应和多米诺效应使全球经济陷于瘫痪，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超国家机构，负责管理全球金融体系，包括监管美国金融体系。在构建超国家机构时，既要考虑美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也要兼顾国际金融版图的变化。
其次，全球金融秩序的安排必须建立在多元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要求西方大国破除冷战思维，打破意识形态分歧，从绝对自由主义走向相对自由主义。
当代世界经济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已经融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的政治风险似乎越来越小，因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一个中性概念，意味着社会福利、国家救济和政府责任。当人们摘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之后，各国在创建新国际金融秩序中就有了合作与共识的条件。
事实证明，备受西方国家推崇的市场至上的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拐点。金融危机迫使各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查找风险并出台法律政策来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寻求新的金融市场发展模式。围绕国际金融体系亟待重构的相关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梅松接受了《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联合商报》：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全球参与的民主性，特别是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利益。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对其教训都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要求。在这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中，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
梅松：首先，国际金融体系离不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支持，这场金融危机使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变得更加明显。此次峰会邀请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也说明新兴经济体发挥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承认。新兴经济体应当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规则制定权、调解权，也可以说是应急反应和监督权和更多的话语权，未来世界金融体系也应该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的权益。
在20国集团中有十多个新兴经济体，在所有与会成员中，美国最关注的其实是中国的态度和表现。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拥有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并且中国经济仍在保持相对快速发展。
在英国，相关政府官员和专家在讨论如何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时，无不谈及中国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在世界重要金融决策机构如八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中，中国都不是其成员。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得不考虑中国了，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进入这些机构的进程将加快。
在肯定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作用抱过度的希望，发达国家最终必然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作用达成“共识”，要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现有国际金融格局，还是不现实的。
《中国联合商报》：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改革”固然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也必然会经历阵痛期。从目前来看，国际金融体系要进行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这场变革的阵痛中，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会有何种收获？
梅松：首先，如果放弃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元的创造力掌握在美国货币当局手里，货币创造有了更大地自由。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和解决金融困境，往往会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元供给不断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为满足对外贸易和增加国际清偿力，希望增加持有美元；随着持有美元增加，美元供给过多导致美元贬值对该国的冲击就越大。目前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完全替代美元，即使能够找到这种货币如现在普遍看好欧元，但是这种货币仍然存在类似美元货币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还很难找到一种更加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国际主导货币。
其次是全球的金融监管问题。金融创新和资本流动把全球的金融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并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标准。怎样超越国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改革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调，需要各国领导人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这种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十分有利。危机中各国分歧明显：在欧洲，部分政界和媒体把矛头对准了美国；德国把危机根源归结为美、英等国“无视风险的疯狂投机行为”。当然，美国本身也十分清楚，掌握巨额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价值。显然，从客观和主观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是“水到渠成”。
《中国联合商报》：如果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要求在制度安排上有所突破，特别是要反映金融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以及国际金融版图不断变化的客观事实，这样看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金融体系？
梅松：理想中的国际金融体系，并非一定能使危机免于重演，但至少应确保在危机发生初期即可采取全球一致行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是冷战时期国际金融体系的继承者，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国际金融版图，即使危机没有发生，改革其实也势在必行。
首先，新机制的决策权应扩大范围。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几乎完全基于美国的理念、实力和利益要求来分配决策权。美国监管全球金融体系，谁来监管美国金融体系？当美国发生危机时，巨大的外溢效应和多米诺效应使全球经济陷于瘫痪，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超国家机构，负责管理全球金融体系，包括监管美国金融体系。在构建超国家机构时，既要考虑美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也要兼顾国际金融版图的变化。
其次，全球金融秩序的安排必须建立在多元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要求西方大国破除冷战思维，打破意识形态分歧，从绝对自由主义走向相对自由主义。
当代世界经济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已经融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的政治风险似乎越来越小，因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一个中性概念，意味着社会福利、国家救济和政府责任。当人们摘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之后，各国在创建新国际金融秩序中就有了合作与共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