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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的风貌一去不返,同时消逝的还有那些老城里发生的故事。
“晚上,阿房宫电影院门口,电灯闪耀着奇幻的色彩。一对年轻男女歪着脑袋,挽着手走来,猛地一抬头,男的说:‘是陈燕燕演的《寒红落雁》呢!’‘怪酸苦有味的影片呵!’女的脸上挂着微笑,那么轻轻地答着。一个孩子在他们身边扯着嗓子喊道:‘晚报!谁要看《长安晚报》!’”这是作家金芸描写 的1936年西安傍晚街景的一个片段,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
这一年,韩保全刚刚1岁,这个后来的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还在襁褓之中。但等到他稍稍大些,能够自己到街市中去的时候,文章里提到的阿房宫电影院依然还在,就在竹笆市的街口。除此之外,老西安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是光明电影院,一家叫宝珠电影院。每到夜幕降临,电影院门口的确聚集着不少的青年男女。
但对于一个仅仅几岁的孩子来说,这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时候,他最喜欢去的场所是一个叫“第一市场”的地方,这里汇聚着各式各样的百货。最重要的,市场中有一家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人,一个叫刘少亭的说书人在讲《剑侠传》。但大人们是不愿意让孩子经常去这些场所的,大多数时候,韩保全只有偷偷的溜进来,听上一会就走。
“第一市场”中永远都是人山人海,很多人是冲着其中两家大饭庄来的,其中一家卖的醪糟给韩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味道太浓厚,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仅仅喝上半碗,就会有点喝醉的感觉。
饭庄当然并不只在“第一市场”中,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南区域的孩子来说,他还能在五味什子街口看到一家叫做“春发生”的饭馆,旁边则是一家叫做“五味居”的山西饭馆,而在此不远处,还有一家“高家红肉馆”,平时卖红肉煮馍,千层饼,到了深秋时节,则有金黄的柿子饼出售。
尽管在抗战时期,但城内的商业依旧繁华。在南院门一带,商贾云集,各类大小商号店铺数十家。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绸缎布匹老九章,钟表眼镜大西洋,西药器械世界大药房,金银首饰老凤祥,购置鞋帽鸿安祥,要买百货慧丰祥,南华公司吃洋糖,想生贵子藻露堂”。
这些商铺通常在早上8点之前开门。此前,还会有摊贩叫卖早点,热气腾腾的油锅里炸着金黄色的油果子,桶中则装着热豆浆。走街串巷的乡下人挑着担子,里面是江米糕、糍糕和蜂蜜粽子。也有装着炒货的,如炒花生、炒黄豆等等。中午时分,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热闹的市声不绝于耳,一直要持续到午后才会渐渐散去。
也有提着篮子卖羊杂碎的, 一般是午后才会出来,这是给那些晚上看电影或者看戏的人准备的。剧院和电影院要营业到晚上12点,看夜戏散场的人还可以在这些食摊上,花不多的钱吃一顿美味的夜宵。
老西安的市民中,有一种“撞干大”的习俗。“干大”就是“干爹”,孩子满月后,由家人抱着向门外走,走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成年男性,就认作孩子的“干大”。“撞干大”好似孩子的二次投胎,贫苦人家的孩子,如果有幸能认一个富贵“干大”,则孩子从小的吃穿也就有人惦念了。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能够晚归看得起夜戏的人,通常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每当剧院散场,就会有人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等着“撞干大”。
手表在当时的市民中,还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如果屋内能添置起一台座钟,也算得起小康人家。大多数市民是靠天色判断时间,好在每当正午十分,城中心的钟楼附近,都要打午炮。在每条街巷的巷口,通常会有一间小屋,那是给打更人住的。打更从晚上10开始,每过两个小时就要敲更一次,一直持续到天亮,提醒人们不要睡的太沉,给窃贼留下机会。而打更人的收入,不过是每半年,街巷中的人家随意凑些零钱而已。
西安城以东西大街为界,越向北,水越苦咸,而越向南,则水越甘甜。因此,城中的大户人家,凡是有点资产的,大多在城西、城南购置房产,商铺也大多集中在城南一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陇海铁路修通,火车站和东大街一带的商业才慢慢兴盛起来。
在南院门外,有一口巨大的水井,井口有四把辘轳,每天前来提水的人络绎不绝。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口井前面经常摆放着一个献金台,用于为抗日捐款。前来打水的市民时常会将一些零钱放入献金台的箱子中,有一些老年妇女,甚至会将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也放入箱中。
抗战期间,经常会有日机来袭,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家家户户都要背着老人孩子跑警报。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样跑警报对于孩子们没有太多的恐惧,反而多了一点兴奋。尤其在冬夜,警报突然响起,全城人慌慌忙忙在寒夜里奔跑,全是细碎的脚步声,却听不到一点喊叫。
西安人跑警报并不去政府修的防空洞,而是躲在城墙根下,家家户户在城墙上掏上一个洞,男女老少就躲在里面,十分安全。一些住在城墙根下的居民也乐意将自己的房门打开,接待避难来的市民,“国难之时,人情厚道,主家不但提供茶水,有时还管饭。躲警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成熟人,两家成为好友甚至结成亲戚的也不在少数。”
那时,城内最高的建筑就是钟楼,钟楼附近有一片树林,歇满了乌鸦。每到黄昏,路人经过,惊起鸦群,呼呼啦啦飞满天空,遮天蔽日。落下时,却并不再回树林,而是飞进旁边的钟鼓楼。
到了秋天,站在城墙上南望,远处的南山历历在目,有时天寒的早,南山上一夜白雪,城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景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
韩保全说,“从那以后,西安老城的生活和建筑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也再没有见过那样明蓝透彻的天。”
“晚上,阿房宫电影院门口,电灯闪耀着奇幻的色彩。一对年轻男女歪着脑袋,挽着手走来,猛地一抬头,男的说:‘是陈燕燕演的《寒红落雁》呢!’‘怪酸苦有味的影片呵!’女的脸上挂着微笑,那么轻轻地答着。一个孩子在他们身边扯着嗓子喊道:‘晚报!谁要看《长安晚报》!’”这是作家金芸描写 的1936年西安傍晚街景的一个片段,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
这一年,韩保全刚刚1岁,这个后来的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还在襁褓之中。但等到他稍稍大些,能够自己到街市中去的时候,文章里提到的阿房宫电影院依然还在,就在竹笆市的街口。除此之外,老西安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是光明电影院,一家叫宝珠电影院。每到夜幕降临,电影院门口的确聚集着不少的青年男女。
但对于一个仅仅几岁的孩子来说,这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时候,他最喜欢去的场所是一个叫“第一市场”的地方,这里汇聚着各式各样的百货。最重要的,市场中有一家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人,一个叫刘少亭的说书人在讲《剑侠传》。但大人们是不愿意让孩子经常去这些场所的,大多数时候,韩保全只有偷偷的溜进来,听上一会就走。
![](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hfcn/hfcn200723/hfcn20072308-1-l.jpg)
“第一市场”中永远都是人山人海,很多人是冲着其中两家大饭庄来的,其中一家卖的醪糟给韩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味道太浓厚,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仅仅喝上半碗,就会有点喝醉的感觉。
饭庄当然并不只在“第一市场”中,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南区域的孩子来说,他还能在五味什子街口看到一家叫做“春发生”的饭馆,旁边则是一家叫做“五味居”的山西饭馆,而在此不远处,还有一家“高家红肉馆”,平时卖红肉煮馍,千层饼,到了深秋时节,则有金黄的柿子饼出售。
尽管在抗战时期,但城内的商业依旧繁华。在南院门一带,商贾云集,各类大小商号店铺数十家。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绸缎布匹老九章,钟表眼镜大西洋,西药器械世界大药房,金银首饰老凤祥,购置鞋帽鸿安祥,要买百货慧丰祥,南华公司吃洋糖,想生贵子藻露堂”。
这些商铺通常在早上8点之前开门。此前,还会有摊贩叫卖早点,热气腾腾的油锅里炸着金黄色的油果子,桶中则装着热豆浆。走街串巷的乡下人挑着担子,里面是江米糕、糍糕和蜂蜜粽子。也有装着炒货的,如炒花生、炒黄豆等等。中午时分,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热闹的市声不绝于耳,一直要持续到午后才会渐渐散去。
也有提着篮子卖羊杂碎的, 一般是午后才会出来,这是给那些晚上看电影或者看戏的人准备的。剧院和电影院要营业到晚上12点,看夜戏散场的人还可以在这些食摊上,花不多的钱吃一顿美味的夜宵。
老西安的市民中,有一种“撞干大”的习俗。“干大”就是“干爹”,孩子满月后,由家人抱着向门外走,走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成年男性,就认作孩子的“干大”。“撞干大”好似孩子的二次投胎,贫苦人家的孩子,如果有幸能认一个富贵“干大”,则孩子从小的吃穿也就有人惦念了。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能够晚归看得起夜戏的人,通常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每当剧院散场,就会有人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等着“撞干大”。
手表在当时的市民中,还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如果屋内能添置起一台座钟,也算得起小康人家。大多数市民是靠天色判断时间,好在每当正午十分,城中心的钟楼附近,都要打午炮。在每条街巷的巷口,通常会有一间小屋,那是给打更人住的。打更从晚上10开始,每过两个小时就要敲更一次,一直持续到天亮,提醒人们不要睡的太沉,给窃贼留下机会。而打更人的收入,不过是每半年,街巷中的人家随意凑些零钱而已。
西安城以东西大街为界,越向北,水越苦咸,而越向南,则水越甘甜。因此,城中的大户人家,凡是有点资产的,大多在城西、城南购置房产,商铺也大多集中在城南一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陇海铁路修通,火车站和东大街一带的商业才慢慢兴盛起来。
在南院门外,有一口巨大的水井,井口有四把辘轳,每天前来提水的人络绎不绝。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口井前面经常摆放着一个献金台,用于为抗日捐款。前来打水的市民时常会将一些零钱放入献金台的箱子中,有一些老年妇女,甚至会将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也放入箱中。
抗战期间,经常会有日机来袭,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家家户户都要背着老人孩子跑警报。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样跑警报对于孩子们没有太多的恐惧,反而多了一点兴奋。尤其在冬夜,警报突然响起,全城人慌慌忙忙在寒夜里奔跑,全是细碎的脚步声,却听不到一点喊叫。
西安人跑警报并不去政府修的防空洞,而是躲在城墙根下,家家户户在城墙上掏上一个洞,男女老少就躲在里面,十分安全。一些住在城墙根下的居民也乐意将自己的房门打开,接待避难来的市民,“国难之时,人情厚道,主家不但提供茶水,有时还管饭。躲警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成熟人,两家成为好友甚至结成亲戚的也不在少数。”
那时,城内最高的建筑就是钟楼,钟楼附近有一片树林,歇满了乌鸦。每到黄昏,路人经过,惊起鸦群,呼呼啦啦飞满天空,遮天蔽日。落下时,却并不再回树林,而是飞进旁边的钟鼓楼。
到了秋天,站在城墙上南望,远处的南山历历在目,有时天寒的早,南山上一夜白雪,城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景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
韩保全说,“从那以后,西安老城的生活和建筑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也再没有见过那样明蓝透彻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