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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的风貌一去不返，同时消逝的还有那些老城里发生的故事。
“晚上，阿房宫电影院门口，电灯闪耀着奇幻的色彩。一对年轻男女歪着脑袋，挽着手走来，猛地一抬头，男的说：‘是陈燕燕演的《寒红落雁》呢！’‘怪酸苦有味的影片呵！’女的脸上挂着微笑，那么轻轻地答着。一个孩子在他们身边扯着嗓子喊道：‘晚报！谁要看《长安晚报》！’”这是作家金芸描写 的1936年西安傍晚街景的一个片段，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
这一年，韩保全刚刚1岁，这个后来的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还在襁褓之中。但等到他稍稍大些，能够自己到街市中去的时候，文章里提到的阿房宫电影院依然还在，就在竹笆市的街口。除此之外，老西安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是光明电影院，一家叫宝珠电影院。每到夜幕降临，电影院门口的确聚集着不少的青年男女。
但对于一个仅仅几岁的孩子来说，这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时候，他最喜欢去的场所是一个叫“第一市场”的地方，这里汇聚着各式各样的百货。最重要的，市场中有一家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人，一个叫刘少亭的说书人在讲《剑侠传》。但大人们是不愿意让孩子经常去这些场所的，大多数时候，韩保全只有偷偷的溜进来，听上一会就走。
“第一市场”中永远都是人山人海，很多人是冲着其中两家大饭庄来的，其中一家卖的醪糟给韩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味道太浓厚，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仅仅喝上半碗，就会有点喝醉的感觉。
饭庄当然并不只在“第一市场”中，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南区域的孩子来说，他还能在五味什子街口看到一家叫做“春发生”的饭馆，旁边则是一家叫做“五味居”的山西饭馆，而在此不远处，还有一家“高家红肉馆”，平时卖红肉煮馍，千层饼，到了深秋时节，则有金黄的柿子饼出售。
尽管在抗战时期，但城内的商业依旧繁华。在南院门一带，商贾云集，各类大小商号店铺数十家。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绸缎布匹老九章，钟表眼镜大西洋，西药器械世界大药房，金银首饰老凤祥，购置鞋帽鸿安祥，要买百货慧丰祥，南华公司吃洋糖，想生贵子藻露堂”。
这些商铺通常在早上8点之前开门。此前，还会有摊贩叫卖早点，热气腾腾的油锅里炸着金黄色的油果子，桶中则装着热豆浆。走街串巷的乡下人挑着担子，里面是江米糕、糍糕和蜂蜜粽子。也有装着炒货的，如炒花生、炒黄豆等等。中午时分，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热闹的市声不绝于耳，一直要持续到午后才会渐渐散去。
也有提着篮子卖羊杂碎的， 一般是午后才会出来，这是给那些晚上看电影或者看戏的人准备的。剧院和电影院要营业到晚上12点，看夜戏散场的人还可以在这些食摊上，花不多的钱吃一顿美味的夜宵。
老西安的市民中，有一种“撞干大”的习俗。“干大”就是“干爹”，孩子满月后，由家人抱着向门外走，走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成年男性，就认作孩子的“干大”。“撞干大”好似孩子的二次投胎，贫苦人家的孩子，如果有幸能认一个富贵“干大”，则孩子从小的吃穿也就有人惦念了。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能够晚归看得起夜戏的人，通常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每当剧院散场，就会有人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等着“撞干大”。
手表在当时的市民中，还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如果屋内能添置起一台座钟，也算得起小康人家。大多数市民是靠天色判断时间，好在每当正午十分，城中心的钟楼附近，都要打午炮。在每条街巷的巷口，通常会有一间小屋，那是给打更人住的。打更从晚上10开始，每过两个小时就要敲更一次，一直持续到天亮，提醒人们不要睡的太沉，给窃贼留下机会。而打更人的收入，不过是每半年，街巷中的人家随意凑些零钱而已。
西安城以东西大街为界，越向北，水越苦咸，而越向南，则水越甘甜。因此，城中的大户人家，凡是有点资产的，大多在城西、城南购置房产，商铺也大多集中在城南一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陇海铁路修通，火车站和东大街一带的商业才慢慢兴盛起来。
在南院门外，有一口巨大的水井，井口有四把辘轳，每天前来提水的人络绎不绝。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口井前面经常摆放着一个献金台，用于为抗日捐款。前来打水的市民时常会将一些零钱放入献金台的箱子中，有一些老年妇女，甚至会将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也放入箱中。
抗战期间，经常会有日机来袭，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家家户户都要背着老人孩子跑警报。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样跑警报对于孩子们没有太多的恐惧，反而多了一点兴奋。尤其在冬夜，警报突然响起，全城人慌慌忙忙在寒夜里奔跑，全是细碎的脚步声，却听不到一点喊叫。
西安人跑警报并不去政府修的防空洞，而是躲在城墙根下，家家户户在城墙上掏上一个洞，男女老少就躲在里面，十分安全。一些住在城墙根下的居民也乐意将自己的房门打开，接待避难来的市民，“国难之时，人情厚道，主家不但提供茶水，有时还管饭。躲警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成熟人，两家成为好友甚至结成亲戚的也不在少数。”
那时，城内最高的建筑就是钟楼，钟楼附近有一片树林，歇满了乌鸦。每到黄昏，路人经过，惊起鸦群，呼呼啦啦飞满天空，遮天蔽日。落下时，却并不再回树林，而是飞进旁边的钟鼓楼。
到了秋天，站在城墙上南望，远处的南山历历在目，有时天寒的早，南山上一夜白雪，城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景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
韩保全说，“从那以后，西安老城的生活和建筑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也再没有见过那样明蓝透彻的天。”
“晚上，阿房宫电影院门口，电灯闪耀着奇幻的色彩。一对年轻男女歪着脑袋，挽着手走来，猛地一抬头，男的说：‘是陈燕燕演的《寒红落雁》呢！’‘怪酸苦有味的影片呵！’女的脸上挂着微笑，那么轻轻地答着。一个孩子在他们身边扯着嗓子喊道：‘晚报！谁要看《长安晚报》！’”这是作家金芸描写 的1936年西安傍晚街景的一个片段，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
这一年，韩保全刚刚1岁，这个后来的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还在襁褓之中。但等到他稍稍大些，能够自己到街市中去的时候，文章里提到的阿房宫电影院依然还在，就在竹笆市的街口。除此之外，老西安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是光明电影院，一家叫宝珠电影院。每到夜幕降临，电影院门口的确聚集着不少的青年男女。
但对于一个仅仅几岁的孩子来说，这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时候，他最喜欢去的场所是一个叫“第一市场”的地方，这里汇聚着各式各样的百货。最重要的，市场中有一家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人，一个叫刘少亭的说书人在讲《剑侠传》。但大人们是不愿意让孩子经常去这些场所的，大多数时候，韩保全只有偷偷的溜进来，听上一会就走。
“第一市场”中永远都是人山人海，很多人是冲着其中两家大饭庄来的，其中一家卖的醪糟给韩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味道太浓厚，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仅仅喝上半碗，就会有点喝醉的感觉。
饭庄当然并不只在“第一市场”中，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南区域的孩子来说，他还能在五味什子街口看到一家叫做“春发生”的饭馆，旁边则是一家叫做“五味居”的山西饭馆，而在此不远处，还有一家“高家红肉馆”，平时卖红肉煮馍，千层饼，到了深秋时节，则有金黄的柿子饼出售。
尽管在抗战时期，但城内的商业依旧繁华。在南院门一带，商贾云集，各类大小商号店铺数十家。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绸缎布匹老九章，钟表眼镜大西洋，西药器械世界大药房，金银首饰老凤祥，购置鞋帽鸿安祥，要买百货慧丰祥，南华公司吃洋糖，想生贵子藻露堂”。
这些商铺通常在早上8点之前开门。此前，还会有摊贩叫卖早点，热气腾腾的油锅里炸着金黄色的油果子，桶中则装着热豆浆。走街串巷的乡下人挑着担子，里面是江米糕、糍糕和蜂蜜粽子。也有装着炒货的，如炒花生、炒黄豆等等。中午时分，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热闹的市声不绝于耳，一直要持续到午后才会渐渐散去。
也有提着篮子卖羊杂碎的， 一般是午后才会出来，这是给那些晚上看电影或者看戏的人准备的。剧院和电影院要营业到晚上12点，看夜戏散场的人还可以在这些食摊上，花不多的钱吃一顿美味的夜宵。
老西安的市民中，有一种“撞干大”的习俗。“干大”就是“干爹”，孩子满月后，由家人抱着向门外走，走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成年男性，就认作孩子的“干大”。“撞干大”好似孩子的二次投胎，贫苦人家的孩子，如果有幸能认一个富贵“干大”，则孩子从小的吃穿也就有人惦念了。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能够晚归看得起夜戏的人，通常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每当剧院散场，就会有人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等着“撞干大”。
手表在当时的市民中，还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如果屋内能添置起一台座钟，也算得起小康人家。大多数市民是靠天色判断时间，好在每当正午十分，城中心的钟楼附近，都要打午炮。在每条街巷的巷口，通常会有一间小屋，那是给打更人住的。打更从晚上10开始，每过两个小时就要敲更一次，一直持续到天亮，提醒人们不要睡的太沉，给窃贼留下机会。而打更人的收入，不过是每半年，街巷中的人家随意凑些零钱而已。
西安城以东西大街为界，越向北，水越苦咸，而越向南，则水越甘甜。因此，城中的大户人家，凡是有点资产的，大多在城西、城南购置房产，商铺也大多集中在城南一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陇海铁路修通，火车站和东大街一带的商业才慢慢兴盛起来。
在南院门外，有一口巨大的水井，井口有四把辘轳，每天前来提水的人络绎不绝。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口井前面经常摆放着一个献金台，用于为抗日捐款。前来打水的市民时常会将一些零钱放入献金台的箱子中，有一些老年妇女，甚至会将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也放入箱中。
抗战期间，经常会有日机来袭，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家家户户都要背着老人孩子跑警报。在韩保全的记忆中，这样跑警报对于孩子们没有太多的恐惧，反而多了一点兴奋。尤其在冬夜，警报突然响起，全城人慌慌忙忙在寒夜里奔跑，全是细碎的脚步声，却听不到一点喊叫。
西安人跑警报并不去政府修的防空洞，而是躲在城墙根下，家家户户在城墙上掏上一个洞，男女老少就躲在里面，十分安全。一些住在城墙根下的居民也乐意将自己的房门打开，接待避难来的市民，“国难之时，人情厚道，主家不但提供茶水，有时还管饭。躲警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成熟人，两家成为好友甚至结成亲戚的也不在少数。”
那时，城内最高的建筑就是钟楼，钟楼附近有一片树林，歇满了乌鸦。每到黄昏，路人经过，惊起鸦群，呼呼啦啦飞满天空，遮天蔽日。落下时，却并不再回树林，而是飞进旁边的钟鼓楼。
到了秋天，站在城墙上南望，远处的南山历历在目，有时天寒的早，南山上一夜白雪，城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景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
韩保全说，“从那以后，西安老城的生活和建筑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也再没有见过那样明蓝透彻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