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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绿色战略思想，即走向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但他仍无法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陷入了空想。笔者认为要走出困境还需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他流派有益的思想。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戴维•佩珀；生态危机；现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07)04-0034-05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戴维•佩珀教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在该著作中，佩珀在很大程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生态危机问题。笔者试就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进行一番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
针对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解，其中还不乏错误理解，佩珀首先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它试图分析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它尤其感兴趣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如何运转和如何将可能停止运转，并让位于社会主义及最终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1］89从佩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学说；第二，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的运作方式及社会的交替演变；第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社会交替演变时，将着眼点放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四，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佩珀的这些理解为他后面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奠定了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解后，佩珀就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首先佩珀承认，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但马克思的这一关注也是对当时时代最紧迫问题的一个反应，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与时代背景相分离。尽管如此，佩珀还是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有生态思想，而且他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运动是有贡献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马克思曾提醒我们：“19世纪的环境问题……主要由日益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而产生。”［1］94佩珀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贡献并不在于其理论本身，而在于其分析问题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这里的方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注重物质组织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人们对当今的生态危机将会有全新的认识，并对生态革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佩珀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是有贡献的，这比较贴近事实，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确实谈及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佩珀只是将这种贡献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就显得有点狭隘，这也成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局限之一。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在解释社会如何演变上采用的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起点是物质生活。佩珀认为，正是唯物史观的这一特点，分析事物的本质首先应从分析物质生活开始，通过对物质生活的透析，我们可看出物质生活中的产品生产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生产塑料碗时，要与原油接触，同时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不是单个人进行生产，因此，产品生产的方式就强烈地影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一种封建的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会意味着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1］101所以，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决定社会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就是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特征，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以其为基础，简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既然如此，要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仅仅靠改变人们的思想，包括各种见解、社会意识形态，这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些思想赖以生长的生产方式。这也就暗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或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引起的，要改变这种关系就必须进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佩珀也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想要超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对此，佩珀也提醒绿色分子：“任何一个建立在它们偏好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精神价值、合作、主观性和情感基础上的社会，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生存是令人怀疑的。”［1］103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历史的进程，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历史是不同生产方式相转换的历史。佩珀介绍了几位学者的这一观点：格伦德曼提出了生产方式四阶段说以及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四阶段说；帕森斯指出了与一定生产方式相一致的西方自然概念的改变；史密斯提出了类似的人类历史演进；约翰斯顿着重谈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进中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自然和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佩珀通过介绍这些学者的思想，无非想表达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探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不能逃避资本主义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这也是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才有佩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的认识。
三、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
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资本家对利润或剩余价值无止境地追求，并且将追求到的财富积累起来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本。简言之，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二字。什么是资本呢？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就不能称之为资本，资本家是不会去追求的；只有当价值增值了，资本才产生。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生产是围绕利润或剩余价值而展开的，只要有利润或剩余价值可赚，资本家就会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这包括利用虚假广告刺激消费者本不需要的一些“需求”，以便来扩大生产促进销量赚取利润，生产的扩大更是需要强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耗竭资源、破坏环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利润为中心。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生态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佩珀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倾向——成本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要使利润最大化，就要使成本最小化，像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资本家是不会去做的，而是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它们，或者说将由于开采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转嫁给未来的子孙后代，让后代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这就是所谓的成本外在化。资本家还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国家利益，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并且他们还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但佩珀则坚决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1］139
关于生态帝国主义，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本身无法克服生态矛盾，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资本主义就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建造高污染、高耗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直接将污染物倾倒到这些国家，从而来转嫁和缓解生态矛盾。佩珀借用皮特•格伦纳韦的“厨师、贼、妻子和她的情人”作比喻，揭露了在外表看起来某些是“绿色”的东西，其实在背后却是通过第三世界国家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而实现的，这正如在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的饭店，背后却是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
除了环境破坏、资源损耗问题，佩珀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历史的普遍性的问题，由于自然界本身资源的稀缺，导致一部分人没法拥有资源，这部分人就成为过剩人口，这是一种普遍的人口规律。但佩珀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人口数量难题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把过剩人口与特定的历史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它并非普遍的非历史的现象。例如在西方殖民化之前，第三世界就不存在人口问题，那时人口还是处于生态平衡状态的，并且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见，对人口问题采取历史的方法来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过剩人口呢？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追求利润是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为了获得利润，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必然使得工人无力购买到自己想要的某些产品，再加上资本家又通过虚假广告来刺激人们的需要，一些工人更加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无法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的人口就是过剩人口。显然，过剩人口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相联系的，正如佩珀所说：“‘剩余’人口之所以不能够购买食品，仅仅是由于一种经济制度无力（或不愿）创造足够工作以增加收入或对那些工作的人支付充足工资的结果。”［1］142
佩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原因的诊断是正确的，真正抓住了生态危机的本质，这与某些绿色分子所主张的环境破坏是与错误的态度即在观念上不够重视生态问题相联系，认为只要实施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就可以摆脱生态危机的观点区别开来，佩珀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大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环境问题上两种倾向的揭露及人口问题实质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伪善，从而为其寻求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奠定了基础。
四、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既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佩珀看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
首先，佩珀探讨了绿色变革战略。在佩珀看来，最好的绿色战略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首先要推翻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生产只是为了销售，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的贪婪行为必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引起生态危机。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抛弃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实行按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这种需要并不是资本家通过广告和营销等手段而制造的“虚假意识”，而是真正反映人们生存与发展要求的需要，因此它是一种可持续的需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根据需要而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分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已不复存在，生产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基础上，按照计划以有益生态的方式进行，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计划化和资源枯竭的最小化。佩珀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因为在其中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获得了共同体本质，社会是认知共同体社会而不是利益共同体社会，这样的社会有一种生态仁爱性，制度的设计体现了社会公正，同时也力图避免生态矛盾。
其次，佩珀探讨了变革的力量。佩珀认为，工人阶级在变革中仍起关键作用，阶级冲突是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但同时要将环境运动、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目标。当然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只有“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1］357。在这里，佩珀其实也强调了大众革命意识的重要性。
最后，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建立起生态社会主义，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绿色分子坚持生态中心论，认为生态难题应归因为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认为只要人类放弃对环境的控制，把环境置于中心位置就可以解决环境难题。佩珀很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确实存在着控制自然的思想，但是，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其实二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和社会没有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是矛盾的对立面，是有机的统一。同时，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改变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改变人类自己。如人类通过学习如何种植自然产品，就把自己变为定居的人，学习制造东西，就变为工业社会的人，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我们的实践能力（比如运输和电子计算机）提高了，这些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有非物质方面的，这就是人的智力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提升。正因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因此在自然面前，不应放弃人的中心位置，人对自然的控制未必会引起生态问题，相反，“‘支配’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这其中隐含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1］339。
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论。技术中心论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置于中心的位置，佩珀所说的人类中心论是与人本主义同义。他反对将自然神秘化或者夸大自然的道德性，认为人类本身并不是造成污染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潜藏在社会的经济制度中，我们所观察到的生态问题是社会产生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确是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对‘自然’状态的关心不仅被视为主要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还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关切引起的。因此，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像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的需要”［1］340。
五、结语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是佩珀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之前，佩珀并不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来研究生态问题，而是一位生态中心主义者(ecocentism)，随着绿色运动的不断分化演变，他才成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1992年的‘世界峰会’公然宣布西方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大利益不打算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他被激怒了，对资本主义彻底地丧失了信心”［2］。佩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得出的结论，确实客观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弊端，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国的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其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展望也坚定了我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
然而，尽管冠之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一定能和马克思主义走到一起，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实，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仍无法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弊端，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从而找不到一条通往未来道路的正确途径，以致陷入一种空想，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另外，在生态问题上，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对的是生态自治主义，笔者认为，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若要取得突破仍需要借鉴对方的有益成果，弥补自己理论的不足。正如郇庆治所说：“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阐释中必须要有时代的内容，必须要吸纳生态自治主义提出的对自然存在及其秩序的尊重，这才是它真正面向未来的生存蓝图。”［3］
参考文献：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53.
［3］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7481.
（责任编辑张月红）
Ecological Marxism′s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Interpretation of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CAI Hua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Pepper, an ecological Marxist, with the approach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analysis of capitalism, expatiated on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nalyzed the root and the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his green stratagem, namely, striving for ecosocialism characterized by anthropocentrism. Pepper′s ecological Marxism unveile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ut he fail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eventually fell into fantas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rxist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thoughts of other schools should be employed to solve the dilemma.
Key words:ecological Marxism; David Pepper; ecological crisis; modern interpretation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戴维•佩珀；生态危机；现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07)04-0034-05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戴维•佩珀教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在该著作中，佩珀在很大程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生态危机问题。笔者试就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进行一番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
针对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解，其中还不乏错误理解，佩珀首先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它试图分析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它尤其感兴趣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如何运转和如何将可能停止运转，并让位于社会主义及最终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1］89从佩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学说；第二，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的运作方式及社会的交替演变；第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社会交替演变时，将着眼点放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四，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佩珀的这些理解为他后面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奠定了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解后，佩珀就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首先佩珀承认，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但马克思的这一关注也是对当时时代最紧迫问题的一个反应，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与时代背景相分离。尽管如此，佩珀还是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有生态思想，而且他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运动是有贡献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马克思曾提醒我们：“19世纪的环境问题……主要由日益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而产生。”［1］94佩珀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贡献并不在于其理论本身，而在于其分析问题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这里的方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注重物质组织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人们对当今的生态危机将会有全新的认识，并对生态革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佩珀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是有贡献的，这比较贴近事实，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确实谈及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佩珀只是将这种贡献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就显得有点狭隘，这也成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局限之一。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在解释社会如何演变上采用的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起点是物质生活。佩珀认为，正是唯物史观的这一特点，分析事物的本质首先应从分析物质生活开始，通过对物质生活的透析，我们可看出物质生活中的产品生产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生产塑料碗时，要与原油接触，同时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不是单个人进行生产，因此，产品生产的方式就强烈地影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一种封建的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会意味着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1］101所以，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决定社会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就是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特征，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以其为基础，简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既然如此，要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仅仅靠改变人们的思想，包括各种见解、社会意识形态，这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些思想赖以生长的生产方式。这也就暗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或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引起的，要改变这种关系就必须进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佩珀也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想要超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对此，佩珀也提醒绿色分子：“任何一个建立在它们偏好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精神价值、合作、主观性和情感基础上的社会，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生存是令人怀疑的。”［1］103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历史的进程，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历史是不同生产方式相转换的历史。佩珀介绍了几位学者的这一观点：格伦德曼提出了生产方式四阶段说以及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四阶段说；帕森斯指出了与一定生产方式相一致的西方自然概念的改变；史密斯提出了类似的人类历史演进；约翰斯顿着重谈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进中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自然和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佩珀通过介绍这些学者的思想，无非想表达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探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不能逃避资本主义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这也是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才有佩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的认识。
三、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
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资本家对利润或剩余价值无止境地追求，并且将追求到的财富积累起来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本。简言之，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二字。什么是资本呢？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就不能称之为资本，资本家是不会去追求的；只有当价值增值了，资本才产生。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生产是围绕利润或剩余价值而展开的，只要有利润或剩余价值可赚，资本家就会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这包括利用虚假广告刺激消费者本不需要的一些“需求”，以便来扩大生产促进销量赚取利润，生产的扩大更是需要强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耗竭资源、破坏环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利润为中心。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生态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佩珀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倾向——成本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要使利润最大化，就要使成本最小化，像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资本家是不会去做的，而是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它们，或者说将由于开采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转嫁给未来的子孙后代，让后代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这就是所谓的成本外在化。资本家还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国家利益，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并且他们还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但佩珀则坚决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1］139
关于生态帝国主义，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本身无法克服生态矛盾，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资本主义就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建造高污染、高耗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直接将污染物倾倒到这些国家，从而来转嫁和缓解生态矛盾。佩珀借用皮特•格伦纳韦的“厨师、贼、妻子和她的情人”作比喻，揭露了在外表看起来某些是“绿色”的东西，其实在背后却是通过第三世界国家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而实现的，这正如在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的饭店，背后却是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
除了环境破坏、资源损耗问题，佩珀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历史的普遍性的问题，由于自然界本身资源的稀缺，导致一部分人没法拥有资源，这部分人就成为过剩人口，这是一种普遍的人口规律。但佩珀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人口数量难题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把过剩人口与特定的历史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它并非普遍的非历史的现象。例如在西方殖民化之前，第三世界就不存在人口问题，那时人口还是处于生态平衡状态的，并且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见，对人口问题采取历史的方法来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过剩人口呢？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追求利润是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为了获得利润，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必然使得工人无力购买到自己想要的某些产品，再加上资本家又通过虚假广告来刺激人们的需要，一些工人更加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无法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的人口就是过剩人口。显然，过剩人口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相联系的，正如佩珀所说：“‘剩余’人口之所以不能够购买食品，仅仅是由于一种经济制度无力（或不愿）创造足够工作以增加收入或对那些工作的人支付充足工资的结果。”［1］142
佩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原因的诊断是正确的，真正抓住了生态危机的本质，这与某些绿色分子所主张的环境破坏是与错误的态度即在观念上不够重视生态问题相联系，认为只要实施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就可以摆脱生态危机的观点区别开来，佩珀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大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环境问题上两种倾向的揭露及人口问题实质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伪善，从而为其寻求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奠定了基础。
四、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既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佩珀看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
首先，佩珀探讨了绿色变革战略。在佩珀看来，最好的绿色战略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首先要推翻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生产只是为了销售，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的贪婪行为必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引起生态危机。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抛弃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实行按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这种需要并不是资本家通过广告和营销等手段而制造的“虚假意识”，而是真正反映人们生存与发展要求的需要，因此它是一种可持续的需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根据需要而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分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已不复存在，生产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基础上，按照计划以有益生态的方式进行，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计划化和资源枯竭的最小化。佩珀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因为在其中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获得了共同体本质，社会是认知共同体社会而不是利益共同体社会，这样的社会有一种生态仁爱性，制度的设计体现了社会公正，同时也力图避免生态矛盾。
其次，佩珀探讨了变革的力量。佩珀认为，工人阶级在变革中仍起关键作用，阶级冲突是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但同时要将环境运动、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目标。当然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只有“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1］357。在这里，佩珀其实也强调了大众革命意识的重要性。
最后，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建立起生态社会主义，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绿色分子坚持生态中心论，认为生态难题应归因为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认为只要人类放弃对环境的控制，把环境置于中心位置就可以解决环境难题。佩珀很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确实存在着控制自然的思想，但是，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其实二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和社会没有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是矛盾的对立面，是有机的统一。同时，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改变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改变人类自己。如人类通过学习如何种植自然产品，就把自己变为定居的人，学习制造东西，就变为工业社会的人，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我们的实践能力（比如运输和电子计算机）提高了，这些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有非物质方面的，这就是人的智力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提升。正因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因此在自然面前，不应放弃人的中心位置，人对自然的控制未必会引起生态问题，相反，“‘支配’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这其中隐含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1］339。
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论。技术中心论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置于中心的位置，佩珀所说的人类中心论是与人本主义同义。他反对将自然神秘化或者夸大自然的道德性，认为人类本身并不是造成污染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潜藏在社会的经济制度中，我们所观察到的生态问题是社会产生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确是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对‘自然’状态的关心不仅被视为主要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还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关切引起的。因此，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像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的需要”［1］340。
五、结语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是佩珀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之前，佩珀并不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来研究生态问题，而是一位生态中心主义者(ecocentism)，随着绿色运动的不断分化演变，他才成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1992年的‘世界峰会’公然宣布西方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大利益不打算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他被激怒了，对资本主义彻底地丧失了信心”［2］。佩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得出的结论，确实客观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弊端，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国的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其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展望也坚定了我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
然而，尽管冠之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一定能和马克思主义走到一起，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实，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仍无法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弊端，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从而找不到一条通往未来道路的正确途径，以致陷入一种空想，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另外，在生态问题上，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对的是生态自治主义，笔者认为，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若要取得突破仍需要借鉴对方的有益成果，弥补自己理论的不足。正如郇庆治所说：“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阐释中必须要有时代的内容，必须要吸纳生态自治主义提出的对自然存在及其秩序的尊重，这才是它真正面向未来的生存蓝图。”［3］
参考文献：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53.
［3］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7481.
（责任编辑张月红）
Ecological Marxism′s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Interpretation of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CAI Hua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Pepper, an ecological Marxist, with the approach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analysis of capitalism, expatiated on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nalyzed the root and the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his green stratagem, namely, striving for ecosocialism characterized by anthropocentrism. Pepper′s ecological Marxism unveile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ut he fail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eventually fell into fantas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rxist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thoughts of other schools should be employed to solve the dilemma.
Key words:ecological Marxism; David Pepper; ecological crisis; modern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