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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为主,尽管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却成为就业的主体
三季度的统计数字显示增长率已达8.9%,而且四季度有望继续增长,官方与民间都认为今年“保八”已无悬念。“保八”完成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或者换个说法,保住某个增长率是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呢?
显然,增长率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仅仅是我们实现最终目标的工具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全民福利的增加。增长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有了增长率才有全民福利的不断提高。但增长率也并非总与这个目标一致。前苏联曾经有20多年保持了近10%的高增长,但全民的福利并没有多少提高。现在如果我们的增长率体现在没有多少人用的机场高速公路铁路,或过剩的制造业产能上,对全民福利、社会和谐又有多少用呢?而且,增长率也并不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唯一工具。增长率保持了,但环境破坏的更严重了,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了,这不是更加不利于和谐吗?建立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增长幅度,而且还需要其他工具。
在建立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还是就业。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是任何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过去的农民起义也好,革命也好,最终的原因还是许多人没有饭吃。“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至今没有过时,而且对我们国家更有特殊的意义。
从全世界来看,有两个时期是就业压倒一切的时期。一个时期是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时期。这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就业压力相当大。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现代化的标准——农村人口降至50%以下。第二个时期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个时期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时期的任务,而中国是这两个时期并在一起,因此,就业问题更为严重,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低,再加上一些难以短期改变的制度因素,解决就业问题更是难上加难。说就业对我们实现和谐社会有头等重要意义并不为过。
增长是就业的必要条件,奥肯定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根据美国的资料证明了,增长率提高1%,就业率提高2.5%。奥肯定理证明了增长与就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已经得到公认,但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1:2.5,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行业中,这种比例差别相当大。有人估算,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增长率1%,仅增就业0.06%,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率1%,可以增加就业3%。当然,这个数据尚可讨论,但劳动密集型行业解决就业,重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是确定无疑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解决就业的两大法宝是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美国就业人口的80%左右都集中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解决就业最有效的还不是纺织、电子装配等制造业部门,而是包括金融、保险、医疗、商业等在内的大服务业。在美国的GDP中,这些部门的比例占到75%左右,这就保证了就业。在各类企业中,大型企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为主,因此,尽管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却成为就业的主体。我国就业困难的原因还在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太低(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明白了这些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我们就知道,这次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对“保八”起了关键作用,但对解决就业作用有限,以4万亿的巨额政府支出来说,90%左右给了“铁(路)公(路)基(基础设施)”,同时又有90%左右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样的资金配置有利于增长,但不利于就业。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关于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就业持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增长的投资高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如今一年快过去了,但并看不出这种趋势有改变的迹象。
看来我们也面临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要增长,还是要就业?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像生与死一样是对立的,但按现在的政策导向,却成了对立的。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就业在第一位,增长以就业为目标,投资重视解决就业最有效的部门与企业,力求增长与就业的一致。这就是宏观政策之一“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如果增长与就业暂时发生冲突,则宁肯牺牲增长也要保就业,对于哈姆雷特而言,生与死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对我们来说,只要调整思路,这是问题并不难解决。★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
三季度的统计数字显示增长率已达8.9%,而且四季度有望继续增长,官方与民间都认为今年“保八”已无悬念。“保八”完成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或者换个说法,保住某个增长率是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呢?
显然,增长率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仅仅是我们实现最终目标的工具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全民福利的增加。增长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有了增长率才有全民福利的不断提高。但增长率也并非总与这个目标一致。前苏联曾经有20多年保持了近10%的高增长,但全民的福利并没有多少提高。现在如果我们的增长率体现在没有多少人用的机场高速公路铁路,或过剩的制造业产能上,对全民福利、社会和谐又有多少用呢?而且,增长率也并不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唯一工具。增长率保持了,但环境破坏的更严重了,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了,这不是更加不利于和谐吗?建立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增长幅度,而且还需要其他工具。
在建立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还是就业。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是任何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过去的农民起义也好,革命也好,最终的原因还是许多人没有饭吃。“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至今没有过时,而且对我们国家更有特殊的意义。
从全世界来看,有两个时期是就业压倒一切的时期。一个时期是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时期。这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就业压力相当大。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现代化的标准——农村人口降至50%以下。第二个时期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个时期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时期的任务,而中国是这两个时期并在一起,因此,就业问题更为严重,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低,再加上一些难以短期改变的制度因素,解决就业问题更是难上加难。说就业对我们实现和谐社会有头等重要意义并不为过。
增长是就业的必要条件,奥肯定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根据美国的资料证明了,增长率提高1%,就业率提高2.5%。奥肯定理证明了增长与就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已经得到公认,但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1:2.5,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行业中,这种比例差别相当大。有人估算,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增长率1%,仅增就业0.06%,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率1%,可以增加就业3%。当然,这个数据尚可讨论,但劳动密集型行业解决就业,重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是确定无疑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解决就业的两大法宝是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美国就业人口的80%左右都集中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解决就业最有效的还不是纺织、电子装配等制造业部门,而是包括金融、保险、医疗、商业等在内的大服务业。在美国的GDP中,这些部门的比例占到75%左右,这就保证了就业。在各类企业中,大型企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为主,因此,尽管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却成为就业的主体。我国就业困难的原因还在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太低(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明白了这些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我们就知道,这次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对“保八”起了关键作用,但对解决就业作用有限,以4万亿的巨额政府支出来说,90%左右给了“铁(路)公(路)基(基础设施)”,同时又有90%左右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样的资金配置有利于增长,但不利于就业。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关于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就业持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增长的投资高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如今一年快过去了,但并看不出这种趋势有改变的迹象。
看来我们也面临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要增长,还是要就业?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像生与死一样是对立的,但按现在的政策导向,却成了对立的。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就业在第一位,增长以就业为目标,投资重视解决就业最有效的部门与企业,力求增长与就业的一致。这就是宏观政策之一“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如果增长与就业暂时发生冲突,则宁肯牺牲增长也要保就业,对于哈姆雷特而言,生与死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对我们来说,只要调整思路,这是问题并不难解决。★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