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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是“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以充满破坏力甚至是禁忌的艺术语汇表达自己的创作冲动,也因此在中国和美国初获声名。20多年后,谷文达,这位旅居美国的当年的前卫艺术家表示,他将以回归的方式开始下一个艺术阶段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王朝大厦”。10月下旬的一天,这座稳重的建筑突然间被打扮成了一个中国亭子。超过五千个红黄相间的中国灯笼像外衣一样套在“王朝大厦”的身上。
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比利时世博会的会议宫。
创作者谷文达站在建筑的一旁,觉得终于完成了一个心愿。这个被称作“天堂红灯——茶宫”的作品是艺术家一个包含着巨大野心的艺术计划。谷文达想要用中国红灯笼包裹、覆盖中西各国的重要建筑,以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波普艺术完成艺术与公众的对话。
红灯笼的隐喻
作品在比利时亮相一周之后,谷文达飞抵北京。一落地就得了感冒,他一边吞着药片一边对记者感慨,“红灯计划这是第一次做成。将来还要走遍全球的各个地方。”
这是艺术家的一次冒险。
在比利时的成功缘于中比双方合作的欧罗巴艺术节。这种大型公众艺术项目需要得到各地政府的配合与允诺。这也是谷文达的“红灯计划”多次碰壁的原因。
五六年前,谷文达开始酝酿“红灯计划”,去年他在一个荷兰创作团队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和政府游说。他选中了荷兰一座具有800年历史的教堂。这样的艺术项目需要繁琐的手续:通过防火条例审查、灯笼外表需使用阻燃布、不能损坏原建筑,并要当地市长的签字等等。一切准备就绪,十台起重机已到达了现场,却因2008年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政治事件的阴影,致市长拒绝签字而流产。“现在那些红灯笼都还在荷兰呢。”谷文达有些惋惜。
次年比利时的“天堂红灯——茶宫”似乎是对荷兰项目流产的一次弥补。“王朝大厦”外的灯笼由红黄两色组成,局部印刷着谷文达自己创造的谷氏简词“中国”二字的合体,在外立面上有“茶食”的字样;大厅内部被布置成中国茶楼。无数当地人从各个角度观看、拍照。古老的西方建筑成为了一座崭新的中国化地标。
红灯计划和谷文达先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在西方文化界心中,中国红灯代表着帝国皇权的延伸和红色中国的隐喻;而在大众眼中,红灯又是一个已经烂俗的中国标记。对于一直以哲学、批判著称于西方艺术届的谷文达来说,是一次危险的跃进——这些作品也可能会从当代艺术滑向世俗民间。
而这正是艺术家探索的机锋。“我想把自己比较哲理化的艺术再往前推一步,和大众文化、波普结合起来。这个灯笼是我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谷文达说。
在对公众解释的话语中,谷文达秉承政治正确的方向阐述了红灯计划温和的一面:红灯是中国的吉祥物。
但探究其本意时,他还是暴露出了背后的锋芒。“红灯有一种文化侵略性。”谷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陈。那些灯笼像皮肤般包裹了建筑的外表,淹没了建筑本身。如果这个“红灯”计划全部得以实现,一片片灯笼将像红色的云朵般游弋于世界的地平线。
文化侵袭的意念躲藏在温柔的材质背后。如今已内敛许多的谷文达在20年前,绝非如此温和。
暴力式艺术成名史
80年代初期,谷文达求学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一个极为传统的专业与充满变革的时代迎头相撞,谷文达成为了一个精神混血的青年。
在“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中,谷文达成为了领军人物。他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源和破坏目标,中国文字成为了谷文达第一个标靶。
他将汉字拆解,以刻意的错字、倒字、漏字的方式用毛笔巨幅书写,并在文字上画满巨大的红色圆圈和十字,呈现出批判色彩。这种对于传统的反思和破坏态度也是“八五美术新潮”的整体特征。
充满破坏力的肢解文字和具有改造精神的实验水墨画,使谷文达在80年代中期迅速蹿红。“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中,各地艺术小组林立,而谷文达却以独特的个人性被批评家高名潞归为“个体艺术家”。随着声名鹊起,谷文达画展于1986年在西安展出,面对主流美术界的巨大非议,其展览以观摩展的方式对美术圈内人士开放,却最后仍以被关闭告终。与此同时,谷文达也因惊世骇俗的作品开始被西方所知。
一年后,谷文达远走美国。
环境的改变让谷文达放弃了对汉字的兴趣。“人在美国,如果还挑战中国的东西就觉得不真实。”谷文达回忆说。于是,他开始转入物质世界自身的迷宫,人类作为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本身成为谷文达新时期作品的落脚点。
利用巡回演讲的方便,谷文达募集了来自16个国家60位女性的经血和她们自己书写的文字,由此组成一个大型装置作品《血之谜》,于欧美展出,随后,他又利用婴儿胎盘粉末做成作品《生之谜》。艺术材质上强烈的刺激性使美国艺术界避之不及。批评家不愿谈论作品,策展人纷纷躲避。谷文达感觉到了自由世界中隐藏的禁忌。
随着展览破冰行进到各个国家,公众开始愿意思考这些刺激材质背后的意味,“这些作品就像可以切入几乎所有人类生存的问题。”谷文达如此评价自己的作品。
美国艺术界开始接纳谷文达,他逐渐在这个前卫艺术的心脏地带扎下了一面旗子,之后,谷文达发掘出日后使自己功成名就的庞大计划——《联合国》。
文化的“误解”到文字的错读
度过了初到美国的挑衅期之后,谷文达寻找到了表面上更为内敛的材质——人类头发,这种柔软的材料成为谷文达又一个实验品。
从90年代早期,谷文达便从世界各地搜集大量人发,用编织的方式做成幕帘、地毯等物品,在各地美术馆展出。而每到一地,他的作品均从此地的历史中寻找衔接的线索,例如,在荷兰的展览中,谷文达将头发与一部荷兰殖民史书的碎页搅拌在一起编织成型,以此来反思荷兰曾经的殖民文化;而在英国展览上,他又将英国人发编织成英语幕帘,“很早以前,一位英国商人说过,如果每个中国人多穿一寸布。”用来追问鸦片战争的历史。这些行走于全球的作品被统称为《联合国》。
“我想在作品中求一个人类大同。”谷文达如此解释他作品的意义。但柔软的材质和艺术家理想主义的初衷并非被所有观众接纳。
《联合国》作品在波兰展出时,面对散落在展厅的波兰人发,一些当地老人躲在作品背后哭泣。这些头发让他们想起纳粹时期的暴行,展览在24小时内被博物馆取消。在以色列,谷文达同样因使用犹太人头发等敏感原因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大众对于作品的这种“误读”让谷文达意识到以人体材料作为艺术材质,也隐含着多重暴力的气息。
大众对于作品的多重解读再次引发了谷文达对于文化误解的兴趣,曾被抛弃的文字又开始回到艺术家的视野。不过这一次,他不单是挑战汉字,同时将翻译造成的误解纳入谱系。与《联合国》几乎同时,谷文达开始创作《碑林》,他把唐诗翻译为英文,再寻找与英语发音相同的汉字二次翻译,最终由汉字组成莫名其妙的句子,并将之雕刻成石碑,“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是一种文化误读吗?一种非东方也非西方的东西,这是文化交流最终的结果。”谷文达解释说。
90年代初至今,毛发和石碑两个大型项目仍在继续。在进行《联合国》和《碑林》创作的时候,谷文达说第一次感觉到“舒服”,“我感觉是用中国人的手做外国的作品。”谷文达说。作为一个旅居西方的华人艺术家,他自身一直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即使已进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核心。而这种身份的焦虑在这两个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被暂时消解。
谷文达的作品从最初具有攻击性的材质逐渐变得温和起来,虽然温和的外表下仍有着隐藏的尖刺。他也开始向文字回归,开始追溯中国文化的基因:用中国人的头发研磨成墨汁,用绿茶粉末制成宣纸,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DNA一起画出更具当代性的水墨画。
现在,他潜心于“红灯计划”版图的扩张。“我经过了20多年的当代艺术的洗礼,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回炉一遍,再开始新的阶段。”谷文达说。★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王朝大厦”。10月下旬的一天,这座稳重的建筑突然间被打扮成了一个中国亭子。超过五千个红黄相间的中国灯笼像外衣一样套在“王朝大厦”的身上。
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比利时世博会的会议宫。
创作者谷文达站在建筑的一旁,觉得终于完成了一个心愿。这个被称作“天堂红灯——茶宫”的作品是艺术家一个包含着巨大野心的艺术计划。谷文达想要用中国红灯笼包裹、覆盖中西各国的重要建筑,以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波普艺术完成艺术与公众的对话。
红灯笼的隐喻
作品在比利时亮相一周之后,谷文达飞抵北京。一落地就得了感冒,他一边吞着药片一边对记者感慨,“红灯计划这是第一次做成。将来还要走遍全球的各个地方。”
这是艺术家的一次冒险。
在比利时的成功缘于中比双方合作的欧罗巴艺术节。这种大型公众艺术项目需要得到各地政府的配合与允诺。这也是谷文达的“红灯计划”多次碰壁的原因。
五六年前,谷文达开始酝酿“红灯计划”,去年他在一个荷兰创作团队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和政府游说。他选中了荷兰一座具有800年历史的教堂。这样的艺术项目需要繁琐的手续:通过防火条例审查、灯笼外表需使用阻燃布、不能损坏原建筑,并要当地市长的签字等等。一切准备就绪,十台起重机已到达了现场,却因2008年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政治事件的阴影,致市长拒绝签字而流产。“现在那些红灯笼都还在荷兰呢。”谷文达有些惋惜。
次年比利时的“天堂红灯——茶宫”似乎是对荷兰项目流产的一次弥补。“王朝大厦”外的灯笼由红黄两色组成,局部印刷着谷文达自己创造的谷氏简词“中国”二字的合体,在外立面上有“茶食”的字样;大厅内部被布置成中国茶楼。无数当地人从各个角度观看、拍照。古老的西方建筑成为了一座崭新的中国化地标。
红灯计划和谷文达先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在西方文化界心中,中国红灯代表着帝国皇权的延伸和红色中国的隐喻;而在大众眼中,红灯又是一个已经烂俗的中国标记。对于一直以哲学、批判著称于西方艺术届的谷文达来说,是一次危险的跃进——这些作品也可能会从当代艺术滑向世俗民间。
而这正是艺术家探索的机锋。“我想把自己比较哲理化的艺术再往前推一步,和大众文化、波普结合起来。这个灯笼是我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谷文达说。
在对公众解释的话语中,谷文达秉承政治正确的方向阐述了红灯计划温和的一面:红灯是中国的吉祥物。
但探究其本意时,他还是暴露出了背后的锋芒。“红灯有一种文化侵略性。”谷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陈。那些灯笼像皮肤般包裹了建筑的外表,淹没了建筑本身。如果这个“红灯”计划全部得以实现,一片片灯笼将像红色的云朵般游弋于世界的地平线。
文化侵袭的意念躲藏在温柔的材质背后。如今已内敛许多的谷文达在20年前,绝非如此温和。
暴力式艺术成名史
80年代初期,谷文达求学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一个极为传统的专业与充满变革的时代迎头相撞,谷文达成为了一个精神混血的青年。
在“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中,谷文达成为了领军人物。他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源和破坏目标,中国文字成为了谷文达第一个标靶。
他将汉字拆解,以刻意的错字、倒字、漏字的方式用毛笔巨幅书写,并在文字上画满巨大的红色圆圈和十字,呈现出批判色彩。这种对于传统的反思和破坏态度也是“八五美术新潮”的整体特征。
充满破坏力的肢解文字和具有改造精神的实验水墨画,使谷文达在80年代中期迅速蹿红。“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中,各地艺术小组林立,而谷文达却以独特的个人性被批评家高名潞归为“个体艺术家”。随着声名鹊起,谷文达画展于1986年在西安展出,面对主流美术界的巨大非议,其展览以观摩展的方式对美术圈内人士开放,却最后仍以被关闭告终。与此同时,谷文达也因惊世骇俗的作品开始被西方所知。
一年后,谷文达远走美国。
环境的改变让谷文达放弃了对汉字的兴趣。“人在美国,如果还挑战中国的东西就觉得不真实。”谷文达回忆说。于是,他开始转入物质世界自身的迷宫,人类作为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本身成为谷文达新时期作品的落脚点。
利用巡回演讲的方便,谷文达募集了来自16个国家60位女性的经血和她们自己书写的文字,由此组成一个大型装置作品《血之谜》,于欧美展出,随后,他又利用婴儿胎盘粉末做成作品《生之谜》。艺术材质上强烈的刺激性使美国艺术界避之不及。批评家不愿谈论作品,策展人纷纷躲避。谷文达感觉到了自由世界中隐藏的禁忌。
随着展览破冰行进到各个国家,公众开始愿意思考这些刺激材质背后的意味,“这些作品就像可以切入几乎所有人类生存的问题。”谷文达如此评价自己的作品。
美国艺术界开始接纳谷文达,他逐渐在这个前卫艺术的心脏地带扎下了一面旗子,之后,谷文达发掘出日后使自己功成名就的庞大计划——《联合国》。
文化的“误解”到文字的错读
度过了初到美国的挑衅期之后,谷文达寻找到了表面上更为内敛的材质——人类头发,这种柔软的材料成为谷文达又一个实验品。
从90年代早期,谷文达便从世界各地搜集大量人发,用编织的方式做成幕帘、地毯等物品,在各地美术馆展出。而每到一地,他的作品均从此地的历史中寻找衔接的线索,例如,在荷兰的展览中,谷文达将头发与一部荷兰殖民史书的碎页搅拌在一起编织成型,以此来反思荷兰曾经的殖民文化;而在英国展览上,他又将英国人发编织成英语幕帘,“很早以前,一位英国商人说过,如果每个中国人多穿一寸布。”用来追问鸦片战争的历史。这些行走于全球的作品被统称为《联合国》。
“我想在作品中求一个人类大同。”谷文达如此解释他作品的意义。但柔软的材质和艺术家理想主义的初衷并非被所有观众接纳。
《联合国》作品在波兰展出时,面对散落在展厅的波兰人发,一些当地老人躲在作品背后哭泣。这些头发让他们想起纳粹时期的暴行,展览在24小时内被博物馆取消。在以色列,谷文达同样因使用犹太人头发等敏感原因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大众对于作品的这种“误读”让谷文达意识到以人体材料作为艺术材质,也隐含着多重暴力的气息。
大众对于作品的多重解读再次引发了谷文达对于文化误解的兴趣,曾被抛弃的文字又开始回到艺术家的视野。不过这一次,他不单是挑战汉字,同时将翻译造成的误解纳入谱系。与《联合国》几乎同时,谷文达开始创作《碑林》,他把唐诗翻译为英文,再寻找与英语发音相同的汉字二次翻译,最终由汉字组成莫名其妙的句子,并将之雕刻成石碑,“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是一种文化误读吗?一种非东方也非西方的东西,这是文化交流最终的结果。”谷文达解释说。
90年代初至今,毛发和石碑两个大型项目仍在继续。在进行《联合国》和《碑林》创作的时候,谷文达说第一次感觉到“舒服”,“我感觉是用中国人的手做外国的作品。”谷文达说。作为一个旅居西方的华人艺术家,他自身一直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即使已进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核心。而这种身份的焦虑在这两个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被暂时消解。
谷文达的作品从最初具有攻击性的材质逐渐变得温和起来,虽然温和的外表下仍有着隐藏的尖刺。他也开始向文字回归,开始追溯中国文化的基因:用中国人的头发研磨成墨汁,用绿茶粉末制成宣纸,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DNA一起画出更具当代性的水墨画。
现在,他潜心于“红灯计划”版图的扩张。“我经过了20多年的当代艺术的洗礼,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回炉一遍,再开始新的阶段。”谷文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