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国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温可铮教授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
　　不息的舞台，离开了他酸甜苦辣的人生舞台，离开了他呕心沥血的教学岗位，离开了他热爱的朋友和学生。
　　似乎是一个梦，因为就在他倒下的前一天，我们几位老同学还在说“看样子老爷子能唱到85岁”。就在他倒下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还在播放他的音乐会。当然，我们也明白，老师总有离开我们的一天，但是这一天来得太早了，太突然了，谁也没有想到，就因为感冒，他住进了医院，没有留下遗言，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温老师走得很不甘心，因为他有太多的遗憾。
　　他原来打算在80岁的时候，还要开独唱音乐会，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在80岁开音乐会的，眼看还有一年了，依他最近的状态，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他甚至和我谈起过唱些什么曲目！从1952年第一场音乐会起，他的目标就是不停地开音乐会，把他的歌声献给他所爱的善良的人们，把他的歌声唱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他已经计划今年开师生音乐会，从刚进音乐学院的学生到教授学生都参加，并且和我们每个人商量了曲目，尽管我也当了十七年的教授了，他仍然像当年第一次给我上课那样认真，可是，音乐会却开不成了。
　　他说今年夏天让我陪他去意大利，我都已经让我在米兰留学的学生了解斯卡拉歌剧院夏天会有什么演出，然而他的心愿没能了却。
　　老师认认真真地教了一辈子，一直教到最后一刻，就像一个将军倒在沙场上那样，他是累死的，他把心和血都掏出来了，掏给了音乐，掏给了我们这些学生。
　　我们知道，您遗憾没有能够教出让您足够骄傲的学生，可是，您想想，谁能够像您那样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呢？在如今浮躁而喧嚣的尘世里，在不择手段的炒作和做秀换来功利的现实面前，又有谁能够像您一样倾一生的精力扑在声乐研究和教学上呢？
　　其实，您不必遗憾，看看八宝山悼念堂里长跪在您面前的白发苍苍的老学生，看看一群群像死了爹娘般大哭的孩子们，看看那些您一生的知己朋友颤抖着对您喃喃自语，看看东风里您低沉的歌声所吹起的漫天的白色纸花，老师啊，您没有遗憾，您的学生会继承您的事业，尽管我们不能做到像您那样出色，但我们不会给您丢脸的。
　　温老师走得很不放心，因为他有太多的牵挂。
　　薛明在忙些什么呢?徐郎回国了吧？孙大月的研究生带得怎么样了？韩适还是那么辛苦吗？泯涛最近唱得很成熟了，曹玉萍的孩子该工作了吧？温老师手上还有十几个年轻的学生要上课，吕一央和李春锋要去参加国际比赛了，曲目还没有精雕细刻，梁妍要演歌剧《秦始皇》了，不知排练得怎样？徐茜考总政歌舞团是否被录取？还有耿军扬今年要考研究生，得多上几堂课啊；还有，还有许许多多……小提琴家薛伟的父亲薛明老前辈是温老师最资深的学生了，他说：“几十年了，温老师就是这样，心里总是装着学生。”其实，凡是温老师的学生，都会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牵挂，谁也没有刻意地说谢谢老师的关心，因为大家知道“大恩不言谢”，何况一声“谢谢”根本不足以说出对老师的敬爱和崇敬，惟有认真地作出成绩让老师满意，让老师开心，才是真正的感谢。
　　对于学生，老师无一例外地严格，虽然他从不对学生大声训斥，甚至没有过板着脸说话，然而在他的循循善诱中让你感受到严厉和紧迫感。我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上完课之后，晚上回家还是惦记着我们的问题，在灯下把上课时没有讲到的问题都写在纸上，第二天每个学生人手一份；他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体会、对歌唱的理解倾心教给学生，哪怕是突然想起的问题，也会及时告诫我们。每次我们和老师通电话想问候他，总是他在电话里说歌唱，和学生的通信也满篇研究声乐和音乐会。同学们私下议论老师时总是说：“老爷子除了唱歌，其他都不感兴趣。”
　　
　　后来我在东京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每次参加比赛或重要演出之前，都会收到老师的信，告诉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我和所有的师兄弟都有相同的感觉，每次收到这样的信，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孟郊的诗句：“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
　　温老师走得并不舒畅，因为他有过太多的委屈。
　　温老师的夫人王逑老师告诉过我们，温老师一生只哭过两次：
　　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上海文化广场，关了好几年的他许久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了，当全场的观众听到演唱者是温可铮时，竟然全场起立鼓掌，那时候不像现在的人们可以自由地欢呼喊叫甚至尖叫，人们甚至不能放声大笑！在场的观众只有长时间地拼命鼓掌，使得温老师站在台上没办法开始演唱。掌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几年来的苦难、委屈、心酸、无望，他无法忘记在牛棚里遭受的摧残，他无法忘记别人把又脏又臭的海绵拖鞋硬塞进他的喉咙里！他无法忘记为了逃命从三楼跳下阳台！他无法抑制已经抑制了许多年的情感，他无法洗净被侮辱的记忆，一声长歌、泪满前襟，洒在钢琴前他熟悉的那个位置上，洒在久违了的善良的人们面前。在《码头工人歌》的“嘿哟嘿哟”声中，他哪里是在唱啊，他在倾诉，他冤啊，单纯的他只是为了歌唱，为了艺术，竟然这么多年不允许他发出声音！他高兴啊，因为他又回到了舞台，又能够唱歌了，能够唱歌对他来说就是有了一切……
　　另一次是第一届“哈尔滨之夏”，最后的闭幕演出在两个剧场同时进行，当一个会场听说温老师在另一个会场演出时，群众竟然要求大会组委会无论如何请温老师演唱完之后赶到这个剧场演唱。可是，老师在那边是压台节目啊！群众说我们可以等，等多久都要听温可铮演唱！于是，这里的节目演完了，全场的观众没有离开，秩序井然地等待，他们知道温可铮还要来演唱。老师乘车匆匆赶来，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看到这么多的人在静静地等他，那种无声而沉重的热情、那一片片深深期盼的眼神，当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原来寂静的剧场顿时爆发出海浪一样的掌声和欢呼，此时此刻他无法忍住激动，眼泪夺眶而出，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呜咽……
　　我还见过一次，那是1986年秋天，当时我在日本留学，老师给我来了几封信，谈到心情很不好，谈到工作很不顺利，我们当学生的自然没有资格过问这些大人的事情，我想办法帮助他联系了到日本开几场音乐会，因为我知道，只要有歌唱，只要有音乐会开，有音乐会听，温老师就会忘记所有不顺心的事情。
　　东京上野文化会馆是最重要的首场音乐会，当晚集中了日本声乐界一半以上的名人，当上半场在《波斯恋歌》的余音里结束时，听众似乎傻了，谁也舍不得鼓掌，惟恐破坏回荡在剧场里长长的余音，那是一次极致的高雅体验，老师回到后台，经纪人激动得抱着老师失态地抽泣，我怕影响老师下半场，把经纪人支走了。当我回到化妆室里，看到一个宽厚的背影默默地对着镜子抽泣……我知道他受的委屈太多了，从年轻气盛带来的嫉妒到文化大革命遭受的迫害，从被支部书记诬陷追随修正主义到牛棚里打扫粪坑，莫名其妙地受排挤，一直在延续着，他咬牙扛着，憋着。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不会跟人吵架，更不会削尖脑袋上下钻营，传统的束缚和身份面子让他只能忍着，可毕竟是人啊，他只能背着人偶尔淌眼泪。老师啊，其实您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当您立志要唱好歌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处世哲学里，“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
　　温老师走得很踏实，因为他有太多的骄傲。
　　多年前，我在《人民音乐》上有过一篇题为《歌亦醉人何必酒》的关于温老师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提到了他的话——“人可以骄傲，但不能自满”。温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因为他有太多太多值得骄傲的经历和成绩，但是他从不自满，无论有什么音乐会，他都想方设法安排掉别的事情去听，无论什么专家来讲学，他都抛开一切事情，认真地听课，我们记得头发花白的他当着无数同行和后辈学生的面请斯义桂先生给他上课，请基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