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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学而不厌
岑桑1926年12月2日生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的一个侨民家庭。由于祖父在海外经商，一家生活原来比较富裕。老岑的父亲岑崑巍就学于岭南画派宗师高剑父、高奇峰门下，以书画自娱，并承乃父余荫，广购典籍，博览群书。岑桑成长于书香弥漫的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和影响，从小就懂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训，深晓“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他阅读的书籍涉及古今中外，相当广泛，从他前年赠送给广东人民出版社的100多种线装书的书目来看，就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论等多种门类。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更是他广泛阅读的藏品。他勤览深思，笃学辨究，在书山中辛勤为径，于学海里刻苦作舟，不断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在韶关、贵州读中学时，就迷醉于文学。念初二时开始发表文章，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读大学时已发表文艺作品近百篇，是“出名趁早”的青少年作家。参加工作之后，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余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午别人休息，他却读书看报，奋笔疾书。喜欢接触新事物、搜集新信息、吸收新知识。在十年前，当很多老者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的时候，他已经游刃有余地用电脑打字写作了。他现在不仅用电脑来写文章，还上网阅读新闻、查找资料、搜集信息。他每天必读书、必看报。前两年，他住了8个月的医院，只要一天他看不上报纸，心里就感到不自在，好像缺了些什么似的，常叫家里人或请出版社的同志带报纸到医院给他看。几十年来，老岑就是这样持之以恒，像蜜蜂一样采蜜，似海绵一样吸水，如饥似渴，学而不倦。
西汉政治家兼文学家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多见者博，多闻者智”，岑桑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厚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强学博览”、躬身践行所使然。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开拓，体现着一个人的眼光、气魄和胆识；创新，往往是一个人聪明才智的激发，是与时俱进精神的集中体现。岑桑在这方面颇具潜质，不管在顺境或逆境，他的这种潜能都发挥得相当突出。
在20世纪80年代前，全省只有一家广东人民出版社，杂志社少得可怜。老岑早在80年代就参与组建花城出版社；1985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教育读物编辑室和少儿读物编辑室的基础上，他又倡议申办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新世纪出版社；参与创办文学期刊《花城》、《海韵》以及文学翻译期刊《译海》，还创办了《中学生之友》、《香港风情》等刊物。这些倡议和参与，如果没有广阔的视野、长远的眼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于付诸行动的。由于老岑的倡议得到上级领导的采纳和支持，打破了全省“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格局，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多了几家出版社，在刊物极少的情况下，多了一批杂志社，增加了出版机构，拓宽了出版物的板块，适应了当时急需拓展的出版形势，为广东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图书选题的开拓创新方面，《岭南文库》丛书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堪称为岑桑的杰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上曾经流行着“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没有文化”、“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的种种论调。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编辑出版大型地域性学术丛书《岭南文库》的动议。他认为岭南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应尽快挖掘总结出来，岭南文化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当时有人针对老岑的提议，也提出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有许多不足：一是岭南文化落后，还未形成文化体系；二是在历史上没有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家；三是岭南缺乏重量级的名篇巨制。老岑对此发表了不同见解，历数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国文化进步、中国革命事业等有过巨大影响的岭南历史事件、著名的文化典籍和历史人物，对上述观点予以驳斥。《岭南文库》丛书这一选题破土而出。近两三年，岑桑认为广东人民出版社不应满足于已经做出的成绩，应在文化大省的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使文化大省建设更具广泛的群众基础，应该在学术性《岭南文库》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一套可以普及行远的、有助于广大群众认识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通俗性、知识性读物。《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就是在他的提议和推动之下应运而生的。这两套丛书选题的开拓创新，充分体现了老岑的气魄、眼光、胆识和智慧。
认真负责敬业奉献
对自身职业的珍惜和热爱，体现在态度上必然是认真严谨、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敬业奉献，老岑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具体体现在组织、编审书稿和图书的发行上。
老岑深深懂得，选题确定之后，组稿是重要一环，必须选好作者，才能写出好书。在《岭南文库》丛书作者的选择上，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既要求作者对岭南文化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又要求作者对某一学科有深度的研究，还要求作者具有良好的文字修养和较高的表述水平。所以，《岭南文库》作者的档次是相当高的，图书的质量是过得硬的。即使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这样的普及性知识性读物，他挑选作者也是慎之又慎。
编审书稿在出版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老岑对此十分重视，严格把关。当书稿送到他的手中后，他对书稿的篇章结构、内容安排、主题思想、政治倾向、学术观点、论证过程、材料引用、文字表达、标点符号运用，等等，都非常认真地逐一审核，决不放过一字一词一标点。对书稿原先存在的错误或纰漏，只要经他审阅之后，就不会有“漏网之鱼”。
老岑认为，图书出版后只有及时发到读者手中，才能充分图书的本身价值。因此，老岑对图书销售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图书的销售情况，还主动联系客户，积极推销图书，《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部分书籍，销售得相当不错。他获悉广州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要购买《岭南文库》的库存图书，他多次提出要抓住时机，推销库存。最近，他又听说有一本图书客户可能认购3万册，他主动要我们和他一起驱车前往，拜访客户，争取尽早把书送到读者手中。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刚启动时，要求每周出两期简报，每月约稿近20种，每月平均出书三四种，一年左右时间，《书系》已经组稿100多种，出书40多种，导致我社的书号告急，只好不断向上级申请求援。
培育新人扶持后辈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给岑桑颁发了一个沉甸甸的“伯乐奖”。这一奖项全国只有十个获得者。岑桑在当伯乐相良马的同时，还做了不少园丁的护花工作，培养了不少文学创作的新秀和编辑出版人才。
1981年，岑桑冒着极大的风险，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坚持出版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足以看出他对扶持新人的热忱，以及作为一位出版家应有的敢于负责的勇气和责任心。《人啊，人》的作者在她的工作所在地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加以这部作品的内容与“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严重抵触，因此尚未出版却因走漏消息而受到各方的压力，作品大有被扼杀的危险。老岑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并表示愿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使这部作品顺利出版，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作为出版名家，岑桑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多次为本省编辑人员授课，提倡编辑学者化，鼓励编辑能编能写，既当杂家，又当专家。在他的传、帮、带之下，我省出版界出现了一批编辑出版人才，他们在本省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各自的出版单位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充当编辑出版业务骨干，他们在广东出版界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推动着广东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不断向前发展。他们的成长和所做出的贡献，这里面有岑桑乐当园丁、甘任“伯乐”的一份辛劳。
优秀品质高尚人格
岑桑的优秀品质和高尚人格也是人所共知的。
在“文革”中，老岑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当时一部分人的批斗，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屈辱，但对批斗过他的人却始终怀着包容理解的态度。我曾经问过老岑，你在“文革”中住“牛棚”，干“牛活”，受过18场批斗，你憎恨批斗过你的人吗？他说，当时批斗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不能怪他们，是那个荒唐时代造成的。据我所知，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人，他不但不记仇，不铭怨，而且还帮他们做了许多好事，有的成了知心朋友，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度量！
岑桑一生遵时守信，从不失约，绝不食言，“言必信，行必果”。他上班准时，与会守约，不迟到，不早退。与朋友相约，只有他提前到来恭候朋友，绝不让朋友先到等候他。记得2005年12月1日他对我说：海烈，我们邀请广州市老领导杨资元同志明天早上8点半喝茶，我已叫人在北园订好位，资元同志时间观念强，我离北园远些，恐怕不能准时赶到，你一定提早到北园等候，我随后就到。当天晚上，他又来电再次叮嘱我明早一定提前到达等候客人，以免失迎。为了完成老岑交给我的任务，次日一早我就直奔北园，到达时还比约定时间早10分钟，此时资元同志虽然未到，但老岑却早在那里等候了，我虽未来迟于资元同志却来迟于老岑，他的“随后就到”变成了“比我先到”，让他在那里等候我，当他站起来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的内心不由自主地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节俭廉洁这种中华民族的美德，在老岑的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在日常生活中，老岑深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过着一种平凡人家的清淡俭朴生活。他吃不厌粗，穿不求华，油条加豆酱是他最爱吃的早餐，苦瓜炒牛肉是他最爱点的一道菜。他穿的皮鞋，用料平常，朴素大方，一般几十元一双，一穿就是三几年，直至“踏破”才更换。他穿的衣服，极少购买，他穿西装是逼于无奈，打领带更给他惹麻烦，不是特殊要求的场合，他是绝不会西装革履的。他从吃喝起居到全身打扮，都体现了节俭简朴的平民化素质，没有一点名人名家的气派。
《岭南文库》出版基金运作十几年，老岑精打细算，能省则省，严控开支，出差住一般房，宴客点平常菜，节省办公费用，至今未动用过一分钱的本金。
岑桑的精神和人格，赢得了他的众望所归，赢得了工作的得心应手，赢得了出版业绩的辉煌和文学创作的大丰收。他编审书稿数以千计，荣获重要奖项数十种，创作出版著作30余部，是全国知名作家、南粤出版名家、出版“伯乐奖”的获得者、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这一切在他是实至名归，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
岑桑1926年12月2日生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的一个侨民家庭。由于祖父在海外经商，一家生活原来比较富裕。老岑的父亲岑崑巍就学于岭南画派宗师高剑父、高奇峰门下，以书画自娱，并承乃父余荫，广购典籍，博览群书。岑桑成长于书香弥漫的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和影响，从小就懂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训，深晓“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他阅读的书籍涉及古今中外，相当广泛，从他前年赠送给广东人民出版社的100多种线装书的书目来看，就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论等多种门类。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更是他广泛阅读的藏品。他勤览深思，笃学辨究，在书山中辛勤为径，于学海里刻苦作舟，不断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在韶关、贵州读中学时，就迷醉于文学。念初二时开始发表文章，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读大学时已发表文艺作品近百篇，是“出名趁早”的青少年作家。参加工作之后，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余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午别人休息，他却读书看报，奋笔疾书。喜欢接触新事物、搜集新信息、吸收新知识。在十年前，当很多老者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的时候，他已经游刃有余地用电脑打字写作了。他现在不仅用电脑来写文章，还上网阅读新闻、查找资料、搜集信息。他每天必读书、必看报。前两年，他住了8个月的医院，只要一天他看不上报纸，心里就感到不自在，好像缺了些什么似的，常叫家里人或请出版社的同志带报纸到医院给他看。几十年来，老岑就是这样持之以恒，像蜜蜂一样采蜜，似海绵一样吸水，如饥似渴，学而不倦。
西汉政治家兼文学家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多见者博，多闻者智”，岑桑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厚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强学博览”、躬身践行所使然。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开拓，体现着一个人的眼光、气魄和胆识；创新，往往是一个人聪明才智的激发，是与时俱进精神的集中体现。岑桑在这方面颇具潜质，不管在顺境或逆境，他的这种潜能都发挥得相当突出。
在20世纪80年代前，全省只有一家广东人民出版社，杂志社少得可怜。老岑早在80年代就参与组建花城出版社；1985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教育读物编辑室和少儿读物编辑室的基础上，他又倡议申办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新世纪出版社；参与创办文学期刊《花城》、《海韵》以及文学翻译期刊《译海》，还创办了《中学生之友》、《香港风情》等刊物。这些倡议和参与，如果没有广阔的视野、长远的眼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于付诸行动的。由于老岑的倡议得到上级领导的采纳和支持，打破了全省“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格局，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多了几家出版社，在刊物极少的情况下，多了一批杂志社，增加了出版机构，拓宽了出版物的板块，适应了当时急需拓展的出版形势，为广东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图书选题的开拓创新方面，《岭南文库》丛书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堪称为岑桑的杰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上曾经流行着“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没有文化”、“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的种种论调。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编辑出版大型地域性学术丛书《岭南文库》的动议。他认为岭南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应尽快挖掘总结出来，岭南文化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当时有人针对老岑的提议，也提出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有许多不足：一是岭南文化落后，还未形成文化体系；二是在历史上没有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家；三是岭南缺乏重量级的名篇巨制。老岑对此发表了不同见解，历数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国文化进步、中国革命事业等有过巨大影响的岭南历史事件、著名的文化典籍和历史人物，对上述观点予以驳斥。《岭南文库》丛书这一选题破土而出。近两三年，岑桑认为广东人民出版社不应满足于已经做出的成绩，应在文化大省的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使文化大省建设更具广泛的群众基础，应该在学术性《岭南文库》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一套可以普及行远的、有助于广大群众认识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通俗性、知识性读物。《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就是在他的提议和推动之下应运而生的。这两套丛书选题的开拓创新，充分体现了老岑的气魄、眼光、胆识和智慧。
认真负责敬业奉献
对自身职业的珍惜和热爱，体现在态度上必然是认真严谨、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敬业奉献，老岑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具体体现在组织、编审书稿和图书的发行上。
老岑深深懂得，选题确定之后，组稿是重要一环，必须选好作者，才能写出好书。在《岭南文库》丛书作者的选择上，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既要求作者对岭南文化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又要求作者对某一学科有深度的研究，还要求作者具有良好的文字修养和较高的表述水平。所以，《岭南文库》作者的档次是相当高的，图书的质量是过得硬的。即使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这样的普及性知识性读物，他挑选作者也是慎之又慎。
编审书稿在出版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老岑对此十分重视，严格把关。当书稿送到他的手中后，他对书稿的篇章结构、内容安排、主题思想、政治倾向、学术观点、论证过程、材料引用、文字表达、标点符号运用，等等，都非常认真地逐一审核，决不放过一字一词一标点。对书稿原先存在的错误或纰漏，只要经他审阅之后，就不会有“漏网之鱼”。
老岑认为，图书出版后只有及时发到读者手中，才能充分图书的本身价值。因此，老岑对图书销售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图书的销售情况，还主动联系客户，积极推销图书，《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部分书籍，销售得相当不错。他获悉广州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要购买《岭南文库》的库存图书，他多次提出要抓住时机，推销库存。最近，他又听说有一本图书客户可能认购3万册，他主动要我们和他一起驱车前往，拜访客户，争取尽早把书送到读者手中。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刚启动时，要求每周出两期简报，每月约稿近20种，每月平均出书三四种，一年左右时间，《书系》已经组稿100多种，出书40多种，导致我社的书号告急，只好不断向上级申请求援。
培育新人扶持后辈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给岑桑颁发了一个沉甸甸的“伯乐奖”。这一奖项全国只有十个获得者。岑桑在当伯乐相良马的同时，还做了不少园丁的护花工作，培养了不少文学创作的新秀和编辑出版人才。
1981年，岑桑冒着极大的风险，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坚持出版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足以看出他对扶持新人的热忱，以及作为一位出版家应有的敢于负责的勇气和责任心。《人啊，人》的作者在她的工作所在地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加以这部作品的内容与“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严重抵触，因此尚未出版却因走漏消息而受到各方的压力，作品大有被扼杀的危险。老岑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并表示愿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使这部作品顺利出版，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作为出版名家，岑桑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多次为本省编辑人员授课，提倡编辑学者化，鼓励编辑能编能写，既当杂家，又当专家。在他的传、帮、带之下，我省出版界出现了一批编辑出版人才，他们在本省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各自的出版单位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充当编辑出版业务骨干，他们在广东出版界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推动着广东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不断向前发展。他们的成长和所做出的贡献，这里面有岑桑乐当园丁、甘任“伯乐”的一份辛劳。
优秀品质高尚人格
岑桑的优秀品质和高尚人格也是人所共知的。
在“文革”中，老岑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当时一部分人的批斗，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屈辱，但对批斗过他的人却始终怀着包容理解的态度。我曾经问过老岑，你在“文革”中住“牛棚”，干“牛活”，受过18场批斗，你憎恨批斗过你的人吗？他说，当时批斗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不能怪他们，是那个荒唐时代造成的。据我所知，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人，他不但不记仇，不铭怨，而且还帮他们做了许多好事，有的成了知心朋友，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度量！
岑桑一生遵时守信，从不失约，绝不食言，“言必信，行必果”。他上班准时，与会守约，不迟到，不早退。与朋友相约，只有他提前到来恭候朋友，绝不让朋友先到等候他。记得2005年12月1日他对我说：海烈，我们邀请广州市老领导杨资元同志明天早上8点半喝茶，我已叫人在北园订好位，资元同志时间观念强，我离北园远些，恐怕不能准时赶到，你一定提早到北园等候，我随后就到。当天晚上，他又来电再次叮嘱我明早一定提前到达等候客人，以免失迎。为了完成老岑交给我的任务，次日一早我就直奔北园，到达时还比约定时间早10分钟，此时资元同志虽然未到，但老岑却早在那里等候了，我虽未来迟于资元同志却来迟于老岑，他的“随后就到”变成了“比我先到”，让他在那里等候我，当他站起来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的内心不由自主地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节俭廉洁这种中华民族的美德，在老岑的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在日常生活中，老岑深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过着一种平凡人家的清淡俭朴生活。他吃不厌粗，穿不求华，油条加豆酱是他最爱吃的早餐，苦瓜炒牛肉是他最爱点的一道菜。他穿的皮鞋，用料平常，朴素大方，一般几十元一双，一穿就是三几年，直至“踏破”才更换。他穿的衣服，极少购买，他穿西装是逼于无奈，打领带更给他惹麻烦，不是特殊要求的场合，他是绝不会西装革履的。他从吃喝起居到全身打扮，都体现了节俭简朴的平民化素质，没有一点名人名家的气派。
《岭南文库》出版基金运作十几年，老岑精打细算，能省则省，严控开支，出差住一般房，宴客点平常菜，节省办公费用，至今未动用过一分钱的本金。
岑桑的精神和人格，赢得了他的众望所归，赢得了工作的得心应手，赢得了出版业绩的辉煌和文学创作的大丰收。他编审书稿数以千计，荣获重要奖项数十种，创作出版著作30余部，是全国知名作家、南粤出版名家、出版“伯乐奖”的获得者、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这一切在他是实至名归，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