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自觉与内生式社区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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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全球化时代,乡村社区现代性转变与地方性保持的二元对立成为各地区普遍面临的难题。基于乡土文化自觉的内生式社区旅游开发,是一种既能应对地方性不断消解、又能实现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文章选择典型乡村社区,追溯其旅游发展的历史,探索社区居民自我发展意识觉醒和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的过程,描述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觉知、认知、情感、行为等。乡村居民在旅游实践中,提升了对所属乡土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能力,成为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乡土文化自觉;内生式发展;乡村社區;旅游
  【作 者】王帆,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博士生,宁夏大学文化旅游学院讲师;梁向明,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宁夏银川,750021。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6-0163-010
  一、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旅游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因旅游而兴起的社区,目前,此类社区正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一方面,社区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化自觉意识逐步觉醒,文化自主能力开始提升,正在探索基于乡土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此类社区往往是乡村社区、少数民族社区和边远社区,居民是弱势地位叠加的群体,外部输血式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现阶段,探索乡村居民自下而上的内生式发展方式正当其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尝试将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理论纳入乡村社区这一场域,描述和解释乡村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态度和行为,研究内生式社区旅游发展方式,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概念界定
  1.内生式发展
  随着世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乡村发展日益落后于城市。为解决乡村衰落的问题,起先由政府或者外来企业对乡村地区进行开发,这种外源式发展模式忽视了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地方文化的保持等非经济因素。因此,近些年,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自我导向”的内生式发展模式[1],该模式包括三个要点,即乡村居民参与、地方认同和乡土资源利用。内生式发展模式下,开发主体和受益主体是当地居民,产业类型与地方资源密切相关,开发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地方文化的保持,能够激发乡村居民的主体意识,提升乡村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发展模式。
  2.乡土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本文据此所提出的乡土文化自觉是指乡村居民作为文化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态度和行为,是对所属乡土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
  3.乡土文化自觉与内生式乡村社区发展的关系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文化自觉一方面与人的态度和行为发生联系,一方面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作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自变量,文化自觉牵动着社会发展的主体、过程和结果,是一种推进社会发展“朝前”的精神力量,也是社会发展“向内”否定的重要环节。[3]乡村社区内生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自觉,乡村居民若能对其所属乡土文化做到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则能够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并借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寻求个人乃至社区的发展,从而变“输血”为“造血”,形成内生式乡村社区发展方式。
  (三)文献述评
  1.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在国外,乡村居民参与社区旅游已深入到目的地发展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借助旅游业实现社区全面发展而非仅仅经济增长”的理念。该理念关注文化反思,强调基于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方式,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研究结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居民参与社区旅游的本质是基于内部视角的自我发展。国外学者认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是通过反思自我和地方知识共享来实现社区发展的过程,[4]能够改变乡村社区居民的弱势地位,达到资源保护和居民生活改善的目标,[5]在发展过程中,居民作为文化主体,其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尤为重要。
  第二,居民参与社区旅游受主客观双重因素制约。居民在社区旅游发展的各类利益相关者中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6]内部因素包括财力不足、商业意识薄弱、从业经验匮乏、参与能力有限等,外部因素则主要是对旅游运营商的严重依赖,此种状况实质上是社区居民文化主体地位的缺失和文化行为能力的不足导致的。
  第三,国外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中的文化反思呈现多元态势,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不同的社区文化背景都是差异形成的原因。居民参与社区旅游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但也存在差异和转变。一些研究表明因旅游业能够带动社区发展、改善农业市场、产生经济收入,社区居民对旅游业一致持有积极态度[7],也有研究认为在旅游开发初期,居民普遍持支持态度,但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居民态度也会转变,这种转变取决于参与动机、机会和能力[8],还有研究认为居民的成长环境、文化背景、利益诉求使其态度存在很大差异[9]。
  2.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从文化自觉视角关注旅游开发中的乡村社区居民,国内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乡村社区旅游发展之初,居民对乡土文化缺乏认知。2000年前后,乡村旅游兴起,个别居民为获取经济利益,自发地参与社区旅游。研究者们开始引介西方社区参与理论[10][11][12],但对国内乡村社区仅有零散的讨论[13][14][15]。
  第二,居民在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文化主体的地位,文化权利受到尊重。本世纪初期,研究者多从本学科单一视角分析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居民,如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不同视角出发,就居民是否有必要和能力参与社区旅游发展还产生过一些论争[16][17][18]。在完成了相关的论争后,国内学者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社区居民是当地文化的持有者,在旅游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19][20],居民拥有自主权能为社区文化的传承提供经济动力和心理动力,强调要尊重居民的文化权利[21][22][23]。   第三,居民在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认同。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开始比较地方文化和外来文化,文化自觉意识大幅提升,并主动参与社区文化的传承。[24]越是成熟的旅游社区,居民对地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认知越是客观和全面。[25]
  第四,居民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反复的文化调适寻求旅游发展、文化传承和社区现代化的整合。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使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复兴,[26]居民的价值体系也在旅游开发中得以重构[27],居民基于文化创新的自我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28]能够发掘地方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29]实现乡村社区的现代性转变。
  综上所述,国内20年来的相关文献,从研究内容来看,以人类学、社会学视角从微观层面探讨文化主体的态度和行为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多学科融合研究、历时性跟踪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见。从研究地域来看,西北和东北的乡村社区旅游亟待关注。上述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启示:乡村居民在积极参与社区旅游的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主能力显著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主能力的提升反过来又能促进社区旅游的良性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视角
  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文化自觉”理论,在社会学、人类学界引发了诸多讨论,将文化自觉理论应用于社区旅游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选择宁夏泾源县冶家村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其旅游发展的历史,探索社区居民从文化代理到文化自理的转变历程,描述这一历程中社区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觉知、认知、情感、行为等,进而探讨乡土文化自觉与内生式社区旅游发展之间的互动机理,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二)研究框架
  因“文化自觉”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在调查和研究时,应该将其转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指标。本文建立了3个维度8项指标构成的分析框架(见图1),旨在分析乡村居民在参与社区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自觉,并从中探索内生式乡村社区发展方式。具体解决3个关键问题,即乡村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地位如何?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态度如何变化?乡村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行为有何特征?
  (三)数据获取
  受限于文化地位和教育程度,乡村社区居民文化自觉意识具有非正式的、隐含的特征,并非量化研究方法所长。本文主要采用开放式和半结构式的访谈获取信息,访谈涉及三个方面,即社区旅游开发历程、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角色、居民参与社区旅游的态度和行为等。笔者于2019年5~8月对部分参与社区旅游的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社区精英和普通居民共计15人(见表1)。社区精英是指在某方面拥有比一般成员更多的优势资源,并利用資源取得了成功,为社区做出了贡献,从而使其具有了某种权威,能够对其他成员乃至社区结构产生影响的成员。[30]根据其掌握的社区资源和产生影响的不同,社区精英可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类。
  三、研究区概况
  冶家村隶属于宁夏泾源县泾河源镇,距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仅有1公里左右,是通往老龙潭、二龙河等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地。冶家村现有居民289户,总人口1200多人。自2006年起,旅游业逐渐成为该社区新的发展方式。截至2019年,全村“农家乐”经营户已达120余户,床位2300余张,一次可容纳3500人就餐,拥有中型停车场2处、特产超市2家、特色农产品展厅1个,近三年户均接待收入达到6.5万元。
  (一)社区乡土文化景观类型
  乡土文化元素是社区用于营造旅游景观的素材,冶家村在开发社区旅游的过程中,将乡土文化元素转化为旅游产品,逐步能够对乡土文化的内涵进行可视化表达。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获取冶家村乡土文化景观的资料,并将旅游相关的乡土文化元素分为生态文化、农耕文化和民间文化三个类别(主要文化景观元素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调查表明,目前冶家村居民在利用乡土文化进行旅游开发时,存在对乡土文化理解偏差、文化元素提取缺乏广度和深度、表现形式创新不足等问题,但居民已初步形成了保护、再现和活化乡土文化的理念,反映了居民对地方文化具备一定的认知和应用能力。
  (二)社区旅游发展历程
  2005年以前,冶家村主要依靠种植业,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是典型的贫困村。冶家村自2006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根据居民在社区旅游开发中的地位及能力,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如图2所示)。在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处于主导地位,统一建设了基础设施、提供配套设施、扶持资金以及技术培训。此阶段,个别居民积极参与,但参与形式单一,主要是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餐饮。在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旅游,并成立了旅游协会,由旅游协会统一安排接待,以保证经营户收入基本均衡。此阶段,社区取得了发展的主导权,居民的参与形式进一步扩展,除住宿和餐饮外,还增加了土特产售卖、乡土民俗展演等。社区先后被评为“宁夏农家乐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2016年,社区景观改造工程开始推进,冶家村从旅游接待型社区向旅游景观型社区转变,新的发展模式趋于稳定,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此阶段,居民的参与能力显著增强,能够主动发掘社区乡土文化的经济价值,并将其转化为符合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形成了基于乡土文化自觉的内生式社区发展方式。
  (三)社区旅游的参与主体及其作用
  冶家村社区旅游的参与主体包括当地政府、社区组织、社区精英和社区普通居民。这四类参与主体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县、镇两级政府在社区旅游起步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和投入作用。社区组织在旅游发展之初,制定了经营管理办法,保障了社区旅游业的有序发展。社区精英在旅游发展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在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中发挥着导向性和规制性的作用,是社区发展重要的内生力量。社区普通居民经历了观望、迟疑,逐步积极参与到旅游业中,为社区发展方式从外源式向内生式的全面转变奠定了基础。(见表3)   四、研究发现
  (一)从文化代理到文化自理:社区居民的文化主体地位逐步确立
  1.文化代理:居民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对象
  “文化代理”的概念来源于生态博物馆学。生态博物馆以村落社区的文化生态保护为宗旨,其核心理念是就地保存、培育和展示村落自然和文化遗产,以此促进地域社会的发展。相关研究者认为这种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式需要一个政府和专家操作的文化代理阶段,因为当地村民没有意识和能力来完成,地方政府和专家在这一阶段必然是主导力量,事实上成为村寨文化的代理人。[31]调查发现,冶家村社区旅游的起步完全是在政府的扶持下实现的。2005年7月的山洪灾害之后,泾源县政府统一建设了农家院落,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基础。为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泾源县政府对经营户给予了配套设施、资金、技能和政策的扶持。受访者Y5提到“刚开始的时候,政府给每个经营户启动费15000元,免交税费,还给前10家参与的经营户赠送了电视机、餐桌、餐椅、沙发、茶几”。除此之外,泾源县政府还对居民的烹饪、礼仪、普通话、客房布置等进行了培训,提升其参与社区旅游的能力。对此,Y1形容为“一把及时的种子,长出了一片好麦子”。社区旅游开发之初,居民因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有限,处于被管理、等安排的从属地位,当地政府则处于主导地位,作为社区文化代理人,提供了财力支持和智力支持,帮助冶家村的村民开创了新的生计方式。
  2.文化自理:居民成为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决策者
  文化自理是与文化代理相对应的概念,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文化代理后,文化主体通过实践,文化自理能力必然会增强。居民作为社区文化的创造者和持有者,拥有自主发展权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经济动力和心理动力。当居民看到了发展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就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旅游。在参与过程中,居民逐步取得了社区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话语权不断增强,文化自理的能力显著提高,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对社区文化升级演进。以Y1为例,2009年,他把土地租给其他人耕种,带领全家人投入到旅游接待业中,通过贷款筹资、扩建房屋、招聘服务员等措施,大幅提升了接待能力,他本人也成长为社区旅游发展的带头人。2016年,Y1在外出考察中发现城市景观建设需要大量的苗木,考虑到冶家村生态环境优越,建设育苗基地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新的发展方式,他在附近租了100亩地,种上了苗木。当问及大面积租地是否困难,是否寻求政府帮助时,Y1说:“我自己上门谈的,现在不像当年了,这十年发展旅游,也长了些见识,胆子也大了,想法比以前多,也有底气去试一试,闯一闯了。”Y1的行为和话语表明,在旅游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社区居民,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主能力显著增强,主动探索基于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成为社区发展的决策者。
  (二)在主客互动中反观自我:社区居民的乡土文化意识逐步觉醒
  1.認同与识异:居民对社区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觉知
  冶家村地处群山之中,居民长期封闭于单一的文化环境。旅游业开发之前,居民对乡土文化缺乏自我认知的意识,大部分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持怀疑态度。Y2回忆当年的情况:“县上组织我们去外省学经验,发现他们给城里人吃的是野菜和粗粮,回来给其他村民一说,都觉得赚不上钱,谁会来我们这穷山沟吃野菜啊。”访谈发现,旅游业发展之初,居民对“我是谁,我在哪里”这一命题开始有所觉知,但仅凭感觉认识自我身份和乡土文化资源,对外界则缺乏基本认知。
  旅游业起步之后,游客大量涌入,居民有机会在比较中感知外来文化和社区文化,Y11说:“村民们接触外界的游客多了,想法转变很快,觉得不能单靠餐饮和住宿,想着城里人也许会喜欢我们的土特产品,就搞了个土特产品商店。”由此可见,大量游客持续到来使居民在比较中对外界有了一定的感知,渴望了解他者是怎样的,他者眼中的自己是怎样的,这说明居民的“地方感”开始显现,并尝试利用乡土文化元素发展社区。
  2.审视与反思:居民对社区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认知
  旅游开发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载体,激发了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审视和反思。2015年以来,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村民开始评估社区的优势和劣势。Y13认为:“我们村周围是山,独特的小盆地气候比周边气温高3到5度,年降水量多300到500毫米。夏秋两季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适合开展度假旅游。”Y3认为:“和其他村子相比,我们村地处六盘山森林公园的必经之路,更具有交通优势。另外,如果能开展地方风俗体验活动,我们还是有吸引力的。”Y9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认为社区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吸引养生旅游市场,于是积极联系旅行社,将更多的游客引入冶家村。上述受访者的话语和行为充分表征着居民对社区乡土文化特征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对社区现状有相对科学的把握、对社区未来有强烈的使命感,一些社区精英自觉审视自我发展能力和乡土文化资源,积极承担社区资源整合者、社区文化传承者的责任,探索基于乡土文化的自我发展方式。
  文化自觉的过程除对自我文化的审视外,还包括对外来文化的认知。居民对旅游者、旅游业的态度也在变化。游客入住后,居民通常会带游客参观家庭居住空间、介绍当地生活习俗。对此,Y14认为:“游客对我们的思想观念改变其实是很大的,既然要靠旅游接待挣钱,我们就不能抱着老观念不放,村里人的思想也一天天开放起来了。”在发展社区旅游之前,居民的院落是半开放空间,客厅是半私密空间,卧室是私密空间,发展社区旅游之后,居民愿意开放部分私人空间用于旅游接待,将原来的私密空间转变为开放空间,这种空间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思想的开放,对外来文化的认知和接纳。
  3.自豪与依恋:居民对社区的情感
  发展旅游业使冶家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显著增强,并自觉参与社区环境保护和社区文化传承。游客的需求使居民意识到自己以为无用的、过时的事物可以吸引游客,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此主动恢复和强化乡土文化特征。冶家村居民的自然观经历了从“无畏—开发—破坏”到“敬畏—依赖—和谐”的转变。Y12说:“原先家家户户上山砍柴,没有保护林木的念头,现在不但冶家村人自己不上山砍柴了,还经常阻止其他村子的村民上山砍柴。因为村里人现在知道了,我们能搞旅游接待,是因为自然环境好,我们要必须要保护好。”此类话语表明,当乡土资源成为发展的基础时,社区居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就会增强,并会自觉维护社区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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