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京族是我国唯一以海为生的少数民族。哈节作为京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主要由迎神、祭神、唱哈与乡饮、送神等四部分组成。本文在山心村两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京族哈节仪式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及其背后的性别关系与社会文化机制。在哈节筹备工作中，哈亭事务组的三位男性成员负责统筹全局，女性被完全排斥在重要事件之外，所展示的是一种由男性统治的社会秩序。在整个哈节仪式中，由于“女性不洁”的宗教观，除哈妹须承担娱乐神明的角色外，普通女性被隔离在仪式场域外。可见，京族男女在宗教领域中构成一种男主女辅的性别等级关系，但这种等级关系不具有剥削性，它是由海洋生计、家长制、宗教观等社会文化因素共同造成的。
【关键词】京族;哈节;性别分工;性别关系
【作 者】郭仙芝，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6-0083-010
一、问题的缘起
京族是我国唯一以海为生的少数民族，其先祖约从十六世纪开始因生活所迫陆续从越南的涂山等地迁入我国境内。[1]7同时，它也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总人口为2.82万人，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巫头、 尾、山心3个近海岛屿上，俗称“京族三岛”。新中国成立前，京族因其社会文化处于极为边缘的状态，很少引起国家政府或文化研究人员的关注。[2]5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从一个不为人知的边缘地区，发展到全国领先的少数民族地区”[3]294，从此京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其中，哈节作为京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更是备受学界的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对哈节“开展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4]。纵观学术研究史，不难发现，已有研究普遍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尽管有些学者在描述仪式过程中注意到男女分工现象及对女性的禁忌，但未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2][5]35[6]67因此，探究京族哈节中的性别分工与性别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妇女与宗教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女神时代结束后，妇女与宗教的关系变成一种“悖相关系”。[7]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Denise Lardner Carmody）认为，这种现象与将妇女视为一种危险的诱惑有关。[8]9保罗·史蒂文·桑高仁（Paul Steven Sangren）认为，在台湾地区，男性在宗教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剥削了在家户领域中的主要生产者女人的“剩余价值”。[9]279～325那么，在宗教领域，京族男女构成何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又与京族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有关？
笔者于2016年9月参加山心村的哈节，以参与观察的方式全程跟踪哈节仪式的进行，并对哈节相关人员和其他村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2018年9月，笔者再次回山心村参加哈节，并补充相关资料。因此，本文以山心村哈节为个案，以社会性别为视角，通过分析哈节仪式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以探究京族地区宗教领域中的性别关系。
二、传说故事：哈节的形成与发展
哈节中的“哈”是京语，包含两层意思：一为 “吃”的意思，据此“哈节”即“祭神节”（神吃）、“乡饮节”（人吃），即祭村社保护神之节、村社成员饮宴之节;二为“歌”“唱歌”的多义词，据此“哈节”即“歌节”“唱歌节”（神听歌，人也听歌）。[10]94山心村人倾向于将“哈”理解为“吃”的意思，因此将“哈亭”叫做“吃亭”。 1“哈”的这两种解释在哈节形成的传说故事中也得到了完整诠释。[11]关于哈节的由来，在京族民间主要流行三种说法：一是“镇海大王打败蜈蚣精”之说;二是“纪念歌仙”说;三是“蛙声引路”说。其中，第一个故事的叙事要素，与哈节作为祭神节、乡饮节的意思相吻合;第二个故事的叙事要素，与哈节理解为歌节、唱歌节的意思统一。 2在这三个传说故事中，影响甚为广泛的是镇海大王的故事。山心村人不仅将其写入“山心哈节简介”中，作为海报摆放于哈亭内，而且还将其印入邀請函中，发放给参加哈节的嘉宾。其故事内容大体如下：
白龙岭有个石洞，里面住着一只巨大的蜈蚣精。凡是往来该海域的船只，都要送一个人给它吃，否则它就会兴风作浪把船吞没。有位好心的神仙知道此事后，决定为民除害。一日，他化作老乞丐，坐上从东兴到北海的船。当船经白龙尾时，蜈蚣精出现在船边，正待它准备吃人的时候，老乞丐把早已煮得滚烫的大南瓜塞进蜈蚣精的口里。蜈蚣精吞下大南瓜后被烫得上下翻滚，尸断三截，变成了三个小岛。头这截化作巫头岛，心这截化作山心岛，尾这截化作澫尾岛。这位神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镇海大王。京族在三岛建“哈亭”，供奉镇海大王。每年哈节都要祭神唱哈，祈祝海上渔业丰收。[12]1～4
传说故事虽是人们虚构，带有神话色彩，但含有对现实生活的隐喻，亦可反映一些客观事实。从上述故事可看出，哈节的形成与京族人民所处的生态环境及所从事的海洋生计有关。京族三岛的先民在越南就已过着耕海牧渔的生活，跟随鱼群而迁徙北部湾畔，从此依靠这片海域的天然馈赠而繁衍不息。“海洋崇拜是远古人类对于海洋这种重要的物质生活资源形成依赖心理的产物。”[13]143北部湾这片海洋为京族人民提供了衣食之源，也为他们创造了赖以生存的渔盐之利，由此对海洋产生了依赖心理，故而有了种种的海洋崇拜。此外，海洋变化多端的特点，使人们觉得它有一股无法掌控的神秘力量，以致人类产生了海洋崇拜的心理。[13]143因此，人们“把海洋自然力加以神化，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神话传说和千姿百态的海洋诸神。与此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这些海洋诸神的祭祀活动”[14]49。通过祭祀海神的具体宗教行为，来表达对大海的崇拜和感恩之情，以祈求海神的恩赐和护佑。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中越边境贸易的开放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享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的京族人抓住机遇在“靠海吃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靠边吃边”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3]40令当地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随着生计方式的转型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哈节作为京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亦在发生改变。特别是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在民间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双重推动下，哈节的规模愈办愈大，节日的活动内容也日益丰富，逐渐冲淡了在祭祀海神方面的传统功能。而且“随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文明对话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哈节正逐渐超越其作为‘自得其乐’的民间盛会的历史性存在，成为一个展示民族传统文化、彰显民族意识、表达利益诉求、加强与各民族交流的‘文化舞台’”[5]154。 三、男性统治：哈节筹备工作中的性别分工
在山心村，哈节的举办由哈亭民间事务组主导，村委会协助，其筹备工作通常需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哈亭民间事务组（简称事务组），旧时称“翁村”组织，是山心村最有影响力的传统民间组织，负责哈亭、三婆庙内的一切事务。该组织由3位男性成员组成，分别担任亭长（负责全面工作）、会计（负责记账）、出纳（负责管钱）之职务。事务组的成员一般是由60岁以上的男性长者（俗称村老大）在哈亭内推选产生，当名单确定之后再经村委会的同意。他们通常要求为人公正，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热心于哈亭内的公共事务，对年龄没有严格的限制。但亭长作为事务组的领导者、“民间的老大”，除要求具备一定的能力外，还要求父母双全、配偶健在（俗称“有公有婆”）。此外，哈亭还有一位成员——香公（又称“谟主”），负责哈亭每日的香火及卫生的打扫。他的产生与事务组的成员不同，是由哈亭内的众神来决定的。香公的候选人要求60岁以上，有公有婆，有儿有女，且至少三代同堂。符合条件者在亭长和村老大的主持下，轮流在哈亭神龛前掷筊杯，若三次皆为胜杯，则算通过神明的考试，即可担任香公。无论是事务组成员，还是香公，在当选这年都不能有孝在身;任职期间，如果家中有白事发生，也要自动退出，另选他人代替。
村委会作为官方的代表，其成员的产生由18岁周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共同投票表决。以2017年7月新诞生的领导班子为例，村委会共有9名成员，除了妇联主席、妇联副主席、计生專干由女性担任外，主任、副主任、监委主任等职务均由男性担任。由此可见，村委会和哈亭民间事务组都是以男性为领导核心的组织。因此，京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依据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通常将妇女从最高级的任务中排除出去，而将艰苦、低级和琐碎的任务交给她们。[15]30哈节的筹备工作主要有邀请函的印刷与派送、23位祭神人员的确定（其名单见表1）、所需劳力的安排、村落主干道及哈亭内外的卫生打扫、文艺晚会节目的确定、所需物品的购买等。在这些工作中，男女皆可参加的是卫生打扫，而其它工作均由男性负责。女性即使参与卫生打扫，但因为自身“不洁”的原因，仅能打扫哈亭周边及街道的卫生，而亭内的清洁工作仍由男性负责。由此观之，在哈节筹备工作中，女性承担的工作是低级的、次要的，或者是可以被替代的。
其中邀请函的印刷与派送、所需物品的购买由哈亭民间事务组安排人员负责相关事宜。哈节期间所需的劳力，先由事务组确定人数后，再由村委会下达各队队长安排。文艺晚会通常由政府赞助，因此节日的安排主要由村委会来负责。但是，23位祭神人员的确定，主要由村老大推选，事务组成员再与个人沟通，询问本人的意愿。
综上所言，哈节前的准备工作在男性统治的秩序下有效地运行。在此过程中，事务组的3位男性成员统筹全局，进行主导性工作，女性被完全排斥在重要事件之外。另外，通过哈节筹备工作的运作可以看出，哈亭民间事务组实际上是一个以男性长者为中心的民间组织，亭内的重大事情必须听取村老大的建议。
四、性别隔离：哈节仪式中的性别分工
山心村的哈节每年农历八月初十举办，至农历八月十四结束，共持续五天。从《山心史歌》可知，山心村从建亭办哈节起，即将日子定在八月初十。[16]47～48山心村人说，“我们的祖辈定在这时办哈节，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时渔业生产正好步入淡季，而且气候凉爽，过完哈节，马上到中秋，接连庆祝”。哈节仪式主要由迎神、祭神、唱哈与乡饮、送神等四部分组成，每部分均呈现明显的性别分工。以2016年为例，山心村哈节的活动流程见下表：
从迎神祭文来看，哈节期间恭迎的神明主要是兴道大王、镇海大王及福德正神，后神（刘家父子）及诸家先灵配享祭拜，这些神明都供奉在哈亭内（见图1）。然从仪式实践来看（详见下文），山心村哈节主要迎接的是镇海大王。在山心村人看来，镇海大王的家乡是白龙尾（与山心村隔海相望），所以迎神时须到海边恭请它到亭内听歌、观舞。此外，山心村还有一座公庙——三婆庙，主祀三圣母，位于哈亭的右后侧，两庙相隔不远。哈节期间三婆庙同样享有祭品和香火的供奉，但没有像哈亭那般举行祭神仪式，只派两个哈妹过去跳舞、唱哈（见表2）。因此，哈节仪式举办的主要场所是哈亭。
（一）迎神
迎神仪式在哈节第一日举行。迎神当日的活动分为仪式性活动和非仪式性活动，其中非仪式性活动主要是指围绕宴请宾客进行的活动。迎神仪式性活动由解秽、请香炉、游行、海边拜台请神等部分组成。在这些仪式环节中，除了游行是男女皆可参加，其它环节皆由男性神职人员承担。
解秽和请香炉都在游行出发前举行。解秽仪式由行文执行，其目的是为了清除神殿内外所有的“不干净的东西”，以免玷污神明。请香炉时，香公在两名执小鼓者伴奏下，将三圣殿新置的镇海大王香炉（上插三根香）捧到龙椅上，以香火为媒介去迎接神明的到来。
山心村的迎神仪式定在8：28出发，此时间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数字“2”代表全村男女，吉利数字“8”象征发财。因此，山心村人认为男女老少都参与迎神，才能代表全村人，才能显示对镇海大王的诚意。虽然男女皆可参加游行，但其排列顺序有一定的讲究。以2018年为例，山心村的迎神队伍由亭长带领，其身后为两位男性长者，分别拿国旗和村落彩旗;其次为夫力队①，一部分拿着亭内的旗、刀、戟、伞等仪仗走在前面，为镇海大王的龙椅开道，另一部分推着镇海大王的龙椅、抬着大鼓紧随其后;最后为男性祭神人员、哈妹、腰鼓队、身穿节日盛装的妇女和儿童、村民及嘉宾等。
在海边拜台请神仪式中，香公负责插香和烛，两位通唱做指挥，行文读祭文，祭员和四位陪拜盘中行跪拜之礼，执大鼓者伴奏，其他人员在旁观礼。仪式结束后，按原来的队伍顺序返回。返回途中，沿途各家各户以鞭炮声相迎。点燃鞭炮者，基本上是家中的男子。 在非仪式性活动中，以2018年山心哈节为例，男性承担的工作主要有收钱、记账、写礼金公布榜等。2018年迎神当日中午的宴饮规模比较大，共有120多桌。由于参加宴饮者比较多，因此安排了3组人负责收钱和记账，每组由两名中年男子担任。另有两位老先生在后面，以毛笔将一本本礼金簿中的名单公示于红纸中。哈节的宴饮一般邀请每户的男主人参加，但如果男主人无空，家中女人可代其参加。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出席酒宴，礼金簿上只能记男性的名字。如果外出的女儿和其丈夫共同参加宴饮，则写其夫妇名字，否则也只写其丈夫名字。
（二）祭神
从表2可知，祭神仪式是哈节期间一项十分重要的仪式活动，从第二日开始，早晚两场祭神，共持续3天。参与者主要是23位村里祭神人员和4位从越南邀请的哈妹。祭神仪式主要有准备祭祀，进献香、纸钱和宝帛②，三献礼，读祝文，谢神等环节。③在准备祭祀环节，各祭祀人员到“盥洗所”用桃叶水“净手”，以去除污秽。仪式进行时，各人员在东通唱的引领下，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见表1），进行一场庄严、有序的仪式表演。哈妹在三献礼环节跳“进酒舞”，以舞蹈表演的形式敬请神明“进酒”，主要起娱乐神明的作用。因此，哈妹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神事人员的一分子。[6]60从仪式规模来看，白天属大祭，23位祭神人员和4位哈妹共同参与;晚上属小祭，仅有11位祭神人员参与，与白天相比，少了进献香、纸钱和宝帛及三献礼等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哈节祭祀的神事人員须遵守一定的禁忌。如果家中有白事或红事（指产妇生小孩）发生④，皆不可担任哈节期间的神事人员。普通人若想进哈亭祭拜或观礼，亦要遵守这方面的禁忌。此外，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在解放前无论是否处在经期，皆不准进哈亭，但现在只是对经期女性有这方面的限制。然而，哈妹作为酬神的特殊女性，不受经期的约束。也就是说，处在经期的哈妹可以照常充当神事人员。
此外，重要祭祀人员——祭员、东通唱、东引唱，除遵守上述禁忌外，还要求有公有婆，有儿有女，若是四代同堂则更好。因为在山心村人看来，夫妻双全、四代同堂的家庭代表“圆满的家庭”“长寿家庭”或“好家庭”，这样家庭的长者担任重要祭祀角色，更能彰显对神明的尊重，其次也有美好的喻意。与此相类似，在祭文中，列村中耆老名单时，按每户男性家长的年龄大小排序，即将年龄最大者排在最前面，同样含有“福寿安康、多子多孙”的喻意。
（三）唱哈与乡饮
唱哈是京族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由哈妹在新置的镇海大王香炉前面向哈亭内众神完成，其主要目的是娱神，同时亦娱乐在场的父老乡亲。每次唱哈前，哈妹都要跳三支舞蹈——《进香舞》《献花舞》和《花灯舞》，之后，进行时间较长的歌唱环节。从表2可知，乡饮和吃甜品前后都要唱哈，其所占时间差不多为整个哈节活动时间的2/3，而此最能反映哈节作为“唱哈节”的内涵。由于唱哈的时间较长，四个哈妹一般轮流唱哈。唱哈时，有一至两位男性祭祀人员敲大鼓进行伴奏，同时以不同的敲鼓方式表示唱得“好”或“不好”，若敲鼓的侧面则代表“好”，若敲鼓的正面则表示“不好”。哈妹在跳舞时，也需要执大鼓者进行伴奏。总体而言，哈妹除扮演娱乐神明的角色外，还承担了传统民族艺术表演的重要角色。
乡饮，又称“坐蒙”或“坐梦”，即参加者盘腿围坐在无脚的圆桌旁，在哈亭内进行吃、喝、聊天、欣赏哈妹唱哈等活动，是哈节期间人神共吃的环节。山心村从八月十一开始坐蒙，共坐三日三夜，每席坐6人，每日轮两人提供菜肴。“坐蒙”仪式有许多讲究，尤其在年龄和性别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山心村规定年满18周岁以上的男子，只要当年家中无白事和红事，都有资格参加坐蒙，而村中妇女一般不能入亭坐蒙。但从实际参加情况来看，坐蒙者基本上是一群6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不会像老人那般白天黑夜坐在亭内，他们大多中午约一群朋友，自备酒菜摆在亭内，以这种形式参与一次坐蒙。此外，坐蒙的席位十分讲究。解放前是按照坐蒙者的身份和地位，现在是按照他们的年龄和辈份，来安排坐席。村中年龄较长、辈份较高者往往坐在东床一（东边第一桌）和西床一（西边第一桌），临近哈亭神道。这两桌者基本上是80岁上以上的男性长者。
在哈亭未改革之前 1，妇女主要负责坐蒙期间菜肴的准备，但不能留下来共享午餐。之后随着女干部、女记者、女调研者等的介入，传统观念有所改观，外来女嘉宾可以参加乡饮。如2018年，在“坐蒙”的最后一日，一些年轻人和村干部各邀请了个别女性朋友参加坐蒙。
（四）送神
送神仪式是哈节活动中的最后一项内容，与迎神相比，显得简便许多。参加者主要是男性祭神人员、亭长和香公等人。送神仪式开始时，需进行一场流程与祭神仪式相似的仪式表演，但少了哈妹跳《进酒舞》。之后，由东通唱、亭长、香公3人抬供桌，其他祭神人员拿亭内的伞、刀、戟等仪仗跟随其后，在行文的《送神辞》念叨下，一路走到哈亭前的水塘边。放好供桌后，亭长和香公跪于桌前，由香公掷筊杯来推测神意。若为胜怀，则表示神明对今年的哈节祭祀心满意足，已经欢快地返回。最后，几位在场男性帮忙将亭前的旗子放下。
纵观整个哈节仪式，男性占据完全主导地位，女性只扮演辅助性角色。具体而言，普通女性仅参与迎神仪式中的游行队伍，而在其它环节，除了在乡饮中承担后勤工作外，都被隔离在仪式场域外。对于特殊女性——哈妹而言，她在祭神仪式中担任配角，在唱哈环节担任主角，但何时开始唱，又何时结束，仍需听从男性祭祀人员的安排;然不管是配角，还是主角，哈妹的职责都以娱乐神明为主。此外，洁净观贯穿于整个哈节仪式中，在迎神仪式和每场祭神仪式前都要举行洁净仪式。通过对祭神人员、哈妹、乡饮者、观礼者等的要求，可以看出只有“干净之人”才可以进入哈亭。所谓“干净之人”对男性和哈妹而言，仅是家中无白事和红事;然对普通女性而言，还要增加不能处在经期这一条。总体而言，哈节仪式中呈现出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
五、结论：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 通过对哈节仪式前后性别分工状况的分析，可见无论在哈节筹备工作中，还是哈节仪式活动中，均呈现了明确并严格的性别分工，并表现出一种男主女辅的性别等级关系。女性主义者盖尔·卢宾提出了一个“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它不是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17]21～22受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在研究性别与宗教的关系时，不只局限于宗教层面，而将其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因素等综合考察。[18]有鉴于此，下文拟从海洋生计、家长制、洁净观等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剖析哈节仪式中这种性别等级关系形成的成因。
（一）“男人捕鱼”的海洋生计
山心村的渔业生产在传统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男人捕鱼，女人挖沙虫。男人主要是利用大型固定渔具——渔箔，进行浅海捕捞，称“做箔”。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通常是父子、胞兄弟、堂兄弟或其它亲缘关系结伴做箔;而女性被视为不吉利，不允许与男子一起出海做箔。在当时，除了做箔家庭的女性须承担卖鱼的职责外，村中绝大多数妇女以挖沙虫为主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在山心村，渔业生产上的两性分工，使人们认为“围绕捕鱼而进行的宗教活动都是男人的事”。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哈亭作为海神的供奉场所，其内的各种祈福，不管是公共的（如哈节祈福和渔民集体祈福），还是私人的（如年初的各家户祈福），都由男人来主导。因此，村中男女都说“哈亭是男人的”，其原因便在于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当地帆船被机动船取代等因素，女人开始被允许与男人一起做箔，传统的分工模式逐渐被打破，现在基本上是夫妻两人共同做箔。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宗教仪式上的分工并没有因为生产上的分工发生变迁而改变。由此可知，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变迁滞后于物质生产上的变迁，从而产生“文化滞后”②的现象。费孝通亦说道：“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19]83因此，在社会变迁缓慢的京族社会中，京族人民依然遵行文化上的传统来指导社会秩序的运转。
（二）“男人当家作主”的家长制
我国京族与越南主体民族京族同源，而越南京族本身就是华夏移民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20]2有学者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论证了京族人的大多数父系宗族很可能来自周边的东亚人。[21]因此，“由于历史传承和民族融合的緣故，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根连在一起，密切难分”[20]2。由此可见，我国京族的祖先在祖居国时已深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汉文化熏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京族与中国汉族一样，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即按父系继嗣，婚后从夫居。在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下，山心村人认为“男人是家里的主人”。因此，在公共领域中，都由男性作为家户的代表出席公共活动。在哈节仪式中，对重要神职人员的要求、祭文中的耆老顺序、乡饮席位的安排等等，均显示出山心村人对男性家长的尊重，亦说明他们对理想的父权制家庭的追求。华德英在分析香港疍民家庭结构时，指出三种模型：一是目前模型，即当地人对自己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一种构想;二是意识形态模型，是当地人对中国传统文人制度的构想;三是局内观察者模型，即针对其他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而建立的模型。[22]52那么，山心村人所向往的理想家庭结构——“夫妻双全、四代同堂”，即是对传统中国大统一思想的构想，属于华德英所说的“意识形态模型”。桑高仁亦提到，“一个依据父系关系而产生的‘扩展家庭’，常被当作父系理想（在这个理想的家庭里，一个模范性的家长之下，孝顺的儿子们和谐的住在一起）的公开性的典范”[9]288。京族人对扩展家族的追求，进一步说明，京族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而且从哈节民间事务组的运作方式来看，京族民间社会更是一个男性长者统治的社会。
另外，山心村人认为“拜祖宗”亦是男主人的职责。每月初一、十五的上香，及逢年过节的拜祖仪式，都由男主人主导，儿子陪祭。女性一般负责祭品准备，她们通常在男主人及儿子都不在家的情况下，才可以为祖宗上香。因此，在家庭祭祀方面，女性只是一种替补性选择。桑高仁依据台湾地区的宗教现象，即妇女出于对家庭生活的关心而频繁接近神明，认为男性在公庙里的领导地位出自女信徒虔诚拜拜的付出，因此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剥削性的性别关系。[9]279～325然而从山心村人的祭拜情况来看，似乎男性比女性更加虔诚，他们经常作为家户代表的身份在家庭神龛及村落公庙的神龛前为亲人祈福。哈节期间，哈亭和三婆庙对外开放1，但八月初十当日来庙里上香者通常是外来的嘉宾，如做生意者、当官者及出嫁的女儿等，居住在本村的村民很少来上香。村民给出的理由是“香公每日早晚上香，已经替全村人祈福过了”。由此可知，京族男性在宗教领域的领导地位与其付出是对等的，并非存在桑高仁所说的“剥削关系”。
（三）“女性不洁”的宗教观
从京族哈节仪式可以看出，京族人认为有三类物质可以污染神明：一是死者的晦气（白事）;二是产妇的恶露（红事）;三是女子的经血。通过对哈妹的禁忌要求可知，白事和红事的传染性大于女子的经血。对于前两者，与死者或产妇有关的家人都被视为禁忌人物，都须远离哈亭。而经血只是针对经期女性个人，不会波及家人。但是，不管是产妇的恶露，还是女子的经血，这两者都是女人身体外的排泄物，它们都是女性生育的象征。换言之，哈亭的禁忌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卡莫迪指出，在中国民间社会，自古就存在“女性不洁”的传统，而此古老观念，使妇女的社会角色仍带有污染和危险的阴影;因此，作为乡村政治权力的名望主要是由男人来分享。[8]80～81在山心村，问及“女人为什么不能到哈亭上香”时，除了听到“男人是家里的主人”的说辞外，还有“她们是女人”“女人是脏的”的说法。由此可知，京族妇女自身的不洁使她们（指普通女性）在哈节仪式中处于“隔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山心村人采取规避的方式来应对经期妇女带来的危险。
【关键词】京族;哈节;性别分工;性别关系
【作 者】郭仙芝，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6-0083-010
一、问题的缘起
京族是我国唯一以海为生的少数民族，其先祖约从十六世纪开始因生活所迫陆续从越南的涂山等地迁入我国境内。[1]7同时，它也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总人口为2.82万人，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巫头、 尾、山心3个近海岛屿上，俗称“京族三岛”。新中国成立前，京族因其社会文化处于极为边缘的状态，很少引起国家政府或文化研究人员的关注。[2]5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从一个不为人知的边缘地区，发展到全国领先的少数民族地区”[3]294，从此京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其中，哈节作为京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更是备受学界的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对哈节“开展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4]。纵观学术研究史，不难发现，已有研究普遍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尽管有些学者在描述仪式过程中注意到男女分工现象及对女性的禁忌，但未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2][5]35[6]67因此，探究京族哈节中的性别分工与性别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妇女与宗教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女神时代结束后，妇女与宗教的关系变成一种“悖相关系”。[7]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Denise Lardner Carmody）认为，这种现象与将妇女视为一种危险的诱惑有关。[8]9保罗·史蒂文·桑高仁（Paul Steven Sangren）认为，在台湾地区，男性在宗教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剥削了在家户领域中的主要生产者女人的“剩余价值”。[9]279～325那么，在宗教领域，京族男女构成何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又与京族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有关？
笔者于2016年9月参加山心村的哈节，以参与观察的方式全程跟踪哈节仪式的进行，并对哈节相关人员和其他村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2018年9月，笔者再次回山心村参加哈节，并补充相关资料。因此，本文以山心村哈节为个案，以社会性别为视角，通过分析哈节仪式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以探究京族地区宗教领域中的性别关系。
二、传说故事：哈节的形成与发展
哈节中的“哈”是京语，包含两层意思：一为 “吃”的意思，据此“哈节”即“祭神节”（神吃）、“乡饮节”（人吃），即祭村社保护神之节、村社成员饮宴之节;二为“歌”“唱歌”的多义词，据此“哈节”即“歌节”“唱歌节”（神听歌，人也听歌）。[10]94山心村人倾向于将“哈”理解为“吃”的意思，因此将“哈亭”叫做“吃亭”。 1“哈”的这两种解释在哈节形成的传说故事中也得到了完整诠释。[11]关于哈节的由来，在京族民间主要流行三种说法：一是“镇海大王打败蜈蚣精”之说;二是“纪念歌仙”说;三是“蛙声引路”说。其中，第一个故事的叙事要素，与哈节作为祭神节、乡饮节的意思相吻合;第二个故事的叙事要素，与哈节理解为歌节、唱歌节的意思统一。 2在这三个传说故事中，影响甚为广泛的是镇海大王的故事。山心村人不仅将其写入“山心哈节简介”中，作为海报摆放于哈亭内，而且还将其印入邀請函中，发放给参加哈节的嘉宾。其故事内容大体如下：
白龙岭有个石洞，里面住着一只巨大的蜈蚣精。凡是往来该海域的船只，都要送一个人给它吃，否则它就会兴风作浪把船吞没。有位好心的神仙知道此事后，决定为民除害。一日，他化作老乞丐，坐上从东兴到北海的船。当船经白龙尾时，蜈蚣精出现在船边，正待它准备吃人的时候，老乞丐把早已煮得滚烫的大南瓜塞进蜈蚣精的口里。蜈蚣精吞下大南瓜后被烫得上下翻滚，尸断三截，变成了三个小岛。头这截化作巫头岛，心这截化作山心岛，尾这截化作澫尾岛。这位神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镇海大王。京族在三岛建“哈亭”，供奉镇海大王。每年哈节都要祭神唱哈，祈祝海上渔业丰收。[12]1～4
传说故事虽是人们虚构，带有神话色彩，但含有对现实生活的隐喻，亦可反映一些客观事实。从上述故事可看出，哈节的形成与京族人民所处的生态环境及所从事的海洋生计有关。京族三岛的先民在越南就已过着耕海牧渔的生活，跟随鱼群而迁徙北部湾畔，从此依靠这片海域的天然馈赠而繁衍不息。“海洋崇拜是远古人类对于海洋这种重要的物质生活资源形成依赖心理的产物。”[13]143北部湾这片海洋为京族人民提供了衣食之源，也为他们创造了赖以生存的渔盐之利，由此对海洋产生了依赖心理，故而有了种种的海洋崇拜。此外，海洋变化多端的特点，使人们觉得它有一股无法掌控的神秘力量，以致人类产生了海洋崇拜的心理。[13]143因此，人们“把海洋自然力加以神化，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神话传说和千姿百态的海洋诸神。与此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这些海洋诸神的祭祀活动”[14]49。通过祭祀海神的具体宗教行为，来表达对大海的崇拜和感恩之情，以祈求海神的恩赐和护佑。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中越边境贸易的开放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享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的京族人抓住机遇在“靠海吃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靠边吃边”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3]40令当地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随着生计方式的转型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哈节作为京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亦在发生改变。特别是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在民间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双重推动下，哈节的规模愈办愈大，节日的活动内容也日益丰富，逐渐冲淡了在祭祀海神方面的传统功能。而且“随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文明对话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哈节正逐渐超越其作为‘自得其乐’的民间盛会的历史性存在，成为一个展示民族传统文化、彰显民族意识、表达利益诉求、加强与各民族交流的‘文化舞台’”[5]154。 三、男性统治：哈节筹备工作中的性别分工
在山心村，哈节的举办由哈亭民间事务组主导，村委会协助，其筹备工作通常需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哈亭民间事务组（简称事务组），旧时称“翁村”组织，是山心村最有影响力的传统民间组织，负责哈亭、三婆庙内的一切事务。该组织由3位男性成员组成，分别担任亭长（负责全面工作）、会计（负责记账）、出纳（负责管钱）之职务。事务组的成员一般是由60岁以上的男性长者（俗称村老大）在哈亭内推选产生，当名单确定之后再经村委会的同意。他们通常要求为人公正，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热心于哈亭内的公共事务，对年龄没有严格的限制。但亭长作为事务组的领导者、“民间的老大”，除要求具备一定的能力外，还要求父母双全、配偶健在（俗称“有公有婆”）。此外，哈亭还有一位成员——香公（又称“谟主”），负责哈亭每日的香火及卫生的打扫。他的产生与事务组的成员不同，是由哈亭内的众神来决定的。香公的候选人要求60岁以上，有公有婆，有儿有女，且至少三代同堂。符合条件者在亭长和村老大的主持下，轮流在哈亭神龛前掷筊杯，若三次皆为胜杯，则算通过神明的考试，即可担任香公。无论是事务组成员，还是香公，在当选这年都不能有孝在身;任职期间，如果家中有白事发生，也要自动退出，另选他人代替。
村委会作为官方的代表，其成员的产生由18岁周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共同投票表决。以2017年7月新诞生的领导班子为例，村委会共有9名成员，除了妇联主席、妇联副主席、计生專干由女性担任外，主任、副主任、监委主任等职务均由男性担任。由此可见，村委会和哈亭民间事务组都是以男性为领导核心的组织。因此，京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依据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通常将妇女从最高级的任务中排除出去，而将艰苦、低级和琐碎的任务交给她们。[15]30哈节的筹备工作主要有邀请函的印刷与派送、23位祭神人员的确定（其名单见表1）、所需劳力的安排、村落主干道及哈亭内外的卫生打扫、文艺晚会节目的确定、所需物品的购买等。在这些工作中，男女皆可参加的是卫生打扫，而其它工作均由男性负责。女性即使参与卫生打扫，但因为自身“不洁”的原因，仅能打扫哈亭周边及街道的卫生，而亭内的清洁工作仍由男性负责。由此观之，在哈节筹备工作中，女性承担的工作是低级的、次要的，或者是可以被替代的。
其中邀请函的印刷与派送、所需物品的购买由哈亭民间事务组安排人员负责相关事宜。哈节期间所需的劳力，先由事务组确定人数后，再由村委会下达各队队长安排。文艺晚会通常由政府赞助，因此节日的安排主要由村委会来负责。但是，23位祭神人员的确定，主要由村老大推选，事务组成员再与个人沟通，询问本人的意愿。
综上所言，哈节前的准备工作在男性统治的秩序下有效地运行。在此过程中，事务组的3位男性成员统筹全局，进行主导性工作，女性被完全排斥在重要事件之外。另外，通过哈节筹备工作的运作可以看出，哈亭民间事务组实际上是一个以男性长者为中心的民间组织，亭内的重大事情必须听取村老大的建议。
四、性别隔离：哈节仪式中的性别分工
山心村的哈节每年农历八月初十举办，至农历八月十四结束，共持续五天。从《山心史歌》可知，山心村从建亭办哈节起，即将日子定在八月初十。[16]47～48山心村人说，“我们的祖辈定在这时办哈节，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时渔业生产正好步入淡季，而且气候凉爽，过完哈节，马上到中秋，接连庆祝”。哈节仪式主要由迎神、祭神、唱哈与乡饮、送神等四部分组成，每部分均呈现明显的性别分工。以2016年为例，山心村哈节的活动流程见下表：
从迎神祭文来看，哈节期间恭迎的神明主要是兴道大王、镇海大王及福德正神，后神（刘家父子）及诸家先灵配享祭拜，这些神明都供奉在哈亭内（见图1）。然从仪式实践来看（详见下文），山心村哈节主要迎接的是镇海大王。在山心村人看来，镇海大王的家乡是白龙尾（与山心村隔海相望），所以迎神时须到海边恭请它到亭内听歌、观舞。此外，山心村还有一座公庙——三婆庙，主祀三圣母，位于哈亭的右后侧，两庙相隔不远。哈节期间三婆庙同样享有祭品和香火的供奉，但没有像哈亭那般举行祭神仪式，只派两个哈妹过去跳舞、唱哈（见表2）。因此，哈节仪式举办的主要场所是哈亭。
（一）迎神
迎神仪式在哈节第一日举行。迎神当日的活动分为仪式性活动和非仪式性活动，其中非仪式性活动主要是指围绕宴请宾客进行的活动。迎神仪式性活动由解秽、请香炉、游行、海边拜台请神等部分组成。在这些仪式环节中，除了游行是男女皆可参加，其它环节皆由男性神职人员承担。
解秽和请香炉都在游行出发前举行。解秽仪式由行文执行，其目的是为了清除神殿内外所有的“不干净的东西”，以免玷污神明。请香炉时，香公在两名执小鼓者伴奏下，将三圣殿新置的镇海大王香炉（上插三根香）捧到龙椅上，以香火为媒介去迎接神明的到来。
山心村的迎神仪式定在8：28出发，此时间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数字“2”代表全村男女，吉利数字“8”象征发财。因此，山心村人认为男女老少都参与迎神，才能代表全村人，才能显示对镇海大王的诚意。虽然男女皆可参加游行，但其排列顺序有一定的讲究。以2018年为例，山心村的迎神队伍由亭长带领，其身后为两位男性长者，分别拿国旗和村落彩旗;其次为夫力队①，一部分拿着亭内的旗、刀、戟、伞等仪仗走在前面，为镇海大王的龙椅开道，另一部分推着镇海大王的龙椅、抬着大鼓紧随其后;最后为男性祭神人员、哈妹、腰鼓队、身穿节日盛装的妇女和儿童、村民及嘉宾等。
在海边拜台请神仪式中，香公负责插香和烛，两位通唱做指挥，行文读祭文，祭员和四位陪拜盘中行跪拜之礼，执大鼓者伴奏，其他人员在旁观礼。仪式结束后，按原来的队伍顺序返回。返回途中，沿途各家各户以鞭炮声相迎。点燃鞭炮者，基本上是家中的男子。 在非仪式性活动中，以2018年山心哈节为例，男性承担的工作主要有收钱、记账、写礼金公布榜等。2018年迎神当日中午的宴饮规模比较大，共有120多桌。由于参加宴饮者比较多，因此安排了3组人负责收钱和记账，每组由两名中年男子担任。另有两位老先生在后面，以毛笔将一本本礼金簿中的名单公示于红纸中。哈节的宴饮一般邀请每户的男主人参加，但如果男主人无空，家中女人可代其参加。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出席酒宴，礼金簿上只能记男性的名字。如果外出的女儿和其丈夫共同参加宴饮，则写其夫妇名字，否则也只写其丈夫名字。
（二）祭神
从表2可知，祭神仪式是哈节期间一项十分重要的仪式活动，从第二日开始，早晚两场祭神，共持续3天。参与者主要是23位村里祭神人员和4位从越南邀请的哈妹。祭神仪式主要有准备祭祀，进献香、纸钱和宝帛②，三献礼，读祝文，谢神等环节。③在准备祭祀环节，各祭祀人员到“盥洗所”用桃叶水“净手”，以去除污秽。仪式进行时，各人员在东通唱的引领下，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见表1），进行一场庄严、有序的仪式表演。哈妹在三献礼环节跳“进酒舞”，以舞蹈表演的形式敬请神明“进酒”，主要起娱乐神明的作用。因此，哈妹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神事人员的一分子。[6]60从仪式规模来看，白天属大祭，23位祭神人员和4位哈妹共同参与;晚上属小祭，仅有11位祭神人员参与，与白天相比，少了进献香、纸钱和宝帛及三献礼等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哈节祭祀的神事人員须遵守一定的禁忌。如果家中有白事或红事（指产妇生小孩）发生④，皆不可担任哈节期间的神事人员。普通人若想进哈亭祭拜或观礼，亦要遵守这方面的禁忌。此外，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在解放前无论是否处在经期，皆不准进哈亭，但现在只是对经期女性有这方面的限制。然而，哈妹作为酬神的特殊女性，不受经期的约束。也就是说，处在经期的哈妹可以照常充当神事人员。
此外，重要祭祀人员——祭员、东通唱、东引唱，除遵守上述禁忌外，还要求有公有婆，有儿有女，若是四代同堂则更好。因为在山心村人看来，夫妻双全、四代同堂的家庭代表“圆满的家庭”“长寿家庭”或“好家庭”，这样家庭的长者担任重要祭祀角色，更能彰显对神明的尊重，其次也有美好的喻意。与此相类似，在祭文中，列村中耆老名单时，按每户男性家长的年龄大小排序，即将年龄最大者排在最前面，同样含有“福寿安康、多子多孙”的喻意。
（三）唱哈与乡饮
唱哈是京族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由哈妹在新置的镇海大王香炉前面向哈亭内众神完成，其主要目的是娱神，同时亦娱乐在场的父老乡亲。每次唱哈前，哈妹都要跳三支舞蹈——《进香舞》《献花舞》和《花灯舞》，之后，进行时间较长的歌唱环节。从表2可知，乡饮和吃甜品前后都要唱哈，其所占时间差不多为整个哈节活动时间的2/3，而此最能反映哈节作为“唱哈节”的内涵。由于唱哈的时间较长，四个哈妹一般轮流唱哈。唱哈时，有一至两位男性祭祀人员敲大鼓进行伴奏，同时以不同的敲鼓方式表示唱得“好”或“不好”，若敲鼓的侧面则代表“好”，若敲鼓的正面则表示“不好”。哈妹在跳舞时，也需要执大鼓者进行伴奏。总体而言，哈妹除扮演娱乐神明的角色外，还承担了传统民族艺术表演的重要角色。
乡饮，又称“坐蒙”或“坐梦”，即参加者盘腿围坐在无脚的圆桌旁，在哈亭内进行吃、喝、聊天、欣赏哈妹唱哈等活动，是哈节期间人神共吃的环节。山心村从八月十一开始坐蒙，共坐三日三夜，每席坐6人，每日轮两人提供菜肴。“坐蒙”仪式有许多讲究，尤其在年龄和性别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山心村规定年满18周岁以上的男子，只要当年家中无白事和红事，都有资格参加坐蒙，而村中妇女一般不能入亭坐蒙。但从实际参加情况来看，坐蒙者基本上是一群6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不会像老人那般白天黑夜坐在亭内，他们大多中午约一群朋友，自备酒菜摆在亭内，以这种形式参与一次坐蒙。此外，坐蒙的席位十分讲究。解放前是按照坐蒙者的身份和地位，现在是按照他们的年龄和辈份，来安排坐席。村中年龄较长、辈份较高者往往坐在东床一（东边第一桌）和西床一（西边第一桌），临近哈亭神道。这两桌者基本上是80岁上以上的男性长者。
在哈亭未改革之前 1，妇女主要负责坐蒙期间菜肴的准备，但不能留下来共享午餐。之后随着女干部、女记者、女调研者等的介入，传统观念有所改观，外来女嘉宾可以参加乡饮。如2018年，在“坐蒙”的最后一日，一些年轻人和村干部各邀请了个别女性朋友参加坐蒙。
（四）送神
送神仪式是哈节活动中的最后一项内容，与迎神相比，显得简便许多。参加者主要是男性祭神人员、亭长和香公等人。送神仪式开始时，需进行一场流程与祭神仪式相似的仪式表演，但少了哈妹跳《进酒舞》。之后，由东通唱、亭长、香公3人抬供桌，其他祭神人员拿亭内的伞、刀、戟等仪仗跟随其后，在行文的《送神辞》念叨下，一路走到哈亭前的水塘边。放好供桌后，亭长和香公跪于桌前，由香公掷筊杯来推测神意。若为胜怀，则表示神明对今年的哈节祭祀心满意足，已经欢快地返回。最后，几位在场男性帮忙将亭前的旗子放下。
纵观整个哈节仪式，男性占据完全主导地位，女性只扮演辅助性角色。具体而言，普通女性仅参与迎神仪式中的游行队伍，而在其它环节，除了在乡饮中承担后勤工作外，都被隔离在仪式场域外。对于特殊女性——哈妹而言，她在祭神仪式中担任配角，在唱哈环节担任主角，但何时开始唱，又何时结束，仍需听从男性祭祀人员的安排;然不管是配角，还是主角，哈妹的职责都以娱乐神明为主。此外，洁净观贯穿于整个哈节仪式中，在迎神仪式和每场祭神仪式前都要举行洁净仪式。通过对祭神人员、哈妹、乡饮者、观礼者等的要求，可以看出只有“干净之人”才可以进入哈亭。所谓“干净之人”对男性和哈妹而言，仅是家中无白事和红事;然对普通女性而言，还要增加不能处在经期这一条。总体而言，哈节仪式中呈现出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
五、结论：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 通过对哈节仪式前后性别分工状况的分析，可见无论在哈节筹备工作中，还是哈节仪式活动中，均呈现了明确并严格的性别分工，并表现出一种男主女辅的性别等级关系。女性主义者盖尔·卢宾提出了一个“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它不是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17]21～22受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在研究性别与宗教的关系时，不只局限于宗教层面，而将其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因素等综合考察。[18]有鉴于此，下文拟从海洋生计、家长制、洁净观等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剖析哈节仪式中这种性别等级关系形成的成因。
（一）“男人捕鱼”的海洋生计
山心村的渔业生产在传统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男人捕鱼，女人挖沙虫。男人主要是利用大型固定渔具——渔箔，进行浅海捕捞，称“做箔”。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通常是父子、胞兄弟、堂兄弟或其它亲缘关系结伴做箔;而女性被视为不吉利，不允许与男子一起出海做箔。在当时，除了做箔家庭的女性须承担卖鱼的职责外，村中绝大多数妇女以挖沙虫为主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在山心村，渔业生产上的两性分工，使人们认为“围绕捕鱼而进行的宗教活动都是男人的事”。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哈亭作为海神的供奉场所，其内的各种祈福，不管是公共的（如哈节祈福和渔民集体祈福），还是私人的（如年初的各家户祈福），都由男人来主导。因此，村中男女都说“哈亭是男人的”，其原因便在于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当地帆船被机动船取代等因素，女人开始被允许与男人一起做箔，传统的分工模式逐渐被打破，现在基本上是夫妻两人共同做箔。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宗教仪式上的分工并没有因为生产上的分工发生变迁而改变。由此可知，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变迁滞后于物质生产上的变迁，从而产生“文化滞后”②的现象。费孝通亦说道：“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19]83因此，在社会变迁缓慢的京族社会中，京族人民依然遵行文化上的传统来指导社会秩序的运转。
（二）“男人当家作主”的家长制
我国京族与越南主体民族京族同源，而越南京族本身就是华夏移民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20]2有学者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论证了京族人的大多数父系宗族很可能来自周边的东亚人。[21]因此，“由于历史传承和民族融合的緣故，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根连在一起，密切难分”[20]2。由此可见，我国京族的祖先在祖居国时已深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汉文化熏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京族与中国汉族一样，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即按父系继嗣，婚后从夫居。在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下，山心村人认为“男人是家里的主人”。因此，在公共领域中，都由男性作为家户的代表出席公共活动。在哈节仪式中，对重要神职人员的要求、祭文中的耆老顺序、乡饮席位的安排等等，均显示出山心村人对男性家长的尊重，亦说明他们对理想的父权制家庭的追求。华德英在分析香港疍民家庭结构时，指出三种模型：一是目前模型，即当地人对自己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一种构想;二是意识形态模型，是当地人对中国传统文人制度的构想;三是局内观察者模型，即针对其他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而建立的模型。[22]52那么，山心村人所向往的理想家庭结构——“夫妻双全、四代同堂”，即是对传统中国大统一思想的构想，属于华德英所说的“意识形态模型”。桑高仁亦提到，“一个依据父系关系而产生的‘扩展家庭’，常被当作父系理想（在这个理想的家庭里，一个模范性的家长之下，孝顺的儿子们和谐的住在一起）的公开性的典范”[9]288。京族人对扩展家族的追求，进一步说明，京族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而且从哈节民间事务组的运作方式来看，京族民间社会更是一个男性长者统治的社会。
另外，山心村人认为“拜祖宗”亦是男主人的职责。每月初一、十五的上香，及逢年过节的拜祖仪式，都由男主人主导，儿子陪祭。女性一般负责祭品准备，她们通常在男主人及儿子都不在家的情况下，才可以为祖宗上香。因此，在家庭祭祀方面，女性只是一种替补性选择。桑高仁依据台湾地区的宗教现象，即妇女出于对家庭生活的关心而频繁接近神明，认为男性在公庙里的领导地位出自女信徒虔诚拜拜的付出，因此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剥削性的性别关系。[9]279～325然而从山心村人的祭拜情况来看，似乎男性比女性更加虔诚，他们经常作为家户代表的身份在家庭神龛及村落公庙的神龛前为亲人祈福。哈节期间，哈亭和三婆庙对外开放1，但八月初十当日来庙里上香者通常是外来的嘉宾，如做生意者、当官者及出嫁的女儿等，居住在本村的村民很少来上香。村民给出的理由是“香公每日早晚上香，已经替全村人祈福过了”。由此可知，京族男性在宗教领域的领导地位与其付出是对等的，并非存在桑高仁所说的“剥削关系”。
（三）“女性不洁”的宗教观
从京族哈节仪式可以看出，京族人认为有三类物质可以污染神明：一是死者的晦气（白事）;二是产妇的恶露（红事）;三是女子的经血。通过对哈妹的禁忌要求可知，白事和红事的传染性大于女子的经血。对于前两者，与死者或产妇有关的家人都被视为禁忌人物，都须远离哈亭。而经血只是针对经期女性个人，不会波及家人。但是，不管是产妇的恶露，还是女子的经血，这两者都是女人身体外的排泄物，它们都是女性生育的象征。换言之，哈亭的禁忌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卡莫迪指出，在中国民间社会，自古就存在“女性不洁”的传统，而此古老观念，使妇女的社会角色仍带有污染和危险的阴影;因此，作为乡村政治权力的名望主要是由男人来分享。[8]80～81在山心村，问及“女人为什么不能到哈亭上香”时，除了听到“男人是家里的主人”的说辞外，还有“她们是女人”“女人是脏的”的说法。由此可知，京族妇女自身的不洁使她们（指普通女性）在哈节仪式中处于“隔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山心村人采取规避的方式来应对经期妇女带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