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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在越南，我们没有毒品问题，是已形成毒品形势——问题是我们可以纠正和解决的，而形势是我们竭尽所能只可缓解和改善的。”越南战争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助手、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联络员艾吉尔·克罗格从战场回来后，这样报告道。
“参与越战的军人受指示服用的和自主服用的‘精神类药物’水平惊人，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波兰国际政治学者卢卡什·卡明斯基在其3月出版的新书《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中称，“越南战争为美国第一场真正的‘药物战争’。”
据美国防部估算，在1968年，被派往越南的美军有一半服用过某些药物，1970年上升至60%，在1973年，美军撤退那一年，有70%的士兵服用过精神类药品；毒品方面，在1971年，51%美军曾吸食大麻、28%曾吸食硬性毒品（大多为海洛因），近31%曾使用幻觉剂。这在美国军方、政府乃至社会中掀起了巨大争议，给那些士兵留下不小的后续影响。
“像糖果一样”
用一位退伍军人的话说，精神类药物安非他命就“像糖果一样”分发给士兵，政府建议的用药量和频率受到了忽视。
自二战之后，虽然没有哪项前沿研究证明安非他命对士兵作战表现上有积极的作用，美军依旧持续为驻越士兵提供。军队的用量标准——48小时战备状态里服用20毫克右旋安非他命——也很少得到遵守。
曾为远程侦察排一员的曼乔内透露：“我们能用到最好的安非他命，这些由美国政府提供。”他引用一位海军突击队员的话说：“在越南时，我经常服用药物。那些药能给人一种故作勇敢之感觉，能让人不瞌睡。视觉和听觉都得到了提高，有时你真会觉得无懈可击。”
越战期间，美军派往老挝执行为期4天的秘密任务的士兵会得到一个医疗包，里面包含有12片止痛药达尔丰、24片含鸦片成分的可待因以及6丸安非他命等物品。
初到越南之时，3.2%的士兵严重依赖安非他命，一年后这个数字涨到5.2%，再后来升至7%。1971年，美国众议院犯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称，从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剂类药物，大多是右旋苯丙胺（右旋安非他命），这是安非他命的一种衍生品，比二战时期所用苯丙胺药性强1倍多。
一些士兵还记得药效逐渐失去时，他们会变得愤怒，感觉就像是向“街上的孩子们开枪”一样。例如，绰号“比尔”的绿色贝雷帽精英部队队员曾严重依赖安非他命，每天几乎要服用100毫克。一天夜里在河岸巡逻时，在无眠、靠药性执勤26小时后，他有些神经质了，受到噪音的震惊之后，他开枪打向陪同他一起巡逻的小船，打残了一位战友。
美军发放精神类药物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战场上士兵的作战能力，也是为了减轻作战给士兵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场战争中，精神类药物大量使用、军队精神科医生大量派到前线，如葛兰素史克生产的氯丙嗪等有效的抗精神病处方药物的使用成为惯例，也是美军历史上首次。
同时，美军士兵的战斗损伤率较低，但是，抗精神病类药物和兴奋剂的效果迅速且短暂，服药只能减轻或一时压制问题，几年以后，可能会以几倍的力量爆发出来。
以色列作家、和平主义者大卫·格罗斯曼写道：“越南战争是第一场现代药理学的力量被直接用于‘控制’士兵的战争。”他观察到，多数精神类药物“就像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可以缓解症状，但疾病还在”。
由“干净”变“肮脏”
越战期间，克罗格作为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联络员走访了当地的美军基地。在一个基地，他对士兵们说：“先生们，我从白宫来，以了解毒品问题。”一位士兵看着我，深吸一口气说：“我从火星来，先生。”
“我真的是从白宫来，你们可以提供些什么？”克罗格问道。那位士兵说：“你想要大麻？还是想要海洛因？你想要什么，尽管去那边。”克罗格回忆说：“我忘不了这件事。我去了13个军事基地，这种体验得到了复制。”
大麻等毒品易得程度可见一斑：军方精神科医生称：“大麻到处都是。在任何村落或城镇，想要的人只需说出Khan Sa一词，人们就明白了。”《越南：英勇与悲伤》的作者托马斯·波特切尔在书中引用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的话道：“当人们在越南时，他能确定，可能离他25英尺以内就有毒品。”
让越南战争成为首场“药物战争”的因素，除了军方提供给士兵的药物，还因士兵们自主使用药物，甚至毒品。撰写过关于越战书籍的作家蒂姆·奥布莱恩多次这样说道：“你加入战争时是‘干净’的，之后就变得‘肮脏’，你就再也不是从前的你了。”
据卡明斯基的调查，除了酒精，士兵们自主使用的主要毒品包括大麻、海洛因、吗啡、鸦片、镇静剂和迷幻剂、（甲）安非他命（一种兴奋剂）等等。
除了一些士兵在参战前就吸毒之外，越战期间的毒品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卡明斯基写道：“毒品成为战争中所缺乏的一切事物的替代品。”士兵在身心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作战，曾在越南服役的韦伯描述道：“你在丛林里待上一个月，就不再是海军陆战队员了，你甚至不是个人了，你是动物，忘记自己身上味道多难闻……”吸食毒品是种“抚慰”。
除了用“嗑药”来提升作战效率，越战还是美国首个“青少年战争”——处于叛逆期的士兵被送到了战场，而越南可谓“沉醉天堂”，毒品常见、易得、便宜、质量高。
在战场上，士兵们处于孤立和孤独的状态，仅是因为无聊也可让他们成瘾，而且，毒品还能减轻战争对年轻士兵心理精神的负面影响、释放压力、恐惧与忧虑。
一位步兵回忆道：“我们只在完成一项任务后吸毒，尤其是艰巨任务。有时我们就是坐在树下吸毒、哭泣，这是放松的好方法。”
对于外界认为士兵吸毒是病态现象，而嬉皮文化中吸毒被视为寻求意识的不同状态，一位退伍士兵阐述了对此双重标准的厌恶：“战争把我们变成杀人犯、瘾君子，如果你在越南，那你也必须得杀人、吸毒，就这么简单。” “对毒品宣战”
起初，军方忽视士兵吸食大麻的习惯。不过，1968年，美国媒体报道让军方面临压力，媒体将大麻刻画成削弱美军的瘟疫。于是，军方开始在内部做教育宣传，演讲、广播、宣传册、医生警告等随之而来，但都收效甚微。
1968年1月，美军规中增加了修正案，扩大了有害物质名录，规定禁止使用、售卖、转让或引进镇静剂、兴奋剂、迷幻剂，除非得到授权用于医疗目的。
在此基础上，美军开始搜查有吸食大麻现象的军营，每周可逮捕上千人。相比陆军，在越海军陆战队的毒品问题要轻些——使用或持有较小剂量的大麻都要上法庭。不过，军方法庭系统效率低下，直到1968年，美军在越南无实验室，尿检样本要拿到日本去检测。
1970年，约有1.1万士兵因使用硬性毒品被起诉。不过检出率依旧很低，据估计，只有五分之一的吸毒士兵被识别出来。到1972年，毒品案件几乎使美军在越军事司法系统瘫痪，正如一位被告士兵的律师所说，军事法庭上的毒品犯罪就如同美国本土民事法庭上的交通事故。为了降低大麻的可得性，美军会出动飞机搜寻大麻种植地以进行遏制。
而军方对大麻的限制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海洛因开始流行起来。一位陆军指挥官说：“如果能让他们放弃海洛因，我愿意买下这里所有大麻作为礼物。”
到1971年，越南有29个实验室制造低廉、劲大的海洛因，在该国输送这种“白色垃圾”以满足美军高涨的需求。从1970年4月到1973年1月，112个因毒品死亡士兵源于海洛因吸食过量。美军士兵也毫不掩盖自己的吸毒习惯，士兵们会在自己的打火机上刻上有关毒品“诗歌”——那就像吸烟一样稀松平常。
1971年5月27日，共和党国会议员墨菲和斯迪尔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世界海洛因问题》，集合了此前军队医生的预估数字——2.5万到3.7万在越美军士兵吸食海洛因，经媒体披露产生极大的反响。
压力之下，在给时任国防部长莱尔德的备忘录中，尼克松敦促称，急需设立一个项目识别有毒品问题的士兵，目的是“有毒品问题的退伍士兵应接受治疗，而不是简单地回到我们的城市中去。”
这一年，总统宣布“对毒品宣战”。
1971年7月中旬，代号为“黄金流行动”的项目开启。该项目要求所有士兵在离开越南之前进行尿检。随着技术发展，在1971年底，在越南的美军实验室一天课检测7500个尿检样本，检查呈阳性的士兵要接受治疗。
据当时新成立的预防药物滥用特别行动办公室主任杰夫的报告，到1971年9月，共检测了9.2万多士兵，其中4788（高于5%）呈海洛因阳性。杰夫认为，威胁推迟回国、开除军籍、上法庭等是有效的遏制手段。到1972年3月，海洛因阳性比率下降到2%。不过，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尿检只能显示尿检前五天是否有吸毒，而且，士兵会在尿检前喝得酩汀大醉、在黑市上购买干净尿液等来“作弊”。
“总的来说，看上去，比起帮助上瘾的士兵来说，‘黄金流项目’更多是为了让政客和军方的良心上好过些。”卡明斯基这样写道。
而连续两次尿检呈阳性的士兵会被开除军籍、送回国，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回国后，这些士兵被政客和社会视为“其他人”，受到排挤。因为毒品问题，他们早已被贴上社会秩序潜在破坏者的标签。虽然他们努力在战争中活下来，他们仍是战争的受害者。
（古兴荐自《看天下》）
责编：我不是雨果
“参与越战的军人受指示服用的和自主服用的‘精神类药物’水平惊人，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波兰国际政治学者卢卡什·卡明斯基在其3月出版的新书《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中称，“越南战争为美国第一场真正的‘药物战争’。”
据美国防部估算，在1968年，被派往越南的美军有一半服用过某些药物，1970年上升至60%，在1973年，美军撤退那一年，有70%的士兵服用过精神类药品；毒品方面，在1971年，51%美军曾吸食大麻、28%曾吸食硬性毒品（大多为海洛因），近31%曾使用幻觉剂。这在美国军方、政府乃至社会中掀起了巨大争议，给那些士兵留下不小的后续影响。
“像糖果一样”
用一位退伍军人的话说，精神类药物安非他命就“像糖果一样”分发给士兵，政府建议的用药量和频率受到了忽视。
自二战之后，虽然没有哪项前沿研究证明安非他命对士兵作战表现上有积极的作用，美军依旧持续为驻越士兵提供。军队的用量标准——48小时战备状态里服用20毫克右旋安非他命——也很少得到遵守。
曾为远程侦察排一员的曼乔内透露：“我们能用到最好的安非他命，这些由美国政府提供。”他引用一位海军突击队员的话说：“在越南时，我经常服用药物。那些药能给人一种故作勇敢之感觉，能让人不瞌睡。视觉和听觉都得到了提高，有时你真会觉得无懈可击。”
越战期间，美军派往老挝执行为期4天的秘密任务的士兵会得到一个医疗包，里面包含有12片止痛药达尔丰、24片含鸦片成分的可待因以及6丸安非他命等物品。
初到越南之时，3.2%的士兵严重依赖安非他命，一年后这个数字涨到5.2%，再后来升至7%。1971年，美国众议院犯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称，从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剂类药物，大多是右旋苯丙胺（右旋安非他命），这是安非他命的一种衍生品，比二战时期所用苯丙胺药性强1倍多。
一些士兵还记得药效逐渐失去时，他们会变得愤怒，感觉就像是向“街上的孩子们开枪”一样。例如，绰号“比尔”的绿色贝雷帽精英部队队员曾严重依赖安非他命，每天几乎要服用100毫克。一天夜里在河岸巡逻时，在无眠、靠药性执勤26小时后，他有些神经质了，受到噪音的震惊之后，他开枪打向陪同他一起巡逻的小船，打残了一位战友。
美军发放精神类药物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战场上士兵的作战能力，也是为了减轻作战给士兵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场战争中，精神类药物大量使用、军队精神科医生大量派到前线，如葛兰素史克生产的氯丙嗪等有效的抗精神病处方药物的使用成为惯例，也是美军历史上首次。
同时，美军士兵的战斗损伤率较低，但是，抗精神病类药物和兴奋剂的效果迅速且短暂，服药只能减轻或一时压制问题，几年以后，可能会以几倍的力量爆发出来。
以色列作家、和平主义者大卫·格罗斯曼写道：“越南战争是第一场现代药理学的力量被直接用于‘控制’士兵的战争。”他观察到，多数精神类药物“就像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可以缓解症状，但疾病还在”。
由“干净”变“肮脏”
越战期间，克罗格作为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联络员走访了当地的美军基地。在一个基地，他对士兵们说：“先生们，我从白宫来，以了解毒品问题。”一位士兵看着我，深吸一口气说：“我从火星来，先生。”
“我真的是从白宫来，你们可以提供些什么？”克罗格问道。那位士兵说：“你想要大麻？还是想要海洛因？你想要什么，尽管去那边。”克罗格回忆说：“我忘不了这件事。我去了13个军事基地，这种体验得到了复制。”
大麻等毒品易得程度可见一斑：军方精神科医生称：“大麻到处都是。在任何村落或城镇，想要的人只需说出Khan Sa一词，人们就明白了。”《越南：英勇与悲伤》的作者托马斯·波特切尔在书中引用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的话道：“当人们在越南时，他能确定，可能离他25英尺以内就有毒品。”
让越南战争成为首场“药物战争”的因素，除了军方提供给士兵的药物，还因士兵们自主使用药物，甚至毒品。撰写过关于越战书籍的作家蒂姆·奥布莱恩多次这样说道：“你加入战争时是‘干净’的，之后就变得‘肮脏’，你就再也不是从前的你了。”
据卡明斯基的调查，除了酒精，士兵们自主使用的主要毒品包括大麻、海洛因、吗啡、鸦片、镇静剂和迷幻剂、（甲）安非他命（一种兴奋剂）等等。
除了一些士兵在参战前就吸毒之外，越战期间的毒品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卡明斯基写道：“毒品成为战争中所缺乏的一切事物的替代品。”士兵在身心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作战，曾在越南服役的韦伯描述道：“你在丛林里待上一个月，就不再是海军陆战队员了，你甚至不是个人了，你是动物，忘记自己身上味道多难闻……”吸食毒品是种“抚慰”。
除了用“嗑药”来提升作战效率，越战还是美国首个“青少年战争”——处于叛逆期的士兵被送到了战场，而越南可谓“沉醉天堂”，毒品常见、易得、便宜、质量高。
在战场上，士兵们处于孤立和孤独的状态，仅是因为无聊也可让他们成瘾，而且，毒品还能减轻战争对年轻士兵心理精神的负面影响、释放压力、恐惧与忧虑。
一位步兵回忆道：“我们只在完成一项任务后吸毒，尤其是艰巨任务。有时我们就是坐在树下吸毒、哭泣，这是放松的好方法。”
对于外界认为士兵吸毒是病态现象，而嬉皮文化中吸毒被视为寻求意识的不同状态，一位退伍士兵阐述了对此双重标准的厌恶：“战争把我们变成杀人犯、瘾君子，如果你在越南，那你也必须得杀人、吸毒，就这么简单。” “对毒品宣战”
起初，军方忽视士兵吸食大麻的习惯。不过，1968年，美国媒体报道让军方面临压力，媒体将大麻刻画成削弱美军的瘟疫。于是，军方开始在内部做教育宣传，演讲、广播、宣传册、医生警告等随之而来，但都收效甚微。
1968年1月，美军规中增加了修正案，扩大了有害物质名录，规定禁止使用、售卖、转让或引进镇静剂、兴奋剂、迷幻剂，除非得到授权用于医疗目的。
在此基础上，美军开始搜查有吸食大麻现象的军营，每周可逮捕上千人。相比陆军，在越海军陆战队的毒品问题要轻些——使用或持有较小剂量的大麻都要上法庭。不过，军方法庭系统效率低下，直到1968年，美军在越南无实验室，尿检样本要拿到日本去检测。
1970年，约有1.1万士兵因使用硬性毒品被起诉。不过检出率依旧很低，据估计，只有五分之一的吸毒士兵被识别出来。到1972年，毒品案件几乎使美军在越军事司法系统瘫痪，正如一位被告士兵的律师所说，军事法庭上的毒品犯罪就如同美国本土民事法庭上的交通事故。为了降低大麻的可得性，美军会出动飞机搜寻大麻种植地以进行遏制。
而军方对大麻的限制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海洛因开始流行起来。一位陆军指挥官说：“如果能让他们放弃海洛因，我愿意买下这里所有大麻作为礼物。”
到1971年，越南有29个实验室制造低廉、劲大的海洛因，在该国输送这种“白色垃圾”以满足美军高涨的需求。从1970年4月到1973年1月，112个因毒品死亡士兵源于海洛因吸食过量。美军士兵也毫不掩盖自己的吸毒习惯，士兵们会在自己的打火机上刻上有关毒品“诗歌”——那就像吸烟一样稀松平常。
1971年5月27日，共和党国会议员墨菲和斯迪尔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世界海洛因问题》，集合了此前军队医生的预估数字——2.5万到3.7万在越美军士兵吸食海洛因，经媒体披露产生极大的反响。
压力之下，在给时任国防部长莱尔德的备忘录中，尼克松敦促称，急需设立一个项目识别有毒品问题的士兵，目的是“有毒品问题的退伍士兵应接受治疗，而不是简单地回到我们的城市中去。”
这一年，总统宣布“对毒品宣战”。
1971年7月中旬，代号为“黄金流行动”的项目开启。该项目要求所有士兵在离开越南之前进行尿检。随着技术发展，在1971年底，在越南的美军实验室一天课检测7500个尿检样本，检查呈阳性的士兵要接受治疗。
据当时新成立的预防药物滥用特别行动办公室主任杰夫的报告，到1971年9月，共检测了9.2万多士兵，其中4788（高于5%）呈海洛因阳性。杰夫认为，威胁推迟回国、开除军籍、上法庭等是有效的遏制手段。到1972年3月，海洛因阳性比率下降到2%。不过，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尿检只能显示尿检前五天是否有吸毒，而且，士兵会在尿检前喝得酩汀大醉、在黑市上购买干净尿液等来“作弊”。
“总的来说，看上去，比起帮助上瘾的士兵来说，‘黄金流项目’更多是为了让政客和军方的良心上好过些。”卡明斯基这样写道。
而连续两次尿检呈阳性的士兵会被开除军籍、送回国，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回国后，这些士兵被政客和社会视为“其他人”，受到排挤。因为毒品问题，他们早已被贴上社会秩序潜在破坏者的标签。虽然他们努力在战争中活下来，他们仍是战争的受害者。
（古兴荐自《看天下》）
责编：我不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