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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具体的，在确定了具体的罪名后，犯罪情节的轻重便是对犯罪行为人施以刑罚的最重要依据。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虽然同样是故意杀人，可能由于考虑到具体情节的不同，可能会被判处差异较大的刑罚。按照《刑法》该条规定，如果是情节较轻，可能会被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如何理解这里的“情节较轻”呢？由于司法实践中法律还没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规定，一般由具体办案人员根据案件本身情况予以灵活掌握。本文主要从被害人过错角度，谈一下对故意杀人案中“情节较轻”的认识。
关键词：故意杀人；情节；定论
中图分类号：D92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112 -01
一、司法实践中对故意杀人案中“情节较轻”的一般认识
对刑事犯罪，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从轻或减轻量刑情节是“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但在故意杀人案中，这些都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的范畴。在一般司法人员的眼中，故意杀人案中的“情节较轻”，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犯罪未遂的情形。指在故意杀人案件中，由于犯罪分子意志外的原因使杀人行为没有得逞，尚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存在犯罪中止的情形。指在故意杀人案中，由于犯罪分子自身意志的原因（如良心发现、出于对被害人的怜悯或畏惧法律制裁等）而自动放弃犯罪或防止更严重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当然对于中止犯，原则上只在已经造成一定的犯罪后果的情况下（如被害人受到了肉体或精神上的损害）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胁从犯。指故意杀人案件有多人实施，在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中，被胁迫参与杀人或在杀人行为中起次要作用的情形。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四）存在特殊犯罪主体时的情形。指精神病人或盲聋哑等残疾人由于存在某些先天性的缺陷，控制和辨认自己能力差，在特殊条件下而实施杀人的情形。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存在防卫过当时的情形。指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而故意将不法侵害者杀死的情形。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司法实践中，在故意杀人案中，存在上述情形时，司法人员据其认定“情节较轻”是正确，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上述情形，除了防卫过当外，都没有从被害人过错角度去考虑犯罪“情节较轻”，这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缺陷。笔者以为：故意杀人案中，在存在以下两种特殊情形、被害人具有明显过错时，亦应当按犯罪“情节较轻”进行处理。
二、对因被害人过错而导致的杀人按“情节较轻”处理的理论依据
从道义上讲，“害人者，终害己”，“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按照传统的道德理念，凡事必有因果，善恶皆有报。在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杀人案中，正是由于被害人恶行或不义之举首先激怒或惹恼了行为人，所以才引来了行为人“以恶制恶”的极端报复。这种道义上的平衡，可以从我们每个人在小说或影视中，当看到恶棍、贪官、反革命或刽子手被人杀死时所产生的快感中能够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实施恶行的人被杀死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在道义上却能够得到大家一定的同情和支持；这种道义上的平衡无疑也会减轻或降低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责。所以，行为人如果杀死的是存在重大过错的被害人，在对其量刑时按“情节较轻”处理合乎情理。
从法理上讲，对他人生命的非法剥夺是最大的侵权行为。在侵权行为中，法律上也必须讲究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对这种利益上的平衡，我们称之为“过错相抵”，即被侵权人的过错与侵权人的过错能够进行相互抵销或抵减，通过对被侵权人与侵权人相互利益损害计算的方式平衡双方的权益救济途径和方式，从而达到公平保护各方权益的目的。在行为人激情和义愤状态下实施的杀人案中，由于被害人失去了生命，所以被害人的过错与行为人的过错显然是不能相互抵销的，所以有追究行为人杀人行为法律责任的必要。但是法律在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前提下，按照“过错相低”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忽略掉对犯罪者权益的保护。在对因激情和义愤实施杀人者进行量刑时，按照“情节较轻”处理合乎基本的“过错相抵”法律原则。
从社会防卫和功利的角度讲，对因激情或义愤实施杀人者进行量刑时，按照“情节较轻”处理，有利于教导每个社会公民对自己实施的影响或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更加理智地进行权衡。考虑到激情或义愤杀人行为属于“情节较轻”的量刑依据，每个人为避免自己成为激情或义愤杀人行为的被害人，会本能地对自己不符合社会道义的行为自觉地内敛，从而更加理智地划定自己行为的边界，尽可能地避免侵害他人事件的行为发生，有利于最大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只有每个人在社会中时刻想着避免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减少引起他人激情或义愤杀人的因素产生，那么我们整个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才会实现社会自我防卫、主动预防犯罪的社会功利目的。
总之，我们认为：对故意杀人者实施严刑峻法未必是预防犯罪的理想措施。正如古人所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相反，对杀人者采取更加符合人性或道义的刑罚，尤其是对符合激情或义愤状态条件下的杀人者实施较为轻微的刑罚，不仅可以实现劝导人们积极“向善”、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目的，而且顺应国际上刑罚朝着更加“科学化”、“轻刑化”和“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简介：王世博，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级在职法律硕士。
关键词：故意杀人；情节；定论
中图分类号：D92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112 -01
一、司法实践中对故意杀人案中“情节较轻”的一般认识
对刑事犯罪，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从轻或减轻量刑情节是“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但在故意杀人案中，这些都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的范畴。在一般司法人员的眼中，故意杀人案中的“情节较轻”，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犯罪未遂的情形。指在故意杀人案件中，由于犯罪分子意志外的原因使杀人行为没有得逞，尚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存在犯罪中止的情形。指在故意杀人案中，由于犯罪分子自身意志的原因（如良心发现、出于对被害人的怜悯或畏惧法律制裁等）而自动放弃犯罪或防止更严重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当然对于中止犯，原则上只在已经造成一定的犯罪后果的情况下（如被害人受到了肉体或精神上的损害）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胁从犯。指故意杀人案件有多人实施，在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中，被胁迫参与杀人或在杀人行为中起次要作用的情形。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四）存在特殊犯罪主体时的情形。指精神病人或盲聋哑等残疾人由于存在某些先天性的缺陷，控制和辨认自己能力差，在特殊条件下而实施杀人的情形。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存在防卫过当时的情形。指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而故意将不法侵害者杀死的情形。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司法实践中，在故意杀人案中，存在上述情形时，司法人员据其认定“情节较轻”是正确，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上述情形，除了防卫过当外，都没有从被害人过错角度去考虑犯罪“情节较轻”，这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缺陷。笔者以为：故意杀人案中，在存在以下两种特殊情形、被害人具有明显过错时，亦应当按犯罪“情节较轻”进行处理。
二、对因被害人过错而导致的杀人按“情节较轻”处理的理论依据
从道义上讲，“害人者，终害己”，“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按照传统的道德理念，凡事必有因果，善恶皆有报。在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杀人案中，正是由于被害人恶行或不义之举首先激怒或惹恼了行为人，所以才引来了行为人“以恶制恶”的极端报复。这种道义上的平衡，可以从我们每个人在小说或影视中，当看到恶棍、贪官、反革命或刽子手被人杀死时所产生的快感中能够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实施恶行的人被杀死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在道义上却能够得到大家一定的同情和支持；这种道义上的平衡无疑也会减轻或降低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责。所以，行为人如果杀死的是存在重大过错的被害人，在对其量刑时按“情节较轻”处理合乎情理。
从法理上讲，对他人生命的非法剥夺是最大的侵权行为。在侵权行为中，法律上也必须讲究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对这种利益上的平衡，我们称之为“过错相抵”，即被侵权人的过错与侵权人的过错能够进行相互抵销或抵减，通过对被侵权人与侵权人相互利益损害计算的方式平衡双方的权益救济途径和方式，从而达到公平保护各方权益的目的。在行为人激情和义愤状态下实施的杀人案中，由于被害人失去了生命，所以被害人的过错与行为人的过错显然是不能相互抵销的，所以有追究行为人杀人行为法律责任的必要。但是法律在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前提下，按照“过错相低”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忽略掉对犯罪者权益的保护。在对因激情和义愤实施杀人者进行量刑时，按照“情节较轻”处理合乎基本的“过错相抵”法律原则。
从社会防卫和功利的角度讲，对因激情或义愤实施杀人者进行量刑时，按照“情节较轻”处理，有利于教导每个社会公民对自己实施的影响或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更加理智地进行权衡。考虑到激情或义愤杀人行为属于“情节较轻”的量刑依据，每个人为避免自己成为激情或义愤杀人行为的被害人，会本能地对自己不符合社会道义的行为自觉地内敛，从而更加理智地划定自己行为的边界，尽可能地避免侵害他人事件的行为发生，有利于最大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只有每个人在社会中时刻想着避免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减少引起他人激情或义愤杀人的因素产生，那么我们整个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才会实现社会自我防卫、主动预防犯罪的社会功利目的。
总之，我们认为：对故意杀人者实施严刑峻法未必是预防犯罪的理想措施。正如古人所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相反，对杀人者采取更加符合人性或道义的刑罚，尤其是对符合激情或义愤状态条件下的杀人者实施较为轻微的刑罚，不仅可以实现劝导人们积极“向善”、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目的，而且顺应国际上刑罚朝着更加“科学化”、“轻刑化”和“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简介：王世博，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级在职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