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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行业领袖闭门会上，很多企业家都在讨论生意为什么越来越难做，有强调资金链、供应链问题的，有说管理、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的，甚至又有谈家庭传承的。我一边听分享，一边想象了一个场景：假设明代的某一年，洛阳、长安等地商业领袖们也聚在一起开研讨会，讨论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是不是他们也会找到上述同样的原因？他们能想到真正让他们生意越来越难做的原因其实是东西方贸易路线的改变，是万里之外海上大船的运输效率远远超过马背和骆驼吗？如今这个时代的商业领袖们也觉得生意难做，除了资金、管理、产品、业务模式和家庭传承，他们能看到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吗？
中国用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近300年的四次工业化革命历程。第一次：1787～1842年以纺织工业、冶金技术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1842～1897年以蒸汽机、钢铁和铁路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1898～1946年以电气、化学、汽车工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1946～1990年以电子、通讯、化工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工业增加值仅有1622亿元。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马加鞭——1992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2017年工业增加值接近28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53倍，年均增长10.8%。
从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来看，1990年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19.8%，跃居世界第一。
40年诞生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尽管有各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总有一部“电梯”在托着大家上行——这就是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
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高峰阶段已经过去。首先，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大约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对中国企业来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几乎已经没有“蓝海”，产能过剩已经是普遍现象。其次，中国的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1980年代水平，2018年中国小汽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中国传统汽车消费增长空间有限。此外，国内的资源已经不再支持传统工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例如人力方面，随着60后劳动力逐渐退休，传统工业已经很难再招到大批量的“厂妹”来从事低端制造业，90后、00后逐渐进入就业市场，他们宁可送外卖，也不愿意在传统工厂从事单调重复的劳动。环境方面，地方政府已经逐渐将“绿水青山”作为新的政绩指标，传统的重化工业到处都受到排斥，要承担环境成本，制造业也必须发展高技术含量、高毛利率的先进制造业。这一切表现在一个关键的数据上，就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2019年，工业在中国GDP占比降到36.8%，其中制造业占比更是只有27.2%。
快速的城镇化是中国企业快速成长搭乘的第二部“电梯”。从特大型城市数量来看，2006年时，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量还只有57个，到2019年，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量有130个，而美国是45个，欧洲是36 个，南美是46个，中国比它们的总和还要多。快速城镇化也带动了房地产、建筑材料、装饰装潢、家电、汽车等产业的迅猛发展，1990年代以来，中国富豪榜上占据前列的，很多出自这些行业。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北上广深、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省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70%，已经有8.3亿人居住在城市或者城镇，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否已经进入后半程？
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来看，城市化率的及格线一般认为是75%。据此测算，中国未来还将有约2.2亿人进入城市生活，但总体来看快速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曾经的主要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这个曾经带动钢铁、水泥和其他建材以及家电和装饰装潢等一系列产业发展的重要“火车头”正在减速。
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第三部“电梯”，是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改革和对外开放，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带来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40年，按人民币计价，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782倍，年均增速达18.6%；按美元计价，进出口总额增长198倍，年均增速达14.5%。
然而，从2015年中国贸易顺差创下5500亿美元新高以后，就开始逐渐减低，这是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中国制造业的体量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即便没有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仍将逐年递减，预计在2030年前后基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从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的长期转变过程中，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持续降低，这也是近期中国高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格局”的国际背景。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技术进步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源性技术供给将明显减少，中国能够获得的全球化和谐红利正在递减。
企业家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增长机会越来越不平衡。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过去几十年，IT、媒体、娱乐、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快速增长，而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则陷入衰退；从地域分布上看，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东西海岸，如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西海岸的硅谷、洛杉矶等少数城市和新泽西、加州等少数州，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中西部的大量内陆州则陷入长期的增长乏力甚至衰退，曾被称为“汽车城”的底特律甚至陷入整个城市破产的困境；从经济增长的受益人口来看，能够享受新经济增长成果的，主要是在上述地区和产业的高学历、高能力人群，而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和低学历的劳动者，则很少能参与到上述新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的甚至陷入了失业和贫困，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就反映出当通用汽车关闭了俄亥俄州代顿的工厂后，当地工人的困难处境。特朗普就是在这种经济增长失衡背景下，靠争取不平衡增长过程中失落的大多数，甚至不惜煽动民粹和分裂，才登上舞台的。
从全球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能够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电子信息产业传媒产业、文化娱乐产业、知识产业、新零售、新金融科技赛道上展开竞争的，毕竟只有少数国家、少数企业，而大量国家、大多数传统企业、大部分人口，只能作为赛事的观众，等待决出胜负后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销售市场。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体现出较多的普惠性特点，不论是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地区、农村还是城市、企业家还是普通工人、快递小哥，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虽然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但是并不能改变大部分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这样的事实。然而，近几年来经济增长在产业、地域和人口分布方面的不平衡也越来越明显。
从地域分布上，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成为新经济、新产业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也正在崛起，而东北、西北和很多内陆城市的传统制造业却在加速衰落。设想一下，每一个城市都培育出字节跳动、拼多多和长鑫存储这样的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传统服务业受冲击严重且恢复缓慢，而以非接触经济、线上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却蓬勃发展。这虽然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规律，但毕竟从就业和受益人口等方面与改革开放前40年的增长普惠性有所不同。
如果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鎮化时代那种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都受益的普惠性增长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经济引领不平衡增长模式，那就注定只有少数行业、少数企业和少数人能够搭乘新的“电梯”，这样长期增长不平衡带来的转型冲击不容忽视。
网络上有这样一个段子：有几个人坐电梯，一个人在电梯里原地跑步，有一个人在做俯卧撑，还有一个则不停地用头撞墙……出了电梯，有人问他们是怎么上来的？第一个人说我是跑步上来的，第二个人说我是做俯卧撑上来的，第三个人则说我是用头撞墙上来的……这当然是个笑话，选择坐电梯才是他们能快速上楼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果这部电梯慢了或者停了，怎么办？如果在大楼的别处安装了更快的电梯，我们还傻傻挣扎在原来的电梯上，又会怎样？如果企业家不深刻认识时代的变局，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业务而不考虑与时俱进的转型之道，会不会南辕北辙、用力越大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
一、快速工业化的高峰已过
中国用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近300年的四次工业化革命历程。第一次：1787～1842年以纺织工业、冶金技术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1842～1897年以蒸汽机、钢铁和铁路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1898～1946年以电气、化学、汽车工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1946～1990年以电子、通讯、化工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工业增加值仅有1622亿元。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马加鞭——1992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2017年工业增加值接近28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53倍，年均增长10.8%。
从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来看，1990年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19.8%，跃居世界第一。
40年诞生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尽管有各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总有一部“电梯”在托着大家上行——这就是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
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高峰阶段已经过去。首先，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大约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对中国企业来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几乎已经没有“蓝海”，产能过剩已经是普遍现象。其次，中国的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1980年代水平，2018年中国小汽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中国传统汽车消费增长空间有限。此外，国内的资源已经不再支持传统工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例如人力方面，随着60后劳动力逐渐退休，传统工业已经很难再招到大批量的“厂妹”来从事低端制造业，90后、00后逐渐进入就业市场，他们宁可送外卖，也不愿意在传统工厂从事单调重复的劳动。环境方面，地方政府已经逐渐将“绿水青山”作为新的政绩指标，传统的重化工业到处都受到排斥，要承担环境成本，制造业也必须发展高技术含量、高毛利率的先进制造业。这一切表现在一个关键的数据上，就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2019年，工业在中国GDP占比降到36.8%，其中制造业占比更是只有27.2%。
二、快速城镇化进入后期阶段
快速的城镇化是中国企业快速成长搭乘的第二部“电梯”。从特大型城市数量来看，2006年时，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量还只有57个，到2019年，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量有130个，而美国是45个，欧洲是36 个，南美是46个，中国比它们的总和还要多。快速城镇化也带动了房地产、建筑材料、装饰装潢、家电、汽车等产业的迅猛发展，1990年代以来，中国富豪榜上占据前列的，很多出自这些行业。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北上广深、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省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70%，已经有8.3亿人居住在城市或者城镇，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否已经进入后半程？
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来看，城市化率的及格线一般认为是75%。据此测算，中国未来还将有约2.2亿人进入城市生活，但总体来看快速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曾经的主要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这个曾经带动钢铁、水泥和其他建材以及家电和装饰装潢等一系列产业发展的重要“火车头”正在减速。
三、全球化的和谐红利渐行渐远
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第三部“电梯”，是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改革和对外开放，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带来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40年，按人民币计价，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782倍，年均增速达18.6%；按美元计价，进出口总额增长198倍，年均增速达14.5%。
然而，从2015年中国贸易顺差创下5500亿美元新高以后，就开始逐渐减低，这是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中国制造业的体量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即便没有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仍将逐年递减，预计在2030年前后基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从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的长期转变过程中，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持续降低，这也是近期中国高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格局”的国际背景。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技术进步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源性技术供给将明显减少，中国能够获得的全球化和谐红利正在递减。
四、增长结构越来越不平衡
企业家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增长机会越来越不平衡。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过去几十年，IT、媒体、娱乐、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快速增长，而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则陷入衰退；从地域分布上看，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东西海岸，如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西海岸的硅谷、洛杉矶等少数城市和新泽西、加州等少数州，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中西部的大量内陆州则陷入长期的增长乏力甚至衰退，曾被称为“汽车城”的底特律甚至陷入整个城市破产的困境；从经济增长的受益人口来看，能够享受新经济增长成果的，主要是在上述地区和产业的高学历、高能力人群，而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和低学历的劳动者，则很少能参与到上述新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的甚至陷入了失业和贫困，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就反映出当通用汽车关闭了俄亥俄州代顿的工厂后，当地工人的困难处境。特朗普就是在这种经济增长失衡背景下，靠争取不平衡增长过程中失落的大多数，甚至不惜煽动民粹和分裂，才登上舞台的。
从全球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能够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电子信息产业传媒产业、文化娱乐产业、知识产业、新零售、新金融科技赛道上展开竞争的，毕竟只有少数国家、少数企业，而大量国家、大多数传统企业、大部分人口，只能作为赛事的观众，等待决出胜负后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销售市场。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体现出较多的普惠性特点，不论是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地区、农村还是城市、企业家还是普通工人、快递小哥，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虽然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但是并不能改变大部分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这样的事实。然而，近几年来经济增长在产业、地域和人口分布方面的不平衡也越来越明显。
从地域分布上，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成为新经济、新产业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也正在崛起，而东北、西北和很多内陆城市的传统制造业却在加速衰落。设想一下，每一个城市都培育出字节跳动、拼多多和长鑫存储这样的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传统服务业受冲击严重且恢复缓慢，而以非接触经济、线上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却蓬勃发展。这虽然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规律，但毕竟从就业和受益人口等方面与改革开放前40年的增长普惠性有所不同。
如果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鎮化时代那种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都受益的普惠性增长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经济引领不平衡增长模式，那就注定只有少数行业、少数企业和少数人能够搭乘新的“电梯”，这样长期增长不平衡带来的转型冲击不容忽视。
网络上有这样一个段子：有几个人坐电梯，一个人在电梯里原地跑步，有一个人在做俯卧撑，还有一个则不停地用头撞墙……出了电梯，有人问他们是怎么上来的？第一个人说我是跑步上来的，第二个人说我是做俯卧撑上来的，第三个人则说我是用头撞墙上来的……这当然是个笑话，选择坐电梯才是他们能快速上楼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果这部电梯慢了或者停了，怎么办？如果在大楼的别处安装了更快的电梯，我们还傻傻挣扎在原来的电梯上，又会怎样？如果企业家不深刻认识时代的变局，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业务而不考虑与时俱进的转型之道，会不会南辕北辙、用力越大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