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本文中我主要对《史通》与《文史通义》史学编纂思想的论述从二个方面进行。一是关于史料范围的扩大。二是关于史籍的划分。“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而章学诚则明确提出按史籍的性质和作用不同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

关键词：《史通》;《文史通义》;史学思想;比较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与汗牛充栋的各类“国史”﹑“正史”、“别史”、“野史、”“杂史”相比，史学理论著述之稀少可谓凤毛麟角。严格说起来，传统史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与批评专著只有两部书，那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中国史学的灿烂星河中，《史通》和《文史通义》这两颗“孤星”虽然不免有“殊我同类”之寂寞，但它们却绝不黯然失色。相反，恰恰因为它们稀少而弥足珍贵，更因为它们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而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辉。
　　《史通》与《文史通义》对各种史书裁体、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刘知几和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下面我从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关于史料范围的扩大
　　在史料的搜求上，刘知几主张博采，即广泛的收集资料，他说：“盖珍裘以集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家，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¹。这说明广泛搜集史料是编撰史学巨制的基础工作。先秦典藉《尚书》与《春秋》，用今天的标准来定性，前者为档案史料汇编，后者属编年体史书，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珍贵史料，但在封建时代，这两部书却被奉为儒家经典，享有独尊的地位。而刘知几却以忠于史学的态度和足够的勇气，把《尚书》与《春秋》从经的神圣地位拉了下来，与《史》、《汉》等平列，统统视之为史学源流，打破了甲经与乙史，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中，是一般人士所难以做到的，甚至还要毁其为离经叛道。
　　章学诚继承了前人对经史观的认识成果，在《文史通义》中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的说“六经皆史”，在其它许多篇章中章学诚又反复论述强调“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等等，认为经原本是史，所以“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书帝之书，仓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于史矣。”“六艺皆古史之遗，后人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指出史先于经，史包括了经。把讨论了近2000年的经史关系进行了总体上的概括，从理论上扩大了史学的内涵。“六经皆史”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更明确地把儒家经典与史学界结合起来，恢复了儒家经典作为史书的本来面目，从而扩大历史研究和采集史料的范围。
　　我们认为，《史通》以《尚书》、《春秋》入正史，遂开后世“六经皆史”之先河。他雖然没有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概念，但它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认识，这从他对《春秋》、《尚书》、《诗经》、《周易》等经书的论述和对经史关系的讨论处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知几的这种认识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研究和史料搜集的范围，对后世学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章学诚则在刘知几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在史学研究实践上，章学诚撰述《史籍考》，即将史部以外的经、子、集许多著作列入其中，并明确提出研究历史“经部宜通”，“子部宜选”，“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的资料取舍原则，并贯穿于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中。
　　（二）关于古代史籍的划分
　　“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六家》、《二体》列于《史通》内篇之首，冠盖全篇，是有深意的。它一方面透露了《史通》从史籍分类入手探讨古代史书编纂的整体构想，另一方面说明《史通》一书在探讨古代史书编纂体系中又以探讨史书体例为重点，这就是六家二体说的来源。刘知几对六家二体之说自视甚高。《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这就是说刘知几认为古来史体，其流有六：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古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他说的二体实际上是断代的编年体和断代的纪传体。六家二体说是一个有价值的看法。这凝聚着史学家丰富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版（卷二—卷二十）
　　[2][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卷一—卷七）
　　[3][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一版 （卷八—卷十五）
　　1《史通通释》卷5《采撰》，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