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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从未和宏观、经济贸易和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如此紧密。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把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国内和国际割裂开来
《财经》特约作者 昕原 记者 姚佳威 马国川
一元复始话农桑。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又将下发一号文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刊独家专访了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听他谈谈“三农”问题。
韩长赋认为,农业是一个生命周期过程,每一天、每一阶段的工作都不能分割。一个生产者常要贯穿始终地负责,没有收成之前是无法彻底衡量成果的,这和工业很不同。考虑“三农”问题,更要长期统筹地来看来想,不能轻易割裂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基本目标和新目标的相互影响。
老“三农”遇到新挑战
《财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为什么我们都是讲“三农”问题?现在中国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格局下推进现代化进程,这给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哪些新挑战?
韩长赋:各国现代化的道路有共同性,但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化,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农业历史最悠久、农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农村最广大、城乡差距最明显的国家。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可循,因此中国提出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如果不正视“三农”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肯定是脆弱的。
正因如此,“三农”问题不能孤立解决。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在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三农”问题从未和宏观、经济贸易和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如此紧密。
所以,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把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要解决当代中国的一些城市问题,要到农村找办法,解决诸多农村问题,要从城市找办法。解决“三农”问题,也不能把国内和国际割裂开来。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愈加凸显。
《财经》:现在我们已经把结构调整放在经济发展的重要层面,对于农业产业来说,如何进行新的结构调整?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从事农业产业投资,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
韩长赋:中国经济调整结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调整产业结构。其中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增强农业支撑能力,符合经济整体健康运行的需要,符合支撑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农业是基础,农业不稳,经济就不稳,农产品价格稳定,CPI才能稳定。长远来讲,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三化统筹。
农业和其他产业一样,作为一种经济形态,也有一个总量和结构的问题。从总量上说,中国是人口大国,必须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特别是粮食,要基本自给。但是,在人们进入小康社会之后,仅维持这种水平就不够了,还必须提高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还有安全水平,这也是人们青睐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原因。
所以,农业生产一方面要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优化品种、结构,特别是在种植业、养殖业环节推行标准化生产。如果说提高品质是一个方面,农业结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效率,既优质又高效,这里边文章就更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农民种田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简而言之,就是要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结构调整往深入说,还要延长农业产业链,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紧密联结,实行一体化的经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工商业的理念发展农业,让农民也能享受到农产品的工商环节利润,城乡统筹,产销衔接。这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
讲到城里人、企业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和投入,也应当鼓励。通过城里人到农村发展,把城市资源,尤其是资金和商业渠道带到农村,确实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已经有采取产业化方式,公司加基地、公司加合作社等形式,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总之,通过把农民和农产品带出农村,把资金和信息带入农村,可以进一步搞活农业。
《财经》:你曾长期在基层工作了解基层情况,又在地方工作当过省长,对城乡发展不平衡有切身体会,怎么认识中国不平衡的发展现状?如何减小城乡差距?
韩长赋:当前中国有很多不平衡,包括农业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等。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包含上述其他不平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繁荣现状令西方国家都叹为观止,但广大农村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认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视并努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总体思路就是城乡统筹考虑,推动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城带乡,以工促农。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阶段,也已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在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带动、促进、帮助农业加快发展,而不是扩大这种差距。在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的条件下,现代化进程将会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加大城乡统筹发展的力度,加大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力度。
打开“城门”接纳农民工
《财经》:你曾经说过,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维护农民的权益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提高农民福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未来在“三农”政策中,将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来推进?
韩长赋:在制度层面,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让阳光更多的普照到农村。大力推动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完善交通、通信、电网、饮水等基础设施;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这有利于加快农村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支持农村生产力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各产业中,工商业只承担市场风险,而农业除承担市场风险之外,还受自然状况影响,承担自然风险。国家和社会只有更多地投资于农业和农村,才能真正加快现代化,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支撑和保证。
农民工为城市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进城推动了城乡隔离之门的开启,具有制度性变革的意义。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在国际上,“MADEINCHINA”的标志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在国内,我们随处可见农民工的奋斗身影。在广大农村,两亿多农民工的收入返回农村,成为农村建设和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保障。
就城乡关系和格局而言,农民工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而这恰是社会转型期沟通二元结构两极不可缺少的桥梁和过渡。
因此,政府应该重视农民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引导他们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当然,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又必须考虑市场的力量,重视农民工的创造精神。
洞察第三代农民工新群体
《财经》:现今农民工队伍中,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涌现,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力量,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新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新问题?
韩长赋:这个问题也正是我着重思考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出现了第三代农民工。第一代是改革开放后“洗脚上田”的“泥腿子”,这一代农民工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往往就是在一些乡镇企业,在非农忙时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大量增加,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工人,那时出现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现象,大多长年打工,而且很多进城,他们构成了二代农民工的主体。
如今第三代农民工已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出生的,在开放时代成长,拥有更高文化素质,大多数从未种过地,比父辈有更多打工赚钱的冲动,更少对土地的依恋;而且他们中很多人追求在城市工商业就业,而非像长辈那样从事工业生产线劳动,不想再像前两代那样在城里挣钱后返回农村,而是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
面对第三代农民工问题,我们要承认他们,接纳他们。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可能拒其于城外,我国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需要高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市民,因此要因势利导,打开“城门”,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一部分。
当然,引导农民工进城的工作需要通盘规划,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上。如此庞大的新兴群体,一下子都进城,城市也吃不消,也很难全都实现就业。对此,一方面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能力培训,使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引导、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市民,同时要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享受同等待遇。
从根本上说,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的计划经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必须打破城乡分治,进行制度创新。
实践研究吃透“两头”
《财经》:你既有基层工作经验,也在中央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这些经历对你的性格与工作风格有什么影响?外界评价你为学者型官员和专家型官员,你自己对此怎么看?
韩长赋: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实际工作经历确实对我的思想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在中央经济决策和研究部门都工作过,在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八年,研究农村和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三年,全面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不过,这段工作经历,比起我做实际工作时间还要短些。
其实我的第一份政务工作是村党支部书记,在乡里、县里也都工作过。以我自身的体会,我从不把在上级领导机关工作同在基层的实际工作分割开来,也从不把高层政策研究与地方基层实际工作隔离开来,我扮演过这两种角色,深知二者相结合才能做好工作。
我以为,高层政策研究只有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基层鲜活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符合实际,才能决策正确。而善于结合才能把决策和执行更有效地对接,提出建议才能更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实际执行才能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
所以我在制定政策和提出建议时,手里拿着笔,心里想着下面;而在基层落实工作时,我能想到宏观情况,想到中央精神。老话讲“吃透两头”,就是吃透中央精神和基层实际。用古人的话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思其君”。
我曾经长期研究政策,由此人们说我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但是我觉得与“学者型官员”的称谓相比,我更像毛主席所说的“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官员。不管是研究政策还是写文章,我都是半路出家,在更长时间内我从事的是基层实践工作。
我确实对“三农问题”很有兴趣,很有感情,长期关注和研究,写过一些论文和专著,但自己觉得离真正的学者、专家还有很大距离。
我总认为,无论做哪方面工作,都必须把理论、政策与实践相结合,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作为一个清醒、自觉的领导干部,应该有理论、有实践、有生活,并能把这几者有机结合起来,我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工作压力大但责任更大
《财经》:作为新任农业部长,社会各界对你的期望很高,希望更多了解你的工作规划。
韩长赋: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大环境很好。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曾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新世纪以来,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七个一号文件,含金量高,覆盖面全,对农民利益有直接帮助。如取消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给农民减轻了1200多亿元的负担;发放良种、农机和化肥等生产资料补贴和种粮补贴,总数也有1200多亿元;一减一加,给农民带来了2500亿元左右的实惠。
现在是农村政策最好的时期之一,是农民获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是农村干群关系最顺畅的时期之一,因此也是农民最拥护党和国家政策的时期之一。我国农业连续六年丰收,农民连续六年增收,当前农村形势很好,我们要再接再厉。
从今年来说,我们要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完成日前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为新一年农业工作提出的目标:“两个千方百计”和“两个努力确保”,即千方百计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总产量保证在1万亿斤以上,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增幅争取在6%以上;努力确保不出现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努力确保不出现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有力支撑。
从长远来说,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夯实农业基础,统筹城乡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求解“三农”问题。
后记:
2009年12月26日,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自己为农业部部长后,韩长赋写下了一首七言:“九州拓荒赞炎黄,千年耕织盼小康。而今我为百户长,从此为民奔钱粮。”“钱粮”二字可谓“三农”问题的核心。在走过了6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之后,中国农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成为新一任农业部长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财经》特约作者 昕原 记者 姚佳威 马国川
一元复始话农桑。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又将下发一号文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刊独家专访了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听他谈谈“三农”问题。
韩长赋认为,农业是一个生命周期过程,每一天、每一阶段的工作都不能分割。一个生产者常要贯穿始终地负责,没有收成之前是无法彻底衡量成果的,这和工业很不同。考虑“三农”问题,更要长期统筹地来看来想,不能轻易割裂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基本目标和新目标的相互影响。
老“三农”遇到新挑战
《财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为什么我们都是讲“三农”问题?现在中国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格局下推进现代化进程,这给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哪些新挑战?
韩长赋:各国现代化的道路有共同性,但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化,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农业历史最悠久、农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农村最广大、城乡差距最明显的国家。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可循,因此中国提出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如果不正视“三农”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肯定是脆弱的。
正因如此,“三农”问题不能孤立解决。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在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三农”问题从未和宏观、经济贸易和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如此紧密。
所以,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把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要解决当代中国的一些城市问题,要到农村找办法,解决诸多农村问题,要从城市找办法。解决“三农”问题,也不能把国内和国际割裂开来。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愈加凸显。
《财经》:现在我们已经把结构调整放在经济发展的重要层面,对于农业产业来说,如何进行新的结构调整?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从事农业产业投资,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
韩长赋:中国经济调整结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调整产业结构。其中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增强农业支撑能力,符合经济整体健康运行的需要,符合支撑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农业是基础,农业不稳,经济就不稳,农产品价格稳定,CPI才能稳定。长远来讲,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三化统筹。
农业和其他产业一样,作为一种经济形态,也有一个总量和结构的问题。从总量上说,中国是人口大国,必须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特别是粮食,要基本自给。但是,在人们进入小康社会之后,仅维持这种水平就不够了,还必须提高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还有安全水平,这也是人们青睐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原因。
所以,农业生产一方面要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优化品种、结构,特别是在种植业、养殖业环节推行标准化生产。如果说提高品质是一个方面,农业结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效率,既优质又高效,这里边文章就更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农民种田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简而言之,就是要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结构调整往深入说,还要延长农业产业链,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紧密联结,实行一体化的经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工商业的理念发展农业,让农民也能享受到农产品的工商环节利润,城乡统筹,产销衔接。这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
讲到城里人、企业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和投入,也应当鼓励。通过城里人到农村发展,把城市资源,尤其是资金和商业渠道带到农村,确实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已经有采取产业化方式,公司加基地、公司加合作社等形式,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总之,通过把农民和农产品带出农村,把资金和信息带入农村,可以进一步搞活农业。
《财经》:你曾长期在基层工作了解基层情况,又在地方工作当过省长,对城乡发展不平衡有切身体会,怎么认识中国不平衡的发展现状?如何减小城乡差距?
韩长赋:当前中国有很多不平衡,包括农业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等。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包含上述其他不平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繁荣现状令西方国家都叹为观止,但广大农村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认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视并努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总体思路就是城乡统筹考虑,推动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城带乡,以工促农。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阶段,也已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在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带动、促进、帮助农业加快发展,而不是扩大这种差距。在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的条件下,现代化进程将会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加大城乡统筹发展的力度,加大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力度。
打开“城门”接纳农民工
《财经》:你曾经说过,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维护农民的权益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提高农民福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未来在“三农”政策中,将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来推进?
韩长赋:在制度层面,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让阳光更多的普照到农村。大力推动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完善交通、通信、电网、饮水等基础设施;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这有利于加快农村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支持农村生产力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各产业中,工商业只承担市场风险,而农业除承担市场风险之外,还受自然状况影响,承担自然风险。国家和社会只有更多地投资于农业和农村,才能真正加快现代化,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支撑和保证。
农民工为城市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进城推动了城乡隔离之门的开启,具有制度性变革的意义。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在国际上,“MADEINCHINA”的标志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在国内,我们随处可见农民工的奋斗身影。在广大农村,两亿多农民工的收入返回农村,成为农村建设和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保障。
就城乡关系和格局而言,农民工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而这恰是社会转型期沟通二元结构两极不可缺少的桥梁和过渡。
因此,政府应该重视农民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引导他们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当然,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又必须考虑市场的力量,重视农民工的创造精神。
洞察第三代农民工新群体
《财经》:现今农民工队伍中,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涌现,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力量,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新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新问题?
韩长赋:这个问题也正是我着重思考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出现了第三代农民工。第一代是改革开放后“洗脚上田”的“泥腿子”,这一代农民工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往往就是在一些乡镇企业,在非农忙时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大量增加,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工人,那时出现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现象,大多长年打工,而且很多进城,他们构成了二代农民工的主体。
如今第三代农民工已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出生的,在开放时代成长,拥有更高文化素质,大多数从未种过地,比父辈有更多打工赚钱的冲动,更少对土地的依恋;而且他们中很多人追求在城市工商业就业,而非像长辈那样从事工业生产线劳动,不想再像前两代那样在城里挣钱后返回农村,而是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
面对第三代农民工问题,我们要承认他们,接纳他们。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可能拒其于城外,我国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需要高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市民,因此要因势利导,打开“城门”,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一部分。
当然,引导农民工进城的工作需要通盘规划,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上。如此庞大的新兴群体,一下子都进城,城市也吃不消,也很难全都实现就业。对此,一方面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能力培训,使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引导、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市民,同时要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享受同等待遇。
从根本上说,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的计划经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必须打破城乡分治,进行制度创新。
实践研究吃透“两头”
《财经》:你既有基层工作经验,也在中央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这些经历对你的性格与工作风格有什么影响?外界评价你为学者型官员和专家型官员,你自己对此怎么看?
韩长赋: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实际工作经历确实对我的思想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在中央经济决策和研究部门都工作过,在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八年,研究农村和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三年,全面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不过,这段工作经历,比起我做实际工作时间还要短些。
其实我的第一份政务工作是村党支部书记,在乡里、县里也都工作过。以我自身的体会,我从不把在上级领导机关工作同在基层的实际工作分割开来,也从不把高层政策研究与地方基层实际工作隔离开来,我扮演过这两种角色,深知二者相结合才能做好工作。
我以为,高层政策研究只有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基层鲜活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符合实际,才能决策正确。而善于结合才能把决策和执行更有效地对接,提出建议才能更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实际执行才能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
所以我在制定政策和提出建议时,手里拿着笔,心里想着下面;而在基层落实工作时,我能想到宏观情况,想到中央精神。老话讲“吃透两头”,就是吃透中央精神和基层实际。用古人的话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思其君”。
我曾经长期研究政策,由此人们说我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但是我觉得与“学者型官员”的称谓相比,我更像毛主席所说的“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官员。不管是研究政策还是写文章,我都是半路出家,在更长时间内我从事的是基层实践工作。
我确实对“三农问题”很有兴趣,很有感情,长期关注和研究,写过一些论文和专著,但自己觉得离真正的学者、专家还有很大距离。
我总认为,无论做哪方面工作,都必须把理论、政策与实践相结合,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作为一个清醒、自觉的领导干部,应该有理论、有实践、有生活,并能把这几者有机结合起来,我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工作压力大但责任更大
《财经》:作为新任农业部长,社会各界对你的期望很高,希望更多了解你的工作规划。
韩长赋: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大环境很好。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曾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新世纪以来,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七个一号文件,含金量高,覆盖面全,对农民利益有直接帮助。如取消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给农民减轻了1200多亿元的负担;发放良种、农机和化肥等生产资料补贴和种粮补贴,总数也有1200多亿元;一减一加,给农民带来了2500亿元左右的实惠。
现在是农村政策最好的时期之一,是农民获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是农村干群关系最顺畅的时期之一,因此也是农民最拥护党和国家政策的时期之一。我国农业连续六年丰收,农民连续六年增收,当前农村形势很好,我们要再接再厉。
从今年来说,我们要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完成日前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为新一年农业工作提出的目标:“两个千方百计”和“两个努力确保”,即千方百计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总产量保证在1万亿斤以上,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增幅争取在6%以上;努力确保不出现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努力确保不出现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有力支撑。
从长远来说,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夯实农业基础,统筹城乡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求解“三农”问题。
后记:
2009年12月26日,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自己为农业部部长后,韩长赋写下了一首七言:“九州拓荒赞炎黄,千年耕织盼小康。而今我为百户长,从此为民奔钱粮。”“钱粮”二字可谓“三农”问题的核心。在走过了6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之后,中国农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成为新一任农业部长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