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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原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引自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58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
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川大山，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
——摘自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见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68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生于古龙门（今山西河津），一说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受了“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解析】
毛泽东对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祟敬与学习，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司马迁20岁以后遍游名山大川，考察史迹，搜集史料，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对社会和历史增加认识，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对司马迁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非常赞赏，因此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作的《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他在1917年暑假，与好友萧子升作伴，以游学的方式，从长沙动身，遍游省内安化、宁乡、益阳、沅江等五县，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土人情，实现了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讲堂录》）的初衷。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之后，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戎马倥偬，仍然利用游击战争的闲暇时机，坚持做社会调查，写下了寻乌、兴国、长冈乡等数十万字的农村调查。全国解放以后，尽管日理万机，但他60%的时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了工农业的生产建设情况。1961年8月在庐山，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谈到自己的三个愿望：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写自己的一生，包括缺点、错误，让世人去评价。可见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写给他的朋友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讲述了他受刑的原因，受刑后痛苦的内心，支持他顽强生活下去的信念和追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感人泪下。信中说，他之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如果伏法受诛抗争圣上的戏弄，回击流俗的讪笑，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须知著述“草创未就”，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决不可就此轻生。况且那些留下传世之作的圣贤人物，哪个又没有经历过厄运呢？“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民为作也。”为了撰写不朽巨著，司马迁毅然“隐忍苟活”，在天汉三年毫无畏俱地接受了腐刑。在他心中，只有完成此书“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毛泽东非常钦佩司马迁这种为事业、为理想与命运顽强拼搏的坚韧不拔精神。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其后，毛泽东多次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段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畏困难，不畏挫折，不为逆境所屈服，愈挫愈勇，有所作为。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引申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是对历史的借鉴和继承，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在撰述这部开山巨著的过程中，司马迁贯彻了“实录”原则。他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威振四海的霸业，不因陈涉起于陇亩而淡化其反秦首事的功勋，不因为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不因为刘邦是开国之君而讳言其无赖本色，不因吕后以女主临朝而抹煞其显赫政迹，不因文景之治而无视其内乱连患，不因汉武帝雄才大略而回避其贪功好事。对于权贵的狡诈逢迎，残忍贪婪，倾轧争斗，虽然予以揭发，即使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掩盖其心胸狭窄，过于自大，甚至滥杀俘虏的过失。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是对先秦史官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史德之高。《史记》已成为一部世界性的史学名著了。其英文、俄文、法文、德文节译本层出叠现，日本学者还精心编撰了《史记会注考证》。
毛泽东赞同和学习司马迁实地调查的作法，极为尊崇司马迁为了进步事业，不畏逆境敢于拼搏的精神。司马迁的风范和他的《史记》，影响了在他以后无数的国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引自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58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
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川大山，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
——摘自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见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68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生于古龙门（今山西河津），一说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受了“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解析】
毛泽东对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祟敬与学习，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司马迁20岁以后遍游名山大川，考察史迹，搜集史料，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对社会和历史增加认识，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对司马迁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非常赞赏，因此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作的《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他在1917年暑假，与好友萧子升作伴，以游学的方式，从长沙动身，遍游省内安化、宁乡、益阳、沅江等五县，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土人情，实现了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讲堂录》）的初衷。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之后，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戎马倥偬，仍然利用游击战争的闲暇时机，坚持做社会调查，写下了寻乌、兴国、长冈乡等数十万字的农村调查。全国解放以后，尽管日理万机，但他60%的时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了工农业的生产建设情况。1961年8月在庐山，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谈到自己的三个愿望：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写自己的一生，包括缺点、错误，让世人去评价。可见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写给他的朋友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讲述了他受刑的原因，受刑后痛苦的内心，支持他顽强生活下去的信念和追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感人泪下。信中说，他之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如果伏法受诛抗争圣上的戏弄，回击流俗的讪笑，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须知著述“草创未就”，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决不可就此轻生。况且那些留下传世之作的圣贤人物，哪个又没有经历过厄运呢？“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民为作也。”为了撰写不朽巨著，司马迁毅然“隐忍苟活”，在天汉三年毫无畏俱地接受了腐刑。在他心中，只有完成此书“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毛泽东非常钦佩司马迁这种为事业、为理想与命运顽强拼搏的坚韧不拔精神。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其后，毛泽东多次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段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畏困难，不畏挫折，不为逆境所屈服，愈挫愈勇，有所作为。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引申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是对历史的借鉴和继承，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在撰述这部开山巨著的过程中，司马迁贯彻了“实录”原则。他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威振四海的霸业，不因陈涉起于陇亩而淡化其反秦首事的功勋，不因为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不因为刘邦是开国之君而讳言其无赖本色，不因吕后以女主临朝而抹煞其显赫政迹，不因文景之治而无视其内乱连患，不因汉武帝雄才大略而回避其贪功好事。对于权贵的狡诈逢迎，残忍贪婪，倾轧争斗，虽然予以揭发，即使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掩盖其心胸狭窄，过于自大，甚至滥杀俘虏的过失。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是对先秦史官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史德之高。《史记》已成为一部世界性的史学名著了。其英文、俄文、法文、德文节译本层出叠现，日本学者还精心编撰了《史记会注考证》。
毛泽东赞同和学习司马迁实地调查的作法，极为尊崇司马迁为了进步事业，不畏逆境敢于拼搏的精神。司马迁的风范和他的《史记》，影响了在他以后无数的国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